新时代浪漫主义文学的体裁、写法与旨归

自20世纪80年代后期以来，由于“统一的文坛实际上已是一种虚构”，（洪子诚：《中国当代文学概说》，第165页，北京，北京大学出版社，2010。）

作为一种文学思潮或未来诗学性质的浪漫主义悄然退却。例如，20世纪80年代的浪漫主义作家已然成了“散兵游勇”。浪漫主义文学的精神构成——崇高、自然、神性、殉道等同样被遗弃。在此情形下，新时代文学若要复现浪漫主义的伟力，就得证明浪漫主义与理性是相调和的。杨志军近年来的长篇小说《最后的农民工》《你是我的狂想曲》《巴彦克拉山的孩子》等就是这样的证明。特别是作为“新山乡巨变”最早一批面世的长篇小说之一，第十一届茅盾文学奖的榜首作品《雪山大地》就已证明：雪山大地上有关神迹的浪漫主义说法与新时代中国社会，乃至21世纪人类社会的理性世界非但并不相悖，反而是理性世界的另一种显现。那么，《雪山大地》中的浪漫主义在新时代背景下归类于何种文学体裁？怎么写？为何写？这是本文意欲探讨的问题。

一、是史诗的，也是诗史的

如果从小说的时空设置和题材类型来说，《雪山大地》讲述了以青藏高原地区为中心、西宁和兰州为延长线的汉藏民族在数十年中国当代社会变迁中的心路历程，堪称一部新时代庄严的“史诗性”小说。而且，《雪山大地》不是一般意义上的“史诗性”小说，还是一部充溢着新时代浪漫主义理想的“诗史”。

单从“史诗性”小说而言，《雪山大地》的故事内容可以被概述为：借助于“我”——一位从童年起就开始融合汉藏文化的“子辈”汉族人江洋的第一人称叙述视角，讲述了青藏高原上桑杰等藏族人民在国家政府的支持下，在汉族官员、父辈强巴的带领下，如何同步于“公社化”、“粉碎四人帮”、“恢复高考”、“市场化经济”、“信息化时代”等中国当代社会发展变迁中的历史大事件，通过“部落改成公社”、办学校、建医院、成立“沁多贸易”公司、创城镇、“迁都”等青藏高原大事件而同行于中国式现代化的路途。与此同时，“我”还讲述了藏族人民在数十年里如何始终如一地敬畏高原、守护高原、建设中国最美草原，进而呈现了青藏高原在中国式现代化进程中的观念变迁史。然而，小说中的青藏高原上所发生的这些历史事件和所塑造的人物形象、描写的环境风景，又都是带有隐喻性的。可以说，这部小说中的历史世界、现实世界和隐喻世界形成同构关系，即“我”的视角所讲述的是历史上和现实中青藏高原的汉藏人民如何结为未来理想世界中的兄弟情、一家人的美好故事，也是未来理想世界中的人类美好生态。经由“史诗”叙事和“诗史”叙事的联姻，《雪山大地》如史如诗地反映了青藏高原上的汉藏民族在中国当代社会中相互交融的时代精神和历史演进的内在规律，历史地、现实地而又诗美地讲述了中国当代社会历史进程中的变化风貌，塑造出了雪山大地上的杰出的时代人物，坚持了崇高的美学风格，即这部小说中在思、史、诗三方面达到了整体性的契合。概言之，这部小说是深邃之思、深广之史、深厚之诗三方面有机融合的结晶体，是史诗性的写实世界，同时又是浪漫主义的诗美世界，进而展现出了一位思想者型的中国当代作家所参与建构的新时代中华民族共同体的新图景。

当然，就这部小说的文学体裁而言，无论是史诗的，还是诗史的，都不只是文学体裁本身的事情，而是与作家所承继的文学经典、所置身的社会风尚、所经历的时代演变等多个因素密切相关，因为任何文学体裁都内含了经典文学传统的血脉。事实也是如此：杨志军善于从传统经典、历史深处获取营养，熔铸进当下，锻炼出非凡卓越的鉴赏眼光和写作水准，这使得这部小说在史诗写作与诗史写作的过程中，深有来路和经典底蕴。进一步说，出生于1957年的杨志军与他的同时代的中国当代作家一道，在特殊的历史境遇下尽其所能地汲取中外经典文学的养分。诸多中外经典文学对杨志军其他文学作品的影响暂且不提，单从这部小说看，就明显地接受了19世纪俄罗斯文学的深刻影响。杨志军曾在一次访谈中这样评价他一向推崇的俄罗斯文学：“它们对大自然的诗意描写，对人类生活的温情叙述，对善良和拯救的深切焦虑，以及对精神信仰的坚定捍卫，正是文学的价值所在。”（李巍：《雪山大地的呼唤，绵延流长》，《青岛日报》2023年2月20日。）这种精神品格也正是杨志军在创作《雪山大地》时所致力于追寻的精神方向。在这部小说中，俄罗斯19世纪作家托尔斯泰、肖洛霍夫、契诃夫、屠格涅夫、蒲宁等人的精神影响无所不在，而这种精神追寻正是杨志军以文学的形式对日趋精神沙漠化的现代社会的批判与建设。

二、怎么写：创造独属于作者自己的浪漫主义比喻句

《雪山大地》不是一般意义上的仅由真实的历史细节所构成的“史诗性”小说，同时还是一部由独属于杨志军的浪漫主义比喻句所叙写的“诗史”。

何谓独属于杨志军自己的浪漫主义比喻句？如果说比喻句的主要功能是通过对抽象的事物具象化和形象化方式来实现文学的审美功能，那么《雪山大地》的比喻句更寄寓着杨志军独特的审美理想。杨志军是一位以“不变”的理想主义来应对千变万化的现实世界的理想主义者。在去抒情化的当下小说创作态势中，杨志军却在《雪山大地》中比喻句的本体和喻体里寄寓他抒情诗人的心志与情志，突出其自然性，尤其是喻体的选择。在这部小说中，带有杨志军精神气质的浪漫主义比喻句随处可见：“康巴基就是一间房。用石片垒砌的‘一间房’孤零零地伫立在沁多草原上，远看就像牧人戴旧了的黄氆氇羔皮帽。”（③④⑤ 杨志军：《雪山大地》，第3、47、47、403页，北京，作家出版社，2022。本文所引该作品皆出自此版本，只注明页码。）“角巴熟悉沁多就像鼢鼠熟悉自己的洞穴”；

③“梅朵不是花里的人，梅朵她是人里的花”；

④“日尕的枣红色在蓝绿的背景下就像一堆燃烧的牛粪”⑤，等等。据笔者统计，在这部小说中，作者大约创造了148个比喻句，这些比喻句的本体和喻体大多呈现为表1中的类别。

从表1可以看出，杨志军在这部小说中设置比喻句的本体和喻体时，占比最多的是自然事物，其次是植物和生活事物，再次是动物，最后是建筑、服饰和其他。而无论是这些比喻句的本体，还是喻体，都源自杨志军所深描的青藏高原上人与自然之间的同一关系：人敬畏自然的神性，自然赋予人以神性的来源。自然的自然性与人所向往的神性具有同构关系。这一隐秘话语是这部小说中的浪漫主义比喻句的核心所在。作者正是通过比喻句的本体向人们传递自然的神性声音，这是青藏高原古老的神秘信仰。然而，随着现代化进程的加速，青藏高原上自然的自然性与神性声音不可避免地被喧闹的轰鸣声所覆盖。如何复现青藏高原原初的自然性与神性？为此，杨志军在这部小说中借助于比喻句的喻体做了进一步引申，以此为青藏高原的雪山大地及其他一切静默的净洁事物发出神圣的声响。

按照一般性的比喻句的设置方式，作者通过明喻、暗喻、隐喻的方式，将本体转换为喻体，通常是为了实现修辞学目的：使一个不易理解的道理更加浅显易懂，让人们易于接受；使一个不易把握的抽象的事物更加具象，让人们易于感知；使一个熟知的观念陌生化，给人的心灵带来一种冲击感，让人们留下深刻的印象；使事物形象、生动，渲染氛围，起到增强文学性的作用……《雪山大地》中的比喻句虽然具备比喻句的上述基础功用，但显然不止步于这些基础功能，而是将本体和喻体进行了新时代背景下多风格的浪漫主义转换。由此，这部小说有对于“‘积极的能动的、富于想象力的自我’的赞颂”的“奔放的浪漫主义”（〔英〕以赛亚·伯林：《浪漫主义的根源》，第96页，亨利·哈代编，吕梁等译，南京，译林出版社，2011。）比喻句，如“它的亢奋和爆发就像从主人心中腾起的风”；（③④ 杨志军：《雪山大地》，第315、307、307页。）也有感伤的浪漫主义比喻句，如：“她的幽怨就像等待浇灌的花草，带着开放的空茫和无助的惆怅，带着对昙花一现的担忧和枯萎前的伤感。”

③还有试图重建人与人之间友爱关系的“准宗教般的浪漫主义”比喻句：“那种在泛滥着亲情的气氛里融化成每个人的一部分存在感，就像在土地上长出一片草，真实而自然……”

④类似这样比喻句在这部小说中触目所及，它们其实超越了文学的修辞学的效果，而抵达了文学的哲学。何谓文学的哲学？“文学的哲学应该表明：支配和区分着种族、时代和文化，并使它们可以为人理解的价值观，是如何也指向它们的想象，并在文学艺术里得到体现。”（〔美〕古斯塔夫·缪勒：《文学的哲学》，第1页，孙宜学、郭洪涛译，桂林，广西师范大学出版社，2001。）这部小说中比喻句的创造目的亦在于此，即对新时代中国人的一种灵魂唤醒：灵魂本身是软弱而悲哀的阴影，雪山大地上生命的圣洁与美、强健与力量，唤醒了沉睡于人们灵魂深处的隐蔽的尊敬和爱。

格外值得称道的是，这部小说中的比喻句的本体和喻体带有作为雪山大地人的杨志军所特有的源自浪漫主义的想象力。例如：从自然事物和植物中引申出去的“河”“星星”“雾”“雷”“流水”“海”“黑牡丹”“草原的牧草”“花絮”“草叶”“莲花”“红雪莲”等喻体，固然取自青藏高原的现实世界，但同时源自杨志军的心灵世界。杨志军的“心”因雪山大地的庇护而具有无可比拟的力量，杨志军的“灵”亦因雪山大地的滋养而获取无可言喻的天启。何以这样说？在雪山大地上，人的“心”是与一切生命相互依存的精神整体，这颗“心”完全称得上是神圣的“精神”；同样，在雪山大地上，人的“灵”是与雪山大地上的一切生灵相互感应的性灵，称得上是自然生命的天性。如此“心灵”处处显示出雪山大地人圣洁而奇妙的灵性，使得这部小说中的比喻句经由本体和喻体而呈现出浪漫主义的想象力，也使得这些比喻句中寄寓了杨志军所怀有的对人类理想世界的坚定追求。正因如此，这部小说中的比喻句不仅圣洁、唯美、深情、诗性，而且“自我”、“非我”、现实、理性。概言之，这些比喻句源自雪山大地人杨志军所持有的浪漫主义思想的“整个视景”，（〔英〕以赛亚·伯林：《浪漫主义的根源》，第98页，亨利·哈代编，吕梁等译，南京，译林出版社，2011。）他的这种浪漫主义思想主导了这部小说中的浪漫主义想象。即便是从生活事物中引申出去的喻体，也源自杨志军“整个视景”下的浪漫主义想象，更不要说那些牛、羊、鹰、大哈熊、瞎老鼠、苍蝇、野牦牛、飞鸟等动物形象就更是“整个视景”下浪漫主义想象的对象物了。这一点，集中体现在作者对“父亲”的马——日尕的浪漫主义想象上。作者借助于各式比喻句，将日尕想象为追求自由与自律、光明与理想、大爱与大美的神性生命：“父亲拉着日尕在帐房前面的草地上走来走去，轻声细语地跟它说着话，好让它尽快熟悉自己。又把手插进鬃毛，摩挲着它弹性的肌肉，再次说‘好马好马’。父亲后来说，好马的标准不仅看外貌品相，还要看马肉、马精、马神、马心。”（③④ 杨志军：《雪山大地》，第21、317、357页。）“它从来都是自由而放浪的，同时也严守着一匹马天生的纪律……”③“奔跑是日尕的生活，是它的命……”④需要说明的是，上述浪漫主义的比喻句所表现出来的不只是一位作家的文学想象力，还考验一位作家对现实世界的观察力。作者在创造比喻句时绝不复制现实事物，也不拾人牙慧，而是深切、细致地观察、体察现实事物，发现其中的光芒、斑斓、丰盈、不可穷尽的多样性等那些属于浪漫主义的原始的、粗野的、崇高的要素，进而呈现出文学的创新精神。作者在这部小说中选用了大量新颖的具有青藏高原特色的现实事物，自然而然地创造各类比喻句，仿佛信手拈来，不留人造的痕迹，但实际上源自作家丰厚的生活底蕴，这些神奇的比喻句恰诞生在青藏高原的雪山大地生活的内里。对于现实生活与文学世界中的比喻的关系，老舍颇有心得，曾这样说：“比喻是生活和知识精巧的联想，只有具备了坚实生活的基础，丰富的生活知识，然后到写作的时候，才能把不相干的东西联想到一处，而创造出顶好的比喻。”（老舍：《出口成章：论文学语言及其他》，第148页，北京，作家出版社，1984。）

杨志军是一位注定了与雪山大地结下永远情缘的作家，因为他从童年起就扎根于青藏高原的雪山大地。杨志军出生于青海西宁，其父1949年响应国家号召来到青海，是《青海日报》最早的创办者之一；其母是青海省培养的第一代妇产科医生。他们一家人长期与藏民生活在一起，对藏民和青藏高原的雪山大地怀有深厚的情感，由此也培养出了杨志军对周围事物敏锐的观察力和丰富的联想力，这是这部小说中的比喻句获得成功的重要基础。这部小说中的比喻句不仅数量多、意境新，而且深具雪山大地的生活底蕴。

三、为何写：寻找浪漫主义的真正“父亲”

《雪山大地》为何写？简言之，为了讲述中国当代青藏高原的“子辈”对“父辈”与“母辈”——“雪山之子”（⑤（ 杨志军：《雪山大地》，第658、2页。）和“雪山之女”的追忆和致敬。但因这部小说中的“母辈”与“父辈”有着精神同构的特质，“母辈”亦包含在“父辈”中，在此意义上可以说，《雪山大地》的写作旨归是一位怀有浪漫主义理想的“子辈”寻找浪漫主义的真正“父亲”的精神之旅。