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生长”与“潜游”：“新南方文学”的两种姿势

一

在阿缺的科幻短篇小说《停电了，我们去南方》中，一束来自外太空的强电磁脉冲席卷全球，使得世界永久跳闸，电力时代自此告终。人类退回到打斗争抢、尊崇食物和水的野蛮状态，而曾被人类驱逐的植物却兴高采烈，疯长、招摇着“从农村包围城市”①。几个在北方城市抱团求生的人想要像候鸟那样，在冬天来临前去往南方，只因“基因里对温暖的渴求”②。可由于相互倾轧，他们谁都没能去成南方，希望不仅虚妄，而且杀机暗藏。但无论如何，南方都以其特有的地理、气候，乃至文化特征，成为人类末日穷途上一个难得的生机符号。

阿缺的这篇小说虽不在“新南方文学”的范围内，却也表达出我们内心深藏的对理想南方的希冀，亦提示出内在于“新南方文学”中的那种对温度和生长的期盼。“生长”是种种“新南方”构想和写作实践共通的索求，是一种迸发向上、自由吐放、朝更广远的天空伸展和突围的姿势，是哪怕歪七扭八、芜蔓错杂也要忠诚于生命的绝对，是满含“酒神”精神的陶醉和挥洒，是指向希望与未来的诗学。无论是张燕玲强调的心远地偏、野气横秋③，林森所说的“礼失求诸野”和“蓬勃的陌生”④，东西所讲的“头脑发热”与浩瀚驳杂⑤，还是杨庆祥试图寻找的异质性、不确定性和多样性⑥，都蕴含着一种“生长”的形象，一种在野地里肆意抽发与交杂的丛莽的身姿。这种被激活的生长的能量尤其有助于打破板结的文学规范和秩序，摇撼权力对文学的僵硬刻画，让写作跳出驯化与圈养，回归于最纯粹、最旺盛执着的生机样态，就像榕树的气生根向所有可能的生存机遇开放，甚至占领和穿破坚实的岩壁。越是中心化和同质化的组织就越是外强中干——它经不起一次“停电”。“生长”则是始终不满足于整一化的结构和版图，是要唤回文明与蛮荒的血脉关联，是要让我们有预见地转向根茎或多元体，打开新于自身的潜能，提前学会如何在危机四伏的未来大地上生存。正如谢有顺在谈及“新南方文学”时所说：“文学在自由和散漫中最易生长，必须不断发现新的生长点，并让这些点在中国各地各有所成，这才是中国文学最具活力的状态。”⑦

“新南方文学”的“生长”蕴含有一种植物的体态。初到南方的人总会惊叹于那满眼的葱翠，那一树树、一丛丛全力喷薄的意志，那如幻梦般涌动的盛大纷披的植物景观。这些绿色伙伴生猛的长势和随处泼溅的灿烂诱发了我们对生命力的最直接而强烈的感应，也构成了作家和评论家想象南方或“新南方”时的潜在参照。事实上，离开了植物性的形象、修辞和词义关联，我们就几乎无法摹画出南方的“野”或“蓬勃”，就无法运转我们对“新南方”的想象。正如朱山坡在描绘“南方以南”时所言：“南方雨水充沛，植被茂盛，经常发生洪灾，阳光和空气都好得无可挑剔，几乎看不到枯枝败叶，看不到草木的新旧更替、颓废和衰亡。有时候我去野外看到那些植物绿得发亮，你看得见它们在生长，在舒展，是活的，在阳光下每一片叶子都发光，好像要张开嘴巴跟你说话……诗人欧阳江河有一句诗说：植物长得很嚣张。嚣张，就是明目张胆，肆无忌惮，像扩张领土一样，一点也不顾忌。”①同样扩张得无所顾忌的还有城市里的高楼大厦，它们正“像南方的植物，疯狂地生长，十分嚣张，一切像做梦一般”②。一切都在生长，“新南方文学”也正是分享了这种疯长的节奏，才足以构成朱山坡所谓的“异样的景观”。臧棣亦有诗云：“生机啊，/你注定没有别的替身。”③生机就是自发的涌流，就是无可替代的光亮，就是率性舒展的嚣张。

二

正因对“生长”的追求，“新南方文学”展露出郁勃繁茂的气象，也发明着奇妙的文学植物学。的确，昂然向上的草木是生长的最鲜明的示范、最专注的表达。“新南方文学”发现自身需向植物致敬，需朝向植物而生成。植物不仅成为隐喻、象征或寓言组件，更是一种在文学中摇曳和舒放的自然本体，是不必服从于特定表意的生命能量的标志，是与人命运相照、生气互通的共生伙伴，是文学自身的形貌与姿势。

朱山坡横溢的野气和迈入荒原的步履里，不能没有植物生长的动势和韵律。在短篇小说《香蕉夫人》中，堂姐秀英长有一个像“青涩的香蕉那样蓬勃地隆起”④的鼻子，她在择偶方面非常挑剔，竟还要求“陌生感、差异性”⑤，很像是一种文学性的标准。她后来的婚嫁与生命枯荣也果然相连于香蕉的种植和售卖，香蕉树亭亭玉立、傲然招展时她丰腴妩媚，而香蕉园没落时她则黑瘦干瘪，连鼻梁也塌陷下去——植物的生长境遇和经济因素影响着人的命运起落。须一瓜的小说植物学近来也受到学者的关注，尽管这种阐释还限于象征论和有机论⑥。在她饶有奇趣的短篇小说《四面八方 薆菜芬芳》中，叙述者“我”四处奔走，寻找野史逸闻和疯癫者口述中民风淳朴的合玱，以及生长于合玱的，据说能和喜怒、调刚柔、增善念的薆菜。薆菜长在阳光灿烂、海风呼啸的湾地，它怡情悦性的功效形塑了合玱天人合一、万物和谐的生存风景：“海风来去都是薆菜飘香，动物、植物和人，甚至海浪，都能默契交流，龙眼、荔枝、芦笋会预报耕种者当年的收成，而孩子，都是在动物的玩耍中长大。”⑦薆菜是乌托邦的作物，合玱也只能在虚构中焕发，它们一旦流落现实，就不免败坏走样。薆菜也必是小说家的作物：虚构的植物在海风中葱茏，而小说又何尝不是闻风茂盛？又何尝不是在听到“风声”后蔓延滋长，接续那不无疯癫的想象编织？

最钟情于植物、醉心于“生长”的作家也许还是林白。早在20年前，她就曾从婆娑绿影和绚烂花意中汲取盛大的诗情，谱写下野生万物狂欢纵跃的《万物花开》（2003）。她盼望文学能向植物靠拢，能植根于新鲜有趣的经验土壤，“横着生长，竖着也生长，像野草一样肆意”⑧。在小说中，植物性充盈、环绕、联结着主人公大头的生命，涂染着他飞身而望的目光。植物是自然自在，是诗意的繁殖，是大头视死如归、泰然自若的生活态度，是生长，是过剩，是自由流动的美，是反理念的中间性，是开花的动态和生成为花的烂漫。植物揽入了太多比喻和象征，却终究收归于一种活力迸射的繁盛的单纯，收归于生命如其所是的吐放的本真。林白出版于2022年的《北流》则更将一种植物性的繁芜诗学推向了极致。《北流》以组诗《植物志》为序篇，将植物作为攀援记忆空间、遍翻时间褶皱的依凭。它以无尽植物镜照无尽岁月，为生命赋予了一种植物体态和根茎结构，并让文学在对记忆的爬梳和对琐碎日常的无穷编织中生成为繁芜的植物。那些笔下的繁芜恰是琐碎日常过剩的生机所在，也是植物的葱郁丰盈在文学风格中的映现。林白从植物的存在走向了风格的缔造，从自然的过剩之书里生出了文学的繁芜之书。《北流》的方言实验，亦同样体认着南方植物繁芜生长的姿势，呼应着林白对规范的抵抗和对野性的追寻。

繁芜背后，是“南方以南”别样的时间性，正是它为“生长”赋予了不竭动力。海男曾用满浸着番石榴树神之灵息的长篇小说《热带时间》（2013）为这种时间性命名，不论我们是否准备将云南纳入“新南方”。“热带时间”是南国特殊气候和地理环境下万物生长共振的昂扬谐律，是以其独有的方式推赶万物、产生循环和差异的持续的自然力量。在“热带时间”中，我们看到蚁群在角隅中神秘筑巢，蜉蝣在河床上活泼蹦跳，蚂蟥欢快地寻找鲜美如饴的肉体，麋鹿飞奔穿过波涛如海的森林，野鸭在苇丛中藏匿着温热的鸭蛋，巨蟒在幽谷里汇集着震撼的舞曲。我们看到野草疯长，真菌遍布，藤蔓罩住光阴，男女的缘分由毒蛇引至，被麂子带领，他们在树林、苔藓、藤蔓之间向对方伸出试探的手，也如树藤般相互拥抱。“热带时间”包蕴和掌管着“植物时间”，构成植物所必须从属、遵循的异质时间性。“热带时间”却也凝结在“植物时间”之中，并由植物的蓬勃生长、芬芳四溢而鲜明强烈地表现或转喻出来。

当代植物哲学的奠基者迈克尔·马尔德（Michael Marder）曾在《植物之思：绿色生命的哲学》一书中专章讨论植物的时间性。马尔德认为植物性存在的意义就在于时间，其空间性表达实质上就是在时间中的运动变化，就是时间本身的空间化表达。他从三个关键层面来把握植物时间：一是植物随季节变化的异质时间性（heterotemporality），二是植物生长的无限时间性（infinite temporality），三是植物重复、迭代、再生产的循环时间性（cyclical temporality）。异质时间性是指植物总是朝向他者，朝向他律性的力量，总是因时制宜、因地制宜，它不是自顾自成熟而是顺应他异的时间，它受制于季节的循环和气候的统辖，受制于温度、光照、湿度、水分、矿物质等不论自然还是人为的环境因素。植物甚至在自身之中都并非共时体，而是松散地集成了或快或慢的时间节律，同一性的缺失使它们必须听从他者的时间律令。相较而言，人类的时间性是一种想尽办法要跃出季候，摆脱环境制约，区分于非人世界的“入迷的时间性”（ecstatic temporality）。无限时间性是指植物无始无终、不加节制、没有限度地生长增殖，它永不满足，不间断地吸取营养，更新自我，总在成为他者的路上。这种时间性是一种无休止的流动，它使植物没有时间从事其他活动，也使时间融进无限伸展的纯粹空间。当然，这种理论上的“坏无限”（bad infinity）也会受到外部的干预和植物自身的调节，后者表现为植物生长发育的周期性步调和它们为了某些目的（譬如开花、结果）的减速。相对于植物的无限，人类则总是需要限度、完满、终结，总是需要通过对直接欲望之流的悬置与拦截来升华，来留出追寻其他的空间。循环时间性是指植物的“永恒轮回”，是它嵌进自然循环的盛衰枯荣，它周期性脱下旧衣、更换新装的差异性重复。因为重复间的差异、差异中的重复，植物或植物器官也非辩证地融合了独异与普遍①。

“热带时间”收纳了“植物时间”，也是植物所顺从的“他律时间”。南国气候暖热，四季界限并不分明，“热带时间”因而减弱了那种四季轮转的他性力量对植物时间的影响。正如朱山坡所提及，在“南方以南”你几乎看不到草木的新旧更替。但这并不意味着植物就失去了他律性的节奏和循环，它们也同样随着日夜交替和冷热干湿的变化而花开花谢、叶落叶生。植物也的确获得了一种加速度，一种更快的新陈代谢——“热带时间”强化了植物的无限时间性，那种在不间断的吸取和发展壮大中走向繁芜的“坏无限”。在文学上，“坏无限”恰恰是再好不过的东西，它将我们从自我区隔和同一的“入迷的时间性”中拽出，让我们以“生长”的激越冲溃腐朽的堤坝和生硬的限度。杨庆祥认为“新南方写作”的关键是“不停出发”，还借用胡风和黄锦树之语，喊出了那句“时间开始了”的口号①。可这被重启的时间究竟是什么时间？又有什么样的时间性？也许我们可以亮明：这就是“南方之南”催进着无限时间性的热带时间。

三

“新南方文学”的另一个基本姿势是“潜游”。这个姿势更新颖，也更意味深长。相对于植物性的生长和陆地上显见的郁郁葱葱，“潜游”展现出南方与水的亲缘，展现出跟“生长”很不一样的动向与风致。生长是向上的、趋近天空的，潜游却是向下的、触摸深底的；生长大可蛮野恣意，歪拧横斜，潜游却预设深度，常需屏息凝神；生长无所谓本质，舒张于外在，潜游却沉入内在性的渊薮；生长无处不在，清晰可辨，潜游则隐匿难测，暗波涌动。“潜游”这一姿势的展开得益于“新南方”作者对水的秘密和海洋诗学的探进。在杨庆祥的“新南方”提案中，海洋性就已是题中之义，与海洋接壤被视为闽、粤、桂、琼、港、澳、台和东南亚诸国最重要的地缘特征，它们的文学也被认为有望深入海洋腹地，以更广阔的纵深刷新困囿于土地的汉语书写②。谢有顺亦指出：“山海相接，海天一色，必然会造就不一样的文学品格，所谓‘山风海骨’，正是文学写作的一个极高境界，刚柔相济而风骨凛然。”③他还提醒道：“一个有海的南方和一个没有海的南方是不一样的，这种地理差异对文学的深刻影响还远没有被充分认识。”④

有海的南方不能缺少“潜游”的姿势，尽管“潜游”也不尽然发生于海中——它在根本上还是一份与水的亲情，而由水出发，这种姿势有时也辐射至天地之间、想象之维。王德威曾以“潮汐”和“板块”来说明“新南方”的拓扑学。“潮汐论”来自巴斯威特（Kamau Brathwaite），“它以海洋潮汐韵律为灵感，想象岛屿（和岛群）文化非线性的、反轴心的、跨国境的开放律动，正与源自欧洲大陆的、无限上纲的‘辩证法’（dialectics）针锋相对”。“板块”则是要看到“南方以南”上千万年海域与陆地的运动，以及与这种挤压冲撞的运动相类似的多民族文化史，那千百年来的“政治扰攘、文明兴替”⑤。“潜游”当然能够切近感受海洋的开放律动，也会受到潮汐暗涌的影响，可它却也有可能在潮汐之下，有可能是低于潮汐的静谧与澄明。“潜游”亦势必来到地表之下、板块之间，与事实或象征意义上的板块运动形成或毗邻或疏离或二者兼具的关系。而这些也都意味着，“潜游”不仅响应着诸种关于水的哲学和海的诗学，而且还能以独特的姿态、位置、视景和轨迹进一步丰富其间的内涵。“新南方文学”中的这些作品舒扬着“潜游”的姿势：林森频频下潜的《唯水年轻》《海里岸上》，陈春成以梦为鳍的《夜晚的潜水艇》《音乐家》，李师江书写海底文物盗捞传奇的《丝路古船》，朱山坡虽未跃入大海却游进了黑夜深处的《夜泳失踪者》，王威廉住进幽蓝湖底的《潜居》。“潜游”有至少四个方面的深意。