时间性·民间性·地方性

“走一条河，就是走人的一生。”①津子围的新作《大辽河》终于实现了他念兹在兹的梦想——走一条河，为故乡的母亲河写点什么。继2021年长篇小说《十月的土地》在历史中探寻土地与人的关系之后，这次他要思考的是河流与人的关系。河流是文明的摇篮，也是时间的见证者和故事的讲述者。《大辽河》将时间作为思考的起点和终点，深入历史与现实的想象空间，以民间本位的叙事伦理观察人性的褶皱与生命的肌理，以充盈的地方经验与丰富的知识考据，发掘中华民族基因里的仁义精神。《大辽河》是津子围写作的一次总结与超越，显现出时间性、民间性和地方性的特质，是21世纪东北长篇小说的重要收获。

一、时间的秘密：河流与文明的时空向度

“写作是抖落时间的羽毛”②，时间一直是津子围写作关注的重点，在此前的《隧道》《津子围的朋友老胡》《三生有幸》等作品中，时间可以是循环的，也可以是分裂的，体现了作家关于时间存在方式的思考。可以说，时间是进入津子围小说世界的钥匙。在《大辽河》里，津子围挑战了一种全新的结构方式——将时间具象化为一条河。

河流是时间的历史，时间是小说中的河流。整体而言，小说的主人公是辽河。辽河是辽宁的母亲河，是连接中原农耕文化和北方游牧文化的纽带。关于河流的故事，其实就是有关时间的叙事。小说借由作为历史遗存的辽河千百年来的变与不变，以辽河流域的地方性文化管窥东北历史与中华文明的变与不变。这是作家对时间的执着和建构，也是一种叙事方式上的挑战与突破。如何用有限的篇幅书写一条河流的历史，津子围给出的答案是——以河流的形态去表现。

小说一开始便如实交代，这是一次“行走”的写作。作家“走辽河”期间驻足凝思的地方，就是故事开始的地方。辽河支流众多，小说由此生长出了八个不同时空的故事：二哥与辽代的招苏台河、四叔和堂弟与清初的东辽河、老舅与清末的辽河中游、堂妹与抗日战争前的辽河下游、二姨和二姨夫与新中国成立前后的浑河和太子河、三姐和三姐夫与20世纪六七十年代至今的辽河干流、四表哥与上古时期的西辽河……这些故事看似独立却又藕断丝连，将跨越千年的历史景观连缀合成一个有关中华文明起源与传承的故事。《大辽河》的意义就在于，它找到了一种结构历史的方式——点面结合，在线性时间的历史中不断跳转，其中闪现着非线性时间思维的灵光。这或许就是津子围走过先锋小说时代后仍然念念不忘的回响。

小说的本质是一种由想象主体创造的文本结构，作品间的差异就在于叙述进入历史和现实的方法。与以往作品不同，《大辽河》采用了两种叙事文本，分别对应着两种叙事时间：一种是作家“走辽河”经历的现实时间，另一种是对辽河历史故事进行虚构的文学时间。对故事的讲述沿着线性的历史时间之轴，而对辽河实地走访的见闻书写则沿着现实时间坐标，记忆与想象的重合使两种时间不断碰撞、对话，历史叙事与文学叙事之间生成了一种古今对照的时间感，小说的弹性和张力由此产生。《大辽河》的叙事并不是存在于一个封闭的文本结构中，从烧炭工二哥和三哥伐木烧炭的故事与辽河流域森林植被遭到破坏的现实，再到三姐夫挖沙破坏河道与生态封育工程的开展，两种时间的叠加完成了对辽河生态环境变化的叙事。四叔遭流放尚阳堡修筑柳条边墙，堂弟越过柳条边被抓，与作家寻访柳条边遗址只剩下残破的痕迹，形成了对历史存在辩证关系的思考。有关辽河航运的兴衰，则是通过车东家一代到堂妹一代的故事予以展现，而作家以现代思维从政治、经济、气候等方面分析，为这段跨时空的历史想象增添了真实性和立体感。辽河流域的变迁具象化了时间的流逝，如果我们把目光转移到作家讲述故事的时间序列上，将会发现原来时间才是小说真正的主人公。

在时间与故事的长河里，津子围还设置了一个象征性的符号作为连接小说各部分叙事的纽带，颇有草蛇灰线之意。相信读者无论如何都不会忽视那块时常有意无意出现的“龙凤玉佩”，它在小说中一共出现了44次，其中承担符号功能的有16次。在叙事学家热拉尔·热奈特看来，“重复”是叙事与故事间的频率关系，是叙事时间性的主要方面之一，也是一种抽象的思想的构筑①。当一个意象在小说中反复出现时，就会产生某种意味，成为一种隐喻甚至象征。显然，“龙凤玉佩”是解读《大辽河》的重要密码，对其解读当从两个维度展开：作为结构的因素和作为主题的因素。作为结构因素的“龙凤玉佩”，首先承担着将不同时空的人物联系在一起的功能，自然地串联起时代与历史变迁所埋藏在时间缝隙的故事，让小说表层上看起来充满裂隙，但内在结构上却浑然一体。而作为主题因素的“龙凤玉佩”则有着更为深奥的内涵。符号是意义的浓缩形式，是由多种意义确定的符号的联想，有限的符号可以表达无限的含义。“龙”与“凤”是中国文化中重要的神话原型，凝聚着吉祥如意的美好寓意。“玉”则代表了辽河流域史前文化的高峰，其中以红山文化的玉器文化最为闻名，这就将故事时间拉到了5000年前。用结构主义和符号人类学的方式解读，“龙凤玉佩”作为“生命和文明源头的戳记”②，它的诞生象征着时间与生命的原点，那是中华文明乃至人类文明的起源，它的传承象征着时间的延续与轮回，颇有命运的意味与神秘的气息。

在时间长河中，历史总是充满着无数的偶然，对时间的关注也提醒我们思考小说应该如何介入历史。作家写历史的职责就是深入历史的缝隙，想象并填补其中空缺的那些细节，塑造出历史无数张面孔的无数种可能性。《大辽河》让我们看到，5000年来中华文明的历史变迁是如何进入一个作家的内心世界，作家又是如何洞察和探究民间、人性与历史的关系的。一切叙述的原点都指向了津子围对时间孜孜不倦的思考。《大辽河》讨论的究竟是什么？也许是人如何面对时间，如何处理与时间的关系这一永恒的话题。

二、小人物的悲欢：民间本位的历史想象方法

“大江东去，浪淘尽，千古风流人物”，在时间的长河里，古往今来多少英雄人物尚不能幸免被遗忘的命运，那些不具名的小人物更不必追问。一个作家对题材、人物以及表现方式、情感态度的选择，都流露出作家的世界观和创作观。津子围自写作以来，始终关注小人物的个体命运，无论是《十月的土地》等历史题材中执守大地的农民，还是《马凯的钥匙》《匿名上告》等城市题材中那些仿佛生活在我们身边的公务员、警察、老师，书写普通人的困境始终是其小说重要的主题，这也是津子围一直秉持的民间意识与民间立场。

《大辽河》同样是小人物的舞台，这里没有所谓的英雄人物，他们是烧炭工，是流放的犯人，是车店的伙计，是一心开办火柴厂实业救国的时代新女性，是争吵一生难舍难分的夫妻……这些形形色色、有血有肉的小人物，即便只是大历史中的渺小尘埃，却都是津子围对历史想象的结晶。值得注意的是，小说中的主要人物都没有姓名，而是以“二姨”“三哥”“四叔”等亲戚称呼命名，乍一看会让人误认为这是一部家族小说，然而小说开篇就解释道，这些人物之间并没有家族血缘关系。事实上，津子围想要强调的是，“从分子人类学的角度，我们同属于中华民族大家庭”①的文化基因属性。这是一种大历史观、大文明观的体现，超越了以往家族历史小说的范畴，以具有民间性的超越性视角，将封闭式的叙事转化为开放式的叙事，每段故事像是河流的支流，最终汇聚为一条象征中华民族奔流不息的长河。

在8个不同时空的故事中，小说不断地重复着同一个深刻的文学主题：人与人的冲突。“他人即地狱”，萨特在《禁闭》中的这句经典台词深刻地揭示出人与人之间存在着永恒而不可调和的矛盾，借以分析《大辽河》中人物间的关系是十分恰切的。三哥教会了“芥菜疙瘩”烧炭技术，但“芥菜疙瘩”不仅破坏了三哥的炭窑，还诬告三哥谋反；无罪的四叔，在刑部判官用尽手段的哄骗下认了罪；二姨父亲为了躲避日本人的抓捕连夜出逃，弟弟“大种马”趁机以走动关系的名义不断对二姨母亲进行敲诈……除了这些带有传奇色彩的故事，辽河两岸村民的世代仇恨，二姨和二姨夫婚姻中的缠斗，师傅对徒弟（四表哥）的提防和阻碍，也都不再局限于历史或命运的偶然和想象之中，而是抵达了古往今来现实生活中人与人必然的抵牾。这些虚构却真实的故事不断地展示着欲望与命运的冲撞，所揭示的正是个体生存的偶然性和无力感，而这一切的来源，本质上是不可违逆的人性驱使。贪婪、嫉妒、欺骗，甚至自私、傲慢、怯懦、冷漠，这些都是人性的弱点和原罪，然而，津子围并无意大肆渲染人性的阴暗面，在危机到来的时刻，小说呈现的是这些小人物在渺小与绝望、顽强与希望之间的纠缠挣扎，最后生发出超然的生命力。津子围想要借此表达的，是普通人为了生存和生活，在爱与恨、善与恶的博弈与和解中，在难以捉摸的历史变动和命运无常中，所袒露出的人类的复杂性和道德性，描绘生命的诗意与张力才是小说的内在支撑力。正如特里林所说：“对道德特征诸差别的敏感与洞悉才是对待文学所应有的最基本态度。”②

在解剖了人性的桎梏与争斗之后，津子围又以一个作家的温情与悲悯，写出了人性“善”的光辉一面。“上善若水，水善利万物而不争”，人性的“争”是常态，化解这一切的良药也许就是“不争”的“善”。《大辽河》有着时下小说并不多见的道德气质，作家并没有着意于诸如苦难、仇恨、悲剧等容易吸引读者眼球的元素，而是用仁义、善良、悲悯等中国传统人格修养的追求呈现深广度。中国古代精神传统的核心，可以用孔子的“仁”来概括，那是围绕着人与人之关系而特别标示出的“爱人”的至高文化理念。小说中命运最坎坷的四叔和老舅也是最能体现“仁”的人物形象。四叔本就无罪，却稀里糊涂地成了有罪之人被流放关外，他知道自己是被构陷的，但更多地还是反思自己过往的行为，所谓的“罪”其实是四叔按照严格的儒家伦理纲常自我认定的，能符合这个标准的只有至善至仁的“完人”。监狱爆发瘟病，四叔用拔毒刺血的方法救了所有曾经为难过他的人，包括使他蒙冤落狱的主审官肖蕴章，他的“仁”感化了“恶”，获得了尊重和地位，这就是“善”的力量与价值。老舅则是“义”的化身。车家小嫂在车东家过世后就把老舅一家赶出了门，而老舅并没有忘记车东家对他的救命之恩以及他对车东家的承诺，一直默默地守护着车家，救了车家小嫂的性命，帮助车家老大成家立业、车家老二改过自新。故事的结尾，老舅没有贪图车东家留下来的金银财宝，而是选择将它们遗忘在辽河的大水中，这正是一种“不争”的超越性的价值取向，比起金钱带来的欲望与原罪，民间的勤劳守正才是安居乐业的根本所在。

“五四”以来，我们看到太多小说描写“吃人”的现代性反思，“爱人”的文化传统逐渐远去。如今，文艺作品是时候重新点燃国民精神的火光了。习近平总书记说：“文艺只有向上向善才能成为时代的号角。止于至善，方能臻于至美。”①《大辽河》正是这样一部书写民间传统道德力量，展现中华民族仁义精神的寻根之作。寻根的实质就是文化与身份认同的问题，身处文化变迁加剧的时代，在传统与现代的冲突中确认文化价值取向是一个亟待讨论的话题，《大辽河》的出现不禁让我们反思，中华民族“从哪里来”，又要“向哪里去”？要回答这一问题，回到民间，回到地方，也许是一种途径。

三、东北的感觉经验：纪实与虚构的地方性知识考古

在时间性和民间性之外，地方性也是《大辽河》最显著的特征之一。地方性是近年来文学界热议的话题，《大辽河》的独特之处在于，它是以非虚构的文体形式呈现出来的地方性知识，在此基础上又形成了东北的感觉经验。

叙事的方式有两种，一种是纪实，一种是虚构。前者以实录的方式记录真实，将时间还原；后者以想象的方式构建世界，创造时间。时下兴起的“非虚构”概念介于二者之间，被赋予了文学观念变革的内涵。“非虚构”以主体介入的方式向读者展示、分析、评判社会现实，强调的是“真实感”和“在场感”，其精神仿佛人类学的“田野调查”，却又无需承担真相的“拷问”，以文学人类学的方式为这个时代的文学提供了“还原”历史与现实的着力点。

自20世纪80年代开始写作，津子围对小说形式的探索一直没有停止，《大辽河》无疑是一次小说形式上的自我突破。津子围将这次写作命名为“走辽河”，一个“走”字，不仅是作家创作过程中实勘精神的概括，更使小说获得“非虚构”辨识的存在方式。小说的主线是作家“走辽河”的见闻和感受，走到哪，故事就诞生在哪，故事前后与正文字体作以区隔的笔记，以副文本的形式开拓了故事的第二重空间，也可将其看作津子围“走辽河”的非虚构叙事，是为“辽河笔记”②。“辽河笔记”主要包括三个方面的内容，一是作家走访辽河流域的所见所闻，二是有关此地历史、文化、地理、生态的真实资料，三是对故事讲述的补充或拓展。三重内容相互交织，既呈现了对故事背景的宏观建构，也完成了将辽河作为整体的叙事。在“虚构”与“非虚构”之间，津子围试图寻找和构建的是历史和现实之间的“位移”和“重合”。其实，在小说的世界里，纪实就是一种虚构，而虚构也是纪实的一种，叙述的功能是展现而不是证明，更重要的是作家真正想要借此表达的东西。