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国反特小说的“人民政治”与“侦探类型”

一、中国侦探小说史的“断裂说”与“消亡说”

在中国通俗文学史或侦探小说史叙述中，常常将20世纪50—70年代指认为中国侦探小说的“断裂”与“消亡”阶段。确实，在20世纪50年代，从一系列侦探小说杂志的陆续停刊（如《大侦探》《新侦探》《红皮书》）或南迁至香港（如《蓝皮书》），到“霍桑探案”“侠盗鲁平奇案”等中国本土系列侦探小说创作的终结，从《福尔摩斯探案》等西方侦探小说译介作品饱受意识形态批判，到“鸳鸯蝴蝶派”作家群体的风流云散等情况来看，侦探小说在中国的发展确实可以说是被“中断”了。而这种文脉的“续接”则要等到1979年11月《译林》“创刊号”上首次全文刊载了阿加莎·克里斯蒂的小说《尼罗河上的惨案》（宫海英译），并引发了销售与阅读热潮。侦探小说伴随读者巨大的阅读热情和来自批评界与文化管理者不断的质疑与争议，重新回到了中国读者面前。

对侦探小说在20世纪50年代所遭受的来自文学与政治的批判，正如苏联侦探小说作家阿达莫夫在《侦探文学和我——一个作家的笔记》一书中所转述的：“著名的文学工作者斯·季纳莫夫在1935年曾写道：‘侦探体裁是文学体裁中唯一在资本主义社会内部形成，并被这个社会带进文学中来的。对于私有财产的保护者，即密探的崇拜，在这里到了无以复加的程度；不是别的，正是私有财产使双方展开较量。从而不可避免的是，法律战胜违法行为，秩序战胜混乱，保护人战胜违法者，以及私有财产的拥有者战胜其剥夺者等等。侦探体裁就其内容来看，完完全全是资产阶级的。’”①简言之，侦探小说中的侦探作为资产阶级私有财产和社会秩序的维护者，在社会主义文化语境中失去了其固有的存在合理性。

此外，20世纪50年代对侦探小说的否定相当程度上延续了20世纪30年代左翼文学对“鸳鸯蝴蝶派”的批评。郭沫若在《斥反动文艺》（1948）一文中，就将侦探小说划作“黄色文艺”，认为“这是标准的封建类型”，“迎合低级趣味，希图横财顺手。在殖民地，特别在敌伪时代，被纵容而利用着，作为麻醉人民意识的工具”，“作品倾向是包含毒素的东西，一被纵容便像黄河决口，泛滥于全中国，为害之烈，甚于鸦片”②。丁玲也认为侦探小说不仅格调不高，甚至是颓废庸俗的，并将其同黑幕、言情等几种旧小说一起归入“一切是酒后茶余的无聊的谈资”“侦探小说就告诉人如何杀人灭迹”③的“文学糟粕”行列。

1959年，《读书》杂志发表了刘堃的《怎样正确地阅读〈福尔摩斯探案〉》一文，以《福尔摩斯探案》小说为例，比较系统地梳理了作为资产阶级文学类型的侦探小说和社会主义文化政治之间的内在矛盾。刘堃认为，一方面，《福尔摩斯探案》“存在着较明显的资本主义，乃至殖民主义的色彩”，小说“尽管在一定程度上揭露了资本主义社会的黑暗、腐朽和资产阶级的虚伪、丑恶的本质”，但作者实际上还是“站在本阶级的立场上，为统治者效劳，宣扬资本主义思想，维护资产阶级的法权统治”。另一方面，小说“极力把福尔摩斯描写成一个神出鬼没，神通广大，高明超群的侦探家”，这与当时中国“坚决地发动和依靠了群众，采取群众路线的方法”相违背，属于“孤立主义和神秘主义”的观点，“脱离政治，脱离群众”的行为①。1961年10月，中华书局出版的《辞海》（试行本）第十分册“文学”部分中的“侦探小说”词条，也强调了“这类作品多数是品格低下，诲淫诲盗，宣传资产阶级道德观的”②。这是在大众知识普及的层面，对侦探小说进行了阶级和道德定性。

二、从侦探小说到反特小说

从上述关于侦探小说的政治与文学批判来看，中国侦探小说的“消亡论”与“断裂说”确有其合理之处。但是，如果进一步梳理中国侦探小说、间谍小说的发展脉络，我们会发现另一条隐秘的文学史线索：1896年，张坤德在《时务报》上翻译了“福尔摩斯探案”系列中的《英包探勘盗密约案》（今译《海军协定》），标志着侦探小说正式进入中国，并在晚清掀起一股侦探小说翻译热潮；20世纪20年代，随着中国第一本侦探小说杂志《侦探世界》的创刊，以及围绕在其周围的程小青、孙了红、陆澹安、俞天愤、赵苕狂等侦探小说作家群，此时的侦探小说创作进入本土化创作高峰；到20世纪40年代，中国又迎来了间谍小说与话剧创作的热潮，不仅穆时英、茅盾、刘以鬯、徐訏、陈铨、仇章等作家分别有间谍题材作品问世，更有大量中国侦探小说作家投身间谍小说的创作或翻译中，比如程小青、孙了红、郑小平、位育（刘中和）等。他们笔下的侦探霍桑与侠盗鲁平已经不满足于对付个别的盗贼或罪犯，而是要在拯救民族国家的意义上与日伪特务们一较高下。我们可以将这一时期侦探小说创作的转型理解为，侦探已由为个人（被害者/委托人）权利而奔走，上升至为国家利益而奋战。而进入20世纪50年代之后，程小青、孙了红等侦探小说、间谍小说作家也纷纷转向反特小说写作。比如程小青在这一时期就出版过4本反特小说：《大树村血案》《她为什么被杀》《不断的警报》和《生死关头》。由此，我们就在作家、作品与史料的层面，初步勾勒出了一条中国新文学史中的类型演变线索：侦探小说——间谍小说——反间谍小说/反特小说。

从更广阔的世界类型文学发展图景来看，这一文类转型的趋势也并非中国所独有。早在柯南·道尔“福尔摩斯探案”系列中的《海军协定》《布鲁斯——帕廷顿计划》和《最后的致意》等几篇小说里，福尔摩斯就已经开始致力于保护英国情报不被泄漏的“反间谍”工作。另一位侦探小说家阿加莎·克里斯蒂的《四魔头》《七面钟之谜》，以及其后期创作的“汤米和塔彭丝夫妇系列”中的不少篇目（如《暗藏杀机》《犯罪团伙》《桑苏西来客》），也都是典型的间谍小说。可以说，侦探小说自身包含了衍生出间谍小说的文类潜质。此外，欧美间谍小说也正是兴起于两次世界大战之际，并在冷战年代走向成熟。这和中国间谍小说、反特小说的发展脉络具有明显的同步性。从更根本意义上看，无论是中国反特小说，还是欧美间谍小说发展潮流的形成，都源自该类型小说和国际政治局势之间的密切关系。

除了文学史脉络的梳理和类型史构建之外，我们也可以从概念本身出发来获得对这些小说类型的基本认识。反特小说的命名还可以被置换为同义反复的反间谍小说（美国学者金介甫就曾将反特小说直接翻译作anti-spy fiction①）。反间谍小说显然属于间谍小说的一种类型，而间谍小说又可以视为侦探小说的某种变形或子类型。在John G. Cawelti等学者看来，“反间谍小说这个类型中‘逮捕间谍’是在形式上最接近侦探小说的一种”②。于是，在文学类型逻辑上，反特小说就获得了在侦探小说和间谍小说传统中进行考察的可能性。正如阿拉斯泰尔·福勒（Alastair Fonler）所指出的：“要完成对类型历史作根本的改写，只能通过对连续性的承认，而不能借助于无视连续性和杜撰断裂。”③

三、“人民政治”与反特小说

反特小说作为冷战时期出现的文学类型，主要产生于当时的苏联、中国、罗马尼亚、保加利亚、阿尔巴尼亚、朝鲜等社会主义国家，具有鲜明的时代性和政治性。作为一种政治小说的反特小说，其中的政治性又不同于一般的资产阶级间谍小说中的民族国家政治，而是指向社会主义“人民政治”。甚至可以说，反特小说的文学话语就是诞生于“人民政治”话语中。

首先必须说明的是，本文强调的“人民”和经典马克思主义理论中说的“无产阶级”有所不同。“人民”不是仅仅以生产资料占有为其主体特征，而是以受压迫、受剥削的经济与社会地位来划分形成的政治群体概念。换句话说，在旧有的社会结构体系下，不是“有/没有什么”决定个体是不是“人民”中的一员，而是个体“是否处于被奴役和被压迫的社会结构之中”决定了其是不是“人民”中的一员。或者说，“人民”只有在某种社会结构和权力关系中才能获得理解和说明。与此同时，“人民”本质上又是一个积极的、富有行动性的政治概念。在这个概念中，“人民”既是传统社会结构中被压迫、被奴役的对象，也是社会主义新国家的政治主体，对新国家负有主体意识和政治责任。在这个意义上，“人民”必须是积极的、能动的、实践的、行动的、斗争的主体。只有行动和斗争才能改变其被压迫、被奴役的社会地位，也只有积极和能动才使其有可能充分承担和履行作为新国家主人的政治功能、责任与义务。

在此意义上，沙德里·基雅立（Sadri Khiari）指出“人民”本质上是一个对抗性的概念，是针对其敌对的外部而存在的。他还强调：“想回答‘人民是什么？’本质上就必须先回答：‘人民是针对谁而构成的？’……‘人民’的实体想要得到有效的具体化，敌对的外部必须存在，无论是封建贵族、邻国人民、压迫者，或者是那些被认为有害的人。‘人民’是权力关系的历史，是把‘人民’的概念加诸普遍范畴之中的历史，是殖民主义与资本主义现代性的历史。”④在这里，沙德里·基雅立采取了某种后结构主义的思维方式，将“人民”这一政治概念放置于其产生的历史语境中进行考察，并指出“人民”概念包含的对抗性意义。进一步说，“人民”这一概念的提出本身就内含了对敌人的想象，以及革命性和斗争性诉求，而“人民政治”的对抗性结构本质与政治话语逻辑，正是反特小说话语得以产生的前提和基础。简言之，我们通过文学想象特务/敌人，进而得以确立“人民”自身的范畴和边界，完成“人民”主体的建构。

这里有两点需要补充说明：一方面“人民政治”既构成了反特小说情节得以展开、文本得以成立的前提性逻辑，比如阶级对立、敌我二分、群众路线、正义必将战胜邪恶的结局等，同时也造成了反特小说的某些根本性缺陷，比如僵化的模式、单向度的情节展开、必然性的故事结局、缺乏悬念感与趣味性等。另一方面，“人民政治”话语与反特文学话语之间也形成双向互动关系。“人民政治话语”所生产出来的“反特文学话语”也在不断反向地生产、规范、塑造、改变着“人民”自我想象和实践的具体方式。按照朱迪斯·巴特勒（Judith Butler）的说法，“‘人民’这个复数主体（plural subject）是在表述行为的过程中被建构出来的，而且作为一套政治概念话语，它在被表述之前、表述过程中和表述之后的形式都有所不同”①。具体到中国反特小说，其在文本中固然负载并传达了一整套“反特政治话语”与“敌特想象”。但是，反特小说在故事展开的过程中也进一步建构出了远比政治话语更为复杂、具体、可感的文学想象方式。比如20世纪50年代大量反特小说与电影中的妖艳女特务形象，就包含了某种对于政治话语维度的“溢出”。

本文在这里将反特小说指认为一种政治小说，或者强调反特小说的政治性，并不意味着故意忽视其文学性。关于反特小说中政治性与文学性的关系，或许可以借助王蒙的《小豆儿》来获得更为具体的理解。王蒙的这篇短篇小说处女作并不很引人注目。整篇小说的故事情节也非常简单。一言以蔽之，就是一个小孩子经过一番思想斗争，最终选择举报家里来的特务分子（同时也是爸爸的朋友）的故事。这里小豆儿面临的选择困境有二：一是面对阶级敌人与父母血亲的取舍难题，属于“公”与“私”的矛盾；二是去公安局检举还是参加学校诗朗诵比赛，是政治与文学之间张力的隐喻。小说最后，小豆儿选择了去公安局检举，放弃诗朗诵比赛。但富有意味的地方在于，当小豆儿最终得知特务被捕，而自己也错过了诗朗诵比赛时，他的反应是：“我的心里一下子轻松了。我虽然没有朗诵出一句诗来，心里却比朗诵了一首最好的诗还要愉快。”②

在小说结尾，我们看到反特小说政治性与文学性的内在关联。反特小说并非简单地舍弃文学而追求政治。相反，在反特小说中其文学性本身就带有强烈的政治色彩，或者说反特小说的政治性就是其最大的文学性。这里所说的反特小说的文学性不在本文之中的形式审美，而在于以反特小说完成“小说反特”的社会动员实践，即反特小说是一种“想象的政治”或者“实践的文学”。

四、“人民政治”对于“侦探类型”的改造

中国反特小说作为侦探小说与间谍小说的子类型或类型变体，同样具有悬疑的设置、惊险的氛围、发现的程序、逻辑的推理等侦探类型元素。而作为一种诞生于“革命中国”与“人民政治”话语之中的小说类型，反特小说中的“侦探类型”又经过了一系列复杂而细致的政治与形式改造。具体而言，反特小说中的人民话语需要借助侦探类型叙事的展开来获得其伦理上的正义性（惩恶扬善）、逻辑上的严密性（证据推理）与阅读上的趣味性（悬疑惊险）。甚至可以认为革命追求“真理”和侦探小说追求“真相”二者本身就具备了某种同构性关系。比如，反特小说往往需要借助一个公安干警查案并最终捉住特务的故事框架，吸引读者进入文本空间，而小说不断寻找、识别特务的过程，以及小说必然抵达的“找出并抓住特务”的结局，其实与通过小说来完成群众反特教育的政治诉求具有高度一致性。换句话说，广大读者被反特小说中的“侦探类型”所吸引的过程，就是反特教育借助小说逐步深入人心的过程，而特务最终一定会落网的小说结局，也彰显了革命斗争必然胜利的信心和决心。由此，我们可以说反特小说在上述几层意义——提醒群众特务存在，指导群众如何反特，鼓舞群众反特必胜——上践行着其“小说反特”真正的文学与政治期待。当时就有批评家指出：“人们不只把惊险小说当做文艺作品，而且是把它当做生活的教科书来读的。”③