从实证研究到文化研究：大江健三郎研究的现状和趋势

大江健三郎1994年获得诺贝尔文学奖之后，我国日语学界敏锐地意识到他的重要性，开始大量翻译其作品。从1995年光明日报出版社首次出版《个人的体验》到2023年5月人民文学出版社出版《大江健三郎文集》（14卷），20多年间，几十位译者在20多家出版社翻译出版大江健三郎的作品，其中有多部作品拥有不同的译者。根据李叶等学者统计，大江健三郎的个别作品被不断重译，从1995年到2017年，《个人的体验》由5位译者先后翻译出版；从1996年到2016年，《万延元年的Football》由6家出版社出版了不同译本。“从90年代的初露锋芒，到00年代的百卉千葩，对大江健三郎作品的翻译虽然大部分集中在小说上，但其仍以昂首阔步之姿，以气势磅礴之势席卷了中国市场。这一时期的大江译作，可以说是之后针对其各类文学研究的奠基。”①

以上现象，不仅表明大江文学在中国有一个不断壮大的读者群，而且还形成了一个蔚为壮观的研究群体，翻译、阅读和研究互相促进，相映成趣。据陈云辉统计，1994—2005年，学术界“10年间共发表各类研究论文87篇”，②平均每年7—8篇，其中还包括介绍性文章。但随着越来越多大江健三郎的作品被翻译出版，最近十几年的大江文学研究呈井喷式发展。截至2023 年6 月，在“中国知网”以“大江健三郎”为主题进行搜索，共检索到936 篇各类文章和129 篇学位论文。自2005年下半年至今，我国共发表了849篇研究大江文学的文章，平均每年50多篇。不论是增幅，还是持久性，尚无其他外国作家可以媲美。大江研究在整个外国文学研究界是值得高度关注的。

大江研究中既有资深的大江文学翻译家、研究专家和学者，也有年轻的日本文学研究博士生，还有部分其他研究领域的专家和学者。他们学术背景相异，个人兴趣不同，从而在研究主题、研究内容、研究视野、研究方法等方面均表现出明显差异。有鉴于此，让学术背景不同的学者共聚一堂，呈现大江文学研究丰富多元的面貌，开阔研究视野，分享研究成果，推动大江文学翻译和研究走向新的高峰将是有益的尝试。为此，浙江越秀外国语学院于2023年5月21—22日，联合人民文学出版社共同举办了“《大江健三郎文集》新书发布会暨第五届大江健三郎文学研讨会”。莫言、叶兴国、陈众议、陈晓明、许金龙在开幕式上做了主旨发言。来自中国社会科学院外国文学研究所、清华大学、北京大学、中国人民大学、上海师范大学、南京大学、南京师范大学、广东外语外贸大学、西安外国语大学、河北师范大学、上海师范大学等几十所院校的近百名学者汇聚一堂，围绕“大江文学与中西方文学的互文关系”“大江文学中的后人道主义研究”“大江小说艺术研究”“大江文学中的反战思想研究”等主题展开了深入的交流和讨论。

多维度、多视角的主题研究

中国近40年的大江文学研究形成了几个相对集中的主题：大江健三郎的存在主义思想及其影响研究；大江健三郎作品中的边缘意识；大江健三郎的反战反核思想研究。此次会议不仅延续了以上主题讨论，还深化并拓展了以上主题。大江健三郎本科时研修法国文学，深受萨特的影响，其本科毕业论文为《论萨特小说的形象》，因此，研究者关注大江健三郎作品中存在主义的影响顺理成章。长期以来，人们关注的重点是大江健三郎如何在小说中建构存在主义意义上的绝望和生存的荒诞性，又是如何挑战和超越人存在的种种异化感，即如何在令人绝望的现实中寻求希望之所在。此次研讨会上，李浩、方蓓蓓、崔曼莉、董炳月、李钰等均从不同视角分析了存在主义思想在大江健三郎作品中的表现。这些研究者虽然没有直接使用存在主义哲学的概念和术语分析大江健三郞的作品，但均提出了存在主义哲学关涉的问题，这显然拓展了这一研究主题的内涵。

李浩指出，大江健三郎“始终以一种坚固的姿态追问他、人类、日本、冲绳和命运的核心问题，追问欲念与身体、革命与救赎、世界和我们向何处去”。美国的大江研究专家威尔逊（MichikoNiikuni Wilson）也曾关注大江健三郎特殊的问题意识，并将大江健三郎的问题意识与偶像破坏相勾联：“大江融通天真的观察力（眼力）和世故的智慧（智力）的特殊能力，使他具有某种预言特质。极少有作家具有这种特质，即便索尔·贝娄和加西亚·马尔克斯也是难以企及的。他的融通能力使他能够提出特有的现代问题以便砸碎特有的现代偶像。”①显然，只有提出特殊的问题，才能突破这些问题已有答案的局限。

李浩还以作家的身份慨叹大江健三郎在追问这些根本问题时的真诚与真切。他认为大江健三郎“始终将自我的内心残酷地剖开。阅读大江健三郎的作品，我明晰地感觉着那种连接了肋骨的真切疼痛……那种几乎刻骨的坦荡和对羞耻之心的淋漓解剖，让我时有汗颜”。也就是说，问题意识和对问题的思考让大江健三郎感到无比痛苦。当然，这种“痛”是存在主义哲学意义上的“痛”，是大江健三郎最纯粹、最直接、最生动、最深切的心理体验，是他对日本社会，甚至人类社会深刻理解之后的那种“痛”。

如果说引入心理体验的“痛”的概念丰富了大江文学存在主义主题的内涵，那么，莫言以作家的身份对大江文学的整体解读，不仅拓展了大江文学的主题研究，而且开辟了一个新的研究领域——作家（大江健三郎）研究。莫言从大江健三郎的作品中看到的是他鲜明的政治态度和斗士般的批判精神。莫言认为大江健三郎从未屈服于来自任何方面的压力，而是始终“以镇定自若的态度，以文学的方式讲述着他发现的历史褶皱中的罪恶和人类面临的危险”。莫言说：“到底是一种什么力量支撑着大江先生的创作？那就是一个知识分子难以泯灭的良知和‘我是唯一一个逃出来向你们报信的人’的责任和勇气。”显然，“人类面临的危险”在大江健三郎的作品中主要是指战争和核威胁，“历史褶皱中的罪恶”则是具化了的人类苦难。在莫言看来，大江健三郎的作品记录的就是他“经历过曾试图逃避苦难到勇于承担苦难的心路历程”。莫言还认为，大江健三郎“在承担苦难的过程中发现了苦难的意义，使自己由一般的悲天悯人，升华为人类寻求光明和救赎的宗教情怀”。毫无疑问，莫言在大江健三郎作品背后看到的是一个精神独立、意志坚定，像鲁迅一样具有“民族魂”的作家。因而，大江健三郎的“危险书写”“历史褶皱中的罪恶书写”和“苦难书写”，是他高度的民族责任心外化的结果，甚至可以说是大江健三郎“为人类寻求光明和救赎的宗教情怀”的文学诉求。这种诉求必然是一种道义的善，因而是一种大美，因为人忍受苦难、与命运抗争、战胜困厄、征服邪恶等所体现的是一种崇高的精神和英雄气质。

同样，陈喜儒认为大江健三郎是对“历史和现实都有清醒认识的政治家。他怀着强烈的历史和现实的责任感，秉笔直书，发出振聋发聩的呐喊。更难能可贵的是，这种大无畏的战斗精神，贯穿了他的一生”。徐小斌从整体上对大江文学做出价值判断，认为大江文学是超越语言与文化的灵魂书写，从中能看到真相与死亡、遮掩与暴露、逃避与面对、现实与虚构、城市与乡野、东方文化与西方文化等交织而形成的矛盾和张力。她认为大江健三郎的作品“像是在把读者慢慢地溺在深井中，让你尝到那种窒息苦闷的压抑和黏稠逼仄的纠结，同时又是一种奇诡的层层叠加的画面”，是个人经历和历史脉络的奇妙结合。

与以往研究大江健三郎森林意识和边缘叙事明显不同的是，多数发言者是结合大江健三郎的反战思想、民主精神和民族责任来探讨这两个问题，这不仅扩展了上述主题的内涵，而且与大江健三郎的后人道主义思想讨论产生勾联。雷晓敏指出，大江健三郎是具有文学伦理责任和社会伦理感受力的作家和文化人，其作品充满了对残疾人、边缘人和弱势群体的关切，表达了对全人类命运的担忧。大江健三郎一再呼吁活着的人勇敢地担负起对下一代的伦理责任。如果说人道主义精神始终是大江文学的思想脉络，那么他在反战反核方面的思想认识的提高则是一种伦理观念的递进。正是在关于日本发动的那场侵略战争以及制造核武器的问题上，他的代际伦理意识才凸显出来。这种意识集中体现在他对战争罪恶、自然生态破坏和人类生存危机的高度忧虑上。熊淑娥认为，大江健三郞的文学创作是从个人的具体性出发，与社会、国家和世界相连接，以森林冒险等超绝想象力为特征，这也是解读大江文学、理解大江坚持反战的民主思想的重要线索。

大江健三郎的反战、反核思想例来是大江研究的重要主题，本次研讨会也不例外。崔曼莉、夏晶晶、董炳月、叶琳、林敏洁等都从不同视角探讨了大江健三郞的反战立场和反战思想。叶琳从隐喻和神话分析的角度研究大江健三郞的反战思想。她认为大江健三郞凭借其敏锐的观察力和富有哲理性的思考，在作品中写出了人类共同关心的问题。大江健三郞立足现实，又以超强的想象力超越现实，把现实中的重大问题同日本式的神话融为一体，从而使其作品既写实又浪漫，既有人类共同生活的内容，又充满批判和反战的色彩。夏晶晶的发言也比较有代表性，她指出大江健三郞在青少年时期亲历战争与动荡，一生笃信和平主义，反对军国主义，始终怀有对和平民主的祈盼。其文学创作着力突出对绝对天皇制的批判及对战后日本可能再次走向战争的警惕，如《水死》中“杀王”隐喻与绝对天皇制伦理的对决，《十七岁》《政治少年之死》中强调独立个体的主体性之重要，揭示了天皇制存续所潜藏的危机。

不同文化体系中的互文张力

研究大江文学，不可回避的是大江文学与东西方文学的互文性问题。大江健三郎不仅是一位图书馆型作者，还是一位研究型作者。《小说的方法》就是他借鉴欧美诗学理论和创作方法思考文学的一部理论著作，书中讨论了诸多东西方作家、哲学家和批评家。他阅读之广泛，思考之深刻，在当世作家中应属罕见。另外，在几乎每部小说中他都会提到他在那段创作时期研究什么问题、阅读谁的作品，这无疑增加了阅读的难度，却给研究互文性问题的学者提供了难得的机会。就形式而言，大江文学的最明显特征就是跨文化、跨时空、跨文类（小说、诗歌、文论、电影、戏剧等）的互文。他通过奇妙的想象力和卓越的叙事技巧，将故事交织于一个个迥异的互文空间，进而通过互文创造出了许多以断裂、杂糅、多元、异质等为特点的后现代主义作品。

在21世纪初期，亦即结构主义美学在我国比较流行的时期，学者们首先注意到了大江健三郎与鲁迅的互文问题，研究的重点和热点是鲁迅的《狂人日记》《孤独者》《孔乙己》《故乡》等对大江文学的影响。此次研讨会上，大江健三郎与鲁迅的互文问题仍然是讨论的热点之一，但研究者高旭东希望从更为深层的视角，探讨大江健三郎与鲁迅的精神联系。他认为这两位伟大作家的精神纽带是存在主义思想。首先，大江健三郎直接接受萨特与加缪的影响，而鲁迅则是从存在主义的精神先驱尼采、克尔凯郭尔与陀思妥耶夫斯基那里接受了存在主义。其次，鲁迅与大江健三郎都对人生进行了形而上的存在主义哲学思考。由于时代与国情的差异，大江主要是在无神时代对精神拯救进行思考，并构成其小说创作的重要部分；鲁迅在这方面的思考主要表现在《野草》中，更执着于国民性批判与社会现实批判。最后，高旭东指出，二者虽然创作手法不同，但其作品都具有深刻的人性内涵与正义使命。翁佳慧发现，20世纪60年代，大江健三郎以鲁迅《狂人日记》“救救孩子”为主题创作了诗歌《食人的和平》，并以此诗为核心创作了小说《需要一个人牲男吗？》。她从互文性角度切入，考证作为蓝本的《狂人日记》日译本与副文本，确定作为大江小说创作素材的日译本来源，并从文体层面和思想层面探讨《食人的和平》等文本与《狂人日记》之间的互文性特征。

方蓓蓓认为，鲁迅的“绝望之为虚妄，正与希望相同”等论述及其精神深刻影响了大江健三郎的创作，从其处女作《奇妙的工作》及至封笔之作《晚年样式集》中均有鲁迅文学的影子，其晚近小说《水死》更是这种影响的集大成者。陈青庆发现，大江在1992 年发表的小说《我那时真年轻》中，通过靖一、K和繁君三个主要人物对鲁迅小说《药》中“人血馒头”意象的不同改写，展现了战后日本民主主义与保守主义对待战争历史的迥异态度。靖一和K改写“人血馒头”的故事，象征着他们对战争罪恶的忏悔和战争责任的承担；而繁君利用交通事故杀死靖一，推卸责任，并逼迫K对真相保持沉默的情节，象征战后日本不断否定历史、推卸战争责任的错误立场。大江健三郎创作“人血馒头”意象，旨在激活日本人关于战争真相的记忆与责任意识。

大江文学与欧美文学的互文关系研究是此次研讨会的又一重要议题。李硕发现若岛正译的《洛丽塔》文库本中，有一篇大江健三郎写的解说文。大江健三郎在文中分析了《洛丽塔》与爱伦·坡的诗歌《安娜贝尔·李》的关系。大江健三郎晚年写下《优美的安娜贝尔·李 寒彻战栗早逝去》。于是，“安娜贝尔·李—洛丽塔—樱”便组成了一条耐人寻味的互文性链条，若延伸下去，则可以发现大江健三郎作品与洛丽塔元素互文的空间。李硕还认为，如果将这些互文元素与1960年安保斗争关联，便会发现大江健三郎是在通过传承历史记忆来寻找超越日本社会战后民主主义危机的方法。叶高楠发现，大江健三郎在晚年创作的《被偷换的孩子》《愁容童子》《水死》《晚年样式集》中，多次提到莫里斯·桑达克的绘本《在那遥远的地方》。大江健三郎在《被偷换的孩子》中不仅大篇幅引用《在那遥远的地方》，还以该绘本中戈布林偷孩子的情节为自己的小说命名。大江健三郎如此钟情于桑达克的绘本，在晚年作品中频频与之互文，正是由于孩子是大江健三郎晚年作品的主题，把真相告诉孩子并不是为了吓坏他们，而是为了真正地抚慰他们，这与莫里斯·桑达克的创作思想不谋而合。