约恩·福瑟在中国的翻译与接受

约恩·福瑟（Jon Fosse）是当代挪威著名的小说家、诗人、剧作家兼翻译家，他长期生活在挪威西海岸，而且坚持用新挪威语写作，其作品因强烈的西海岸风格而受到挪威读者的推崇，并大有漫卷全球之势。福瑟迄今已创作80多部文学作品，被翻译成40多种文字，其戏剧作品在世界各地上演了900多场。2023年10月颁发的诺贝尔文学奖是对他勤勉写作和艺术创新的高度认可。相对于此前几年获得诺贝尔文学奖的露易丝·格丽克（Louise Glück）、阿卜杜勒-拉扎克·古尔纳（Abdulrazak Gurnah）和安妮·埃尔诺（AnnieErnaux）而言，福瑟因有多部剧作在中国翻译出版或演出而拥有一定的受众，但普通文学爱好者对他依然感到陌生。因此，本文在梳理福瑟作品（主要是戏剧作品）在中国译介和演出情况的基础上，重点分析福瑟在中国的接受，以及他戏剧艺术的独创性，希望借此推动他的作品在中国的全面翻译和传播。

一、福瑟戏剧在中国的翻译与演出

福瑟的创作虽然包含了戏剧、小说、诗歌等多种文体形式，但目前他的作品中只有戏剧作品被翻译到中国并搬上舞台。因此，梳理福瑟戏剧作品在中国的传播就必须从翻译和演出两个维度展开。

福瑟作品首次在中国传播仅局限在小众化的专业领域，其标志性事件是2004年演出的《沙发上的女孩》，①由此开启了福瑟作品在中国的公演之旅。有详细记录的福瑟戏剧公演是2007年6月6日至11日，中央戏剧学院2007级研究生根据邹鲁路的译文编排的《有人将至》，作为夏季“研究生剧目演出剧”在黑匣子剧场上演。该剧作为福瑟的处女作完成于1992年，是他在中国最有影响力的作品之一。2007年10月，俞洁为《有人将至》的演出写的剧评，成为中国学者研究福瑟的第一篇评论。这篇评论将福瑟置于西方戏剧谱系中考察，认为“高度的物质文明并没有如想象的那样给人带来和谐与快乐，相反，人与人之间越来越冷漠，社会人情日趋淡泊。《有人将至》就是从一个侧面反映了当代西方社会的‘文明病’而获得观众认同的”。②2010年10月26日，《有人将至》在上海戏剧学院“新空间”上演，福瑟本人十分重视这次演出，他亲临现场与中国戏剧界人士深入交流。对比之前该剧在日本的演出，福瑟表达了对中国戏剧导演何雁和演员的崇敬之情：“这一版本对我剧作的理解是那样地透彻、完整。在对原作理解的精准度上，在你所能想象到的任何戏剧层面上，这一版本的《有人将至》都达到了我前所未见的、难以企及的艺术高度。”①作为福瑟的处女作和代表作，《有人将至》在中国的受关注度相对较高，《戏剧艺术》2015年4月专门刊登了福建人民艺术剧院编排该剧的剧照，显示出这部作品在中国的影响力。

福瑟戏剧在中国的广泛传播得益于各种戏剧节的成功举办，这些活动奠定了他现代派艺术风格和存在主义内涵相结合的剧作家形象。2011年9月23—30日，第六届上海国际小剧场戏剧节演出了6个国家的10台戏剧，挪威剧作家福瑟的《名字》赫然在列。但令人遗憾的是，福瑟及其作品并没有引起太多关注，所有关于戏剧节报道的文章几乎都忽视了这位未来的诺奖得主，②只在一组展示这次活动的剧照中出现了关于《名字》的一张照片，下面标有“挪威剧院演出”的说明文字。③后在一篇专门聚焦第六届上海国际小剧场戏剧节的文章中，福瑟的《名字》再次出现：“挪威约恩·福瑟的作品《名字》以扭曲、夸大的五颜六色的高脚灯为意象。它们在舞台上如一把把高耸的伞高过人许多，参差不齐地矗立。它们建构了一个宛如童话而又让人莫名恐惧的意境，似乎一片未知的森林，让人迷茫无措，不知方向。”④这段话抓住了福瑟剧作着意构建抽象且扭曲的意象化空间之特质。在戏剧节的余温下，《戏剧艺术》2012年第2期单独刊发了《名字》的剧照，配合剧照的一段文字讲述了该剧的基本内容，指出该剧与传统戏剧的不同之处在于“没有故事情节”，福瑟“通过一个最普通最常见的生活情景，揭示了人们丰富而深藏不露的内心世界”，这是一部集中体现“庸长与诗意”完美结合的作品。⑤推动福瑟在中国传播的另一个戏剧节是上海当代戏剧节。2014年是福瑟及其戏剧在中国翻译和传播的转折期，他逐渐摆脱作为陪衬的尴尬境地，开始以重要剧作家的身份走向前台。在当年11月2日至12月14日举办的上海当代戏剧节上，福瑟及其剧作一跃成为人们关注的焦点，这次戏剧节设置了“福瑟之繁花”单元，作为“一个推介国外当代优秀艺术家的平台”，主办方“专门组织了5台戏来推介福瑟，分别来自俄罗斯、意大利、伊朗、印度和中国福建，看不同国家对同一个剧作家的别样演绎”。⑥其中《一个夏日》由俄罗斯国立剧院俄罗斯卡玛拉鞑靼国立模范剧院演出，《我是风》由意大利城际戏剧节制作，《秋之梦》由伊朗剧团演出，《死亡变奏曲》由印度孟买的Surnai话剧团排演，《有人将至》由中国福建人民艺术剧院演出。福瑟的剧作成为本届戏剧节的重头戏。这次戏剧节“是福瑟剧目第一次在中国的大规模展演”，⑦活动“最大的功德是让我们认识了福瑟这位剧作家”，⑧

推动了他的作品在中国的传播和接受，也是福瑟在挪威之外享受的最高待遇，毕竟这是“世界上第一次做有关他作品的戏剧演出单元”。⑨这次展演产生了非同寻常的影响，福瑟逐渐成为中国剧坛最受关注的外国剧作家之一，《上海戏剧》为此在2015年1月推出了福瑟研究专栏，这在戏剧研究领域实不多见。

就戏剧演出对福瑟作品传播的推动而言，我们不得不提及《死亡变奏曲》的排演。2021 年6月12日，上海戏剧学院2017级表演系和舞美系毕业演出中，福瑟的《死亡变奏曲》作为话剧板块的代表作品在实验剧场演出。《死亡变奏曲》是一部与传统戏剧差别很大的作品，全剧没有故事情节和戏剧冲突，这给演出带来了不小的挑战。但上海戏剧学院在舞台布置和剧场设计上别具匠心，编剧调动了所有的舞台元素来表现作品主题，最终获得了观众的一致肯定。《死亡变奏曲》作为极抽象的戏剧，演员表演的最大困难就是通过形体和简练的话语来展现剧中人物的情绪，“上戏师生共创版《死亡变奏曲》通过想象将填充化抽象语言转为具象表达，以极具风格化和现代感的黑白灰为主色调，将现实与过去两个时空并置于阴暗潮湿的水舞台，准确而诗意地呈现了福瑟笔下描绘的破碎家庭与绝境人生”。①《死亡变奏曲》的成功演出表明，当代戏剧的发展与亚里士多德确立的“三一律”可谓背道而驰，“对戏剧舞台真实还原现实生活场景的突破，对戏剧人物内心世界的深度挖掘，成就了当代戏剧艺术反映时代、观照人生的多重维度和别样路径”。②这次别开生面的戏剧策划和演出，拉近了福瑟作品和观众的距离，人们更愿意去欣赏他的戏剧作品。

福瑟戏剧作品的文本翻译略晚于首次公演，直到2005年10月才有中译本首次公开发表。《戏剧艺术》杂志在2005年第5期用将近30页版面刊发了邹鲁路翻译的《有人将至》。作为中国读者比较陌生的挪威剧作家，这期刊物的编后语对福瑟剧作的特点进行了简单却准确的描述：“本期竭力推介挪威当代剧作家约恩·弗思的剧作《有人将至》，弗思被认为是挪威的新易卜生或‘易卜生之后挪威最伟大的剧作家’。他的极简主义戏剧，即一个有限的空间、一段有限的时间、几个普通人，这种新的模式成了弗思非常强烈的个人印记，尤其是他剧中的台词，他从自己的诗歌中继续台词的创造，运用重复语句及紧张激烈的节奏，形成了他独特的非常鲜明的简约风格。”③这是中国关于福瑟最早的介绍文字，其中的“极简主义”成为后来人们谈论福瑟戏剧语言和总体风格的常用语，而且中国戏剧界一开始就将其视为与易卜生齐名的剧作家，定位十分准确。配合剧本发表的还有一篇挪威学者赫格斯塔德撰写的文章《有限的时空——评挪威当代剧作家约恩·弗思》，在简短介绍福瑟之后，作者较为详细地分析了他的几部小说和戏剧，认为福瑟“所有的剧作都是生活的‘折射’”。④这是国内发表的第一篇专门研究福瑟的文章，对福瑟在中国的接受研究而言具有十分重要的意义。

就福瑟戏剧作品的翻译而言，2014年仍然可以称得上是福瑟作品在中国翻译传播的转折期。是年11月，邹鲁路翻译的《有人将至：约恩·福瑟戏剧选》由上海译文出版社出版，这是福瑟戏剧作品在中国首度结集出版，开启了他在中国译介传播的新时期。这部译作共收入福瑟的5 部戏剧：《名字》《有人将至》《吉他男》《一个夏日》《死亡变奏曲》，译者在书后特别说明了这部译作是根据英国权威文学出版社Oberon出版的ModernPlaywrights 系列福瑟剧作英文版转译而成。从译作内容的编排可以看出，无论是原作者福瑟还是译者邹鲁路，均对此书在中国的出版寄予了无限期待并倾注了大量热情。福瑟专门为此译作撰写了序言，声称他在中国找到了作品的“理想读者”，因为中国戏剧界对他作品的理解远远超出预期，而舞台演绎更是高出了他本人的预期。福瑟在序言中表达了对中国观众的“知遇之恩”，认为他的作品在此得到了“最好的舞台呈现”，他除了感谢译者邹鲁路之外，还特别感谢中国戏剧和中国文化：“我心中油然而生对中国戏剧，乃至整个中国文化的深深敬意。中国的文化与艺术是如此博大精深，而当它体现在戏剧舞台上的时候，又是如此巨细靡遗、浑然一体。”⑤与此同时，这部译作还是中国和挪威两国百年戏剧文学交流的产物，是“易卜生在中国2010”项目的有机构成部分。纵然苍凉孤独且人烟稀少的挪威西海岸与人口众多的中国形成了巨大反差，但这并不妨碍福瑟在中国的传播和接受，因为“福瑟笔下的人生就是我们每一个人的人生。这也是为什么他的作品在全世界，也包括在如今的中国常演不衰的原因”。①挪威文化人士布瑞桑德表达了他的良好祝愿，并希望借此延续由易卜生开创的中国与挪威间文学交流的传统，让挪威文学更好地在中国传播。为了推广福瑟的作品，译者邹鲁路的导师荣广润给译著写序，介绍了福瑟的创作成就和创作特色，并呼吁中国观众在易卜生之外，关注更多挪威的当代剧作家。②译者邹鲁路更是撰写了长文《“世界尽头与冷酷仙境”——约恩·福瑟戏剧作品中的关键意象》载于书前，重点以“屋子”或“家”为界限，分三个层面来探讨福瑟戏剧中的主要意象：一是外部意象，包括“海”“雨”“秋”；二是介于外部与内部之间的意象，包括“悬崖上的老房子”“窗”；三是内部意象，包括“照片”“沙发”，通过对这些意象的分析来展现福瑟戏剧作品的主题和艺术特征。③

译者邹鲁路对福瑟在中国的传播起了开拓性的作用。如果说之前人们对福瑟及其作品的认识还局限于《有人将至》《名字》等几部作品，认定他只是一位来自异域的寻常戏剧作家，那么，自从邹鲁路翻译引入他的作品后，人们对这位剧作家的认识变得逐渐丰富起来。2016年4月，中国读者迎来了邹鲁路翻译的第二本福瑟戏剧作品《秋之梦：约恩·福瑟戏剧选》，收入福瑟的4部戏剧：《而我们将永不分离》《秋之梦》《暗影》《我是风》。译作前载有挪威学者斯托克（ØyvindStokke）写的序言，主要谈到福瑟在文学和戏剧创作中的成就和他在挪威的影响，同时对中国译者的努力表示感谢。④译者邹鲁路撰写的序言《“进入黑夜的漫长旅程”》，首次在中国研究领域内较为详细地梳理了福瑟的创作历程。邹鲁路将福瑟的创作分成了几个阶段：在创作的“启程”阶段，福瑟以创作小说和诗歌闻名于北欧文坛；而到了创作的“中途”，即20世纪90年代以后，他才逐渐转向戏剧创作；到了21世纪，他的创作则取得了全面的成功，戏剧、小说、诗歌、文学评论、儿童文学创作等不断问世。在文章最后，邹鲁路认为，福瑟的戏剧创作“不断返回着自己从最初的小说和诗歌创作中就不懈探索的极简主义与诗意纵横的独特语言风格，反复沉吟着与人类内心的茫茫黑夜距离最近的主题：交流的渴望与挫败，爱与丧失”，⑤福瑟的整个文学创作都在追寻人存在的本质，以及人活着不得不面对的各种虚无性命题。

除以上翻译或演出的戏剧作品之外，更多福瑟作品必将借助他获得诺贝尔文学奖的风潮而逐渐被引入中国。上海人民出版社已于2024年1月出版了约恩·福瑟代表作“三部曲”《醒来》《奥拉夫的梦》《疲倦》；译林出版社于2022年买下了约恩·福瑟多部作品版权，其长篇代表作“七部曲”（《别的名字：七部曲 Ⅰ-Ⅱ》《我是另一个：七部曲 Ⅲ-Ⅴ》《新的名字：七部曲 Ⅵ-Ⅶ》）的中文版将由邹鲁路担纲翻译；福瑟偏爱的小说《晨与夜》的中译本预计2024年出版；福瑟的戏剧精选集版权亦在洽谈中。随着这些作品的翻译出版，相信福瑟会给中国戏剧、小说、诗歌等领域带来更多新气象。

二、福瑟戏剧在中国的接受与定位

福瑟在英语世界的受关注度并不高，他被英语世界熟知是很晚的事情：“尽管被一些人誉为二十一世纪的贝克特，也是过去二十年来欧洲最受争议和表演最多的剧作家之一，但约恩·福瑟最近才在英美戏剧界受到如此多的赞许。”①甚至2023年发表的论文《约恩·福瑟与乏味艺术》对福瑟在英语世界的认可度依然持保留态度：“约恩·福瑟的创作跨越了40多个春秋，但直到目前他在英语世界仍然鲜为人知。”②福瑟在中国普通读者和观众心目中同样处于沉寂的状态，人们对他的评价和定位也莫衷一是，要么断定他是西方荒诞派戏剧的余温，要么指认他立足挪威西海岸的创作具有独特的艺术价值。中国观众初观福瑟戏剧后纷纷感到失望，认为其缺乏舞台美感和矛盾冲突，因而枯燥无味。作品与受众之间产生了强烈的疏离感。《名字》作为福瑟的经典作品最初在中国评价并不高，有人觉得该剧营造了一种现代派所特有的“疏离感”，斩断了符号和意义之间的指涉关系，观众只能“用寓言的方式、用隐喻的方式、用象征的方式来理解这部戏，而不是一个熟悉的故事”。③其实，“疏离感”在福瑟那里不仅是意义层面的陌生化，也是艺术层面的特殊表达方式，有助于建构作品独特的情绪氛围和艺术空间。关于福瑟作品的这一特点，挪威学者斯托克曾就剧中人物关系发表过这样的看法：“他笔下的人物既彼此远离，又相互靠近。由此，他的笔下滋生出一种独特的情绪与氛围，一种独一无二的节奏。”④福瑟的很多作品采用了诸如卡夫卡、萨特、贝克特等人的现代派艺术手法来表现现代性，突出人之生存困境，从而不可避免地沾染上存在主义的色彩。挪威西海岸那片荒凉的土地、那里的生活体验是造成福瑟作品“乏味”的原因，也是造成他作品疏离现代都市生活的关键因素，其剧中人物“似乎始终都有一团孤寂环绕着，或许每个人的人生中都有这样的时刻——希望有人陪伴身边，但没有，你只有自己。剧中角色就是在这般的绝望中渴望交流、建立对话，但是真正交流却无法实现，生活陷入一潭死水”。⑤并非只有中国观众对福瑟戏剧产生“沉闷乏味”的印象，西方同样有读者对福瑟感到失望：“我在西班牙导演了约恩·福瑟的第一部戏剧。我认为他是一位重要的作家，但我从他的作品中得不到我想要的那么多。”⑥尽管如此，福瑟作品中普遍存在的“精神悬疑”现象却会指引观众不断去“勘探”生活的真谛，如同他本人所言：“也许，你能从个人与群体之间的那片地带，深刻地洞察到生活的重大问题。”⑦尤其对于生活在大都市的观众而言，福瑟作品中的沉寂和乡村味道给他们开掘出直面自我的另类空间，自然会赢得部分人的认同。