师道为人，学以为己

苏炜是出色的文学家（小说、散文、诗词皆有代表作）、书画家、音乐家，也是重要的学者、师者，诸艺皆得心应手、颇有成就。苏炜的长篇小说《迷谷》，“以怪力乱神之奇幻，续接《山海经》之神话，再现屈赋之南方雄奇浪漫。《迷谷》创造无与伦比的感觉及审美世界，作者集神话、历史及现实为一体，于天大地大中树立人之大，是难得一见的奇书与大书，其貌及状，有如在赤水及昆仑之间遗失的玄珠”，《迷谷》得遇天赋极高、语言能力极强的翻译家温侯廷，因翻译而被重新发现，“为中西文明之通，提供极佳的文本”①。《米调》《迷谷》《磨坊的故事》可视为苏炜书写历史的“三部曲”，另有《渡口，又一个早晨》《远行人》等小说，在美学境界、文体及叙事手法等方面，都达到很高的水准，经得起时间的考验。散文集《听大雪落满耶鲁》《耶鲁札记》《走进耶鲁》《独自面对》等，心怀温暖和光亮，始终持有至善的力量与眼界，对人与己皆有卓越的认知。苏炜为交响叙事合唱《岁月甘泉》作词，歌词五味杂陈，用情极深，几代人之青春记忆的复杂性，跃然纸上，个中悲天悯人之意，暗合前贤康有为的心声——“众香国土薫历劫，微尘世界逰诸天”（苏炜悬于自家厅堂的对联）。苏炜另创作有交响清唱剧《铁汉金钉》剧本，发掘被历史湮没的华工血泪史；旧体诗集《衮雪庐诗稿》，再续传统诗教之道；人物传记《天涯晚笛：听张充和讲故事》，亦可纳入长篇随笔的范畴，这些文字为历史留下珍贵史料。学术随笔集《西洋镜语：一个留学生的札记》，不拘于八股文体，常以寥寥数语，道出学问真知。另有若干文艺批评及随笔散见于《读书》《书屋》《书城》《万象》《文学评论》等海内外多种刊物，文章兼具美学及史学价值。

若以“六经注我”或“我注六经”戏解之，苏炜算得上是当代不多见的“游于艺”之士。偏偏这“游于艺”之人，又不执着各种名头，毫无“成圣”之心，更无占山为王之念。有学者曾疑惑，按苏炜的天分，继续写小说，或专事某一艺，会有更大的成就及影响——尽管苏炜已在不少领域去到“无人之境”。对此，苏炜的高徒温侯廷答曰：在苏炜眼中，世界上有趣的事情可太多了。温侯廷真解人也，这个回答，大概能很好地解释，苏炜有“游于艺”之能，有满腔的热情与天赋的才华，但无执着之世俗心（文章写出来，有时候就随写随丢，有些很重要的论题，点到为止，不迷恋长篇大论，经历极为丰富，阅人无数，但在文字上并不用到尽），要知道，赤子之心可比执着之心有趣得多。执着之心有诸多“不可一世”的小聪明，可得尽世俗好处，但赤子之心非有大智慧不可，比如存己修身与舍己为人的大智慧。以孔夫子为例，若无赤子之心，不可能懂得“不亦乐乎”之道。“人不知而不愠，不亦君子乎”，人若天天想尽办法“要人知”，执着于小道，哪里有什么“不亦乐乎”，想来想去，怕是只有“愠”，追来逐去，怕是只有“五色”“五音”“五味”“驰骋畋猎”及“难得之货”能满足斯人的胃口。赤子之心好比《红楼梦》里刻有文字的石头，那“昌明隆盛之邦，诗礼簪缨之族，花柳繁华地，温柔富贵乡”的红尘里虽有许多乐事，但若少了这块刻有文字的石头，则无趣得多。人心不“补”，世有诸相。世间若无赤子之心，则相当于贾宝玉的失玉（失魂落魄）。赤子之心是补地补人之材，它以“美中不足”之至慧境界，为断壁残垣留下些不可磨灭的光泽。“游于艺”，但又懂得适可而止，眼近深渊，又深知光亮与温暖的重要，这是另一种赤子之心。苏炜最看重的，也许不是什么文学家、音乐家、书画家等，而是其师者的身份。孟子曰：“君子有三乐，而王天下不与存焉”（《孟子·尽心上》），于苏炜而言，他至少得到了第三乐，“得天下英才而教育之”的“乐”。苏炜花了大量的笔墨谈师道与学记，有情怀有故事有方法，有趣味有智慧，微言见大义，堪称现代“师说”新语。这些基于“知行合一”的“师说”新语，既续接传统师道的精华，又为现代教育书写格外新鲜的学记，在当代文学史上，独树一帜。在需要重温韩愈“师说”、梁启超之教育趣味论的时代，在有必要追溯师道与学记之古今变迁的时代，这些“师说”新语有振聋发聩之功，其美学价值和思想远见值得重视。

一、“诲人不倦”：师者的乐乎之道

由古至今，教育确实是神圣而长久的事业，但教育有其复杂性及艰巨性，人生而平等，但天赋秉性不一，时代常治乱无序，这又使得师者并不能总是保持乐观的强大意志。难怪孔子会有朽木之斥。韩愈会发出嗟乎之叹：“师道之不传也久矣，欲人之无惑也难矣。古之圣人，其出人也远矣，犹且从师而问焉。今之众人，其下圣人也亦远矣，而耻学于师”（《师说》）。连朱子都承认教育之难，“教学者如扶醉人，扶得东来西又倒”（《近思录》）。梁启超倒是罕见的乐观主义者，他自称信仰的是趣味主义，“什么悲观咧，厌世咧，这种字面，我所用的字典里头，可以说完全没有。我所做的事情常常失败——严格的可以说，没有一件不失败——然而，我总是一面失败一面做作。因为，我不但在成功里头感觉趣味，就在失败里头也感觉趣味。我每天除了睡觉外，没有一分钟、一秒钟，不是积极的活动”①。梁启超主张趣味教育，他认为孔子特别过人之处就在于“学而不厌，诲人不倦”，并根据自己的经验，得出相应感受，“学不难，不厌却难；诲人不难，不倦却难”“人类活动的蒸汽在哪里呢？全在各人自己心理作用——对于自己所活动的对境感觉趣味。用积极的话来表他，便是‘乐’，用消极的话语来表他，便是‘不厌不倦’”②。诚哉斯言，要做到不厌不倦，非有积极之意志不可。“师道之不传”的风险，时不时会出现。历史上，时而师道昌隆，时而师道落魄，而今，随着人与手机的合而为一，人工智能进入世俗生活指日可待，人的主体性根基摇摇欲坠，教书育人所面临的挑战越来越大，如何做到“不骄不倦”，确实是师者需要认真对待的难题。要在师者群里寻找“不可救药”的乐观主义者，大概是很难的。践行者不少，迎难而上者不少，但知行合一、有情怀有行动有宏大理想的乐观主义者，是少之又少。读者大概能在苏炜的随笔散文里体会到这种久违的“诲人不倦”之道。“诲人”难，“不倦”是难上加难，身为师者，苏炜也算得上是“不可救药的乐观主义者”，他的“师说”新语，是不多见的、能与梁启超趣味教育之音遥相酬唱的浊世清音。苏炜视师道为安身立命之所，“作为漂泊海外的读书人，回到书本、回到专业，是摆脱这个‘正午的地狱’的唯一可行之道。在我自己，则是回到写作，回到母语中文，在自己熟悉的领域里开拓耕耘，才能找回自己的安身立命之本”③。苏炜能在师道安身立命且能“得天下英才而教育之”，是个人的大幸运，当然，所谓“运气是留给有准备的人”，这一俗语用在此处也通。有此大幸运，又能以无比澄静的心境和无比热情的心肠投入师道，苏炜距“不倦”之至乐境界不远矣。

从自身经历出发，苏炜多层次地书写了师者之“不倦”。

首先是身体的“不倦”。关于这一点，苏炜稍微动用了一点神秘浪漫的色彩。苏炜在自述耶鲁20年从教记时，写到自己的两个综合征（两朵“奇葩”）。一个是“开学失眠症候群”，20年来，但凡开学第一夜，“我就一定会经历这么一个辗转无眠、脑子过电影的通宵”，如新生一样兴奋失眠，原因如何？“因为和你们一样，苏老师，永远都是耶鲁校园的‘新鲜人’哪！”①几十年都能保持新鲜感（当然，不建议以失眠来保持新鲜感），身体的感受是最真切的，这种兴奋与激动，实与梁启超的趣味信仰有异曲同工之处，新鲜感除得力于个人性情及毅力之外，当得益于师者对师道的信守，当然，也得益于师道环境的优良。另一个是“全勤上岗”，小病小灾都“堆”到假期——很会挑时间，只要是上课，小病小灾全消失，比如过敏性鼻炎，一上讲台，喷嚏、“涕泪横流加昏头昏脑”全消失，“马上，鼻子归鼻子眼睛归眼睛的，喉头润泽，气管通畅，人五人六的，从孔孟老庄到鲁迅莫言，一切就全都顺当下来了”②，更神奇的是，一下课，回到办公室，喷嚏震天响的症状又来了，有过敏性鼻炎的人，对个中痛苦想必能感同身受。从经验的角度看，这也许是一种身体的“忘我”反应，站在讲台，身体的“自我”变得至简，能量与精气神最大限度地聚焦于教学，激情“忘我”的师者，多能体会这种身体理性的玄之又玄。这20年的“全勤上岗”，是“教书比天大”的理念所致，也与耶鲁建校以来极其重视本科教学有关。苏炜记述了耶鲁的这一传统，2011年初，美国东部遭遇暴风雪，得系主任通知，可以取消课程，苏炜有此“圣旨”，也就乐得停课改课，第二天才得知，年过60的孙康宜教授（东亚系最资深、唯一的中国文学讲座教授）为了不耽误正常上课，早已提前两天入住学校招待所，原来，“按课程表，昨天全校共有五十八门专业课要开，世纪大风雪中，其中五十门照常如期开讲；而敝人所任课程，正是那八门的停课之一”，五十门课的资深教授，多在课程前一两晚入住学校附近旅舍，有的甚至住在办公室，保证Professional的教学，此事让苏炜深深感受到耶鲁精神的强大，“全力聚焦本科生的教育，重视课堂教学，对教书有一种几近宗教的崇敬”，任何教授，“绝对不可以丢下学生去参与任何课程以外的活动”③。

其次是情感的“不倦”。深沉的情感，来自对母语的热爱与虔诚。远离故土，又因个人勤奋、个人悟性及机缘巧合，苏炜幸运地获得在耶鲁教中文的教职。这种与故土有距离的教学，反而使苏炜更懂得中文的精妙，与天下英才的交流，更为苏炜提供不同的视角以体会母语之“奇丽、奇艳和奇伟”。比如说从识字蒙学、读经据典等方面，甚至从翻译以及双语对比的角度，来重新体会每一个汉字之妙，“远离了故土却更加贴近了原乡故土，品味浅近的日常汉语却让你更加亲近、贴紧了自己美丽深邃的母语——调动起内心的美来教学，用内心的美来感受母语、品味中文，然后再用内心的美、中文之美感染学生，如是，每一个平凡的日子，都可以澄怀观道，都可以花雨满天”④。有了距离感，有了多语对照，再回到母语的教与学、读与写，感受大不一样。在母语环境里，“用出世的精神，做入世的事业”等话语，但凡是读书人都会背，但是，会背的人多，做到的人极少。苏炜自己可能也想不到，这样的话语会在异域落地开花，有些学生参透了这句话，在行动上落到实处。中文母语让苏炜拥有澄怀之心，师道让苏炜有安居之所，在立命之余，又能得超越之境。

身体及情感的不倦，归结起来，是对人的不倦，对无论是上知还是下愚的不倦。不用说，耶鲁的学生是万里挑一，但要老师以“诲人不倦”之态面对每一个学生，估计也是难的，学生也是人，人的复杂度有时候远超教育的把握能力，耶鲁的学生当然也不例外。对人的“不倦”，是现代社会奇缺的性情、见识及能力。它不是简单的情商高，而是对美好人事的珍重、怜惜与感恩，深沉的情感后面，有卓越的见识和非凡的定力。人类文明的进步，很大程度是由日常生活的平常幸福来维系的，而不是由激烈的仇恨、无尽的怨恨来维系的。苏炜一定见识过最恶之恶，也见识过最善之善。从《“人生紧要处”的引路人》《大个子叔叔》《蓝手》《书箱渡海》《胶杯猪肉》《对着大山读书》《队长的眉头》《班长的身手》《巴灶山的蛇神》《那一个早晨我被挂在树上》等篇目的省略意味看，其经历虽然可以让读者想象时代之恶，但苏炜显然无意以此反复地消耗生命。更让读者记忆深刻的是，苏炜笔下的那些心怀大善之人，比如不远千里奔赴海南促成苏炜被“破格录取”的中山大学金钦俊教授、黑暗中叮嘱苏炜任何时候都不要放弃的大个子叔叔、为苏炜“护驾”两箱书登船渡海的阮镜清与陈伟强、邻家长辈（秦牧）、苏炜的忘年交张充和先生、苏炜的命中贵人孙康宜教授等，这些充满善意又有智慧的前辈、恩师、同道中人、绝境中偶遇的贵人等，常常在关键时刻力挽狂澜，改善一方人文水土，善意和善智，最值得人间珍惜。也许正是这些珍贵的人事际遇，使苏炜深刻领悟到至善对人的世界的重要性，在黑暗与光亮之间，苏炜选择的是光亮。

对人的“不倦”，说到底，是一个伦理与智慧层面的选择。这种选择，首先来自作者对文字的深刻领悟。文字对于人类世界，本来就是一道光亮，这光亮足够照亮蒙昧的世界。这一点，可能是现代人很难明白的道理，现代人通常只看到每一个字的权利，而很难看到文字来到世界的使命。相对而言，古代人对书面语是审慎的，现代人对书面语的运用是随意任性的。各式创世神话，大多只是告诉世人，鸿蒙之初的混沌状态，需要人力之外的力量来破开，关于文字，神话多以非常修辞的方式暗示世人，文字与神秘的力量同在，文字对混沌初开有大功劳。假如我们愿意回到文字的源流，其实也不难发现，文字的神圣性与人的神圣性本该是同在的。苏炜深悟文字对人的意义，所以他会发自内心地感慨这种幸运，“曾经走过早熟而孤独的童年，曾经坠入过弥天黑暗与漫漫长夜，也曾经被陌路感、零余感、荒芜感填满成长道路上的每一个转折沟壑、每一颗拦路石子的缝隙……首先是因为，文字—文学，汉字—母语，成为我跌宕生命中第一道自救的光亮，也成为臂助我半世人渡过各种挫折、危机、难关的永恒的光亮。文学，把我锻造成一个追光人”“正是文字之光，劈开了鸿蒙，廓清了混沌，掰裂了暗晦，照亮了微尘”①。文字之光，当然也能“看见”黑暗与罪恶，但若沉湎于此，也许就忘记了文字的原初使命，文字是世界的光，文字的使命应该是与文明的进步同在的。要知道，善有教化的功能，恶同样有“教学”的功能，在现实生活中，向善比行恶要难得多了（这一点，荀子比孟子看得更清楚，他深知争斗之心与声色之欲对人世之害），以文字为生的文学，对文字之原善的认知，远远不够。也许有文友认为苏炜的文字不够“狠”“酷”，因而也不够吸引眼球。殊不知，苏炜对文字之原善的理解实在通透，“不必讳言：为人之道与为文之道，我始终喜欢自己的心中‘有火’与笔底‘有亮’。人生长路，心中有火，就不会被雪怒霜欺所冻僵；文学长程，笔带光亮，骄阴黑霾就将无法将你吞噬。存真气，秉烛行，少极端，循平常”②，敬畏仓颉造字等传说的伟大，不美化现实不回避历史，以修辞之法隐去至暗人心，书写有度，这是更有智慧的伦理选择与更高的审美境界。对文字原善的领悟，也就是对人性的领悟与选择。行师道，需要师者心中“有火”“有亮”，否则，师者很容易被恐惧、厌倦等情绪裹挟，止步于“诲人”，难达“不倦”。“不倦”本质上是一种“乐”，对人的“不倦”，在师道这里，无善不能及乐。“诲人”需要原善，就如苏炜所讲的，教书育人，即便是在“大学校园里显得如此‘人微言轻’的语言教学职位上，其实也是性命攸关的——关涉到每一个年轻生命的走向，人生的色泽与光彩啊！”①那么，如何企及真正的“乐乎”呢？那又与文字之光有关系，文字点亮了这种“不倦”。“有什么乐土，比能让自己的母语在异国的职业疆域里尽情驰骋，是更大的人间乐土呢？”②师道固然是职业之选，“诲人”之路上大概也有许多不为人知的“绝处逢生”及勇往直前，但归根到底，还是文字之光点燃了苏炜的“乐乎之道”。诸位先哲的“师说”，早已为师道预设乐乎之道。孟子高度重视师者的作用，视“得天下英才而教育之”为人生第三乐，称“天降下民，作之君，作之师”（《孟子·梁惠王》）、“是王者师也”（《孟子·滕文公》），将君师相提并论，实际上也是将君师分而论之。荀子把师者的地位提得更高，他的“礼本说”谈到礼之三本，他视天地为生之本、先祖为类之本、君师为治之本，三者皆不可偏废，“故礼上事天，下事地，尊先祖而隆君师，是礼之三本也”（《荀子·礼论》）。这些基于生命成长常识出发的师说（人活一世，谁能无师自通呢，夫子亦从周公，墨子亦强调师徒），为师道的合法性、连续性与超越性，提供了几乎不可能更改的原道式理论预设。有此原道，师道才有可能立于天地不惧君道，有了不惧，才有可能不倦，孟子所说的第三乐才有可能实现。先哲所立的师道，是“诲人不倦”的前提，有此前提，师道才有可能抵达至乐，才有超越朝代、国别之限。我想，苏炜也一定是深知历史性与超越性对师道的意义，所以，他才会领悟到谦卑与责任对师者的意义，也深知“不惧”对师道的意义，太平时代，不需要师者不顾个人安危舍身殉道，但还需要不计个人得失的勇气。苏炜的语言课程，一直在耶鲁维持着他的“火”，他的书法课亦然，“都知道语言教师在大学里‘人微言轻’，但我从来不敢轻慢自己的工作。在这片容闳、詹天佑、林徽因踏过的土地上，在这个卫三畏、赵元任、黄伯飞、赵浩生以及郑愁予站过的讲台上，我学会了谦卑”“也许你并不自觉，自己其实同样是站在历史的队列里；历史，就在校园的某个转角处，与你交会，颜色照人”③。