政治抒情诗：双重话语下的嬗变、渊源与问题

政治抒情诗是一种诗歌样式，也是一种诗歌现象，更是一种文艺景观。作为一种诗歌样式，它以大众的名义对政治进行文艺评述和情感表达，既有辉煌成就，也有明显弊端；作为一种诗歌现象，它是主流意识形态的艺术话语，反映了时代征候，且在当代文坛绵延近半个世纪，至今余韵犹在；作为一种文艺景观，它介入当代中国政治文化，彰显了文学与政治错综复杂的关系。

政治抒情诗及其批评至少存在两条蜿蜒曲折的轨迹。首先是其跌宕起伏的命运变迁：“文革”前的盛极一时、“文革”后的寂寥冷清、21世纪以来的再度回暖。这种从“热”到“冷”再到“温”的变化，折射了现实历史与学术研究的双重动向，也使得中国当代文学丰满活跃。其次是学界对政治抒情诗的态度褒贬不一，存在较大分歧，且随着历史语境的推移，从最初的溢美推崇，到后来的有限认同，再到后来的诟病否定，直至理性多面平视，批评话语走向波动迂回。进而，从政治抒情诗及其批评中也延伸出政治与文学、普遍性与个人性、文艺定位与批评标准等一系列重要话题。由此，透过历史梳理回溯政治抒情诗的相关批评，观察其研究路径、学术生命力和文坛地位的变化，在历史的必然性中进行合理性反思，也就成了一项有意义的工作，这关涉当代诗歌如何面对历史、当下和未来的根本性问题。

政治抒情诗的两大特点是强烈的政治实用功能、高亢的情感艺术表达。徐迟在1958年曾作出概括：“热情澎湃的政治抒情诗是我们社会主义时代的喉舌。热情澎湃的政治抒情诗是最有力量的政治鼓动诗。”①之后的学者对政治抒情诗的描述也基本没有脱离其政治内涵与情感表达，即政治性与文学性两方面。在一定意义上，双重话语是政治抒情诗的存在根基，也正是政治性与文学性的交缠，给政治抒情诗带来了多舛的命运、多样的批评话语。

一、话语内涵与发展历程

从历史的角度观察政治抒情诗及其批评话语的嬗变，可以看出其脉络走向无一不与现实政治的变动轨迹相吻合。这不是巧合，而是政治对文学的“规定”的表现，政治抒情诗天生携带历史任务。1940年代，毛泽东《在延安文艺座谈会上的讲话》（以下简称《讲话》）已经明确了文艺的政治责任，“就是要使文艺很好地成为整个革命机器的一个组成部分，作为团结人民、教育人民、打击敌人、消灭敌人的有力的武器，帮助人民同心同德地和敌人作斗争”②。而在1949年7月召开的中华全国文学艺术工作者代表大会上，周扬在《新的人民的文艺》的报告中，更加细致地给作家发出了政治学习的指示：文艺工作者“首先必须学习政治，学习马列主义毛泽东思想与当前的各种基本政策”，“将政策作为他观察与描写生活的立场、方法和观点”①。中华人民共和国成立后很长一段时间内，当代文学是在领会、描述和执行政治要求，政治抒情诗尤其突出地表现了来自政治层面的意图和指示。程光炜认为，此时的诗歌“不仅成为文化调整政策的对象，更承担了在这一调整中歌唱和礼赞的使命。政治与文学的关系从没有如此密切过，文学也从没有如此得心应手地配合着政治的发展”②。从创作目的与现实意义来讲，政治规范和限制了抒情诗，抒情诗配合和体现了政治。

学术界对政治抒情诗中的政治性和文学性的理解是持续开拓的：关于政治性的理解经历了由小到大的扩展，关于文学性的理解则经历了由外而内的深入。首先是关于政治性的理解，在主流意识形态立场下，呈现为从即时性政治事件到人民性普泛化认同的趋势。1957年，郭小川出版了诗集《致青年公民》，其中第二辑标题即是“‘遵命’集”，“大多是为了某一政治事件写的，也可以说是‘遵’革命需要之‘命’的产物”③。冯牧在给《郭小川诗选》作序的时候也说过：“他几乎不放过在我们身边发生的一切重大事件。”④在一定意义上，早期政治抒情诗中的政治体现了政治权力的彼时话语和“阶级斗争洪流”⑤的现实情景。但“文革”结束后，意识形态的政治需求与审美艺术逻辑不可避免地产生矛盾时，诗歌“逐渐摒弃那种拘泥于‘事实’的甚至琐碎地罗列情节、记述过程的嗜好，而趋向于对认定的精神价值的播扬”⑥。诗人和学者开始致力于描述政治抒情诗中的人民性，比如白烨就认为贺敬之“以人民为描写对象、同人民一道感受生活、为人民抒怀”⑦。而这一话语源头仍旧来自政治层面：1979年，邓小平提出“我们的文艺属于人民”“人民是文艺工作者的母亲”⑧；2014年，习近平提倡“把人民作为文艺表现的主体，把人民作为文艺审美的鉴赏家和评判者，把为人民服务作为文艺工作者的天职”⑨。文艺工作者自觉呼应并转向，“抒人民之情，叙人民之事”⑩，“人民获得了新生，人民也获得了新的形象”11。文艺的人民性问题是马克思主义文艺的一个基本观点。马克思、列宁、李大钊、瞿秋白、鲁迅等人对此都有过论述，但不同历史阶段所指涉的“人民”显然居于不同的处境、身份及心境中。就中国而言，中华人民共和国成立前的“我爱农民，连他们身上的疮疤我也爱”12中的“人民”，是被剥削压迫、被同情的被统治阶级；中华人民共和国成立到“文革”时期的“人民”，是翻身做了主人但仍处于阶级斗争中的社会主义革命者；“文革”后的“人民”，是重心聚焦经济的社会主义建设者。当新中国的学者观察政治抒情诗时，其中的“人民”被认为展示了胜利者的姿态及革命和建设的激情，本质上也是宏大庄严的时代精神与民族国家的象征。政治抒情诗及其批评始终及时准确地领会并配合了政治层面对文艺的要求，为中国共产党领导的社会主义革命和社会主义建设提供了合理性论证。

关于政治抒情诗中的文学性或抒情性的理解，则是由“大我”到“小我”，直到“大”“小”结合，这体现了政治抒情诗深度的拓展。早期“抒情何为”不言自明，学界探讨的是“抒情如何为”，强调抒情要更好地为政治服务。1954年，诗人臧克家如此表述新诗的基本方向与任务：“那就是诗人如何深入热火朝天的斗争生活，彻底改造自己的思想情感，运用人民群众喜见乐闻的表现形式，唱出对新中国的伟大现实的动人的颂歌来。”①袁水拍甚至把个人情感视为新中国诗歌的敌人，“在社会主义时代里，个人主义对诗歌也是直接敌对的，是互相排斥的，是水火不相容的”②。这种对个人情感的排斥，确保了政治意志执行的纯粹和流畅，但文学的丰富复杂被遮蔽。之后，一些质疑与思考出现：“有不少抒情诗由于没有自己的独特的个性，没有真正的生活激情，没有诗人在诗中所倾吐的饱满的热情，而使得抒情诗成为某种自然景象的摄影，或者是成为某种概念的传声筒。”③最终，学界达成一致，认为政治抒情诗中的情感应该是“大情”与“小情”，即“共性”与“个性”的结合：“一方面，我们要求政治抒情诗中的‘情’带有很大的共性，即应该是广大人民群众所共有的或可能有的，另一方面，又要求政治抒情诗中的‘情’具有诗作者的独特的个性，即又应该是诗作所独有的，是诗作者对于一定政治事件的意义的独创性的发现。”④诗歌中的个人性被学者充分尊重、发掘，因为“在情感上对个体价值的依恋，对人的生活和情感的复杂性的尊重”，使政治抒情诗“具有了某种情感的丰富性”⑤。批评视野中，政治抒情诗情感高度的变化，带来了情感厚度的增加、质感的增强，同时也强化了批评的预示性和有效性。

除了对政治性和文学性的各自理解外，政治抒情诗中意识形态的政治维度与诗学的审美维度的聚合缠绕会形成怎样的张力，是无法回避且受到学界关注的一个重要问题。其可能产生的效果有：1.共生性相互促进的正面效果，政治给文学提供了现实庇护和保障，文学则增强了政治的教化功能和现实价值；2.对立性此消彼长的负面效果，政治作为定语规定了抒情的内容和性质，如果这种规定超出合理范围，政治性会对文学性造成遮蔽、损耗，使政治抒情诗变成诗性稀薄、灵气匮乏的“非诗”。学界尤其关注政治抒情诗中的这种非正常状况，因为这涉及诗歌存续的根本问题，“政治抒情诗的生命不在于对政治的亦步亦趋，诗过分依赖政治，行之必不久远”⑥。另外，对政治抒情诗中的文学与政治关系有一个认知的误区，“仿佛作品一跟政治有关便低了一等”⑦，似乎减少或者取缔了其中的政治元素，诗歌本性就能得到舒展。但应该清醒地认识到：首先，文学中的政治元素是不可避免的，洪子诚等人认为政治“对诗人有无法回避的影响、制约，诗同样可以表现现实人生中所包容的社会政治内容”⑧，尤其是政治抒情诗，“其抒情本身就是依靠政治来建立的”⑨。其次，政治性也不完全是负面的，政治元素可以增加诗歌的历史厚度、社会广度，产生巨大影响力，“符合时代需求，具有强大审美性的政治抒情诗是每一个时代都需要的，它反映了时代的灵魂和精神，表现了时代的主旋律”⑩。所以，取缔政治抒情诗中的“政治”，既不符合文学自身的实际情况，也容易令文学陷入自我的陷阱之中。处理好政治学与诗学的合理平衡关系，才能确保政治抒情诗的发展。

学术界对政治抒情诗的评价语调在不同年代有明显差异。20世纪50—70年代，当政治标准作为文艺评判的标杆时，立场正确、紧随时事的政治抒情诗理所当然收获的是正面评价。这一时期褒扬的声音高过质疑，很多学者对其不吝赞美。1960年，茅盾、谢冕对贺敬之的政治抒情诗从思想到文体大加赞扬，“在思想内容上，我们今天的抒情长诗比前人广博深远不知多少倍，而在诗的形式方面也大大突破了前人的规范”11，“诗人以宏伟的规模描写了我们党的斗争和历史，努力创造党的鲜明的形象”①。1979年，冯牧在为《郭小川诗选》所作序中高度赞扬郭小川的新辞赋体。当然，这期间也有一些反思质疑的声音，如1950年邹荻帆和1959年郭小川都用了“浮光掠影”来发出警示：邹说一些缺乏真实的诗歌是“浮光掠影地反复歌颂着”②，郭说自己写的是一些“浮光掠影”“淡而无味”的东西③。杨匡汉等人也认为，没有真挚的革命情感的诗“是没有灵魂、没有生命的诗”④。但这些言论的声调较弱。

“文革”结束后，党和国家把工作重心从阶级斗争转移到经济建设上，及时调整并实行了相对宽松的文艺政策。在坚持“二为”方针基础上，批评界关于文艺与政治关系的论争、文学主体性的讨论、“重写文学史”的倡导等，标志着文艺从属于政治、文艺必须为政治服务等观念的退场，政治与文学逐渐调适到合理的距离。此时的批评者格外重视作品的文学性，尤其强调“写得如何”。从1978年开始对政治抒情诗指摘的声浪逐渐增强。1979年，诗歌领域的权威刊物《诗刊》发表了《“政治抒情诗”名称小议》一文，出现了“没有政治抒情诗，只有政治口号诗”“虚情诗”之类的观点，甚至认为“‘政治抒情诗’的名称不仅在理论上容易造成混乱，而且在实践上容易把诗歌创作引向邪路”⑤，这样的指责不可谓不严厉。谢冕在著名的《在新的崛起面前》中坦言，“我们的新诗，60年来不是走着越来越宽的道路，而是走着越来越窄的道路”⑥，也包含着对政治抒情诗的深刻反思。这些密集的负面评价使政治抒情诗处于被贬斥的尴尬境地，其原本在文坛的重要地位开始动摇，政治抒情诗发展进入低潮期。

1990年代到21世纪初，市场经济的发展和消费文化的崛起导致多元价值观盛行，文学的关注视野从宏大的历史叙事转移到具体的日常叙事，非意识形态元素受到重视。这一时期的“人文精神大讨论”“新左派”“新自由主义”之类论争能够出现，意味着文学具有了极大的自主性。但文学获得了独立地位的同时，也迎来了被边缘化的命运，政治抒情诗在学界的关注度和在文坛的地位持续走低。举些鲜明的例子：1987年，谢冕、杨匡汉的《中国新诗萃（50—80年代）》中贺敬之、郭小川等人的政治抒情诗占有不少篇幅；1996年，谢冕、钱理群的《百年中国文学经典》中却没有纳入贺敬之的诗，郭小川的诗也并非政治抒情诗代表作；2002年，李杨的《50—70年代中国文学经典再解读》中也没有出现政治抒情诗的身影。尽管谢冕在2020年的《中国新诗总系》中又重新放入贺敬之的诗，但这种作品的“上”与“下”体现出的，正是政治抒情诗在消费文化时代的冷寂现状。在这种情况下，包括政治抒情诗在内的“红色经典”被冷静地予以重新检视，此时学界对政治抒情诗的态度有褒有贬，甚至出现对立观点。例如，谢冕、钱理群等人高度评价郭小川及其创作在中国诗歌史上的意义，认为其“具有更大的超越性”⑦，是最具代表性的“时代诗人”⑧；《诗刊》给郭小川的定位是“中国当代最杰出的诗人之一，也是半个世纪以来奠定政治抒情诗风、为当代中国书写诗史的文坛巨匠”⑨。与此相反，王富仁从作家心态角度出发，认为郭小川诗歌“是一个给自己制定了太高的人生目标而又感到自己无力实现的人的感伤，一个充满建功立业的雄心壮志又感到失去了一个建功立业的时代的人的感伤”⑩；此外还有“不合格的抒情”11，甚至“非驴非马的制作”12这样的观点。此时，除了从诗歌流派、诗美内涵、抒情方式、意象塑造、作家心态等方面分析政治抒情诗，学者们还从话语空间、消费文化等较新角度展开研究。多种理论方法和研究视野并存，纷繁复杂的审美格局下，政治抒情诗获得了多种面目和多重价值。

21世纪初，政治抒情诗研究有了回暖迹象。2004年，有学者断言：“政治抒情诗只能是政治生活高度集中时代的产物，尽管在这样的时代它确实风行一时，但作为诗，不可能有多长的生命力，在形式、语言和技巧方面也不可能给诗的发展提供什么新鲜的东西。”①但时代和形势的发展远超学者的预料，也就是从21世纪初开始，政治抒情诗研究重新焕发生机，尤以对诗人贺敬之的研究更具表征。2004年，恰逢贺敬之80寿辰，北京、深圳等地陆续举行了贺敬之创作研讨会。2005年，“贺敬之文学创作国际学术研讨会”在武汉举办，在北京举行纪念贺敬之文学创作65周年系列活动时，时任中宣部部长的刘云山高度评价贺敬之及其创作，说他是“杰出的文艺家”，他的《回延安》《放声歌唱》等政治抒情诗是“中国现当代文学史上当之无愧的经典之作，鼓舞和激励了一代又一代人”②。《人民日报》《光明日报》《文艺报》《文学评论》《诗刊》等对这些研讨会和活动予以重点报道，《文艺理论与批评》推出“贺敬之研究”专栏。2006年，《挥毫顶天写真诗——贺敬之文学创作国际学术研讨会论文集》出版；2008年，《贺敬之研究文选》座谈会专辑出版；《文艺理论与批评》于2014年第6期又推出“贺敬之诗歌研究”专栏。围绕贺敬之寿辰及其创作纪念的一系列活动，恰恰表明了政治抒情诗与政治的密切关系，但此时的学界更愿意把政治抒情诗放回历史现场，关注诗歌与政治话语、文学环境之间的关联，用宽容平和的目光审视和评价诗人及其创作，言辞激烈的抨击少了，温和公允的论调多了，尤其对政治抒情诗在那个时代的生产机制和意义架构表达了一定程度的认可。洪子诚、孟繁华认为：“不是作家们‘片面地认识文艺和政治的关系’，而是‘历史先在假设条件’决定了他们必须这样认识。”③古远清认为：“不能因噎废食，由此将政治抒情诗一笔勾销，或变相禁止它的存在。这正如田里长了许多稗子，不能在除草时干脆将稻子也一起拔掉。”④当然，这些带有辩解意味的观点并不意味着全盘肯定，政治抒情诗带有明显缺陷，但作为曾经长期居于重要位置的文学样式，中国当代文学不可能绕开政治抒情诗，对其一概否定显然不公允、不客观。