代际视野中的“新东北作家群”与“新南方写作”

近年来，“新东北作家群”与“新南方写作”这两个以地方性为表征的文学创作潮流，成为中国当代文坛的“事件性”存在，甚至被评为2022年度“中国人文学术十大热点”①之一。其中炙手可热的作家，如双雪涛、班宇、郑执、林棹、陈春成、王威廉、陈崇正等，不仅深受媒体空间和读者大众激赏，也获得了主流文学批评界的青睐。但与此同时，批评界对于这种以地方性概念为装置来统摄当下文学创作的命名行为存在着诸多非议，认为其在很大程度上遮蔽了这些文学现象自身的审美多样性和历史复杂性。然而，当我们拨开文学历史的重重雾霭，穿透批评话语的层层裂隙，便不难发现，“新东北作家群”与“新南方写作”这类批评概念兴起的背后，其所指涉的不仅仅是一种地域文学维度的审美动向，从很大程度上来说，还是一个代际层面的学术动向，它是“80后”作家和批评家企图告别“80后”这一代际标签的一次集体突围和话语重构。

一

作为以地方性为表征的文学批评概念，“新东北作家群”和“新南方写作”的内涵和边界有诸多相似之处。从其批评对象来看，这两个批评概念所统摄的对象均是以“80后”作家为主体，如班宇、双雪涛、郑执、陈崇正、林棹、林森、王威廉等，尽管两者的概念边界目前都还不甚明晰，很多不同代际、不同国别和地域的作家都被一股脑地纳入，但不可否认的是，“80后”作家依然构成了这两个写作潮流的中坚力量。从其批评主体来看，这两个批评概念的命名和发展主要是由一批“80后”批评家所策动和建构的，例如“新东北作家群”的主要讨论者黄平、杨丹丹、刘岩、李振、丛治辰、杨晓帆、胡哲、张维阳、李丹、刘阳扬等，“新南方写作”概念的建构者如杨庆祥、陈培浩、曾攀、刘小波、李壮、卢桢、徐勇、唐诗人、邓小燕、徐诗颖等，也均是“80后”。正是经由这批“80后”批评家的命名和反复讨论，才使得“新东北作家群”与“新南方写作”成为当下文学批评的重要理论装置，并且越来越为学界所接受，未来也必将成为文学史书写中不可忽视的一页。而从其批评实践来看，“新东北作家群”与“新南方写作”概念的提出，并不是对某种业已形成态势的文学潮流的价值体认或理论总结，而是批评家和创作者在特定文学创作基础上所提出的对文学发展前景的某种可能性期待，这有点类似于20世纪80年代的“寻根文学”，是一个具有生长性、召唤性和未来性的理论概念，有待作家和批评家们给予持续有效的回应和建构。

先谈“新东北作家群”。所谓“新东北作家群”，其所预设的比较对象显然是以萧红、萧军、端木蕻良等为代表的“东北作家群”。尽管早在这一概念成为双雪涛等人的文学标签之前，已有一些学者开始使用“新东北作家”来指代迟子建、阿成、何凯旋、孙惠芬、陈昌平等一批东北作家。然而由于这些作家为我们呈现的东北经验并没有跃出既往对于东北文学的惯常认知，所以并未在当代文坛形成大规模的关注和讨论。“新东北作家群”这一概念真正引发全面关注，则要到“80后”批评家黄平《“新东北作家群”论纲》①一文的问世。该文主要以双雪涛、班宇、郑执三位“80后”东北青年作家为中心，认为他们分享着近似的主题与风格，即20世纪90年代的下岗潮和“子一代”的叙事视角，并从语言风格、共同体的重建以及现实主义的复归等层面，来探讨这批东北作家所呈现的新美学气象。在此之后，“新东北作家群”开始被批评界广泛接受和使用，以“新东北作家群”为研究对象的文章也如雨后春笋般涌现出来。实际上，早在“新东北作家群”的概念出现之前，“80后”批评家们已经对双雪涛、班宇等人的创作给予了极大的关注。例如黄平早在2017年的文章中就曾指出，双雪涛《平原上的摩西》的出现是一个“标志性的成熟时刻”，它意味着“80后”文学开始“走出‘自我’的美学”，进而“承担起共同体的责任”，“锚定共同体的意义”②。另一位“80后”批评家刘岩同样发表了一系列关于双雪涛、班宇、郑执的研究论文，如《双雪涛的小说与当代中国老工业区的悬疑叙事——以平原上的摩西为中心》③《世纪之交的东北经验、反自动化书写与一座小说城的崛起——双雪涛、班宇、郑执沈阳叙事综论》④，以及访谈《纪实与虚构——文学中的“东北”》⑤，这些文章立足于20世纪90年以来东北社会历史的发展变迁，从“东北—历史—阶级”的分析框架来审视双雪涛等人的东北书写及其意义。而后，批评界对于“新东北作家群”的阐释总体上也是围绕这一维度来展开的。

需要注意的是，当我们谈到“新东北作家群”时，还有一个与之相伴而生、不得不提的概念，即“东北文艺复兴”。所谓“东北文艺复兴”，它首先是一个发端于娱乐圈并为学术界所接受和不断赋形的概念。该概念最早由东北“80后”歌手董宝石提出，用以调侃包括他自己在内的一批东北文艺工作者，如短视频博主“老四”、脱口秀演员李雪琴、歌手毛不易等。这些“东北”元素及文化经由现代传媒途径在人们的日常生活中不断发酵，产生了广泛的影响，从“小资”群体到工人和农民，都在不同层面、不同场域中遭遇着这些“东北”符号，感受着它们所带来的审美愉悦。当以双雪涛、班宇、郑执为代表的“新东北作家群”加入后，“东北文艺复兴”这一概念的内涵和边界都得到了拓展和深化。“80后”批评家杨晓帆曾联合批评家李陀以及数所高校的研究生，针对双雪涛等人的创作开展讨论，并首次从学理层面接纳了“东北文艺复兴”这一概念⑥。在此之后，当我们谈论“东北文艺复兴”时，也基本上是以“新东北作家群”为论域而开展的。《当代作家评论》于2022年第5期开始推出“东北文艺复兴”研究专辑，来对这一命题进行持续追踪和建构，并先后推出了“80 后”批评家黄平、陈培浩、杨丹丹、李振、赵坤、胡哲、李丹、张维阳等人的文章，从各个层面对“东北文艺复兴”这一概念进行知识考古和理论阐释。2024 年年初，《当代作家评论》与《粤港澳大湾区文学评论》两大刊物联合开辟“新东北·新南方”研究专栏，对这两个概念进行深度建构。当然，这些文章当中不乏一些对“东北文艺复兴”的否定性意见。例如“80后”批评家杨丹丹将“东北文艺复兴”放置在百年东北文艺发展历程中来考察，由此发现真正意义上的东北文艺传统实际上并未中断，因此“复兴”也便无从谈起。所谓“东北文艺复兴”实则是一个“伪命题”，它不过是由当前批评界的“唯‘新’主义”制造出来的审美幻象。在他看来，当前这批东北作家及其批评者们最大的问题在于：“当他们想追赶时代时，虽已步履蹒跚，还不忘回顾属于他们的辉煌。这种一步一回头的姿态，正是东北现实的写照。也许，他们还是不敢、不想面对21世纪的新变。但文学批评却有意放弃对此症结的思考，执迷于新概念的制造，将东北青年作家代入‘新’的幻象中，忽略了在文学史脉络中重审自我写作的历史关联性。”①基于此，杨丹丹又从四个层面对“新东北文学”的概念进行了全面的追问和辨析：“一、东北文学是否存在一个不变的写作对象，以及由此形成的写作传统？二、‘新东北文学’如何处理这一写作对象和写作传统？三、在此过程中，‘新东北文学’讲述了哪些新东北故事？四、在此基础上，‘新东北文学’呈现出哪些审美特征？”②丛治辰则完全放弃了对“新东北作家群”的审美评价和历史分析，而是将其放置在“较长时间段知识界、文学界与大众文化的各自发展与互动关系中加以考量”③，从而指出“东北文艺复兴”“新东北作家群”这类概念诞生背后的批评逻辑、话语裂隙、市场角力等因素。在我看来，这些责难和质疑的声音虽尖锐，但也正是这种学理性的辨析校正了概念自身的批评效力和阐释维度，对于推动概念的发展和成熟具有重要作用。

再看“新南方写作”。与“新东北作家群”一样，“新南方写作”这一概念同样是由“80后”批评家为主体而促成的文学命名。“新南方写作”这一概念肇始于“80后”批评家陈培浩2018年发表于《文艺报》的一篇评论“80后”作家陈崇正的文章《新南方写作的可能性——陈崇正的小说之旅》，该文首次公开使用了这一概念。作者在文中谈道：“之所以说陈崇正是一种新南方写作，是因为他代表了一种南方以南的写作。那些不断在他作品中重现的巫人幻术并非传统江南文学所有。

更重要的是，南方作为一种审美元素进入了作品，却没有形成一种地理暴政，隔断陈崇正作品跟时代性现实焦虑和普遍性精神议题之间的关联。在此意义上，文学地理在陈崇正同代人这里变成了一种精神地理。”④而在同年11月的《花城》笔会期间，杨庆祥、陈培浩等“80后”批评家联合“80后”作家王威廉、陈崇正、林森等人再一次讨论了“新南方写作”概念的学术可能性，“新南方写作”作为一种共识性的批评概念呼之欲出。

“新南方写作”的集体亮相发生在2020年8月。《韩山师范学院学报》第4期开辟了题为“‘新南方写作’研究”的专栏，由“80后”批评家陈培浩主持，发表了陈培浩、刘小波、宋嵩、杨丹丹、徐兆正、朱厚刚的评论文章，从文学地理学角度，分别对卢一萍、陈崇正、王威廉、朱山坡、罗伟章、林森这几位南方作家的创作进行评述，标志着“新南方写作”这一学术概念的正式登场。随后，《南方文坛》2021年第3期开辟专栏“批评论坛· 新南方写作”，推出了杨庆祥、曾攀、东西、林森、朱山坡的文章，首次从宏观的理论层面集中讨论“新南方写作”的概念内涵及其阐释边界。其中“80后”批评家杨庆祥的《新南方写作：主体、版图与汉语书写的主权》一文，堪称“新南方写作”的理论纲领。杨庆祥在该文中首先明确了“新南方写作”的地理边界，即海南、广西、广东、福建、香港、澳门等所谓的粤港澳大湾区，同时辐射马来西亚、新加坡等习惯上被称为“南洋”的区域，而其前提则是用现代汉语进行写作与思考。紧接着，杨庆祥通过举隅林森、朱山坡、陈崇正、王威廉等“80后”作家的创作，进一步明确“新南方写作”的理想特质：地理性、海洋性、临界性和经典性四大特性。最后，杨庆祥还从世界文学谱系的角度，指出“新南方写作”最有意味之处在于“其能够在政治（主权）无法抵达的地方，通过汉语的主权进行预先书写和确认”①。而后《青年作家》《广州文艺》两家杂志相继推出了“地域写作中的新南方文学”“新南方论坛”专栏，对这一命题进行持续讨论。此外，曾攀的《汉语书写、海洋景观与美学精神——论新南方写作兼及文学的地方路径》②、陈培浩的《“新南方写作”与当代汉语写作的语言危机》③等文章均从宏观的理论或文学史层面，为“新南方写作”赋形。文学期刊的集中推介，文学批评家的集体发声，标志着“新南方写作”作为一个生长性的学术概念，正在被学界广泛接受，迅速成为当下文学的一个热点话题。而在这一过程中，“80 后”作家和批评家同样占据着主导地位。

综上所述，无论是“新东北作家群”也好，“新南方写作”也罢，其概念的诞生与发展，与“80后”作家的成长转型以及“80后”批评家的主动建构有着紧密的关联。从代际意义上来看，“新东北作家群”与“新南方写作”乃是“80后”文学及其批评的延续，这是一个属于“80后”作家和同时代批评家们所共同创造的文学史和批评史片段。从某种程度上来看，“新东北作家群”与“新南方写作”概念的提出，也是“80后”作家和批评家企图告别“80后”这一代际标签的一次集体突围和话语重构。

二

“80后”批评家究竟缘何对“新东北作家群”“新南方写作”这类概念报以巨大的学术热忱？要想回答这个问题，必须将其纳入“80后”文学及其批评史脉络中来考察，唯有如此，才能够更加透彻地理解这两个批评概念的理论预设和生成逻辑，进而明确其阐释边界和批评维度。

“80后”文学自诞生以来备受争议，一直以来，批评界也不乏对“80后”文学这一代际概念的质疑和讨伐的声音。不过，无论这些声音有多么切实和尖锐，都无法阻挡这一概念成为既定的文学史事实，也注定要成为当代文学批评史上不可忽略的一页。而在“80后”文学的发展过程中，有一个重要的现象，就是“80后”文学同代人批评的缺席和姗姗来迟，以至于早期“80后”文学与主流批评界的关系一直处于一种剑拔弩张的紧张状态，在互相攻讦和谩骂中让批评话语逐渐溢出问题的边界，彼此无法形成更深层次的有效对话。即便后来主流批评界渐渐意识到必须更新审美标准和价值体系，进而尝试去理解“80后”作家，并且企图将其纳入自己的话语阵营，然而在我看来，主流批评界彼时的妥协不过是一种不得已而为之的权宜之计，相当于一种变相的文学“招安”，“80后”文学及其批评彼此在对文学的观念和价值方面并没有达成有效共识。因此，在那看似一团和气、其乐融融的画面背后，其实潜伏着巨大的话语裂隙和不可调和的代际冲突。按理来说，这些裂隙理应由他们的同时代人去缝合，即在一代人共同的生命经验和情感结构之基础上，搭建起创作与批评沟通的桥梁。同代人之间经验的相通和情感的契合，往往能够让批评更具及物性和有效性。正因如此，“80后”作家颜歌和周嘉宁在一次新书推介会上，向同为“80后”的批评家金理发出了质问：“为什么你们同龄人的批评家不写写我们呢？我们‘80后’为什么没有自己的批评家？”④

在我看来，“80后”文学同代人批评缺席的原因主要有三。首先，“80后”作家的少年成名，是他们的同代人批评家未能及时地做出有效批评反应的直接原因。即便早期也有《十少年作家批判书》这样以“80后”同代人批评为噱头的批评专著问世，但是全书纯粹文学价值部分的交锋还太少，更多的是刻薄的酷评，如顽童般在已被涂鸦的文字上又撒泼了一回。其次，“80后”文学同代人批评的姗姗来迟，其原因还应该放置到20世纪90 年代以来整体的社会和学术语境中来考察。90年代市场经济兴起，“思想家淡出，学问家凸显”成为其后二三十年间中国人文学术研究的不二方法。文学批评作为一种精神性和思想性的审美活动逐渐式微，中国当代文学研究的路径发生了急剧转换，从此迈上了知识化、历史化的征途。“80后”的文学研究者们正是在这一学术背景中，跟随他们的导师走向了历史化的研究道路，而与文学批评的现场相去甚远，遑论去关注那些被当时的学术体制深深鄙夷的“80后”作家。最后，学科体制和学术评价标准的变化，使得“80后”文学研究者甫一进入学术研究的场域，就迅速被学科体制所驯化。青年学者们要想获得学位、教职，乃至职位晋升，就必须在核心、权威期刊上发表学术论文，写文章就必须学术化、历史化、理论化。这也使得“80后”青年文学研究者不得不策略性地疏远文学现场与批评，而更加注重学术考核，他们甫一进入高校体制，就失去了形成自己批评风格的天然土壤。