文学批评标准中国范式之刍议

文学批评的内涵是批评者基于个人的前经验对文本进行体验性理解，基于自身的理论素养，对文本中的价值、意义进行识别和判断的过程。它作为运动性美学活动和批判性反思活动，对文艺创作具有指引和疏导的作用。在整体的文学评价体系中，中国文学批评标准有其独特范式，同时也处于有待建立和完善的重要阶段。

文学批评的中国范式首先是具有鲜明中国特色。长期以来，西方文艺理论占据着现代文艺理论研究与文学批评的主导地位。相比之下，中国古代文艺理论和现当代文艺理论思想略显黯淡。因此，在当下以西方文艺理论为代表的他者视野参照下，构建和完善文学批评标准的中国范式，旨在跳出拾人牙慧的窘境，彰显文学批评标准的中国特色和中国经验。文学批评的中国范式根植于中国文化发展脉络，连通传统与未来、价值与话语。因此，新时代建构文学批评标准的中国范式既要“守正”，又要“创新”；既要依托于丰厚底蕴的文化传承，又要聚焦时代诉求，对现实做出回应。也就是说，建构文学批评标准的中国范式要在既有范式之上创造性地生成转化，同时更要对社会变革与时代关切做出积极响应，回答文学的中国之问、世界之问、人民之问和时代之问。

从文学批评与文艺理论的关系上来看，一方面，文学批评依附于既有文艺理论资源，文艺批评理论为文学批评者提供可信赖的解剖工具与理论资源；另一方面，文学批评是抽象性的文艺理论思想形成的前阶段。在文学批评的具象行为中，批评者面对的是具体文本，具体文学现象。这些客体作为文学批评需要审视的文学现状而存在。但是，这些文学现状绝非静止的或平面的，它们始终处于同周遭的联系中，并在其中发展变化，以之为批评对象的执行标准也处于变化中。这样来看，文学批评标准的范式建构就具有潜在的可塑性与延展性。

一、文学批评标准的继承与发展

文学批评标准的中国范式这座大厦绝非平地而起，一日建成。它的架构既要依托于丰厚的传统资源，实现既有范式基础之上的“守正”，也要适应新时代的变革要求，在时代的叩问中有所“创新”，在批评实践中质疑与反思自身，从而架构起经得住时间检验的理论大厦。当代中国的文学批评标准是在古今中西的文艺理论交流碰撞中产生的，批评在交流与碰撞的过程中生产出新的质素，以文学批评的独特建构打破旧有的严格而分裂的批评壁垒。由此可见，既有的已形成知识性、观念性的批评模式，在对自身的质疑与反思中，以及相互之间的辩难与沟通中实现新生，是形成文学批评标准中国范式的关键一步。

今天，我们能用古代的文学观念评判现当代文学作品，一定是因为这些文学观念经历了历史长河的滋养，其中的理论内核切中肯綮。所谓“千举万变，其道一也”，“一”在此处指文化传承，它包含诸多已经被知识化、概念化的观念，甚或可以作为公式归属于“传统的范式”。虽然时代在变，时代催生的新思想、新理念也在影响和改变文学批评的标准与尺度，但这种改变并非颠覆式的文学批评标准革命，而是文学评判标准适应时代和社会发展的结果。文学批评标准的偏离始终会囿于一定的评价标准，而不会把整个内在的、隐秘的文化传承偏离掉。文学批评标准也映现出批评家先验的主观意志。比如，中国传统的文学批评标准——“思无邪”“诗缘情而绮靡，赋体物而浏亮”“文以载道”“言不尽意”“文以气为主”等——都渗入了中华优秀传统文化的精魂。这也是当下建构文学批评标准范式所必须吸收、借鉴的理论资源。中国古代传统的、先验的文学批评标准范例是无数中国人智慧的结晶，延续至今，仍然焕发着勃勃生机，广泛而深入地影响着当代文学批评标准。

以“文以载道”这一文学批评标准在中国的传承为例。“文以载道”作为一种文学批评标准由来已久，虽最初由韩愈提出，但其思想萌芽却可以追溯到儒家传统。其一经提出，便在中国古代文学批评中长期占据主导地位，并在“五四”、新时期与新时代得到不同程度的延续与传承。新文化运动先驱者主张彻底否定传统文学批评乃至整个古代文学理论，尝试通过对于西方理论的全面借鉴凸显中国文学理论的现代性意义，其中对“文以载道”的批判尤为激烈。周作人的“美文”“人的文学”、林语堂的“性灵的文学”、徐志摩等人对艺术纯粹美的追求，似乎都在反拨着传统文论。但值得注意的是，这些先驱者们深受传统文化的熏染，如其对艺术美的追求，其源头不仅仅来自西方的唯美主义，也有《文心雕龙》《二十四诗品》等论著的光辉闪烁；又如周作人、林语堂等人对美文、小品文和“性灵文学”的崇尚，其源头亦可追溯至晚明公安派。与之相似的是，“为人生”的艺术观点无疑也是“文以载道”的现代延续。只不过，此时“道”经由现代批评家的扩充，生发出了诸如民族救亡图存、启蒙等新内涵。中华优秀传统文化的优秀因子内化于文学批评之中，成为中国现代文论的传统根基。

经过五四新文化运动的洗礼，毛泽东对待传统文化的态度更符合中国实际。他将文艺的人民性、革命性与功用性放在突出位置，对传统文化则主张批判继承，古为今用，实现“文艺为政治服务”的目的，化解民族危机，提振民族信心。这种文艺思想在延续“文以载道”的基础上，生发出人民性、政治性和革命性的内涵。因此，在革命文艺中，“我们的问题基本是一个为群众的问题和一个如何为群众的问题”。（毛泽东：《毛泽东选集》第3卷，第1031页，北京，人民出版社，1991。）与此同时，人民的文艺也要切合革命的形式，并要创造出各路典型人物，以推进人民对历史和自身的认识。而后，“文以载道”在延安时期产生了新变，人民性与革命性作为新的内涵被注入其中，并影响至今。这不仅显示出毛泽东文学批评标准对中国古代文学批评标准的传承，也昭示出文学批评标准的生产性和时代性特点。

沿袭着马克思主义文学批评标准和毛泽东思想，邓小平提出文艺的核心内涵是“文艺为社会主义服务”。这是处理社会和文艺关系、历史与艺术关系、审美属性和特殊规律的重要依据。（见陆贵山：《文艺理论与文艺批评》，第308页，北京，作家出版社，2010。）这也切合当时经济建设的中心导向、四个现代化、振兴中华的根本任务，对转型中的中国及其文艺创作发挥了指导和引领作用。它同样强调文学批评的思想性，是“文以载道”的另一种生发和延伸。

新时期以来，习近平总书记创造性地提出“历史的、人民的、艺术的、美学的观点评判和鉴赏作品”这一批评标准，这是马克思主义中国化在文艺上的具体体现。与此同时，习近平总书记也沿用了中国古代文学批评标准，为当下的“文以载道”赋予了全新的时代内涵，拓宽了“文以载道”的边界，如“站在中华民族五千年文明史和人类社会发展史的高度，站在中华民族伟大复兴历史伟业的高度，站在党的百年奋斗历程的高度”这样的要求。（习近平：《展示中国文艺新气象，铸就中华文化新辉煌》，《习近平谈治国理政》第4卷，第321页，北京，外文出版社，2022。）从“文以载道”内涵的演变可知，进入新时期以后，文学批评的立场、观点、话语延续了中国传统文论，批评标准具有传承性。由此可见，“历史对于我们来说，它既是丰富的资源，又是一面镜子”。（杜书瀛：《新时期文艺学前沿扫描》，第227页，北京，中国社会科学出版社，2012。）因此，文学批评标准中国范式的建立就需要回到历史中去，其研究要合乎历史发展规律，并以“时运交移，质文代变”的意识和手段，继承和发扬传统文学批评标准，并进行新的总结和归纳。

继承性是文学批评标准固有的、维护根基的一个方面，而发展是它能动而不断革新的另一面，是对当前实际情况的反馈。在中国，新理论范式的建立是对新时代“讲好中国故事”的回应，同时也是对西方理论界提出的“理论已死”和“阐释焦虑”的回答。旧有的文学批评标准所关联的文学世界与今天虽大相径庭，但经历了批判与延续之后，那些已经被知识化的观念和范式被注入新质素，以应对文学发展的新问题。新的文学批评标准就是在批判继承旧有的文学批评标准基础上，面向新时代而产生的。正是文学批评标准的生产性使得文学批评标准能够在历时性的继承与发展中，呈现出多样的可能性与革新性，推进文学批评理论的创造性转化与批评实践的深化。由此，文学批评标准之树得以在传承与创新中常青。

文学批评标准的生产性与传承性相互生发，相辅相成。文学批评标准的传承性与生产性的关系类似于罗兰·巴特说的“可写性文本”。文学批评标准内部充满了不确定性与可能性。文学批评标准在传承性之下，不断生产出多种不同的编码模式，赋予同一文学批评标准不同的内涵，但其生成均是在传承基础上发展而来，并非任意而为。文学批评标准的生产性以传承性为基础，并在新的社会条件与文化背景之下进行调整。传承性是通过继承实现对旧有批评标准的扬弃，生成性是对原有文学批评标准的创造性转化。特定的时代会产生与众不同的文学批评标准。这些标准所关联的文学世界与现实世界，无疑会在时间的尺度之内成为历史性范畴，而新时代文学批评标准范式的生成与建构也将由此而生。

由此可以发现，历史始终推动也制约着文学发展。文学批评标准因此在内部形成了一股特殊张力，其始终保证着文学理论建构框架的传承性。文学批评标准范式并不是固定不变的，它在外因和内因的综合作用之下发生变动，并且处于不停的生产与变化之中。批评标准范式的传承性与生产性相互勾连，不断开辟新的理论模式与理论场域，以拓宽文学批评标准的视野。

二、文学批评标准的一元与多样

文学批评的一元体现在批评标准的范式运行上，它是从事文学批评成员的共构与共循。一元是将批评标准付诸实践时，聚焦时代社会发展和文学基本理论本身，凸显相应具有历史性与规约性的价值判断和意识形态趋向。“人民生活中本来存在着文学艺术原料的矿藏，这是自然形态的东西，是粗糙的东西，但也是最生动、最丰富、最基本的东西；在这点上说，它们使一切文学艺术相形见绌，它们是一切文学艺术的取之不尽、用之不竭的唯一的源泉。”（毛泽东：《在延安文艺座谈会上的讲话》，《毛泽东选集》第3卷，第817页，北京，人民出版社，1964。）毛泽东此论延伸至文学批评标准的人民性则是批评家所需要关注的中心。习近平总书记对人民性总体原则的强调是“坚持人民性，就是要把实现好、维护好、发展好最广大人民根本利益作为出发点和落脚点”，坚持以民为本、以人为本，解决好“为了谁、依靠谁、我是谁”。（《坚持党性和人民性相统一——四论学习贯彻习近平总书记8·19重要讲话精神》，《人民日报》2013年8月27日。）要研究人民的文学审美倾向，大众的阅读反应与情感反馈，也要研究文艺作品内部的时代导向与主导价值体系，这些均反映出中心性的批评标准。

当然，文学理论乃至文学批评标准有多样性的一面，它始终接受差异化的理论并支持着理论不断创新。正如库恩对范式的解释：“一种新理论可能并不与任何旧理论相冲突。它可能只讨论以前未知的现象。”（〔美〕托马斯·库恩：《科学革命的结构》，第81页，金吾伦、胡新和等译，北京，北京大学出版社，2003。）文学批评共同体长期以来推行的传统模式赋予了文学批评规定性，同时它也允许集体发展努力追新，这也成为了一种范式。但是，新旧之间人民和党性的结合同样是基本原则之一。马克思指出：“人不是抽象地蛰居于世界之外的存在物。人就是人的世界，就是国家、社会。”（〔德〕马克思、〔德〕恩格斯：《马克思恩格斯选集》第1卷，第1页，中共中央马克思恩格斯列宁斯大林著作编译局编译，北京，人民出版社，1995。）

人尚且如此，文艺作品就不仅仅具有审美性和情感性，它也具有社会性和政治性。文学批评标准的设立就必须考虑人民和国家的利益。新时期以来，习近平总书记指出：“文艺要反映好人民心声，就要坚持为人民服务、为社会主义服务这个根本方向。这是党对文艺战线提出的一项基本要求，也是决定我国文艺事业前途命运的关键。”（习近平：《习近平在文艺工作座谈会上的讲话》，第31页，北京，人民出版社，2015。）由此可见，在社会各个时期，国家领导人所倡导的文艺方针政策都强调“加强党的领导”“尊重和遵循文艺规律”，这便是文艺研究的红线和底线。

文学批评标准的多样性存在有外部原因，其中包括历史的更迭演进、社会的治乱兴衰、语言媒介的更新发展、主流文艺政策的要求等。此种多样性之所以能够存在皆因批评个体的不同。进行批评实践的个体在人生阅历、审美经验上的不同，直接导致了文学批评范式之间的差距。在文学批评实践中，整个文学批评史可以说是一个范式取代范式的过程，范式的多样性尤其值得关注。比如，孔子的“删诗说”、萧统主持编纂《文选》等，均可视为中国古代具有里程碑意义的文学批评实践。倘若失去了这些实践，文学批评以及文学史的编写将无从开展。正是批评使得“某些文学作品被制度化或经典化”。（〔美〕罗伊斯·泰森：《当代批评理论实用指南》，第7页，赵国新译，北京，外语教学与研究出版社，2014。）这说明文学批评可以扩大优秀文学作品传播范围，也可以进一步影响文学创作发生，对文学史书写也会产生重大影响。