论人工智能写作中的人物形象建构及其意义

在ChatGPT介入日常生活之后，人们意识到其实它早已以人工智能（简称AI）写作的方式走进文学创作领域。2017年，我国微软机器人“小冰”出版第一部由人工智能独立创作的诗集《阳光失了玻璃窗》，两年后它又与人类联合创作了诗集《花是绿水的沉默》。同年，计算机自动作诗系统“九歌”亮相央视节目《机智过人》，与人类参赛者同台进行诗词创作比赛，这些现象已引起学界的广泛讨论。的确，人工智能写作兴起于科技的进步与发展，同时，人工智能参与写作也续写了“文学是人学”的命题，为人物形象塑造打开新视野，预示着文艺创作和研究的某种趋势。

科幻作家陈楸帆是将人工智能科技引进文学写作的实践者及探讨两者关系的研究者之一。他有科技相关的知识背景和一定的写作功底，又得益于在互联网公司工作的经验，先后获得“中国科幻银河奖”和“全球华语科幻小说奖”，成为我国“80后”科幻小说写作者中的翘楚。2017年他与王咏刚联合创立一种“人机交互式”的写作方式，即人工智能在人类作者的辅助下，共同实现全新范式的创作过程。人工智能“陈楸帆2.0”“师从”陈楸帆，“习得”其写作风格，并与其协作完成小说《出神状态》（2018）、《恐惧机器》（2018）及小说集《人生算法》（2020）中的部分篇目。这些作品勾描出真实与虚拟边界模糊后的未来的“可能世界”如何给人类带来生存、情感等认知世界观念的改变。因此，本文从典型人物的形象建构切入，以陈楸帆“人机交互式写作”完成的科幻小说为言说中心，剖析其对智能时代人类文明的反思、人之为人的情绪价值和人性之存在的意义，进而探索“人机交互式写作”语境下的人工智能写作的人物形象特点和文化意义。但本文绝非要对AI写小说的具体过程进行系统地科学性分析，而是要借分析人类作家与AI的合作文本，进而阐释中国当代文学与AI之间的深层勾连，关注AI作品中所谓的“典型人物”形象与中国文学叙事传统在叙事建构上相区别的新质。

一、“追寻”母题下的“文明坚守者”形象

从口头文学到当下的人工智能写作，技术革新问题始终贯穿于我国文学的发展过程中，近年来已有较多学者对AI参与写作的现象进行发声。但这些声音大多关注作品对未来科技的想象及其反映的时代征候，而忽视了其中的人物形象建构。换言之，包括陈楸帆“人机交互式写作”生成的文本在内，这些AI“写下”的科幻小说可被视为知识分子“另类写作”（何卓伦：《转型时刻的“劳动乌托邦”建构——新时期科幻小说的“典型环境”与“典型人物”》，《文艺理论与批评》2022年6期。）之一种的重要原因，除了已被学界注意的特征之外，更展现出对文学叙事传统内容的继承性，其中，对“追寻”母题的表达是为其一。

首先，“追寻”作为陈楸帆“人机交互式写作”生成的小说母题，在我国科幻小说史中早已有之。作为情节推进的动员，“追寻”母题时常被学界忽略，而在AI写作中，它往往作为一种内化了的叙事策略，不经意间揭示社会的情状。陈楸帆“人机交互式”小说的“追寻”母题，最早见于《出神状态》一篇。相较于陈楸帆以往的《太空大葱》等作品，不难发现，这篇小说的文本情节发生了变化，人物形象得以被更好地塑造。譬如小说中叙述“你”决定去上海图书馆，这一行为与闯进图书馆并把书籍吃掉的狂徒的行径形成鲜明对比，凸显未来世界中的“你”对人类文明的承继与坚守。再如叙述“你”在还书的前一刻终于翻开书页，以此证明自己还没有完全失去作为人类的尊严。（③（ 陈楸帆：《出神状态》，《异化引擎》，第121、128页，广州，花城出版社，2020。）“读书”而非“吃书”，隐喻了人们在由纸质阅读时代进入电子阅读时代所产生的困惑，这源于人类个体注意力的流失。在陈楸帆提供“关键词”之后，AI笔下的“铜像”说出了“含义深刻，充满洞见，无法理喻”

③的话，这些杂乱但颇具思辨性的话语吻合主人公自我意识即将分崩离析的状态。同时，小说叙述正是在“铜像”的加入下，表现了主人公虽意识濒临溃散却仍坚守“有借必有还”的美德，其坚守人类精神文明的形象由此更为醒目。

其次，AI参与写作的《恐惧机器》也不乏对“追寻”这一母题的书写，并以此推动情节，塑造了坚守人类文明的人物形象。“追寻”源于人类对生活种种欠缺和苦难的不满。因此，“追寻”成为《恐惧机器》对现实的主动展现。主人公赛博格阿古有着体内“恐惧回路”无法关闭的缺陷，最终被队友忽视并抛弃，于是，他为找到关闭之法而独行：从“迷之森”远赴“虚之漠”，又行至“裂之湾”，这为后续故事——阿古身上保有以恐惧情绪为代表的“人类”情感特性的情节发展设下悬念，“追寻”的结束意味着谜底得以揭晓。与此同时，阿古对其“为人”根源的追寻，被叙述转化为对被埋藏于“极遥远的深处”的人类文明的追寻。此外，小说中追寻的文明，常以具象可感的形态被呈现。譬如小说叙述人物在意识模糊间捕捉到的“破碎信息”、从时空褶皱中传来的“一个声音”等——这些文明的象征体，共同构成了具有超强竞争意识的无惧者在行途中遇到的人类文明的具体表征，进而赋予英雄人物阿古“追寻文明”的行动更为深刻且丰富的内涵。

再次，在陈楸帆“人机交互式写作”的《人生算法》中，其主要人物和次要人物都通过“追寻”这一行动使各自的人生缺憾得以圆满。比如梦境呈现韩小华难以释怀的“抽签”事件，这暗示了他将回到“过去”改变人生，同时彰显了他憨厚老实又行事果断的形象。而韩大华的“追寻”则是赛博格身体存在的“缺口”，因此，他能找到韩小华并引出一系列事件，说明他是个行事果决却感到人生虚无的人物形象。可以说，小说中的赛博空间、不断回溯时空的情节点，正是对现实经验的一种象征。而韩小华要参透“道”的奥妙，更需要亲身“追寻”，小说通过对人物“追寻”行动的重复和强调，建构其作为文明坚守者的典型形象特征。“因陀罗”作为时空穿梭媒介在以往的文学作品中也多有呈现，而在《人生算法》中，“因陀罗”系统的设定并不仅止于推动情节的功能，更是塑造人物性格、传递价值观念等形象内涵的一种触媒。按下“因陀罗”系统的按钮，韩小华在开启追寻自我价值征途的同时，其与不同世界中的“韩小华”的经验互为参照并相互支撑，在与“时空之我”的经验“对话”中完成了其自身所蕴含的人类文明的重要内容——对中华传统美德精神要素的呈现。

《易经》有载：“见龙在田，天下文明。”（《周易今注今译》，第121页，陈鼓应、赵建伟注译，北京，商务印书馆，2016。）此处的“文明”指国家被治理得好。孔颖达亦有论述：“经天纬地曰‘文’，照临四方曰‘明’。”（李学勤主编：《十三经注疏·尚书正义》，第121页，北京，北京大学出版社，1999。）社会有序，人民有更高的文化水平和生活标准，即为文明。陈独秀也曾言：“文明云者，异于蒙昧未开化者之称也。La Civilisation，汉译为文明，开化，教化，诸义。”（ 陈独秀：《陈独秀著作选》第1卷，第136页，任建树等编，上海，上海人民出版社，1993。）在亨廷顿看来，文明是对一定群体的文化归类，可以通过对文明的理解来定义不同人群。通观这些定义，我们不难发现，人类文明的涵盖范围既宽又窄，它是人类社会共同创造的积极成果，是特定时空中具有文明沉淀特质的人类群体，其成果在此得以不断积累和持续作用。正如陈楸帆在小说中所说，这“看似虚无缥缈，却往往能起到决定性的作用”的“爱的算法”，（ 陈楸帆：《人生算法》，《人生算法》，第226页，北京，中信出版社，2019。）是中华文化的一部分，也是人类文明的荟萃。

可以说，陈楸帆在AI的参与下仍坚持书写中国科幻故事，源于他认为当代中国社会发展经验自身就是一片文艺创作最佳的探索地和试验田的作者意识。（见沈丛升：《陈楸帆：当潮汕文化遇上“科幻”以后》，《南方日报》2017年9月11日。）通过对“追寻”母题的继承与创新，陈楸帆与“陈楸帆2.0”的AI写作文本实践，让人物在文本语境和时代语境的视域叠加中，以对人物塑造的创新表现出对“追寻”母题的继承，丰富了我们对典型人物理论的认知视域，某种程度上也更新了中国文学中典型人物理论建构的意涵所指。

二、多重叙事下的“情绪表现者”形象

以明清长篇章回体小说为高潮的中国叙事文学，其叙事传统可被概括为“神话—史文—明清奇书文体”，（见〔美〕浦安迪主编：《中国叙事 批评与理论》，吴文权译，上海，上海远东出版社，2021。）直至科技发展下互联网的普及和AI参与写作的现实语境，文学的叙事范式始终处于不断演变与发展的态势中。以陈楸帆的“人机交互式写作”生成的小说为代表，AI写作所呈现出的与中国文学叙事传统构成紧密关联的“叙事方式”一方面可被概括为创作主体的写作风格，另一方面，二者间差异之肯綮在于展现了叙事方式与叙事主体的多重性，拓展了“典型人物”理论建构人物形象的叙事策略，使其以更为生动复杂的方式呈现。换言之，AI参与写作，挑战着科幻小说线性叙事与叙述主体单一性的叙事“传统”。与之对应，从心理学角度观之，人物主体的情绪质素因科技智能等外在环境与主观心理的联动而呈现出的快乐、愤怒、悲哀和恐惧，（见朱寿桐：《情绪：创造社的诗学宇宙》，上海，上海文艺出版社，1991。）成为科幻小说的重要表达内容。前人所论“科学可以向小说提供新的题材，这便是它能开拓小说领域的方法之一”，（〔英〕E.M.福斯特：《小说面面观》，第38页，苏炳文译，广州，花城出版社，1984。）这一预见性图景正在成为现实。就此而言，“人机交互式写作”生成的作品正以更为生动且丰富的样态参与到中国当代叙事文学的发展进程中。

首先，线性叙事是以相继出现的语素构成的前后逻辑相继的叙事方式。在陈楸帆的“人机交互式写作”中，他“切割”了各情节之间的流动，令人物情绪表现技巧与传统叙事章法不同，也有别于电影蒙太奇非线性叙事对文学叙事的影响。在描写人物情绪上，其非线性叙事表现为“真实作者”对文本的介入，以“真实作者”身份的旁引、对话标注等形式干预解构故事本身。譬如《出神状态》描写人物听到铜像说话、唱歌，由此想到“你连自我应该是一个遗憾”，（⑨（ 陈楸帆：《出神状态》，《异化引擎》，第127、128页，广州，花城出版社，2020。）同时，心里“又缓慢地开始一阵厌恶”，

⑨这些似乎有语病的内容由AI生成，但所涉及的对情绪的描述却为读者提供了解读人物情绪的媒介，同时，“铜像”的吟唱均被标上“*”，其意味着该句为AI所作，以区别于人类作者的写作，打破接受群体的沉浸式阅读体验。“铜像”扮演“神助”一角，恰如刘慈欣的《三体》以歌者和长老的对话论及科幻文本如何把握社会形态想象与科技能力想象之间的关系问题。（陈舒劼：《“长老的二向箔”与马克思的“幽灵”——新世纪以来中国科幻小说的社会形态想象》，《文艺研究》2019年第10期。）《出神状态》中的“铜像”具有思辨性、对话性的叙述，促使人物情绪由忧虑、疑惑到悲哀，最终得以解脱。因此，陈楸帆“人机交互式”的科幻小说模拟了社会环境对个人情绪的抑制，隐喻了一定社会语境下群体和个体如何共享发展成果、交流思想的情绪体验。（王俊秀：《新媒体时代社会情绪和社会情感的治理》，《探索与争鸣》2016年第11期。）

其次，承前所述，就AI参与写作的创作主体而言，其真实作者身份的多重性是其最为显著的特点。这与中国民间故事创作者身份的复杂性相一致，但其独特之处在于其“非人”的身份。与改革开放初期郑文光的《战神的后裔》所述个人情绪因其负面性而成为被征服对象（陈舒劼：《二十世纪九十年代以来中国科幻小说的空间想象》，《社会科学》2021年第3期。）不同，AI写作中的人物情绪在极为复杂又合乎常理的叙事逻辑中被转化为“被发现”“被珍视”的重要对象。譬如《恐惧机器》以对恐惧这种情绪的叙述为中心，延伸为对其他情绪的重视。在丰富的情绪表达体系中，感知主体对外物产生的恐惧情绪是其重要体现之一。“那些以某种表现令人恐惧的，或者那些与恐怖的事物相关的，又或者以类似恐怖的方式发挥作用的事物，都是崇高的来源。”（〔英〕埃德蒙·伯克：《关于我们崇高与美观念之根源的哲学探讨》，第36页，郭飞译，郑州，大象出版社，2010。）恐惧让人获得活力，让人富有精神。《恐惧机器》塑造了“恐惧的无惧者”形象，其中人物同样通过“寻找”发觉情绪的本质意义。小说中“2317”等赛博格，其诞生之初就关闭了情绪感知回路，故而情绪感知的缺失成为小说赛博格形象的普遍性、内在性特征。如此，主人公阿古因“恐惧”这一情绪的存在而被同伴遗忘，其后在“恐惧”的触发下，其他情绪也逐一显露，这一写作为“情绪主题”的表达带来了新景象。总之，小说以具有牵动性的“情绪”为触媒，勾描了未来社会中作为“情绪表现者”的人物形象。值得一提的是，《恐惧机器》中，AI揭露了“恐惧的本质”，认为它是“一根羽毛以某种密度复制排列后产生的似动效应”。（⑥（ 陈楸帆：《恐惧机器》，《人生算法》，第243、244页，北京，中信出版社，2019。）与人类写作者把恐惧形容为“缓慢而有力地蚀刻”