新文明　新风尚　新形象

数十年以后之中国，必有合泰西各国学术思想于一炉而冶之，以造成我国特别之新文明，以照耀天壤之一日。（梁启超：《论中国学术思想变迁之大势》，《梁启超全集》第3卷，第602页，北京，北京出版社，1999。）

——梁启超

布罗代尔主张用地理结构来观察人类的文明历程，在此可以借用他的“长时段”史观来考察“新南方写作”：“近时段”看是中国40多年改革开放的产物，“中时段”看是晚清中国近代化的历史回声，“远时段”看则是地理大发现以来全球化的结果。新南方写作既指向地域，也指向“脱域”，（吉登斯在《现代性的后果》中提出，“脱域”指随着人在空间中的流动，社会行动从彼此互动的地域性关联中提取出来，并跨越时空进行重组。“脱域”和断裂说都是从长时段勘探现代运动的后果中总结出来的。）同时呼应了大湾区发展规划，激活了打工文学、底层文学和都市文学所探讨的中国问题，乃至整个民族“走出鸦片战争阴影”的文学果实。

一、新时代呼唤新文明

南北分界本是个地理问题，威利·勃兰特曾以北纬30度线为界将国家（主要是北半球的）划分为发达的北方国家和欠发达的南方国家。结合大历史趋势，我们会发现发达和欠发达对应的是不同的生活方式、文明程度与价值观。一言以蔽之，是现代造成的分野。

“新南方写作”的命名包含着不同的辩证：一是新与旧、现代与传统的辩证，二是南方和北方的辩证。这两种讨论都由来已久且变动不居，牵涉的问题广阔而复杂，正如刘勰在《文心雕龙》物色篇中所说：“若乃山林皋壤，实文思之奥府。略语则阙，详说则繁。”（刘勰：《物色第四十六》，《文心雕龙注》，第694—695页，范文澜注，北京，人民文学出版社，1962。）我国幅员辽阔，南北差异十分明显，相关著述汗牛充栋。20世纪初，梁启超、王国维、刘师培、周氏兄弟等均结合历史发展趋势和地理特点谈到中国文化的南北差异。梁启超在《中国地理大势论》中所命名的“北人气概”与“南人情怀”被学界广泛引用。鲁迅曾参与京派与海派之争，并在杂文《北人与南人》中指出：“北人的卑视南人，已经是一种传统。这也并非因为风俗习惯的不同，我想，那大原因，是在历来的侵入者多从北方来，先征服中国之北部，又携了北人南征，所以南人在北人的眼中，也是被征服者。”（鲁迅：《北人与南人》，《鲁迅全集》第5卷，第456页，北京，人民文学出版社，2005。）值得一提的是，无论是鲁迅谈的南方还是美国汉学家费正清名之为“沿海模式”都是模糊的，包括江南、东南沿海一带。根深蒂固的农耕文明和历史实情决定了中国的南北问题蕴含着权力等级差异。

纵观人类文明史，人类生活水平受气象、水文等自然地理条件的制约。历史上较早出现的是游牧文明，人类逐水草而居，主要靠狩猎和采集为生，由中原的黄河流域不断移到长江流域，同时也培养了一种中心心态。随着生产力的不断提高，人类驯化家禽，种植作物，然后定居下来，这是非常重大的历史进步。地理学家赵松乔提出我国北部有一条“四百毫米降雨量分界线”，这条“农牧交错带”正是修建万里长城的依据。自然地理结构便于我们理解“乡土中国”的“超稳定结构”。日本学者和辻哲郎的《风土》、美国学者段义孚的《空间与地方》等著作揭示了地形、地貌、季风、降水等自然条件对人类生活方式的深层影响。“恋地情结”非常深入地从经验层面阐释了人类对居住地的情感连接。人文地理的发展提醒我们地理并非单纯的物质力量，人类活动同样会塑造地理环境，人、地的互动促进文学地理学的发展。农业文明主导下，一切价值观乃至文学的标准都受此评判，如后羿射日、精卫填海、铁杵磨成针等传说典故，桃花源、晴耕雨读的梦想、安得广厦千万间的忧患意识等都为此服务。土地至上的时代，秦川八百里的中原一带是财富的聚集地，也是政权中心。尽管《汉书》记载汉武帝时期就已委派大型船队从广州出海，但当时商业处于自发状态，农业的核心地位无法撼动，重农抑商的心态由来已久，整个儒家文化倡导与土地的稳定性匹配的社会秩序。“岭南”这个命名暴露了地域劣势，陆路交通以马车、牛车为主，山岭是阻碍的意象。“愚公移山”成为决心的代名词。山脉阻隔，广东的三大方言都以难懂著称，甚至被贬为“鸟语”。中原遥遥，岭南闭塞荒芜无优长，是韩愈、苏轼等逐客的流放之所。当然流放客观上亦促进了南北文化的交融。

船舶技术与相关科学的发展让大规模海航兴盛，“地理大发现”更新了大家对全球的认知。欧洲率先占领海外市场，经工业革命和思想启蒙运动实现现代转型，全球的联系日渐频繁。南方的地缘优势逐步彰显。1757年，广州成为清政府指定的唯一合法通商口岸，从事贸易时外国人可以住在十三行一带，其余时间则需住在澳门，以珠江入海口—澳门—广州一带自然形成的湾区成为西方船舶来到中国的第一站，成为早期全球化沟通东西的要塞，盛况堪与伦敦媲美。早在1905年，梁启超发表《世界史上广东之位置》一文就指出“就国史上观察广东，则鸡肋而已”。（②（③ 梁启超：《世界史上广东之位置》，《梁启超全集》第6卷，第1683、1691、1692页，北京，北京出版社，1999。）“观世界史之方面，考各民族竞争交通之大势，则全球最重要之地点仅十数，而广东与居一焉，斯亦奇也。”②“广东人于地理上受此天然优胜之感化，其剽悍活泼进取冒险之性质，于中国民族中，稍现一特色焉。其与内地交通，尚不如与海外交通之便。故其人对内竞争力甚薄，而对外竞争力差强。”③当时，珠江口岸外贸繁盛，显示了族群、生活方式的多样性，以及东西文化的差异与吸引力。商贸方面遵循“广州体制”，广州被翻译为Canton，美国的很多个州、澳大利亚和英国的城镇命名中仍保留着Canton的字样。日本最早使用的中文手册是用粤语编写的。程美宝的《遇见黄东：18—19世纪珠江口的小人物和大世界》以颇具质感的方式详细讲述小人物黄东的跨国生活，呈现广东在早期全球化过程中所起的作用，丰富的生活细节展示出大历史与小人物的连接。商品交换伴随着知识交换、观念和价值互融。货物的全球旅行史背后伴随着价值的博弈和意义的交流。大湾区的历史见证了中西文明的相遇，西方商人早先是从珠江口登陆中国；海外华工、留学生也是从这里漂洋过海而去。长久的通商外贸经验培育了南方独特的城市文化气质，商业的本质是交换、协商、互通，以求共赢、变通、洽谈与妥协，这也形成了大湾区的文化气质。南方的城市建设、建筑、博物馆、民俗、方言等都保留着中西文化交融的特点，开平的碉楼群成为世界文化遗产，汕头小公园一带的建筑有着显著的南洋风格，侨批文物馆见证了本土与海外游子的互动。碉楼、侨批等也成为“新南方写作”重要的叙事对象。

王赓武指出，当今我们习惯谈论东西之分，而忽略更为根本的南北之分。南北实指不同的经济基础和生活方式：北方主要以土地为生，与之匹配的是内向而封闭的乡土文明；而南方面对着蔚蓝的大海，以海上丝绸之路与南洋和西方海岸进行商贸往来，尊崇商业文明。作为一个拥有五湖四海的大国，漫长的海岸线曾经在前现代时期确保“乡土中国”东南面的安全，可是，鸦片战争打破了这种确定性。海寇的到来改写了中华民族的历史，被动的近代化进程开启了。不稳定的海洋与稳定的陆地交锋，工商业文明与农耕文明大规模碰撞，其悲惨境况在《虾球传》等作品中得到表达。近代四面楚歌的处境催生各种救国救民的方案，“师夷长技以制夷”是其中的一种主调。受进化论和线性历史观的影响，晚清一代学者基于晚清的困局将现代性想象为线性的单行道，将中西两种不同文明的空间关系转化成时间关系，古老的东方大国被叙述为“少年中国”，意味着后发现代性向原发现代性学习。历史不是书斋里封闭的算法，而是基本国情与文化传统多种合力的结果。孙歌在《作为方法的日本》中指出：“西方现代的文化焦虑来源于对自身文化缺陷的反省，而东方的文化紧张却根源于对能否在历史中确定自身文化位置的担忧。近代以来，一切概念都来自西方，东方在世界史中的位置也是由西方确定的。”（孙歌：《作为方法的日本》，《读书》1995年第3期。）的确，全球的现代化进程是对历史危机的应激，后发的现代性国家从与原发现代性国家的交往中汲取变革的动力，殖民地在从宗主国统治下解放出来的同时，亦从中吸收了一些现代经验，如启蒙思想、管理模式、科技创新等。中国的“现代”从南方开始，无论是被动的鸦片战争，还是主动的改革开放，都与广州（围绕珠江入海口的大湾区）这个悠长的中西通商口岸密切相关，新南方写作的部分意义植根于黄色的农业文明与蓝色的海洋文明的遇合、交融与再造。

文学是时代的反映，同时参与人类的生活，为历史发展提供思想资源。某种意义上说，文学的经典化与后世的精神呼应程度密切相关。《鲁滨孙漂流记》能成为享誉全球的文学经典，与英国在全球范围内展开殖民活动以及英语的强势辐射分不开。萨义德在《东方学》中指出鲁滨孙这个形象是宗主国在向全球殖民地输出意识形态。卡尔维诺则认为《鲁滨孙漂流记》是“一部颂扬商业和工业品德的圣经，一部赞美自食其力的史诗”，“颂扬人类坚忍不拔地与物质斗争”，他认为笛福在叙事中确认了一种崭新的价值，即让自我经受考验而不必纠缠于所做事情的大小与成败。（〔意大利〕伊塔洛·卡尔维诺：《〈鲁滨孙漂流记〉：商业品德的日志》，《为什么读经典》，第113—114页，黄灿然、李桂蜜译，南京，译林出版社，2006。）的确，鲁滨孙所包孕的开创精神和生存智慧为殖民者提供了冒险的精神资源，鼓励他们去面对未知，追逐远方，开拓新世界。殖民活动又进一步让鲁滨孙精神在陌生的异域声名远播。农业文明和商业文明需要不同的精神滋养，农业文明肯定的是勤劳、勇敢和隐忍，崇信“种瓜得瓜种豆得豆”“一分耕耘一分收获”，崇尚愚公移山、铁杵磨成针；商业文明呼唤冒险、创新与博梦，鼓励对“诗与远方”的大胆追逐，鼓励时代的弄潮儿异想天开、乘风破浪。今天，智能文明不仅需要天马行空的想象力，亦需要与理性指导的实践相匹配，创意、创新、创造成为新时代的总号令。

二、南方风尚：粤语歌曲、美食、每个人的梦

新南方写作是一个超越传统地域、地理空间而书写新文明的动态历史过程，其内涵在不断扩容。林岗在《广东文学通史》的序言中勾勒广东文学的历史轨迹，以“八面来风，异军突起”来形容其特殊气质。这风，是融合了传统和西方的时代之风。根据程美宝的研究：“西关音”是自18世纪伊始商人聚居一带所流行的粤语口音，辐射至香港、澳门、上海和世界各地粤语社群的“城市之声”。由于商贾富庶，所以他们的女儿被尊为“西关小姐”。我想“西关音”的魅力约等于我在青春期时听到叶丽仪演唱“浪奔，浪流”（《上海滩》插曲，粤语版）时所引起的周身血涌。20世纪八九十年代粤语歌曲、影视剧在全国独领风骚。在我读中学的时候，故乡小县城的十字路口终日飘荡着激动人心的“浪奔，浪流”，尽管我们一句真正的粤语也不会讲，但唱得神似。夜幕降临，大街小巷就会响起《陈真》《霍元甲》之类武侠连续剧中的打斗声，主题曲也被反复模仿，各种走调的唱法从街头传到巷尾。牛仔裤、喇叭裤、武侠小说和电视连续剧、粤语金曲、通俗爱情电影……都是抹不去的记忆。1991年，广州电视台播出《外来妹》，轰动四方，6位广东打工妹的追梦故事几乎创造了地方电视台的最高收视率，演唱主题曲的杨钰莹也凭着《我不想说》成为最受大众喜爱的歌手。成功可以复制，梦想唾手可得。这些八九十年代风靡一时的流行符号成为我们青春时代的“诗与远方”，召唤我们“脱域”。

1992年，18岁的我在命运的志愿书上写下了“中山大学”4个字，开启了我的南方生活。追溯人生动机，尽是一些凡俗的琐事。当时懵懂的我并没有意识到个人渺小的人生与大历史意外地叠合，30年前的大学志愿已与今天的“新南方写作”暗通款曲。魏微的《烟霞里》出版后，我几次被问到主角田庄是否以我为原型，我的几个学生一看书名就一口断定写的就是我。其实我不过是提供了一些细节，如为什么选中山大学，当时的录取情况，以及20世纪90年代广州的气氛、校园生活等细节。小说家总是将自己亲历和感知到的全部经验一起投入虚构的熔炉，从中提炼更具历史方向的情节。魏微的志向很大，她渴望以侧面强攻的方式谱写改革开放的时代全景图。田庄虽然早逝，但也在广州尽责尽职地干着一个青年学者应该干的事情，其代表作《梁启超和他的时代》在某种程度上抓住了开放的精神根源。无论梁启超具体的思想观点是否正确，他代表了时代进步的方向，他的思考、他的态度，甚至他的为人，在今天依然对后学者具有深深的启迪作用。在讨论“新南方写作”的过程中，梁启超由一位活在历史中的维新派干将恢复为一个有血有肉的南方人，他的神思凝聚在国家的现代性追求中，也凝聚在大湾区这片边缘的热土中。今天，我们依然吹着他吹过的海风，依然追寻着他的追寻，南方大地上接连发生的故事多多少少都能蜿蜒地通向他。