经由风俗之镜/径

《雪山大地》以地方民族风俗为方法重塑民族记忆，重述国家历史，建构民族文化认同。风俗成为窥见民族生活、情感和精神的艺术之镜/径。小说既以风俗为镜，映照民族生活状态和时代流转；又以风俗为径，深入生活的细处和历史文化纵深，揭示民族精神和民族文化心理结构。经由《雪山大地》中风俗的描述方式，可见新时代中国文学蕴含的历史意识及叙事美学的嬗变。

一、风俗的浮现：从国家历史到民族记忆

《雪山大地》弥漫着浓厚的藏地民族文化氛围，藏地民族的文化心理是小说叙述的重要构成乃至根基性的存在。小说的新异感既来自雪山草原的自然风景，也与其对藏地民族生活习俗的描写极为相关。小说描写了大量藏地民族的风情习俗，包括饮食起居、信仰文化、婚丧嫁娶、待人接物等方面的礼仪习俗和娱乐方面的民间习俗。风俗弥漫在人们日常生活的方方面面。人们的情感既为风俗所塑造，也借风俗得以寄托和传达。

风俗的崛起与历史的衰落同步发生。在历史主义叙事衰微之际，风俗摆脱了束缚而得以显现。小说以叙述者兼人物“我”的父亲一个人到沁多草原沁多公社蹲点开始。这个开篇近似于20世纪五六十年代文艺作品中常见的工作组（队）进驻乡间，传播意识形态、改变人们的生活习惯和生产方式，树立自身权威，并推动群众确立主体性的文化政治实践。但小说与此前的写作模式有诸多不同：其一，父亲是一个人进入沁多公社的，他不仅未完成对沁多牧民的“时代命名”，反倒接受了前部落头人、现公社主任角巴德吉对其的“命名”——强巴。其二，父亲蹲点的目的是走访牧民，了解其“生活境况和对人民公社的态度，以及对公社主任角巴德吉的看法”。（杨志军：《雪山大地》，第12页，北京，作家出版社，2022。本文所引该作品皆出自此版本，只注明页码。）

但这次蹲点却毫无征兆地仓促结束。其三，尽管已经进入人民公社时代，但沁多牧民的生活境况和观念意识依旧没有根本改变。不仅塔娃桑杰如此，即便是爽朗仁慈的角巴也仍旧信奉老套的尊卑秩序。而此时草原上每年仍遭受雪灾和瘟疫之灾。我们在20世纪50年代后期的草原生活中看不到特定时代国家意识形态的强力渗透，看不到现代历史对牧民的改造。此时的沁多公社与其说是一个社会主义文化领导之下的现代空间，不如说仍是一个与特殊的文化传统和信仰习俗紧密关联的“地方”。“地方”的凸显与普遍历史的极大程度上的缺位一体两面，正如风俗的崛起关乎历史的衰落。

其次，风俗描写在小说文本中的大量浮现，与作家个体意识和文学文化意识的自觉直接相关。普遍历史的缺位，意味着人的自由、个体的解放和文化的觉醒。但风俗的超个人的族群性，又使文本中的风俗画面中渗透着群体性思维和族群情感。

问题在于文学该如何书写族群生活，究竟应以历史为依据传达某种权威历史意志，还是以个人记忆为依据，讲述经验化现实，从而曲折进入历史？这关乎历史与记忆的关系。柯林武德认为历史与记忆有着天壤之别。杰弗里·丘比特归纳柯林武德的历史观：“历史学家基于证据得出的判断或许有误，或许有争议，但能给出证据的可能性就足以让这些推断进入公共领域：历史知识原则上是可以分享和验证的。记忆则恰恰相反，是完全主观的：除了记忆者的个人意识，它没有任何源于外界的参照，仅仅记忆者自身可以体会它的权威性。”进而指出：“柯林武德的重点并非简单地强调关于过去的历史陈述与记忆陈述有着不同的判别标准，更重要的是他意在指出，历史研究所致力于生产的关于过往现实的整体理解，在根本的意义上是超越了记忆的界限的。……历史理性最根本的成就便是将我们从对记忆这种有限的、主观的认识形式的盲目依赖中拯救出来。”（②（ 〔英〕杰弗里·丘比特：《历史与记忆》，第35—36、36页，王晨凤译，南京，译林出版社，2021。）

与柯林武德强调历史理性、贬低记忆不同，狄尔泰“所强调的并不是将历史从记忆中区隔出来的评鉴方法，而是自传记忆在生产历史思考模式中所发挥的核心作用。对于狄尔泰，‘历史理解的根本’在于个体与其生活经验的心理关系”。

②在狄尔泰看来，基于个人生活经验和生命体验的历史——“自传性记忆”是历史不可或缺的组成部分。玛格利特所持观点与狄尔泰相似：“当历史与记忆相对比时，历史被习惯性地贴上了冷冰冰的甚至无趣的标签，相反，记忆则是有活力、生动和鲜活的。这种对比说明，与批判性的历史学相比，被共同体分享的关于过去的故事一般来说更生动、更具体，也容易与当下的经验建立关系。”（〔以色列〕阿维夏伊·玛格利特：《记忆的伦理》，第60页，贺海仁译，北京，清华大学出版社，2015。）

通过个体记忆将过去和现在联系起来的力量来自记忆者。记忆者是个体人生档案的记录者，人生历程的梳理者、总结者和反思者，也是其未来的规划者。《雪山大地》的作者便是这样的记忆者形象。杨志军自陈：“以文字保存记忆和历史，为山乡巨变留影，就是我创作《雪山大地》的初衷。”（杨志军：《为山乡巨变留影》，《人民日报》2023年8月22日。）在此，历史与记忆不可分割。小说通过退休的沁多学校校长江洋的回忆，深怀感恩地抒写三代人的人生经历和生活经验，赋予叙述以浓郁的情感色彩和某种程度的怀旧意味，一种母爱般的柔情而非时代激情构成了小说的情感特质。从民族团结进步的意义上说，《雪山大地》表现的是一种本尼迪克特·安德森所说的“政治爱”，这种爱祛除了政治/父性的威严感，更多的是柔和温馨的母爱色彩。这赋予小说一种与国家记忆有所差异的民族记忆性质。风俗代表了一个民族或种族的共享记忆，风俗细节的点染和风俗场景的描绘是对这一民族共同记忆的钩沉和回溯。尤其是小说借助（藏）民族文化习俗建构（中华）民族认同的方式，使其中的风俗细节和场景，成为建构民族精神和文化信念同一性的天然而有效的辅助。风俗的介入使同一性中的深层意识形态内涵得以显现，获得了切近文化路径的表意形式。国家/政治认同转换为世代生息劳作在雪山大地上的民众和睦友爱的民族/文化认同。以个体记忆为基础、以风俗为媒介建立的民族/文化认同，较之依附和阐说历史意志的国家/政治认同，在思想质地、美学形态和情感彩色等方面有着鲜明的差异。

二、风俗的情感意涵：民族记忆的情感维度

相对于历史叙事的客观性和科学性，民族记忆含纳了更多的情感质素。尽管有学者指出：“事实上，集体记忆对往事保留了许多的情感因素，而不仅仅停留在对往事的意义方面。”（②（③ 〔以色列〕阿维夏伊·玛格利特：《记忆的伦理》，第56、65、134页，贺海仁译，北京，清华大学出版社，2015。）

但对于一部考掘几代人精神史和70余年历史变迁的长篇小说来说，史诗性的视野、架构，民族/历史/人性的深广度是诉说集体记忆不可或缺的因素。记忆中的往昔既是情感灌注之地，又是意义寄寓之所。如果说宏大的国家历史叙事体现着社会政治制度和意识形态的形塑，那么基于民俗书写的民族记忆叙事则更多是主体情感的参与，更依赖诗性抒情性的美学传递。因此，从风俗/历史的关联上看，《雪山大地》是史诗和抒情诗的辩证统一。小说在史诗性架构之外，通过对雪山草原风景、风俗和牧民日常生活的描写，体现出民族性格和精神的内涵，具有“民族集体抒情诗”性质。小说既将人物的情感世界和情感关系作为重要内容和情节发展的重要动力，又通过大量描述歌舞场面、插入民歌歌词，对民族生活中的歌舞习俗及其能歌善舞的民族个性，进行了持续而酣畅的展现。小说中的歌是故事的引导，也是故事的升华。歌和舞是人物忧伤、孤独、欢乐、激情等情感的抒发和凝聚，更是展现民族性格和民族记忆的动人而有效的形式。

能够被叙述的民族历史，才是建构民族主体认同的有效形式。它需要通过栩栩如生的形象、画面和历史体现。小说在三代人前赴后继、继往开来的生命价值实现的意义维度上，在个人/家庭/民族层面上，隐喻性地传达出铸就伦理/情感/命运共同体的历史，并呼唤当下和未来的人们共享这种感人的历史经验。玛格利特指出：“我相信，关爱，而不是感恩在伦理关系中处于中心地位。我们彼此在伦理和道德两个方面负有义务：在道德方面，它指向对道德的尊重，在伦理方面，它指向对人的关爱和忠诚。”

②论者进一步强调情感之于伦理共同体建构的重要性：“浸染了积极情感色彩的社会现实是伦理共同体的结合剂。……生活在情感涉入的世界也是在过一种有风险的人生。这种风险总体上值得重视，但也无需大惊小怪。伦理共同体努力打通所在社会里有害情感转化为关爱和关心的通道。”

③“感恩”是《雪山大地》中人物的重要心理和重点描述的情感内容。但小说超越“感恩”的个人情感范畴，表达了一种跨越几代人的情感。小说充分地、肯定性地描写了人物的感恩报恩心理，同时也对老才让等人忘恩负义的丑恶行径给予揭示。小说塑造人物不出之以铮铮誓言，而是赋予其强烈的内心良知、执着不息的信念、坚忍不拔的意志和数十年如一日的行动。

藏文化接纳那些尊重其信仰的外族人。身为汉人的父亲之所以被牧民接纳并成为草原的建设者和挽救者，与其熟悉和尊重草原牧民的习俗直接相关。初次见面时，桑杰一家对蹲点的汉族“公家人”父亲十分尊重却又有隔膜，但当父亲朝享堂跪下并学牧民样子磕头之后，桑杰一家马上改变了态度，“尊重里掺和着发自内心的亲切和信任”，父亲成了和牧民“共同沐浴着雪山之光的家里人”。（⑤（ 杨志军：《雪山大地》，第11、170页。）对民族文化的尊重使人们彼此亲近。藏族姑娘梅朵第一次穿上汉服，“从此在她心里便有了对汉服的信任和热爱”。⑤汉族男孩江洋也在酥油茶弥漫的亲情氛围里，找到了幸福感和归属感。饮食衣着这些最日常的习俗中隐含着丰富细腻的文化心理和精神内容，它们使人们建立了隐秘而亲切的联系。

风俗能激发信奉者的崇高感和献身感。因为长期的耳濡目染和对草原的爱，父亲也成了一个热爱雪山大地的人。同样，因为心疼感染麻风病的苗医生，角巴和米玛按照习俗到雪山阿尼玛卿冈日转山祈福。友爱将人们联结成一个彼此认同的整体。

从《藏獒》到《最后的农民工》，再到《雪山大地》，其中一以贯之地洋溢着作家饱满的伦理热情和道德意识。“伦理关系看上去的是家庭关系的延展。当我们说家庭关系是伦理关系的基础时，意味着家庭关系是浓厚伦理关系的规范性的修辞用法。”（〔以色列〕阿维夏伊·玛格利特：《记忆的伦理》，第91页，贺海仁译，北京，清华大学出版社，2015。）家国同构的文化心理在传统中国有着悠久而深厚的历史脉络。自现代民族意识建立起来，这一文化心理便成为“现代”的负面镜像。家庭赖以维系的支柱由血缘亲属关系被阶级政治关系所替换。在阶级/政治伦理的隐喻意义上，国族意识以“家”的形象显现，“浓厚家庭关系”成为现代国家展现各民族成员团结、和谐和忠诚诉求的表意策略。作为家庭隐喻的自然延展，民族、国家获得了共享起源神话的伦理形象，“民族大家庭”“祖国母亲”等便是这一形象的常见表述。《雪山大地》中个人之间、家庭之间、汉藏两族之间相互沟通体谅，互帮互助。作为个体，他们都有着良善的内心，彼此之间充满关爱。善和关爱构成其伦理关系的基本要素。正像安德森所说：“民族被想象为一个共同体，因为尽管在每个民族内部可能存在普遍的不平等和剥削，民族总是被设想为一种深刻的同志爱。最终，正是这种友爱关系在过去两个世纪中，驱使数以万计的人们甘愿为民族——这个有限的想象——去屠杀或从容赴死。”（〔美〕本尼迪克特·安德森：《想象的共同体》，第7页，吴叡人译，上海，上海人民出版社，2003。）处于善和关爱的关系中的女性，如赛毛、姜毛、母亲、央金，会冒着生命危险去解救他人，父亲、角巴、才让哥哥也和她们一样为爱献出生命。

小说特别写到藏族人豢养马和藏獒的风俗，描述牧民与马、藏獒的关系，尤其对父亲与其坐骑神马日尕之间人马合一、生命呼应关系的描述，既有打动人心的情感力量，又有激荡人心的生命激情。小说对人与藏獒的亲密关系的描述同样动人，藏獒当周、梅朵红、梅朵黑、多吉是动物性、人性与神性融为一体的灵性之物，它们不仅承担着看护牛羊、守护儿童和家人的职责，也是作为牧民家庭中的成员而存在的。《雪山大地》将马和藏獒作为牧民生活中的重要部分，使故事讲述具有切近的现实感、日常感和平易的民族性、民俗性。