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新东北作家群”与“新东北文学”摭论

近年来，“新东北文学”与“新东北作家群”崛起的呼声日渐高涨。在众多研讨会与论文的助推下，学界对“新东北作家群”及“新东北文学”的形成、特质、超越及可能，有了较明晰的体悟和较深层的认识。然而，略感不足的是，这些研究对“新东北作家群”产生的契机、赓续的传统、高扬的精神谈论较少，且对这一群体的定义角度不同、时段不一，多有抵牾；对“新东北文学”崛起本身所固有的基因元素、与之相关的文化定位分析不够；对其创新流变、审美追求、艺术品质提升空间语焉不详。基于此，本文将聚焦这些问题，坦陈粗见。

一

面对“新东北作家群”的崛起这一现象，在评论家们急切命名的氛围中，给予它一个科学的定义实在很难。然而，我们必须厘清这个文学群体的概念，力争比较准确地诠释其内涵和外延，这是文学研究的必修课，也是一个不可回避的突破口。只有做好了这个功课，才能在合理的维度上对学界热议的“新东北作家群”的创新、意义进行深度的解析，才能走进他们营造的艺术世界，清楚他们的来路和去处，认清他们的文学价值和定位。

“新东北作家群”是历史积淀与时代吁求的自然产物，是新时期以来经过多位东北作家的创作耕耘、艺术探寻，又在新时代由新锐作家领衔，从而逐步发展形成的一个承继了前辈“东北作家群”传统的、书写东北万象的作家方阵。这是一个在新时代打破东北文学相对沉寂态势的、颠覆人们对东北文学惯性认知的、异军突起的写作队伍。它虽然有共同的文学诉求与相近的叙事方式，但还不同于以艺术风格分野的荷花淀派、山药蛋派、茶子花派等文学流派；它虽然以聚焦东北地域为标志，但也和时下流行的以地理概念冠名的文学陕军、文学晋军、文学湘军等不尽相同。实事求是地说，“新东北作家群”既非真正的艺术风格流派，也非纯粹的地理文学群落。同20世纪30年代的前辈“东北作家群”一样，“新东北作家群”也是个自在的、松散的、准社团式的文学群体，而其中的新锐作家则是这个群体的挺进队、急先锋。“江流天地外，山色有无中。”这个有着共同文学指向但充分张扬个性的创作团体，这个有着响亮名号但没有固定成员的准社团，能否如迟子建所希望的，以“超越个人经验和地域观的更宏阔视野”，保持“创作实绩的可持续性”？①从目前其井喷式的创作状态预测，答案毫无疑义是肯定的。

关于它的队伍组成。基于以上定义，我们大可不必以轰动的热点题材、炫目的突出风采为“新东北作家群”的准入标准，也不应该人为地制定一张负面清单。因为“历史、地理和语言，这几个因素决定了文学、作家和文本的归属”①，所以其成员，理应涵纳那些新时期以来有影响的、有特色的、反映东北生活的东北三省抑或是“漂”在关内的东北作家，或者是执着于东北书写而寓居东北的外省作家，而不应仅仅局限于那几位挥斥方遒的“潮头新人”。在这方面，迟子建与丁帆、张学昕等早已“批准、呼唤多位作家‘进群’了”②。至于它的形成时间，也应该追根溯源，而不应该如黄平所说“新东北作家群出场的标志性事件，是双雪涛的中篇小说《平原上的摩西》在《收获》杂志2015年第2期上的发表”③，不能只从“铁西三剑客”的横空出世算起。倘若如此，就会使得我们的考察视野变得过于逼仄，武断地遮蔽了“新东北作家群”的起源与积淀，忽略了“新东北文学”创作队伍的艰苦跋涉和文学硕果。在1978年以后，张笑天、马原、洪峰、迟子建、王宗汉、关庚寅、邓刚、孙惠芬、马秋芬、梁晓声、金河、李惠文、孙春平、于德才、阿成、于晓威、谢友鄞、李铁、陈昌平、津子围、林和平等20余位作家，当属于“新东北作家群”中的前一代作家。他们继承前辈“东北作家群”的光荣传统，笔耕不辍，佳作频出，丰富了东北文学的城市书写、工矿素描、乡土叙事、田园牧歌、海洋文学、山林纪胜等，表现得可圈可点，为“新东北文学”的崛起奠定了坚实的地基。其中对当代文学奉献较多、颇具萧红风采的迟子建，一直被视为“新东北作家群”名副其实的领军人。可以说，“新东北作家群”的萌生、形成、融合，是起自20世纪八九十年代那个文学春天。此后，在东北振兴的时代背景中，经过多维多向的艺术探索，整个群体在新时代以新锐作家们的城市题材创作为标识脱颖而出，卓立文坛，被人认同，产生效应，一个逐步严整的新东北创作群体浴火重生。综上，回溯“新东北作家群”艰辛跋涉的轨迹，以“铁西三剑客”为代表的新锐作家，在新时代大放异彩不是偶然，“如果以地域性为尺度的话，其背后有东北文学的根基和底蕴”④。就是说，他们是在源远流长的“东北作家群”文化精神的引领下，在前辈作家丰沛深厚的创作基础上展翅高翔的。基于这种史实，仅将“铁西三剑客”的出现算作东北文学复兴的标志，仅将其作为“新东北文学”的代表人物，仅将其下岗题材小说看成东北文学复兴的成果，显然是对“新东北文学”创作实绩的误读。如果上述回望和描述贴近历史图景，这种评判是否能够被接受认同？

关于它的流变走势。如同浩瀚的大海来自江河的汇流，高耸的山巅依仗群峰的烘托一样，一个文学群体或流派的形成，也要众人支撑。“新东北作家群”及其佳作引人关注，就是群体作家多年努力的结果。比如，学界盛赞不已的新锐作家“铁西三剑客”等的城市书写、工业题材，就有该群体前一代作家深耕的足迹。前一代作家绘制的工矿景象、塑造的人物典型，在当年就引起过震动。虽然不能说他们把这个题材已经写得烂熟，但起码是开拓了这块“新东北文学”的处女地。与新锐作家不同的是，对国企转型、工人下岗、承包买断、自主创业这段复杂的历史，前一代作家只是在场的近距离书写，不是“下一代”的穿越式回溯；只是现实主义传统的写真观照，不是添加诸多悬疑因子的体式创新。即便如此，其拓荒功绩也为人铭记，并非乏善可陈。可贵的是，新锐作家的东北叙事没有蹈袭旧模式，而是依据前辈预留的空间与时俱进，出奇出新，拓展出新路径，以新潮的书写样态呈现了对东北工业题材文学的革新，以多彩的艺术范式对既往东北文学景观进行了解构重建。正如王学谦所说，他们的作品确是当下“新东北文学”发展的新亮点和新高峰，标志着“新东北文学”的新嬗递和新走向，“是东北文学的延伸和发展，也是东北献给当代文坛的饱满果实”①，由此成为研究“新东北文学”不可回避的参照系和模本，预示着“新东北作家群”和“新东北文学”发展的愿景和可能。

综上，如果说对这个群体的诠释能被认同，那么，研究这个崛起的作家群落，以“新东北作家群”两代作家为考察对象，以部分前一代作家及新锐作家的作品，特别是工业题材作品，为主要观照对象，总结其东北叙事的血脉传承和创作经验，就是超越地域观念、助力群体腾飞的当务之急。这样或许能够接近这一新鲜命题的精髓，回答对这一复杂问题的追问，从而感知“新东北作家群”的“新东北文学”在当下文学版图中激荡的猎猎罡风，及其生成的审美震荡。

二

“新东北作家群”传承了前辈“东北作家群”哪些光荣传统？它高扬了前辈“东北作家群”的何种文学精神？这是需要认真爬梳探讨的问题。溯源其起伏跌宕的前世今生，细读其艺术创新的典型文本，检视“新东北文学”的特色和突破，我们以为，首先，“新东北作家群”起码在两个层面上赓续了前辈“东北作家群”的传统：一是以家国情怀为指南，牢记作家的历史使命、时代担当，继承和高扬东北文化精神；二是坚持“东北作家群”的现实主义原则，凸显忧患意识，有勇气直面社会生活中的矛盾。乍看起来，诞生于民族抗战烈火硝烟中的前辈“东北作家群”，似乎与和平岁月的“新东北作家群”没有什么直接的联系，实际上，这种精神文化的血脉联系从来没有中断过，只不过是以另一种形态表现在两代作家的创作中。我们以为，正是家国情怀以及现实主义的写作传统，给“新东北作家群”的创作输入了能量，使其能够在新时代展翅高翔。

“新东北作家群”继承前辈“东北作家群”的文化遗产，以真挚浓烈的家国情怀，彰显了当代作家的责任意识。中华文化源远流长、博大精深，几千年来，在东北这块广袤神奇的土地上，中华民族团结一心、艰苦奋斗、砥砺前行，创造了光辉灿烂的东北文化，锻造了坚韧不拔、百折不挠的民族性格，形成了厚重朴实、色彩斑斓的民风民俗。这些都对前辈“东北作家群”产生了深远的影响。王瑶先生指出：“我们在具体考察中国现代文学与古典文学的历史联系时，不能不首先注意到两者之间文化精神上的深刻联系”。在内忧外患的20世纪30年代，正是心怀天下的文化精神鼓舞着前辈“东北作家群”。他们在中国共产党的领导下，置个人身家性命于不顾，拿起笔作刀枪，义无反顾地投入到血雨腥风的抗日救亡运动中，以文学抗战的实际行动，践行了对国家和民族的庄严承诺。如金剑啸积极组织哈尔滨抗战文化活动，创作了第一部歌颂抗联的叙事长诗；舒群以没有祖国的孩子之口，发出了撕心裂肺的救国呐喊；李辉英用喷火溅泪的文字，记录了万宝山的抗日壮景；萧军从武学到文学，刻画了八月乡村前仆后继的铁血英雄；萧红伴随着呼兰河的浪花飞溅，书写了东北人民的绝地抗争；端木蕻良在科尔沁旗草原，绘制了东北抗战的全景图画；马加浓墨重彩地描述了辽河两岸抗战的燎原烽火……这些气壮山河的作品，高举爱国主义和英雄主义的旗帜，继承中华文化的家国情怀，表现了中华儿女宁死不屈、视死如归的英雄气概和坚韧不拔、无往不胜的民族性格，成为鼓舞人民抗战的“洪波曲”“大风歌”。中华人民共和国成立以后，前辈“东北作家群”又抖落身上的征尘，以崇高的文化精神，投入到抗美援朝战争和新中国工业建设的相关创作当中，推出了许多讴歌工农兵的开山之作，谱写了新中国的卫国战歌与爱国赞歌。

与前辈“东北作家群”精神脐带相连的“新东北作家群”，自觉传承其文化传统和文学精魂，怀着强烈的“忧国忧民的思想，执着的探索精神和强烈的社会责任感”①，感受时代的脉息和人民的呼声，将书写家乡的嬗变作为自己义不容辞的责任。在浓郁的东北文化氛围中，“新东北作家群”将家国情怀深深植入主体意识和艺术思维之中。他们审视时代走向，状写历史风云，皴染人间烟火，与时代同频共振，在新的历史时期、新的文学题材中推出新的叙事范本，书写了东北文学的新篇章。张笑天的《离离原上草》《公开的内参》、邓刚的《八级工匠》、孙春平的《逐鹿松竹园》、迟子建的《额尔古纳河右岸》《伪满洲国》，以及近几年跃上文坛的新锐作家的小说，充满创新意识的沈阳书写、龙江素描、白山物语，都把东北故事讲得有声有色，将中华文化精神展示得淋漓尽致。对“新东北作家群”的作家们来说，家国情怀突出表现在对改革开放社会转型的精准描摹和歌颂上。他们关注着改革开放的时代潮涌，通过对时代嬗变的真切了解和深刻体认，表现对历史律动的文学自觉、对转型阵痛的理解宽容。前面说到的活跃在老工业基地时期的前一代作家，对企业转型、工人下岗都有着刻骨铭心的体验。他们在20世纪八九十年代的创作，就深度介入了这一类的题材。邓刚、孙春平、李铁等应该是最早的破冰试水者。遗憾的是，他们的探索在当时并没有引起足够的重视。邓刚的《八级工匠》《阵痛》《刘关张》、孙春平的《逐鹿松竹园》《陈焕义》《陌生工友》《拿不准是谁》《太平世界》、李铁的《纪念于美人的几束玫瑰花》《乡间路上的城市女人》《乔师傅的手艺》《负荷》《冰雪荔枝》等，无一不是这方面的翘楚之作。这些小说的主人公，大都是国营大厂的优秀职工，然而，随着工厂改制、经济转型，他们面临着被买断或转岗的尴尬。可贵的是，经过短暂的痛苦思索，他们走出了迷茫，变得自信淡定。他们顾大局，识大体，从国家宏观战略出发，以主人翁的精神和气魄，平静地面对现实，抹除了阴影，弥合了伤痛，重新规划了人生。他们深知，国企改制是计划经济向市场经济过渡不可避免的举措，其给自己带来的阵痛，将换来经济的发展和社会的进步。因之，他们坦言：国家的事再小也是大事，个人的事再大也是小事，国家是我们大家的，国家好个人才能好，国家有困难，我们不能袖手旁观。于是，这些师傅告别老厂，义无反顾地开启了艰辛坎坷的创业跋涉。《陈焕义》中的陈焕义，离开工作20年的纺织厂后，放下大工匠的身段，在路边搭起了风雨棚，当起了修车工；《陌生工友》中的聂家祥，自谋生路蹬起了三轮车；《太平世界》中的赵师傅，则到医院当了病房看护；于美人、乔师傅也都弃旧图新，心灵伤痛痊愈后找到了新的工作岗位。这些作品中的赤子情怀与胸襟格局，无不继承着“东北作家群”的精神遗产。

“新东北作家群”同样继承着“东北作家群”的叙事传统，他们遵循着现实主义的创作原则，怀着浓郁的忧患意识，直面现实生活中的矛盾。他们聚焦改革开放中的社会变迁，对国家的前途和命运流露出深切的关怀与强烈的关注。“真正的现实主义是源自于现实批判精神、怀疑精神、否定精神之上的现实主义。现实主义精髓在于它毫不妥协的批判性。”②“新东北作家群”的作家们深知，社会转型涌动的改革大潮中，必然会出现鱼龙混杂、泥沙俱下的状况，不会消弭一些假公济私、腐败投机的现象。文学的使命要求作家用犀利的笔墨激浊扬清，用艺术的形式唤起道德良知。因此，无论是“新东北作家群”中的前一代作家还是新锐作家，他们在书写经济转型的同时，都怀着历史责任感，揭露那种蝇营狗苟的丑恶现象，批判某些污浊肮脏的人渣败类。如孙春平的《路劫》《逐鹿松竹园》，李铁的《厂长的摩托车》《高处的木头》，班宇的《梯形夕阳》等，都对投机者的唯利是图、假公济私进行了深度曝光，对化公为私、内外勾结的行为进行了猛烈鞭挞。他们的作品毫不回避社会转型带来的迷茫和阵痛、底层生活暂时出现的困窘和艰难。孙春平、于德才、谢友鄞、李铁等前一代作家就始终守望工业题材，聚焦底层生活，记录东北历史转型中沉重的一页，凸显出浓厚的悲悯意识和强烈的人文精神。其中，以孙春平为最。正如韩春燕所说：“孙春平的小说世界确实是缤纷多彩的。在这个世界中，我们看得见那些在底层苦苦挣扎，但是苦难仍无法熄灭他们人性光辉的人们，看得见社会生活中无处不在的困境与坎坷，问题与波折。”①这些叠印在“新东北作家群”两代作家描写中的严酷现实，流露出作家对社会转型和人性痼疾的忧思，形成了跨越代际的文学共识。前一代作家浓墨重笔，新锐作家也没有缺席失语，并且实现了艺术的革新嬗递。班宇的《梯形夕阳》就将工厂解困之中的经济犯罪编织成了一场黑色幽默的闹剧，令人捧腹的同时又备感辛酸。“我”披荆斩棘收回的40万元欠款，竟飞进了随机科长和女出纳小柳一对“野鸳鸯”的钱包。他们对国有资产进行掠夺，让人愤慨。《工人村》中的赵大明以支持自主创业为名，里勾外连，扰乱社会秩序。郑执《生吞》中的警黑狼狈为奸，中饱私囊。赵松对抚顺与伊春的深情书写和缱绻幽思，将忧患意识演绎为具有历史深度的书写。这种忧患意识在双雪涛、蓝石、杨知寒的历史追忆中，也都有不同的表现。不管是直抒胸臆也好，弦外之音也罢，都抒发了对国家发展的真切关怀和对社会发展的诚挚忧心。尤为可贵的是，“新东北作家群”的作品还塑造了一批“位卑未敢忘忧国”的工人形象。面对暂时的困难，他们没有仰天喟叹，“躺平”不干，而是以身作则，为国分忧。孙春平、李铁、邓刚、金仁顺、谢友鄞、于德才、林和平，以及班宇、蓝石、郑执、双雪涛、金昌国、赵松的作品中，都有此类令人敬佩的忧国忧民的工人形象。他们在失落中奋起，在伤痛中前进，在低迷中振奋，在坎坷中抗争，在困窘中遥望星空和远方。这些人物虽然性格各异，但都在社会转型的大潮中奋勇前行。孙春平《远方有绿灯》的细节象征，李铁《锦绣》《桂花》的物象隐喻，都不言自明。双雪涛《飞行家》寓意深长的突兀卒章，其内蕴使人遐思悠长。他让李明奇在广场放飞热气球，寄托着对美好生活的愿景。郑执《生吞》的结尾更是皴染了亮色曙光。当成年后的主人公王顺回到防空洞，瞻望洞内的风景，回忆风雨人生时，他真切地感到，这世界“原来真的有星光”。班宇《空中道路》中的起重工李承杰，在困窘中仍然保有浪漫激情，幻想打造一条畅达的空中道路，解决城区拥堵的状况。这奇思看似荒诞虚妄，却传导着作家绵长的家国忧思与人生信念，隐喻着对东北经济振兴和城乡崛起的殷殷祈盼。总之，优秀的中华文化传统和“东北作家群”的家国情怀，是东北作家和东北文学重要的艺术基因和宝贵的精神财富。