城乡叙事之变格与乡土中国之再现

《河山传》作为贾平凹城乡题材小说谱系中的最新力作，对同类型小说中城乡二元对立、相互隔膜的叙事进行了修复，呈现出一种叙事模式的变格，即对城乡之间生活的差距、情感的割裂、精神的断代、农村人进入城市后的无根感，通过带有传奇性的叙事和日常化的叙事重新进行了链接与缝合，使城乡间的差异和矛盾，不再那么赤裸和尖锐，在叙事中流露出温情。这一叙事变格集中体现在由农村打工人转变为城里人的主人公洗河身上。在小说中作为进城农民的成功代表，洗河充满传奇色彩的成长史和独具魅力的人物形象，作为纽带联通了城乡叙事中断裂的情感，对以往单一、刻板，带有劣根性的“农民工”形象进行了修正，塑造了现代化转型过程中新的“农民工”形象。洗河的成长也与小说中作为城市人代表的另一主人公罗山的叙事脉络和情感经历相辅相成，最终两者汇聚于山林别墅“花房子”之中，在这里城乡之间达成了某种和解，洗河也在这里完成了身份的转换。由此，《河山传》既是为以洗河为代表的“农民工”立传，更是为城乡变迁中的时代立传。在这种变格的叙事基调中，小说以现代版的大观园“花房子”为主体叙事空间，在主人公们不断地进城出城与进山出山之间，一方面弥合了城乡之间人与人的情感差异，特别是对“农民工”情感状态的关注和人物形象的重塑；另一方面在世情小说的笔调中再现了立足乡土的那种情义与温暖，是对改革开放40年来乡土中国的深情回望与描摹。本文将从对“农民工”形象的重塑、叙事空间的建构、世情笔调的运用三个方面，对《河山传》中展现的城乡叙事的变格与乡土中国的再现进行论述，从而为研究城乡题材小说提供新的视角。

“过渡的人”：“农民工”形象的重塑

在现当代文学中，城乡叙事一直是一个重要主题。传统城乡叙事往往以二元对立的方式呈现城乡之间的差异和矛盾，城市往往代表着现代、文明和机遇，而乡村则代表着落后、保守和贫困。城市与乡村之间的差距被放大，逐渐形成一种刻板印象。然而，《河山传》对传统的城乡叙事模式进行了突破和拓展，展现了一种新的城乡关系。小说通过对主人公洗河的成长经历的叙述，打破了这种二元对立的叙事模式。洗河作为一个进城务者，通过自己的努力和机遇，成功地转变为城市人。他的成长史充满了传奇色彩，展现了一个普通人在现代化转型过程中的成长与奋斗经历。洗河并非传统意义上的“农民工”，他具有积极向上的精神面貌和追求进步的动力。他通过努力，摆脱了贫困和无根状态，实现了从农村到城市的跨越。洗河的成功不仅仅是个人的努力，更是时代发展的结果。他的成长经历展现了“农民工”在现代化转型过程中所面临的机遇和挑战，以及他们积极适应和融入城市生活的能力和勇气。

小说中，崖底村村民洗河在经历父母双亡的家庭变故之后，开启了“出走”式人生之路。他先是拜做爆米花生意的楼生茂为师，过了一段走街串巷以做爆米花为营生的流浪生活。后来“稀里糊涂的，洗河来到了西安，身上除了三十二元七角钱，再就是一个篓子，篓子里装着爆米花机子”①，并在此结识了他一生的贵人，也是小说的另一主人公罗山，开启了他的人生“逆袭”之路。在当代乡土文学的谱系中，农民进城的故事一直是个经久不衰的叙事母题。从陈奂生上城到刘高兴进城，这一系列作品都为我们呈现了农民在城市化进程中所经历的挑战与困境。《河山传》在这一传统叙事母题基础上，进一步拓展，讲述了了新一代农民进城的故事。传统的农民进城叙事往往关注农民在城市中的生存状态，而《河山传》则更进一步，通过洗河这一形象，深入挖掘了新一代农民在城市化进程中的心灵成长与价值观的转变。洗河的经历反映的是一个时代的缩影。此外，传统的城乡叙事中，城市与乡村之间的隔膜和矛盾常常被强调，在《河山传》中城乡关系不再是简单的对立，而是趋向于和谐统一。洗河与罗山之间的互动和关联，展现了城乡可以超越差异达成和解。这种和谐统一不仅仅体现在人与人的关系上，更体现在人与土地、人与自然的关系上。《河山传》展示了一个不同于以往的新时代农民形象——河山，他不再是被动的被安排者，而是主动融入城市生活，追求自己的理想与价值的进入者。这种变格不仅体现在人物塑造上，更体现在作品主题的深度与广度上。从陈奂生到刘高兴，再到洗河，这些形象展现了中国农民在城市化进程中的发展轨迹。《河山传》作为这一谱系上的一环，为我们提供了一个新的视角审视当代农民的身份认同与价值追求。

在《河山传》中，主人公洗河的形象在城乡叙事的序列中呈现出一种“过渡的人”的状态。小说中的洗河不再是被城市排斥和忽视的农民，也不再是对农村留恋和怀念的进城者。洗河这一形象所代表的进城农民，无论在身份上，还是在精神上都处于一种过渡状态，这种过渡弥合了城乡之间情感的裂隙，缓解了现代化进程中城乡间的矛盾和张力。洗河的形象是对传统“农民工”形象的一种重塑。传统的城乡叙事中，“农民工”往往被描绘为边缘化、被忽视的群体，缺乏身份认同和归属感。他们被视为城市的过客，既不被城市接纳，也不再属于原来的乡村。《河山传》中的洗河不再是这种边缘化的形象，而是一个积极融入城市、追求自身价值的现代人。他通过自己的努力奋斗，在城市中赢得了一席之地，并实现了从“农民工”到城里人的身份转换。此外，洗河的精神状态也呈现出过渡的特点。他对城市与乡村的情感不再是简单的排斥或留恋，而是能理性地看待和面对。尽管在城市中生活总是面临种种挑战，洗河仍然保持着对生活的积极态度。他对农村的情感依然存在，但已经不再是简单的乡愁或怀旧，而是对乡土中国所蕴含的那种情义的向往和珍视，这也是他能一直留在老板罗山身边，并在最后完成身份转换的重要原因。

洗河这一形象所代表的进城农民，在身份和精神上的过渡状态为乡土小说贡献了一个具有代表性的新人形象。这种过渡状态展现了现代社会中城乡间的紧密联系和相互影响，也揭示了人与人之间的情感关系。通过洗河的形象，读者能够更加深入地理解进城农民的生活状态和精神世界，从而对城乡关系有更加全面深刻的认识。《河山传》中的洗河作为“过渡的人”，在城乡叙事中呈现出独特的意义和价值，这是一个具有代表性的新人形象，是对传统“农民工”形象的重塑。这一形象是对具有现代意识和乡土情怀的个体的呈现，这些个体不再被简单地定义，而是具有自己独特的价值和意义。他们通过自己的努力融入城市生活，实现自身的发展和“变革”。洗河的人生经历就是一个时代的缩影，他既是乡村的出走者，又是城市的进入者，其所承载的是贾平凹对现代性和传统价值的思考。

小说中除了洗河这一主要人物外，罗山也是不可忽视的重要角色。作为城市成功人士的代表，罗山与农村背景的洗河形成了鲜明对比。两个人相互交织的人生，共同构成了小说叙事的两条主线。这两条主线不仅展示了城乡之间的差异与融合，还深入挖掘了当代社会中两个不同群体的内心世界。首先，从身份和背景上看，罗山是典型的城市人，而洗河则是从农村走出来的。这种身份的差异，使得他们在面对生活和事业时有着截然不同的视角和态度。罗山作为一个成功人士，拥有丰富的资源和人脉，能够轻易地占据城市生活的中心位置；洗河则需要不断努力才能在城市中找到自己的位置。其次，从人生经历上看，罗山和洗河都经历了种种磨难，但他们的成长轨迹却大相径庭。罗山从一个小老板成长为成功的民营企业家得益于改革开放的政策和其自身的努力；洗河则是在经历了家庭变故后被迫离开农村，因为机遇和努力，才得以在城市中站稳脚跟。此外，罗山与洗河的交往也是小说的重要看点。两个人虽然成长背景不同，却因为种种机缘结成了深厚的友谊，这种友谊也为我们提供了深入了解城乡交流与融合的视角。

此外，小学教师文丑良以评议人的视角，时不时用带有总结性质的言说来深化小说的主题。他作为作者的化身参与事件的讨论，并以一种更高的维度来审视“农民工”这一群体，为他们发声，也为他们立传。文丑良在小说开始时便参与进来，他的话奠定了整部作品的叙事基调，突显了小说的主题意蕴。文丑良对洗河等人说道：“长期以来，我就是从全国的大局上观察和认识崖底村，又立足于崖底村来关注和思考中国。”①《河山传》正是站在崖底村的视角上，对整个乡土中国进行考察。接着他又说：“我们的时代已经天翻地覆。其中最大的变化，是城市和农村的堡垒打开，农民可以进城。虽然崖底村还不明显，进西安城打工的人不多，可在外地，大量的民工如潮水一般涌向了城市。农民进城，离开了土地，背井离乡，为的是讨好日子，城市由此扩张，扩张了又如一张血盆大口，一个城市在方圆数百里的大锅里，把资源、人才、资金、技术的一层油珠珠全尽吸去。城市不是了以前的城市，农村、农业、农民也已不是过去的农村、农业、农民。社会旧的平衡破坏，新的秩序还在混乱中形成。”②在这段论述的最后，文丑良语重心长地说道：“兄弟们，我是教师、作家，你们是农民，我们都正面临了困境，摆在我们面前的就是再找出路。”③而整部小说就是对这种困境的突围，洗河的成长便是这种突围的最典型的代表。文丑良的声音贯穿小说始终，而这也是作者赋予这一人物的特殊叙事功能，使《河山传》这部对城乡叙事具有变格意义的小说，对于“农民工”这一特殊群体的观察和现代化进程中城乡关系的审视，变得更加深刻和理性。

“花房子”：作为方法的叙事空间及其美学意蕴

对空间的塑造和运用对于小说的叙事结构和主题表达具有重要意义。在《河山传》中，作者通过对“花房子”这一主体叙事空间的精心构建，成功地将形形色色的人物、城乡生活、传统与现代的元素融合在一起，使得这一空间成为观察整个故事发展和人物命运的舞台。小说中“花房子”不仅是一个物理意义上的场所，更是一个象征性的符号，代表了城乡之间的联系与互动。

首先，在中国古典文学中，大观园作为《红楼梦》的主体叙事空间，承载了丰富的文化内涵和历史信息，成为展现人物性格、命运和社会风貌的重要载体。同样，在《河山传》中，“花房子”也具有类似的功能，它不仅是小说塑造人物、推动情节、呈现主题的场所，更是承载着中国传统文化和古典韵味的空间。“花房子”从一开始修建就带有中国元素和古典韵味，如书中所写：“规划是，双鼓坳的别墅为中式院落结构。有大门，大门里是牌楼。坳东边建一院，坳西边建一院，门当户对。南面瀑布前筑一亭，引潭水至坳中心，也就是东、西两院间，蓄一池。池水溢出，以暗道从东鼓崖下排去。然后随地形赋物，有阁台、曲廊、隔墙。再是奇树异花，灯柱石雕，一步一景，时移景新。”①这种极具古典意蕴的空间正是打开《河山传》深层主题的密钥。通过对“花房子”这一空间的描绘，作者成功地将中国传统美学和文化元素融入现代小说，使其成为一个充满诗意和象征意义的叙事空间。

其次，从城乡情感交流的角度来看，“花房子”作为中转站，连接着乡村与城市、传统与现代。主人公洗河和其他人物在这一空间中经历了生活的变故和命运的转折。特别是洗河，他在这里收获了爱情，完成了身份的转换。这一过程中，城乡之间的差异和冲突得到了充分的展现和反思。

最后，从推动情节发展的角度来看，“花房子”作为转折地，不仅是人物生活和情感交流的场所，更是推动故事发展和人物命运转折的关键所在。在这一空间中，各种世俗的生活琐事和激烈的情感纠葛交织在一起，形成了一个充满传奇色彩和日常生活气息的故事世界。这种集世俗与温情、传奇与日常于一体的叙事空间，使得“花房子”充满了艺术张力。在《河山传》中，作者通过对“花房子”这一空间的塑造和运用，成功地将城乡生活、情感和文化进行了有机融合，使得这一空间成为一个跨越城乡界限的叙事空间。这种弥合城乡叙事张力的方式，不仅使得小说的叙事结构更加丰富和立体，也使得这一空间成为反映时代变迁和社会风貌的场域。

《河山传》中，“花房子”既是城市繁华的缩影，又代表了乡村的宁静纯真。这个独特的空间不仅具有重要的叙事功能，更是作品美学意蕴的重要载体。“花房子”作为叙事空间，巧妙地打破了城乡间的界限，成为承载多重社会关系的象征。在这里，城市与乡村、繁华与静谧、传统与现代交织在一起，形成了一个独特的叙事场域。“花房子”在小说中首先是城乡交融的象征。在“花房子”中，城市与乡村的元素和谐共存。这种交融不仅体现在物质层面，如建筑风格、生活设施等，更体现在精神层面的对话与交流，如小说中洗河与罗山，梅青与呈红等的对话，这种对话与交流使得城乡之间的界限逐渐模糊，为读者提供了一个重新审视城乡关系的视角。这一空间的出现打破了传统城乡二元对立的模式，为作品中的人物提供了一个身份转换和情绪表达的平台。在这里，城市与乡村的元素和谐共存，彼此交融，形成了一种新的文化景观。其次是对身份与地位的重塑。洗河从农村人到城市人的身份转换，是通过在“花房子”中的经历实现的。这一转换不仅仅是地理位置上的迁移，更是一种心灵层面的觉醒和成长。洗河在“花房子”中逐渐认识到自己与城市和乡村之间的内在联系，重新判定了自己的身份和位置。其他人物也在这一空间中重新审视自己，不再受限于传统的城乡二元对立结构。最后是互为主体性的呈现。在传统的城乡叙事中，城市与乡村往往被赋予不同的价值判断和身份标签。但在“花房子”中，这种二元对立被打破，城乡之间的互为主体性得以呈现。这种互为主体性不仅体现在人物身上，更延伸至整个社会结构和文化心理层面。