大江健三郎《新人啊，醒来吧！》的后人文主义启示

《新人啊，醒来吧！》是大江健三郎于1982年至1983年间相继创作并发表的7篇短篇小说之合集，也是大江文学中最具自传色彩的虚构作品之一。这些短篇虽以松散的时序和主题排布书中，叙事线索却呈现为交织错落的互文结构，看似琐碎的日常经由布莱克诗句相互勾联，逐渐浮现为渗透着国际政治、日本战后文化和边地神话的细密网络。7篇故事的篇名和章节中所引布莱克的诗句，均采自日本翻译家梅津济美所译《布莱克全集》。第一篇《天真之歌、经验之歌》的篇名来自布莱克的同名短诗集；第二篇《冰冷的婴儿从狂暴的空气中起身》与第三篇《在愤怒与绝望的呐喊中从无限的空间下落、下落》来自布莱克的长诗《伐拉，或四天神》；第四篇《跳蚤的幽灵》取自布莱克的同名雕版画；第五篇《灵魂如星般坠入踝骨》运用了布莱克长诗《弥尔顿》的叙事意象；第六篇《被枷锁囚禁的灵魂》引自布莱克的长诗《美国：一个预言》；终篇《新人啊，醒来吧！》则以布莱克的长诗《弥尔顿》中的诗句“Rouse up，O，Young men of the New Age！”为题，由此回归了充盈光明和希望的愿景。布莱克这行诗句可直译为“奋起吧，新时代的年轻人！”，梅津济美的日译本则将其处理为“醒来吧，新时代的年轻人！”。大江基于英诗原文与日译本，将“新时代的年轻人”凝练为“新人”，以此为在危机中引领日本和世界走向和解的新一代青年赋名。

在这部小说集中，大江引以为灵感源泉的诗人威廉·布莱克是英国浪漫主义时期的重要诗人和雕版画家，这位诗人以其神秘主义意象和幻视的创作实践而著称，因其另类主张和充满神话色彩的作品，被叶芝等后辈诗人奉为幻视现实主义的先知。布莱克的神话叙事、想象力至上，以及幻视现实主义的风格，其后尽皆成为大江诸多文学想象的来源和原型。

大江文学对于布莱克叙事和想象的吸纳和改写，大致可分为三个阶段：一是虚构性误读，二是神话与身体地形学的重合，三是现实主义叙事中的幻视风格。①第一阶段以其长篇小说《个人的体验》（1964）为代表，大江在该作品里描述了主人公鸟及其情人火见子对于布莱克诗歌的虚构性误读。第二阶段，可集中反映于长篇小说《同时代的游戏》（1979），该小说的神话叙事与布莱克的诗学宇宙观显而易见地形成了平行结构。在这部史诗般的作品中，大江从故乡的边缘文化地理出发，构筑了“村庄—国家—小宇宙”的时空统一体，并构想出以“破坏人”为象征的人类集体主体性。第三阶段即在本文所讨论的《新人啊，醒来吧！》里，大江首次全面回顾和反思了自己与布莱克在生活经验以及文学文本层面的多重互文性，这些细节与主人公的生活、写作经历交织，勾勒出“对个体生命而言具有决定性的预言”，①及其在日本冷战语境下的（反）普世性启示。

纵观大江文学的整体脉络，不难发现大江与布莱克的互文，经历了从误读到宏大叙事，乃至生活幻视的巨大转变。这里需要特别指出的是，诞生于20世纪80年代初期的《新人啊，醒来吧！》正处于前述两种文学叙事转向的交汇点，这种转向不仅标志着大江文学开始由宏大史观转向家庭生活叙事，同时也展现出了由边缘风景向边缘身体挪移的特质。众所周知，家庭生活叙事是贯穿大江创作生涯的一条不可忽视的主线，为智障儿寻求生活定义这一持续数十年的母题，正是通过《新人啊，醒来吧！》的叙事得以确立的。从兼具私小说特征的长篇小说《个人的体验》（1964），到《静好的生活》（1990），乃至其最后一部长篇小说《晚年样式集》（2013），这位作家都在孜孜不倦地以想象贯穿于现实与虚构、生活与文学文本、不同主体之间，以此切近并超越自我的集体性关怀，并以幻视现实主义的视角，对社会文化和国际地缘政治进行洞察和描摹。与此同时，《新人啊，醒来吧！》更是呈现出这位作家从故乡四国的神话地形学至都市残疾儿的身体地形学的叙事转变。如果说《万延元年的Football》（1967）和《同时代的游戏》（1979），皆以肢体化的地形学表征了边缘与中心、历史与当下、乡村与城市间充满戏剧性的对峙，那么《新人啊，醒来吧！》则可视作大江文学于20世纪80年代以边缘身体抗衡政治强权的叙事代表。完成这次重大转变的《新人啊，醒来吧！》尽管与文本外的现实生活极为贴近，而且飘逸着浓郁的自传色彩，然而在其诸多虚构线索中，与残疾儿共同生活的日常体验，在历史语境和文学前文本的细密脉络下，巧妙地交织于富有戏剧性的生活常态和政治现实之间。大江以自传文体娓娓道来，夹叙夹议地探索了个体生活经验和个人作品与时代的关联，入木三分地描绘了身为小说家的父亲与正处于青春期的智障儿子之间的冲突与和解。在诗人布莱克的指引下，父亲试图通过文学想象“成为”儿子，儿子也在音乐实践中体悟着“成为”父亲，这对父子最终在儿子作曲和指挥的音乐剧里实现了一种互为彼此的交融关系，从而成功地消弭了个体间的界线。在与儿子这一边缘形象合为一体的过程中，叙述者从自己成长历程中对雨滴的执迷、《同时代的游戏》里凝缩在树冠水滴中的古老巨人等意象，以发散的想象力洞察这些关联，叙述了象征人类集体主体的“新人”之诞生。在文学隐喻以外，这则关于身份共融的亲子寓言，更是借助智障儿的神异感知和面对社会风波的极端脆弱性，令人信服地描摹出日本20世纪80年代繁荣景象下遗存的多种历史问题和危机四伏的社会矛盾。大江以非人类形象为隐喻，点破寓居于新自由主义民主社会的帝国主义“幽灵”，乃至现代化发展的线性逻辑，以及冷战格局里日美同盟所酝酿的核战阴云。他穿梭于微妙的政治生态、历史问题和技术危机之间，描绘出日本这一发达资本主义社会的政治框架下弱势群体所面临的普遍敌意。他以布莱克为先导，提出唯有以想象力来对抗当下的权力架构，对抗帝国主义意识形态，直面日美殖民关系对人的主体性的扭曲。大江进而提出，只有不断地置换和颠覆自我与他者的身份，并主动将个体的主体性置于边缘人和世界的交汇之中，才能在共生关系里以全新且团结的宏大主体挑战旧有的个体生命等级秩序。正如彼得·奥托指出的，大江和布莱克都“试图通过逆转常规（norms）来颠覆生命政治——从单一到多元，从存在到生成”。②奥托在这里提及的“生成”，其实源于吉尔·德勒兹所倡导的主体的“生成/成为”（becoming）。在想象他者、突破个体边界和融入边缘的过程中，大江就这样不断示意着成为“新人”的阻障与可能性。

就此，本文将诠释在大江的文本中，布莱克的“新人”意象如何与日本战后社会政治以及边缘身体的主体性相互穿插，从而被重新定义并塑造为集体性和跨主体的存在。本文亦试图梳理“新人”所牵引出的人文主义批判和后人文主义思索，从浪漫主义时期的布莱克与人文主义的纠葛，至大江小说对布莱克及19世纪西欧语境的移植。本文还将结合日本社会文化政治生态，探讨大江对日本当代主体性的批评和超越性的想象。在此基础上，本文试图厘清从人文主义到后人文主义的主体性批判语境下，大江在文学创作实践和社会批评中，如何与浪漫主义诗人布莱克的诗画展开互文性叙事。

一、大江健三郎的“新人观”与威廉·布莱克

前文曾提及大江以布莱克的诗画为底本，从布莱克《弥尔顿》中的“新时代的年轻人”塑造出“新人”形象，在这看似不经意的文字置换背后，实际蕴含了大江在危机四伏的当下，寄托于年轻人的主体性救赎理想。关于这一点，从大江写给年轻人的随笔集《致新人》中便可一见端倪。在终篇《唯有做“新人”》里，大江以肺腑之言陈述了写作此书的要义：“传达给读者们的最根本的信息……将它凝聚成一句话，就是：希望你们这些孩子和年轻人都要做‘新人’。”①大江还提及自己最初接触日语“新人”一词，其实是《圣经·以弗所书》日译本对英文“new man”和法文“l'hommenouveau”的日语直译“新らしい人”。在大江的理解中，《圣经》中的“新人”是通过基督受难向世人昭示重生的信念和意义的。

（基督）将对立的两个东西，通过他自己挂在十字架上的肉体，制造出一个“新人”来。这样一来，基督消除了敌意，达成了和解……我在脑海中所描述的“新人”，就是给这样尖锐对立的两个方面带来真正和解的人。而且，我想象他们是为了成为我们生活的这个世界上建立和解的“新人（们）”而存在的人，并且不断将“新人（们）”的形象传递给自己的子孙，永不放弃希望……而这之中最重要的，是作为“新人”而重生这件事。其本质是永远活着的“新人”这一形象。②

由此可见，大江的“新人观”正是建立在“新人”超越个体生命的主体性之上。首先，基督复活的叙事和它所指涉的“死亡—重生”之结构，使得“新人”这一主体从“作为新人”与“成为新人”的意图和过程中获得意义，继而具有了令人信服的寓言性，于是“新人”形象的实质被大江解释为随着时间而发生变化和接续的过程性主体；其次，“新人”作为象征，是大江在社会伦理层面的理想之呈现，它散发着“和解”的至善能量，具有逆转不公世态的意愿和决心；再次，大江认为“新人”是通过一代代年轻人不断接续的新生力量，相信年轻人自身孕育着无穷的可能性，是带来社会变化的行动者，当然也是人类未来的希望之所在。大江将“新人”理解为这三层甚至更多内涵相互交织而成的结合体：重生的迷思、和解的意愿与决心、历史中层出不穷的新生代……这些超越个体的因子共同融合于“新人”形象的内涵中，支撑着“新人”这一“物质—话语”集合体“永远活着”，从而成为大江寄托人类希望的超验存在。

如上所述，在大江的作品中，由《圣经》日译的词源脱胎而来的“新人”概念，就这样与布莱克诗画作品原型的身体表现产生了重叠。为了更好地理解这一点，我们需要从布莱克作品及其“新人”想象对大江产生的影响谈起：大江借助小说主人公所做的自述，正是得益于多年研读布莱克作品而触发的重新定义“人”并重审人文主义复杂时代肌理的想法，这也正好契合了大江在晚年随笔集《读书人》中对自己与布莱克“宿命般的巧遇”③发出的慨叹。在布莱克作品和相关学术研究常伴案头的研读岁月里，大江不时惊异于自己的生活和时代与布莱克的生平及其充满政治意味的诗歌之间的暗合：

对我而言，布莱克的根本吸引力，不仅在于他所创立的独特的神话世界及其从基督教延展至密教的神秘主义，更是由于他将自己的生活与其时代的力量汇聚在一起，使之成为他的神话赖以发展的力量。他对这一过程的体悟驱使他穿透神话、超越现代政治和国际关系的主题，抵达一个超越时间的境界。于我而言，这源自同一成就的两个方面正是布莱克的魅力之所在。①

与此同时，布莱克对“人”的另类界定，超越了宗教教条的灵性体验与文艺想象，将神话式的幻视视野织入现实和政治，这一点亦契合了大江以“人”之新生为中心所构建的超验想象、生活现实与政治批判相穿插的宏阔寓言之特质，从而为大江的“新人”形象带来了诸多启示。

在布莱克独创的神话语境和宇宙论中，在象征性、宗教性和跨主体性的层面上，对“人”的这种界定显然有别于欧洲人文主义传统，以及基督教对于人类个体的固有定义，当然也就蕴含了“新人”之意。我们不妨从其象征意味出发，来讨论布莱克的预言诗《伐拉，或四天神》和《耶路撒冷》中时常出现的“The Man”，即大写的“人”这一指称。在布莱克的神话叙事里，上古人类由于理性对生命力进行分化和类别化而走向衰败。在对基督教人类堕落观进行改写时，布莱克便准确指出，被分化和归类的生命力，最终会在审判日重新聚合，回归为大写的“人”。布莱克以此批判启蒙主义和人文主义理性至上的分化归类思想对人性的禁锢，认为只有“人”由分化的个体复原为集体主体时，人类才能真正得到救赎。“这个在英文中大写的‘人’，并不是具体的个人或是人格神，而是人类或宇宙中人性力量的总和，布莱克也将其称为‘古人’（the Ancient Man）或‘阿尔比恩’（Albion）。‘阿尔比恩’为英国的古名，指英格兰人，但‘阿尔比恩’在布莱克的诗中却并不专指英国，而是泛指太古的人类，也是基督，即想象力的化身。”②

绝非巧合的是，这种将“人”作为集合主体的描述，亦出现在大江的长篇小说《同时代的游戏》之中：被肢解的古代领袖“破坏人”沉眠于峡谷，等待着四散的肢体被集合后的复苏。通过对布莱克全面且深入的研读，大江这样诠释大写的“人”：

那是创造出世界的人，是让世界从自己的身体中产生出来的人。我曾经将这个Man翻译为人，这种翻译法是有问题的……实际上，他也应该被称为神，是那种永远的存在，因此也是不可能死亡的，目前却处于濒死状态，隐居在黑暗的山谷里，或想象着自己创造出的人们发动战争并进行破坏，或实际观看着这一切，并为此而感到哀伤。他等待着那一天的到来——创造出的所有人全部返回到自己这里来，以便将他们重新塑造为好人而复活。诗歌里就是这么设定的。③