论毕飞宇小说中的“关系”书写

毕飞宇对小说作品中的关系极为重视。他曾说：“对小说来说，人物是目的，但是，为了完成这个目的，依仗的却是关系。关系没有了，人物也就没有了。关系与人物是互为表里的。”①在他看来，生活中有现成的人物关系，但在小说中没有现成的人物关系，小说中的人物关系需要创造，相对于技巧、人物特点等外在的观点来说，人物之间如何产生关系以及关系的走向，才是整篇小说的亮点。从现代哲学层面上，毕飞宇更进一步强调关系的重要性，他认为：“抽象的‘人’是不存在的，存在的反而是‘人’的‘关系’，‘关系’才是前提、根本”。②在他看来，认识一个人的时候必须将其还原到日常生活里，从日常生活的细节中去认识具体的、微观的人，而还原一个具体的人的前提是要将其放回日常生活中的关系网络里，关系中的人比单独的人触及的要更加内在和本质，所以关系才是前提、根本。

但现阶段学术界对毕飞宇的小说研究主要集中在其“人物”特色上，而其刻意强调的人物关系对塑造人物重要性的特点却没能得到充分挖掘。例如，对其关系的分析主要集中在“以关系为基本规则的乡村世界”③“关系在中国人事行为上的特色”④“对中国人际关系本质性的发现”⑤等围绕“关系与中国文化的特殊性”来阐释毕飞宇对关系的重视。事实上，关系不仅是毕飞宇对中国文化、社会、历史进行深入思考后获得的认知与感受，它更是深受中国历史话语与外国现代小说经验影响而形成的认识文学、认识世界的一个认知装置。对此，笔者将从关系的生成、聚焦“人在人上”的关系特点及关系的意义三个方面对毕飞宇小说中的“关系”进行解析，并对一些核心问题进行探讨：如“关系”如何成为毕飞宇的重要叙事和精神倾向？它以怎样的方式呈现出来？它与毕飞宇的小说创作之间有着怎样的勾连？等，并由此个案反观宏大叙事问题，再思文学写作中以“轻”载“重”的意义。

一、关系的生成：日常生活

毕飞宇的生活观念和小说创作始终对“关系”保持着常人难以理解的热情。他不断讲述以“关系”为核心的人生理念，他说：“我喜欢许多东西，其中有一样叫关系。我们活在世界上，自然和这个世界就有了关系。这个关系在哪里呢？在我们的感受和判断中，因为是‘我们’的感受和判断，这样一来就有意思了。”⑥在毕飞宇看来，人生活在世界里，一出生便与世界有了各种各样的关系。不论是从属自然血缘关系中的父子、兄弟，还是超出至亲关系的朋友、同事，这些不同关系的背后都与人的感受息息相关。由于人的感受具有主观能动性的特点，所以当社会制度发生变化时，人的判断也会顺应改变，随之附着在人的感受之上的种种关系也会展现新貌。因此“关系”不仅是个人内心世界的反映，同时也承载了社会 历史演进与文化变迁的时代特征。

中国传统儒家学说称关系为“伦”。《说文》中说的“伦，辈也”，后引申为类、道理、人与人的关系。《孟子·离娄上》中的“圣人，人伦之至”，指的就是有序的人际关系。“伦”的术语体系的关系价值也曾经被现代学者注意到。梁漱溟先生曾说：“中国之伦理其重点实在放在关系上了。伦理本位者，关系本位也。”①“伦”（即关系）有远近、亲疏、上下之别，分别为君臣、父子、夫妇、兄弟和朋友五伦，其中三伦来自于血缘、家庭。在这五伦中，家庭关系占据了重要位置。一方面是因为传统农业社会经济的自给自足和生产方式的落后使人们重视家庭人口、劳动力及其和睦度；另一方面是中国人独特的、连续的、浑然一体的天人合一的思维方式决定的。具体而言，就是天、人都只是“天人”关系系统中的一个组成部分，中国人对人伦的思考是需要放入天理中思考的，反之亦然，思考天理也要具体在世俗人伦中展现。从人伦开始，经过关系的层层延伸，直至天下。由此，中国人面对抽象的天理时，能将其具体为最实在的家庭关系。也就是说，只要先理解了三种家庭关系：父子关系代表纵向、兄弟关系代表横向、夫妇代表两性关系，就能推论出君臣、朋友关系，亦能扩展为天理关系。历史地看，中国儒家社会理论重关系，而在关系中固以家庭关系为基本。这套以家庭关系为核心的思想系统，组织成一套治理社会的儒家学说延续千年，直到近现代封建制度被推翻后才得以改变。

近现代以来，时代巨变，国家民族凋敝的困境亟须改变。对关系的讲述开始集中于人与民族、国家的关系，而非家庭关系。关系是一种逻辑，就是在这种逻辑下，关系的公共价值不断被放大，并逐步形成了一种“公共关系”观。这是一种宏大的关系，其关系主体导向的是更为广阔的诉求与理想。在现代文学格局的发展脉络中，这种观念虽有所调整、补充，但始终作为现代文学基础观念的一种，发挥着重要的影响。以此观照中国当代文学史，公共关系的书写已转变为人与政党、国家关系的书写。“出现在中国文学中的每一个人、每个‘自我’已经不再是处于自然状态中的个体，而是已经获得了共同本质之后的‘国家象征’。”②这些公共关系影响了中国当代文学史，政治抒情诗、革命历史小说、工业题材小说、“三突出”、“三结合”、革命样板戏等都发挥了一定的积极作用。“史诗”从诗歌衍生蔓延到小说，公共关系正是在小说之中表现出与社会内容的统一。

20世纪80年代，随着个体价值再度受到重视，中国作家试图对文学过于关注“公共关系”书写进行自觉的纠偏。他们将那些曾经被公共关系视为禁忌的个人经历释放出来，突出人们对于个体自身及自我关系的关注。在这种主动与主流价值思维相疏离的影响下，人们开始从日常生活中认识人与历史的关系，并形成了“私人关系观”。这种关系观念的特点是，突出个体的日常生活和人与人之间丰盈独特的微妙关系，强调个体存在的价值意义和情感意义，并呈现出明确的形而下的精神特质。这种特质从20世纪80年代中后期的“南方生活流”和“新写实小说”开始盛行，并在20世纪90年代的“个人化写作”思潮中再度被强化。而在此过程中，文学离历史、现实越来越远，承担意识也越来越低。有论者甚至这样说：“文学成为作家对于小小自我无休止的‘抚摸’。”③由此可见，“公共关系”“私人关系”与文学本身的调整所出现的一些局限问题，提示了文学写作中一些不可为的极端倾向。

正是在历史实践的理性之中，毕飞宇携带着“掺杂着防御机制的文学之爱”①去构建自己的“关系”书写。这种书写不是“以家为国”的家庭关系，不是“遵命文学”式的公共关系，亦非“以独治众”的私人关系。他将关系放在具体的日常生活发现中，以对人与人之间日常生活的细节描述来表达他的思想叙事理念。在《相爱的日子》里，作者通过“男女关系”变化的支点，去考问这个社会的“生活常识”。小说讲述了一对受过高等教育的男女由相识相恋到分手的故事。这样的故事内核让人联想到鲁迅《伤逝》中的涓生与子君。他们为了爱情，不顾世俗的反对迅速建立男女恋爱关系，过着夫妻一样的生活。而在《相爱的日子》里，“他”和“她”有性有爱，却并不建立男女关系。因为生活中的物质匮乏让他们明白，爱情也意味着相关的责任，只要爱情的关系不建立，那么爱情的责任自然也落不到自己的头上。怀着这样的想法，他们的关系朝着另一个方向发展：“撇开性，他们其实是像兄妹一样相处了，她在私底下已经把他看作哥哥了。”②“他”甚至会认真地为“她”挑选经济基础稳定的男人作为她的终身依靠。“他”和“她”似乎是实践了鲁迅当年在《娜拉走后怎样》的演讲中说的那样：“万不可做将来的梦。”正因为他们彼此清楚地知道由于经济的困顿，他们将来没有可能，他们索性就避免建立“人生有价值的东西”。爱情关系、兄妹关系都不重要，金钱关系才是当今社会中的“生活常识”。毕飞宇就是在“近乎平常”的日常生活中发现了现代社会男女关系的畸形，以“不知如何说的男女关系”思考现代日常生活的精神病症，并反思：五四时期为了反抗礼教，子君一句“我是我自己的”兑现了爱情的诺言，而摆脱了传统束缚之后的现代男女，由爱情缔结的恋爱为何也会离散？这到底是社会的进步还是人的倒退？

如果说对关系的重视是毕飞宇一个极富个性的支点，那么擅长在日常生活中寻到关系的价值便是毕飞宇拨开种种历史的遮蔽与迷雾，通往人类普遍价值的一个文学主张。毕飞宇对于这一主张的呈现有着深刻而理性的认识，那就是将关系聚焦在“人在人上”的书写中。

二、关系的聚焦：“人在人上”

在对关系的描述中，毕飞宇将关系放置于日常生活中进行讲述，人物被这些关系推动，诱惑，进而做出选择。“在‘关系’里头，我侧重的是情感。在情感里头，我侧重的是恨、冷漠、嫉妒和贪婪。”③基于人与人之间冷漠、嫉妒、相互伤害的关系，他揭示出了日常生活中人与人之间关系的砝码——“人在人上”，这里面，读者能够看到日常生活中人与人之间因仰慕、嫉妒而产生的幸福与痛苦。他们常常为了能够“高人一等”而暗中比拼、相互践踏，仿佛只有踩在别人脸面上才能够证明他们的存在。在此过程中，毕飞宇既能认识到个体生命的丰富性，又能洞悉人性的复杂、黑暗。

在这里面读者可以看到鲁迅那种冷鸷与凉骨的影子。在解读鲁迅时，毕飞宇说：“是冷构成了鲁迅先生的辨别度。”④这种冷很大程度体现在鲁迅《故乡》中的关系母题上。在给青年作家讲小说《故乡》的时候，毕飞宇将鲁迅先生对“想做奴隶而不得的时代”与“暂时坐稳了奴隶的时代”的国民劣根性的批判具体放到了《故乡》日常生活的几对关系中。以“我”与闰土之间的关系举例：“鲁迅着力描绘了一个东西，那就是少年的‘我’与闰土之间的关系，我把这种关系叫做自然性。”⑤少年闰土在自然性上对于“我”是“人上人”。但是这种源于自然性的“人上人”的强势，在成年闰土叫出“老爷”的那刻，就成了“人下人”。曾经在“自然性”上处于弱势的“我”转变为了“阶级性”上的“人上人”，而闰土成为了努力做好奴隶的“人下人”。毕飞宇认为这种由幼时的自然关系转变为成年后的阶层关系背后凝聚的是中国几千年来宗法制背后的一套“人在人上”的行为规范。这套行为规范长期运行的结果就造成人的思想被规训。思想家鲁迅的价值就在于说出了中国人都知道，但谁也不肯说的东西。但越是谁都知道的东西，就越是不好具象化。而鲁迅的伟大之处就是将这种具有结构性的、无法言说的、“原来如此”的文化传统，转化为可言说的、具体的人与人之间的关系。得益于鲁迅，毕飞宇同样擅长将对民族劣根性的批判纳入日常生活的人际关系中，却在一些关键处显现出差异。

毕飞宇虽然展现出批判“人在人上”的等级差序观念，承认“人在人上构成了（中国社会）一种特殊的鬼文化”，但是他更侧重从“人在人上”的形成过程看待这一现象。以《平原》为例，我们来探索一下“人在人上”究竟是怎么来的。

首先，在乡村中，“人在人上”的形成依靠的是对乡间人与人情感关系的熟稔运用。端方替代继父王存粮成为这个家庭的“人上人”主要依靠的是两件事：第一件是他的姐姐红粉出嫁时，端方利用自己娘舅的身份，强行让他这个异父异母的姐姐喊了自己母亲一声“妈”，这声“妈”的喊出预示着这个复杂家庭的力量与权力的再分配。第二件是端方同母异父的弟弟网子约朋友大棒子去游泳，结果大棒子溺水死了。大棒子家人不依，把尸体抬到端方家门口闹，端方巧妙地利用村人看热闹总是同情弱势一方的情感潜规则，一人硬扛着大棒子全家人的毒打不还手，才将这件事摆平。端方懂得，在乡村，谁会利用人与人的情感关系谁就是乡村中的“人上人”。至此，端方不仅成为了家庭中的“人上人”，同样也保住了他这个外来户家庭在整个乡村中的地位。

其次，知识也是成为“人在人上”的必要条件之一。在与高家庄青年群殴的过程中，端方充分利用自己学习的《孙子兵法》，带领王家庄的青年获得了全面的胜利。端方自己也在这场战斗中获得了王家庄青年首领的身份，着实变成了王家庄青年人中的“人上人”。

再次，进入国家体制内的阶层，才是“人在人上”的重点。虽然端方通过对乡村情感关系的熟稔运用以及知识的掌握获得了在村中“人在人上”的位置，但是在普通大众的心里，只有进入国家等级体制才能成为真正的“人上人”，这种心理暗示是由传统“士农工商”四民社会中长期尊奉“士为贵”的条例形成的。《平原》就是以端方苦心钻研“入伍”一事展开的，甚至可以说，端方成为家庭、青年中的“人上人”都是为成为国家体制中的“人”做准备。在端方的内心深处，只有成为了国家的人，才能真正成为村子中的“人上人”。由此可以看出，毕飞宇企图通过《平原》来完成对批判“人在人上”观念的一个质疑，即”人在人上“的起源并非给人造成了伤害，那么造成人与人之间相互伤害的是什么？这就涉及“人在人上”与权力相联系的问题。