格非《望春风》的时间回拨、栖居风景与废墟浪漫主义

格非的《望春风》是一部对家园的追忆之作。《望春风》所叙的，是主人公不断被“唤醒”的记忆之旅。即便作为空间的故乡消逝了，但故乡的过往形态并未从记忆中消散。通过重温，故乡依然可能现身在场：这便是海德格尔所言的“曾在着”状态。（⑤（⑥ 〔德〕瓦尔特·比梅尔：《当代艺术的哲学分析》，第203、230、236页，孙周兴、李媛译，北京，商务印书馆，2012。）“曾在着”意味着诸多往事可以通过描述抓住它们，挽救它们，不至于为时间所吞噬。甚至，经由记忆的“唤醒”，不在场的人与事反而愈加鲜明。格非曾言：“中国文学传统中的追忆之光，模糊了过去、现在与未来，让物理时间的真实性变得不堪一击，从而使我们恍如隔世，不知今世何世，今夕何夕。”（格非：《物象中的时间》，《博尔赫斯的面孔》，第97页，南京，译林出版社，2014。）如此，“追忆之光”变幻出的“今世何世”“今夕何夕”之幻象，足以打破曾在、当前与未来的界限。

《望春风》中，“我”（赵伯渝）依托聚落共同体长大成人，聚落共同体与“我”的命运息息相关。因此，“我”的情感归属指向聚落共同体，而非家族共同体。与陈忠实的《白鹿原》、贾平凹的《秦腔》的家族叙事架构明显不同，《望春风》以村落志故事置换家族志叙事，以聚落启示录代替家族创世记。聚落礼俗，而非家族风习，为儒里赵村世俗生活的观念基座。《望春风》的重要人物赵德正是孤儿，“吃百家饭长大”；（④（ 格非：《望春风》，第43、125页，南京，译林出版社，2016。本文所引该作品皆出自此版本，只注明页码。）“我”“被婶子遗弃”，④无嫡亲可投靠，其际遇无异于孤儿。在儒里赵村，乡邻而非族人给予两位孤儿以生活的接济与情感的暖意。聚落，而非家族，成为《望春风》中两位孤儿的庇护者。聚落共同体务实的怜惜与无言的善意所弥散出的人性光芒，为“我”的成长时光储存了珍贵的记忆财富。聚落的山川风物是《望春风》最具精神归属感与召唤力的故地风景。《望春风》的后半部，作为空间的故乡消逝了，但曾在家园景象依然可能在记忆中被不断被唤醒，被反复重温。主人公进入记忆深处去“打捞”故地往昔，并叩问往昔对当下的意义，进而解开曾在故乡的精神密码。这近似于瓦尔特·比梅尔所言的“揭示性重温”⑤或“作为重新认识的重温”。⑥《望春风》一次次“迫使”时间湍流暂停，通过追忆之光“返回”往昔栖居风景，去重温曾在的悲欢爱恨，去诠释曾在共同体的存在价值，并祈愿千年古村的重生与复活。

主人公身心成长的“不可复得”的时光，儒里赵村1958年至2007年村落生活的“不可复得”之时光，是《望春风》既重叠又分离的两条时间线。这两条时间线，潜藏着主人公需多个角度重温才能解开的身世谜团、人性谜团、情感谜团与天命之谜。如此，唤醒既往，“复活”当年，将自我“摆渡”回曾在的儒里赵村，去探究自我命运变幻的缘由，去追问千年古村盛衰荣枯之因由，这方是《望春风》邀请读者神游曾在的儒里赵村的叙述出发点。

一、时间回拨与时间塑形

格非曾开设过一门选修课，课程是“伯格曼与欧洲电影”。论及英格玛·伯格曼的《野草莓》，格非的理解是：“伯格曼认为，记忆，尤其是童年生活的记忆构成了自己创作的直接动力。有一次，作者离家多年后返回家乡，听到教堂的钟打着五点，忽然想到，当他推开自己的房门时，屋内的景象与自己的记忆究竟会有多大的反差，正是这个念头促使他拍摄《野草莓》。”（格非：《博尔赫斯的面孔》，第363页，南京，译林出版社，2022。）《野草莓》的独特之处在于主人公亲临往日现场，以近在咫尺的方式窥见当年的自己和亲友们一起活动的各种场景。这“穿越”式地“看”，将往昔的场景现场化，模糊了当下与过往的界限。艺术家让当下之我大胆地踏入往昔情境之中，近距离观看甚至介入昔日生活。齐格弗里德·克拉考尔如此解析《野草莓》中反常规的镜头画面：“伯格曼的《野草莓》中的老医生深感内心空虚、世态炎凉，便不时堕入回忆，对某些往事愈来愈有如在眼前之感。然而这些闪回的画面并非孤立地插入镜头，他亲身进入这些镜头，他往昔的朋友们、青年时代的他和害得他腼腆难言的可爱的姑娘，都跟他近在咫尺。如果他只是一个鬼影，侧身在没有意识到他到场的另一些精灵之中，过去和现在之间便将仍然存在一段距离。然而这种距离也被消除了。做梦的人从旁观者变成了当事人——他至少跟那些灰蒙蒙的人形中的某一个恢复了联系。过去不再是一个与现在相隔绝的领域，它于是就名符其实地变成了现在。”（〔德〕齐格弗里德·克拉考尔：《电影的本性——物质世界的复原》，第299页，邵牧君译，北京，中国电影出版社，1981。）《野草莓》让当前之我走入曾在情境，以当前的老者身份与曾在的人物打交道。如此，既往世界与当下世界便在同一画面中获得不可思议的融合。《望春风》中“我”的意识亦如《野草莓》中的老医生那般“无遮无挡”地投射于曾在场景之中。《望春风》所有的回溯叙事，都不只是为了“客观”地复原曾在，而是邀请曾在的当事人一起参与回忆，一起多维聚焦，以记忆的多角度叠合去参悟个人与村庄历史诸多人事。《望春风》让多个当事人的记忆互为镜像，彼此映照，共同领略往昔景的风情，一起掂量当年情的分量。

《望春风》中，赵德正患病，“我”即将离开村庄。告别之际，时间回拨，赵德正向“我”透露一段隐情：“你父亲死后，全村的人都去为他送葬……在送葬的人群中，有一个外地来的妇女，头上戴着绿色的方巾，缠着老福问这问那，说个不停，显得特别刺眼。在她离开村庄时，我在她后面不远不近地跟着……她终于停在了一个理发店门口，再也不肯往前走了……她把身上所有的钱都掏给了我，蹲在地上哭了起来。她叫我菩萨老子，哀求我行行好，别再跟着她了。我这时才告诉她，我和赵云仙打小一块长大，是一辈子的兄弟……最后，她犹豫了半天……就狠了狠心，将我领到了丁卯镇的一个裁缝合作社，把我交给了一个戴眼镜的驼背裁缝。这人正是陈知辛。”（格非：《望春风》，第206页。）此段叙事，是赵德正探知“我”父亲死亡秘密的一段往事。这一秘密，对“我”的命运的浮沉顺逆有着关键性影响。通过赵德正的讲述，赵德正的个体记忆成为“我”的个体记忆，再通过“我”的回溯叙事，成为记忆的记忆。如此，这一隐秘的个体时间，由赵德正移植入我的记忆之中，并随着“我”的生活轨迹，带出村庄，又返回村庄。如此痛彻的创伤记忆，只有儒里赵村当年对“我”的关爱者，才可能为之设身处地，为之探求真相，为之补充细节。《望春风》中，诸多村庄故事，刻绘着盘根错节的人际往来，铺展着千丝万缕的情感关系，多维呈现了儒里赵村栖居者之间的爱欲与情谊、苦难与希冀、欢乐与悲哀、屈辱与尊严。这样，儒里赵村栖居者的共同拥有的时间与记忆，就成了胡塞尔所言的“他人的存在就成了为我的存在”（〔德〕埃德蒙德·胡塞尔著、〔德〕克劳斯·黑尔德编：《生活世界现象学》，第153页，倪梁康、张廷国译，上海，上海译文出版社，2002。）之生活形态。《望春风》不断回溯的，是栖居者们共同经历过的大大小小的事件。这些村庄事件，一旦成为他们的共同记忆，便在无形中构建他们的共同体意识，形成他们情感认同与身份归属的边界感。

有些事件，发生之时不见得很光彩，却是之后形塑他们故园认同感的重要情感纽结。如同彬的“艳遇”故事：当年，同彬得意的炫耀，伙伴们的添油加醋，春琴的满脸不屑，令这乡间“艳情”极不得体。然而，“艳情”浓度可推测往昔村民的爱欲能量，流言轨迹及其传播速度提示村庄当年人际交往的频率。时移世易，风化的道德考量即便依旧，艳闻的烟消云散却多少令人唏嘘感叹。曾在村落传得沸沸扬扬的桃色事件，经过时间的发酵，早已转化为往昔儒里赵村民风放逸的记忆种种。《望春风》叹息栖居者生命热力的逐渐熄灭，然而这种叹息本身意味此类旧闻将成为人群归类的一种标记：能否共享某种曾在的“秘密”，决定着“你”是否属于“我们”。文化地理学者认为，地理边界与文化习性的边界同时塑造着栖居者的共同体意识：“一些暗语、手势、禁忌、秘密——神秘场所和神秘事物，远比任何边界都能更加有效地排外。”（〔美〕约翰·布林克霍夫·杰克逊：《发现乡土景观》，第86页，俞孔坚、陈义勇、莫琳、宋丽青译，北京，商务印书馆，2016。）当时间长河向未来奔涌的时候，曾在的某次邂逅、某种流言、某个秘密，皆可能成为某一时段的共同记忆，这些共同记忆不断形塑着曾在栖居者的家园归属感与认同感，其言下之意是：这个秘密只有那时的我们才知道，这个流言只有那时的我们才理解其中的含义，并且觉得那么有趣。因此，回到曾在时间，终究是根据曾在来理解当前，根据曾在来确认当前。

《望春风》中，除了聚落内部的共同记忆、共同时间，更有外部的“宏伟时间”源源不断地向儒里赵村输入宏大意义系统，不过，外部的“宏伟时间”最终将被吸纳为儒里赵村的共同时间。

保罗·利科阐释了“宏伟时间”与“个人时间”之间的矛盾性与调和性：“宏伟历史”衍生出“宏伟时间”，“威望和权力形象属于宏伟时间”。（④（ 〔法〕保罗·利科：《虚构叙事中的时间的塑形——时间与叙事卷二》，第162、169页，王文融译，北京，商务印书馆，2018。）不过，他又认为“世界的宏伟时间和灵魂的个人时间之间有个无法弥合的断层”。④《望春风》用大量篇幅叙述了“宏伟时间”与“个人时间”的深度融合，亦同时呈现了“宏伟时间”与“个人时间”之间“无法弥合的断层”。

《望春风》中，“宏伟时间”介入“个人时间”之刻，少数栖居者既有疑惑，亦有挣扎。赵孟舒“螳螂挡臂”，待在蕉雨山房的二楼，“脚不沾地”，固守二楼空间以抗拒“宏伟时间”。再如工业化时代来临，老福奶奶以一句“我就不麻烦你们了”，（⑥（⑦⑧⑨ 格非：《望春风》，第325、44、103、15、182页。）极平静地告别人间，拒绝接受现代性所规划的“宏伟时间”的降临。不过，儒里赵村大多数栖居者不仅接纳了具有权威性的“宏伟时间”，且跟随“宏伟时间”步伐，让“个人时间”编织入“宏伟时间”之中。从政治制度、生产方式到情感表达，“宏伟时间”或深或浅地烙印在儒里赵村栖居者的“个体时间”中，他们的喜怒哀乐无法避免地为“宏伟时间”所左右。《望春风》的文本中，遍布“宏伟时间”的印记，这不仅仅是为了标识时间河流中的历史阶段，更在意识层面上强调栖居者与更开阔的外部世界之间无法割裂的密切关系。“转眼间就到了一九五〇年初，村里来了土改工作队……”，⑥“在合作化初期，德正因见王曼卿体格风骚，弱不禁风，就将她分入老年丙组……”，⑦“一九七一年八月，为了纪念毛泽东畅游长江五周年，这里举办过轰动一时的游泳比赛……”，⑧“在一阵紧似一阵的朔风之中，历史悄然迈入一九七六年的门槛”。⑨这些“宏伟时间”的醒目标识，意味着栖居者既要环绕着“宏伟时间”“公转”，又要按照传统劳作生活习性所形成的“个人时间”“自转”，并将“宏伟时间”和“个人时间”调和为栖居者们的共同时间。

小说中，“宏伟时间”与“个人时间”相互融合这一时间形塑方式，有利于建构保罗·利科所言的“时间厚度”与“心理厚度”。（〔法〕保罗·利科：《虚构叙事中的时间的塑形——时间与叙事卷二》，第159页，王文融译，北京，商务印书馆，2018。）《望春风》的上半部，叙述者不厌其烦地为村庄中各种事件标记“宏伟时间”，这些“宏伟时间”以纪念、运动、号召、观看文艺作品、重大事件发生等方式渗入村庄的共同时间之中。频繁出现的“报时”式叙事，让“宏伟时间”不断渗入“个人时间”之中。无论“个人时间”是否因“宏伟时间”所发布的叙事而倾注自我的情感，只要关于“个人时间”的叙事为“宏伟时间”所标识，那么，两者想象性的关联便已经达成，人物行为的“时间厚度”与“心理厚度”亦随之增强。

在《望春风》中，“个人时间”与“宏伟时间”是通过横向的时间“互嵌”进行时间塑形的。横向“互嵌”让小地方事件“接入”大世界的事件之中，其意义扩张是同心圆式的由内而外。而时间回拨式的叙事，则通过纵向的时间“折叠”方式完成时间塑形，其意义增值是通过时间的回返来形成惊奇式的审美效果。两种时间塑形方式，皆能增加所谓“时间厚度”和“心理厚度”。

回溯式的追忆叙事，于叙事往前推进之际将时间往后拉。推进与后拉，几乎同时进行。追忆叙事让插曲式的曾在情境不断植入叙事推进之中：“斜眼小时候，武松常常将他抱在腿上，用硬胡茬去扎他的脸，扎他的小胸脯，扎他的小胳膊。他的胳膊又嫩，又细，又滑溜。他每扎儿子一下，斜眼都会咯咯地笑个不停。在儿子一刻不停的笑声中，在时钟回拨的某一个缤纷虚幻的时间节点上，小武松那曾经强大无比的心脏终于停跳，不再为他甜蜜的回忆之路提供动力。”（格非：《望春风》，第323页。）成年后的斜眼，是一位对父母凶神恶煞的儿子，让晚年的父母蒙羞。然而，如此恶浊的人物，在父亲小武松临终之刻“时钟回拨”快乐回忆中，幼年斜眼的咯咯笑声让其父至死膜拜。追忆叙事的时间回拨，让流逝与回溯交错并进，这类时间塑形让不同性质的思想、感受与情感形成交混之格局。悲哀与欢乐，粗鄙与庄重，贪婪与清纯，寡情与深情，既可能缓慢变异，又可能瞬间翻转。此种交混格局，不仅增加“时间厚度”与“心理厚度”，更于“时间厚度”与“心理厚度”中窥见时间魔术师不可思议的变幻能力。