区域文化、地方情动与作为现象的“新东北作家群”

2023年10月，青年作家杨知寒以短篇小说集《一团坚冰》摘得第六届“宝珀理想国”文学奖。两个月后，杨知寒摘得第五届“《钟山》之星”文学奖。前者由中国著名的商业文化出版品牌主理，后者则由江苏省作家协会下辖的老牌文学杂志《钟山》主办。相比于她的同代人，杨知寒无比幸运地快速获得了体制内外文学界的认可。

无论作家本人是否愿意承认，这种认可无疑与她的故乡东北有关。“《钟山》之星”评奖委员会就认为杨知寒“不是给一个抽象的东北代言，杨知寒写作致敬的是萧红的《生死场》和迟子建的《世界上所有的夜晚》的‘东北’文学传统”①。相比之下，“宝珀理想国”文学奖的颁奖辞以更具修辞性的笔触，评价了她的贡献：“以冷峻犀利的笔触将故乡冻结，然后退开一步。”②这说明评委们更加认可杨知寒的写作态度——有意拉开与故乡经验的距离，呈现某种对话性——虽然东北书写是作为某种“反题”在这里出现的，但故乡仍然是关键词。而在进入出版营销过程后，“东北”作为符号被进一步放大，直至成为作家的梦魇。文化类社交平台豆瓣如此推荐《一团坚冰》：“班宇、双雪涛之后，‘东北文艺复兴’浪潮的接力书写/九篇东北故事，小说版《漠河舞厅》。”③这则推荐语有趣地呈现了这一轮东北书写与大众文化之间的纠缠关系：“东北文艺复兴”是互联网上的时髦“热梗”，《漠河舞厅》是在短视频平台上风靡的“神曲”，二者都由大众文化场域生产出来，而后成为界定纯文学的概念。

杨知寒的获奖或可看作一个极具症候的文学史时刻：如果说，班宇、双雪涛等人因其故乡书写在2017年以来获得关注还可以解释为偶然，那么，后继作家更为迅速的成名经历无疑彰显出“东北”这一符号所蕴含的巨大能量。在这股浪潮的影响下，早此成名的作家甚至也无法摆脱与之对话的命运。黑龙江作家迟子建，也是最早扶植杨知寒的前辈④，就以《东北故事集》为名出版了自己的中篇小说集，主动参与到“东北”符号的构建当中。这让我们不禁联想到20世纪30年代的相似场景：当哈尔滨作家萧红、萧军等人率先在上海成名后，来自北平、珲春、长春等地的端木蕻良、骆宾基、孙陵，在短时间内陆续在上海站稳脚跟，此前生活在上海的李辉英也以“东北作家”的身份再次获得认可。正是这群来自东北、此前并不熟识的青年作家，汇聚形成了1936年上海文坛的“东北潮”。

研究者普遍意识到两次“东北潮”的相似性，并试图用“新东北作家群”来命名近年来有关东北叙事的井喷现象。这一链接本身未必恰当，但“东北作家群”作为一种叙事装置的复现，却启发研究者对照东北青年作家第一次在关内获得影响的经验，从话语关系的角度，对本次浪潮形成更为综合的认识。将新、旧“东北作家群”关联起来的意义，并不在于寻找一个虚构的谱系，而是通过这种对照思考“区域”缘何持续成为理解中国的有效视角。因此，与此前研究者关心二者之“同”相反，本文更着眼于二者的“同”中之“异”。本文认为，世纪之交的东北经验在当下文化生产场域的二度表达，是我国长久以来以区域为基础形成的政治、经济秩序及感性分配秩序不平衡的表征。梳理其诞生背景、话语结构及后续演化过程可知：区别于诞生在现代国家形成过程中的“东北作家群”所形成的文化表达及其与国家认同之间的离合关系，“新东北作家群”现象处在1990年代市场化改革以来的东北叙事的延长线上。这种写作处在大众文化与主流文坛互动的交点上，既对话当代主流文坛在地方文化范式下的东北题材创作，也作为大众文化领域“东北风”的“反题”出现，二者均奠基于新中国以省域文学为中心建立的文化生产体制。而这种基于“反题”结构形成的文化创作动力，形成了与既有文化力量同生并蒂、难以分离的现实，在既有文化力量的参与下，发生离散与裂解。但作为新话语空间的“文学东北”一经开辟即无法收缩，它随时等待新语言的出现而被重新激活。

一、作为叙事装置的“东北作家群”

比较起来，中国的作家水准原来并不算太高——鲁迅先生当然例外——而东北去上海的几个文学青年，因了一时机缘——东北四省亡了——偶尔出了一点名，也就勉强被算为“作家”了。至于“地位”，其尤所谓“相当”的地位，这却使我很难作答，因为对这方面没有留心过，也没有比较过。①

1948年，有《文化报》读者向萧军提问为何东北作家在中国作家里声名如此显赫、享有特殊的地位，萧军的回答似乎颇不以为然：“因了一时机运好——东北四省亡了——偶尔出了一点名”。为破折号所框定的现实状况同破折号前后出现的“机运好”“偶尔出了一点名”在修辞层面形成了极为鲜明的对比。国家不幸诗家幸，“东北四省亡了”倒成了东北作家成名的缘起。很显然，萧军是以一种反讽的姿态回应了自己成名的偶然过程。

问题虽然不如萧军描述的这般简单，却实在点出了事情的关键：是东北先成了“问题”，才助推了东北作家的兴起。关内舆论场上表述“东北议题”的方式、积极介入讨论的群体，是我们追踪东北作家这一现象的重要线索。而到了抗战阶段，无论在阐释人群还是在阐释方式上，东北议题都发生了结构性的变化，国民党和共产党对待东北议题与东北作家的方式也发生了调整。抗战胜利后，在新的地缘格局下，东北议题对两党、对东北本土文人，都具有了新的意义，也由此形塑出言说东北的新方法。

“东北作家群”现象，在某种意义上，可以看成“东北”第一次成为“问题”后在文学层面的反馈。九一八事变带来的主权危机，现实地刺激了中国舆论界积极寻找合适的话语资源，重新缔造边地与中央的历史与情感联结，想象一个在“中国”之中的“东北”。东北的脱序与新轨，正是近代以来中国追寻成为具有独立主权性质的现代国家过程的缩影。

星散四地的东北青年，正是在这一历史进程中被放置到历史的聚光灯下。他们对故土的情感，“转喻”为中国不屈的意志，“转喻”为世界革命的动力，成了党派斗争的话语，也成了第三条道路的诉求，既是地方争取利益的修辞，也是地方投诚的砝码，既象喻普世的困境，也印证自我的匮乏。在20年围绕东北的话语变迁中，言说东北的方法并不唯一，而始终随着外部形势的变化而变化。在这个意义上，“东北文学”应被视作多群体参与的竞争性话语场域，不同势力的合力与角力，使得这一话语现象不停在能指链上滑动，时显时隐，时而具有地方性、时而获得全国意义的动力源。

“新东北作家群”与“东北文艺复兴”在当下舆论场上再度崛起，象征着“东北”作为“问题”的二度浮现。借助“东北”话题的凝聚性，又一群身处文坛边缘、出身各异的东北青年，被拔擢到相同的舆论场内，并由此获得主流文坛的入场券。将横跨近80年的两段经验连接在一起，并不意在申述东北文学的谱系，抑或本质。二者在内容层面并不具有意义的相关性，但在话语结构层面，折射出东北在全国舆论场域中的特殊位置——在成为“共和国长子”60余年后，作为中国重工业的基地、城市化进程的标兵和为全国输送“地方性”的革命文化示范地①，如今又一次以特殊性的面貌呈现在中国当代文化场域当中。

有研究者尝试用“再边疆化”解释这一现象，本文认为，这种描述或许操之过急，忽略了其中的复杂脉络。深耕华南研究的程美宝曾提示我们，关心“区域”这一范畴对于被研究者而非研究者的意义。在她看来，“对‘被研究者’或当事人来说，区域或国别与他们有什么关系视乎这些单位会给他们什么机遇和掣肘。当某些地方因各种相通或互利的因素而形成或被界定为一个区域时，当国别的分野成为窒碍人们在某个区域内游走的因素时，则区域和国别对当事人来说都是有关系的”②。对于新、旧两代东北青年作家而言，当他们主动或被迫介入这场以区域为中心的讨论时，他们所面临的“机遇与掣肘”是不同的，而东北之所以被界定为“东北”的“相同、互利因素”也是不同的。这意味着，与其径直将二者以线性时间连接在一起，得出各类结论，不如分开考察作为话语—事件结构的“东北作家群”的结构性动力机制。

因此，重新廓清“东北作家群”的认知地图，有助于我们在文学团体的意义上认识这一话语现象的意义。对群体的考察，其着眼点不应放在群体内作家的风格一致性，而应关心其所能吸收的舆论话题容量，关心塑造事件不断流变、迁移的政治经济学动力，关心使作家被确定为“东北作家”的社会性单元，如作家的发掘机制、作品的发表机制、评论的生产机制。正是这些具体的文化生产机制而非个体认同，将作为观念的“东北作家（群）”落实为某种客观化、具有公共性的物象。具体到今日东北叙事的井喷，我们要讨论的是：塑造东北之为“东北”的文化生产机制是否发生了改变？何种新参数的引入带来了这一现象？谁在塑造，又是如何塑造？

二、区域文化，或供应链诗学

东北叙事在当下呈井喷之势的背景要在更长的时间线索当中寻找，一个为研究者公认的渊源是，1990年代以来经济体制改革所带来的生产关系与社会关系的调整。伴随着中央经济体制改革的启动与深化，经济特区在东南沿海地区开枝散叶，大批国企改制，工人下岗分流，“共和国长子”也开始重拾“东北风”，东北的形象与意义正是在这一过程中被深刻重构。“新东北作家群”以“子一代”的叙事姿态③回望父辈下岗经历，着眼点由工厂经验转为城市及个体生命经验，在一定程度上更新了东北形象。这一写作在2019年以董宝石一个相当偶然的提法——“东北文艺复兴”火爆网络，并迅速膨胀为舆论场上一个穿越界别的暧昧能指④。

刘岩的著作《历史·记忆·生产：东北老工业基地文化研究》清晰地梳理了东北形象在21世纪初的重构过程，研究者今日的讨论无法绕开其奠定的基本前提⑤。我们需要判定的是：在21世纪的第二个10年出现的“新东北作家群”现象，是这一重构过程的余绪，还是另一个段落的新启？在刘岩没有处理的时间段限内，是否出现了新参数？是哪些质素一起推动了“东北”二度成为“问题”？

一个无法忽视的经济事实是，东北在1990年代“下岗潮”后，面临着经济衰退的新问题。《经济学人》在2014年底曾有专题报道此事①，引发强烈反响，国内中央媒体如新华社及省级媒体随后纷纷发文回应此事，在认可“东北三省经济增长速度出现了较大幅度下滑”的同时，强调不能对东北经济失去信心②。黑龙江省机关报、卫视频道与官方网站也制作专题节目引导舆论正确看待“新常态下的黑龙江”③。2016年，投资圈流传着“投资不过山海关”的说法。

在2016年这个“直播元年”后，中国内容平台方面出现了流媒体迭代。短视频平台的崛起是这一时段内影响“东北”形象与意义生成的另一重要因素。此前“东北风”时期所形成的文化与形象被平行搬迁到全新的媒介场域中，各地主播在直播风格上天然形成区分，东北主播渐趋形成了原生态草根风格，面向下沉市场，多搞笑、猎奇类内容。值得注意的是，虽然东北主播人数众多，东北网红产业却并不发达。据腾鱼统计，在2018年由抖音星图收录的419家MCN（多频道网络）机构中，东北本地MCN只有15家④。这说明绝大多数东北主播是在东部沿海大城市公司的管理下孵化形成的，这是区域景观化的一个绝佳注脚。2020年，直播电商异军突起，各省市纷纷意识到电商的经济效益，以政策方式直接介入MCN机构的孵化，各地兴建数字创意产业园。他们大都直接吸收了南方成熟的经验模式，也进一步内化了这一猎奇语法。经济背景与技术条件的变化，加剧了大众文化场域内东北形象的“景观化”，这一现实构成了东北文化艺术工作者介入相关话题的语境。如果说“东北作家群”1930年代在上海的成功，部分得益于信息壅塞——国人希望了解东北沦陷现实的迫切心情，今日的东北青年作家们面临的则不再是信息差，而是过载的同质化信息。有关东北知识的生产，越来越将特定的情感模式与区域想象绑定在一起。

市场化出版机构在中国当代文学场域当中话语份额的增大奠定了另一重要基础。一个无法忽略的事实是，从斩获台湾地区“BenQ华文世界电影小说奖”出道的双雪涛，到豆瓣专栏作者班宇，再到从事通俗文学创作的郑执，东北青年写作者并不来源于传统的文学上升通道，而与大众文化场域保持着相当密切的联系。东北叙事在当下的井喷，正是在市场化出版机构孵化，经由主流文坛加持，而后在大众文化场域放大的结果。

正如“单读”之于班宇、双雪涛，“理想国”之于双雪涛，“ONE·一个”之于郑执，这些知名文化厂牌在推动三位青年作家的成长方面扮演了重要的角色。另一方面，这几位青年作家在面对文化媒体与大众时，又都呈现出与传统作家不同的悦纳姿态。无论是《智族GQ》《时尚·男人装》等时尚杂志的报道、拍摄与评奖，还是基于互联网开展的破圈性质的商业互动模式⑤，一同打造了一种作为时尚的东北文学⑥。而市场与读者的认可，也反过来促使主流文坛（以各级作协及其下辖刊物为代表）接纳这些来自文坛边缘的作者。总之，东北青年作家们的成名经历得益于互联网时代的新机遇，市场化文学与出版运作模式日益成熟并越来越成为发掘中国当代文学年轻一代作者的重要路径。这不单体现在双雪涛、班宇等人的经历中，也体现在王占黑、陈春成、慕明等新一代作家身上。