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十四年”东北抗日剧的概念界说与历史逻辑
作者: 张遥对于20世纪中国社会历史来说,艰苦卓绝的抗日战争影响甚大。如果说1949年中华人民共和国的成立决定了此后中国政治的格局与走向,那么抗日战争则超越了当代中国政治架构,不仅改变了中国人民的命运,强化了人民的国家意识,也改变了中华民族的心理状态和世界观念,至今仍然深深影响着中国历史。抗日战争不再仅仅是一个历史事件,而是深刻影响了民族意识和国家观念的形成与发展。
然而,此前无论是相关历史教科书,还是相关文艺作品,在表述抗战历史时大多采用“八年”抗战的时间框架。但如果从东北军民“十四年”抗战的历史事实来看,“八年抗战”的时间边界及其指涉的内容又存在明显偏差。因此,需要对表述东北抗战历史的文艺作品中的时间观念和历史逻辑进行重新认识。我们在阐释已成为学术热点的东北抗日题材剧时,需要跃出“八年”抗战设定的时间观念和历史逻辑。这意味着我们需要重新界定和辨识东北抗战题材的背景、主题、内容、语言和形式等诸多内外因素。在这一前提下,本文将相关题材影视剧放在一个更加漫长的时间线内进行梳理、分析,尤其是东北“十四年”抗日题材影视剧应该包含有几个连续性的关键概念:“十四年”的时间视野、东北地域的空间范围、全民族抗战的题材内容,以此突出东北抗战的特殊历史意义和艺术表现特色。
“十四年”抗战首先是一个时间概念,但不是一个单纯的自然时间概念,而是在一种历史逻辑和历史事实基础上的时间概念。“十四年”抗战是在中国纪念反法西斯战争胜利70周年之际提出的一个具有重大意义的历史概念。2015年7月30日,十八届中共中央政治局在以“中国人民抗日战争的回顾和思考”为题进行的第二十五次集体学习中,习近平总书记提出:“我们不仅要研究七七事变后全面抗战8年的历史,而且要注重研究九一八事变后14年抗战的历史,14年要贯通下来统一研究。要以事实批驳歪曲历史、否认和美化侵略战争的错误言论。”①由此,中国史学界和教育界以及相关文艺创作等都迅速普及并实践了这一概念。
更具体而言,“八年”抗战和“十四年”抗战是关于中国人民抗日战争全过程与阶段划分的两个不同概念。“八年”抗战是指从1937年卢沟桥事变到1945年日本投降的全国性抗战,而“十四年”抗战则包含从1931年九一八事变到1937年卢沟桥事变这六年以东北战场为主的局部抗战,与其后的“八年”抗战合称为“十四年”抗战。因此,“八年”抗战和“十四年”抗战在时间上存在明显差异,前者主要关注1937年后的抗战历程,而后者则涵盖了从1931年开始的整个抗战过程。此外,“八年”抗战是在中国共产党主张建立的抗日民族统一战线旗帜下进行的全民族抗战。“八年”抗战主要强调国共两党合作从正面战场和敌后战场进行的全面抗战,而“十四年”抗战则更广泛地包含了以东北为主要战场的各派抗日力量和军队的自发与有组织的抗战活动,包括中国共产党独立领导的各种抗日斗争,特别是东北抗日联军艰苦卓绝的英勇抗击日本侵略者的长期战斗。
从“八年”抗战到”十四年”抗战的变化,代表着历史事实和政治伦理的还原与归位。站在中国现代历史的角度,必须厘清和坚守这样一种认知:从1931年的九一八事变开始,中国人民就开始了艰苦卓绝的抗日战争。但是,由于历史认知的局限和历史言说的惯性,之前在说到中国人民抗日战争的历史过程时,普遍采用“八年”抗战之说,而且这已经成了一种历史常识。例如有学者指出:“现行中学历史教材多沿用‘八年抗战’之说,缺乏贯通‘十四年抗战’概念的意识……现行中学历史教材在抗战的时限上大都从1931年九一八事变为起始,有的教材甚至还直言九一八事变后,‘中国人民的局部抗战开始了’。但现行中学历史教材大多未将‘局部抗战’纳人‘十四年抗战’的框架之中,总体上仍持‘八年抗战’之说。因此,对‘全面抗战’之前的六年‘局部抗战’大多语焉不详,缺乏具体史实的叙述,没有完整地叙述中国人民的抗日战争史。由此观之,现行中学历史课程标准与中学历史教材都未能很好地体现‘十四年抗战’概念。”①如何反思和斟酌“八年”抗战命名的历史合法性和逻辑性问题,让历史命名更加符合历史事实本身,是我们需要思考的重要问题。
毫无疑问,“十四年”抗战不只是一个时间概念,更是一种历史和政治概念。“十四年”抗战是一种事实的还原和逻辑的自洽,同时也使我们思考一个问题:“十四年”抗战的概念实质上也将世界反法西斯战争从1939年提前至1931年。对此,我们需要进一步阐释、论证、传播,使世界历史和中国历史得到最大程度的还原。学术研究的创新性价值不只在于对于已有的理论和常识的坚守,更在于对这些理论和常识的反思,通过事实的梳理和逻辑的阐释,将其从学术研究的基础和标准转换为学术研究的对象。但这绝非对“八年”抗战的否定,而是一次更深入、更系统的历史回溯。它将那些发生在七七事变之前的局部抗战,都纳入到世界反法西斯战争的宏大叙事之中。
在此意义上,“十四年”东北抗战题材剧是指以1931年九一八事变到1945年8月东北光复为时间区段,以反映东北军民反抗日本侵略者斗争为主要内容的电影和电视剧。需要指出的是,本文谈论的对象不包括相关题材的纪录片和史实性专题电视节目,仅指从艺术创作角度完成的故事片电影和剧情片电视剧。
“十四年”东北抗战题材剧在重建叙事时间边界的同时,也重建了理解抗战历史事实的维度,并体现出全新的地方意识、国家观念和世界视野。例如,电视连续剧《赵尚志》(1991)、《杨靖宇将军》(2005)和《东北抗日联军》(2015)的导演李文岐2015年在接受媒体采访时说:“影视要承载匡正历史、铭记历史、尊重历史的作用,而且要影响国人。在这部剧里,我要匡正的历史就是:中国的抗战是14年,而不是8年!”“东北抗联的历史价值没有被充分认可,这不公正,政府应对他们有更大的尊重。我再努力也只是艺术创作,当东北抗联被国家高度认可,在政治上给予他们应有的地位,这是我最感动的。”②由此可见,1937年全面抗战爆发之前,虽说有1932年的一·二八抗战和1933年长城抗战,但是从其持久性和影响力特别是战争的艰苦程度来看,都不能与东北的十四年抗战同日而语。以1931年九一八事变为起点,东北抗战无论是在时间上,还是在国内外影响上,都是整个中华民族抗日战争史上最具特殊意义的抵抗行动,包含有民族、政治和世界等多方面的重大意义。
“十四年”东北抗日剧的整体叙事,主要是指从时间线索出发,对于东北抗日全过程的完整性的历史表达。因此,整体历史叙事是一种线性的纵向历史叙事,其突出特点展现“十四年”东北抗战的全过程。从主要历史逻辑来看,它既是一种艺术创作视角,也是一种历史事实的真实呈现。40集电视剧《浴血十四年》(2018)是一部超越“八年”抗战和东北地域的抗日题材剧作,完整地书写了从九一八事变到日本投降的“十四年”抗战历史,以及从东北抗战到全国抗战的广阔战场。剧作描写九一八事变后,上海药材商人项青松出于民族大义,私下组织募捐支援东北抗日义勇军,儿子项彬礼受父亲行为的感染,也投身到抗日活动中,到东北参加了义勇军,后因义勇军首领投降,项彬礼又投奔中国共产党领导的抗联,回到上海参与建设地下交通线。一·二八事变爆发后,上海陷入混乱,项家遭受大难,项彬礼加入东北抗日义勇军,为抗战武装提供物资药品等。淞沪会战爆发后,项彬礼加入新四军,在华中开辟根据地,开展游击战,夜袭浒墅关车站,全歼日军护路警。最后,他与全国人民一起迎来了抗日战争的胜利。
长期以来,电视荧屏上反映抗战题材的优秀作品已有很多,而从“十四年”抗战的整体历史叙事来看,46集电视剧《东北抗日联军》(2015)堪称其中的经典之作。全剧主要描写东北抗战“十四年”可歌可泣的英雄壮举,塑造了罗登贤、杨靖宇、周保中、赵尚志、赵一曼、李兆麟、魏拯民、冯仲云、汪雅臣、陈翰章等著名的东北抗联领导人形象,以及马占山、李杜、王德林等原东北军的抗战将领形象,还原和歌颂了抗战年代里中华民族英雄的群像。这些英雄在抗日战争中表现出了坚定的信仰、崇高的爱国精神和无私的奉献精神,构成中华民族的宝贵财富。而另外一部规模宏大的66集电视剧《东方战场》(2016)以1931年的九一八事变为起点,横跨了“十四年”的战争岁月,直至1945年日本政府在投降书上签字为止。《东方战场》以宏大的历史视角和细腻的历史刻画,呈现了“十四年”艰难岁月中中华民族的奋斗和抗争,不仅描绘了中华民族在日军侵略下的悲惨境遇,更揭露了日本侵略者的暴行。《东方战场》通过精心编排和生动呈现,梳理了日本侵华战争从酝酿、发动、扩张到全面侵略的复杂的历史线索。同时,它也深入探讨了国际国内形势、中国社会各阶层的态度与行动,以及中国抗战局势、战争的阶段推进等历史状态,为观众提供了清晰的历史脉络和对重要历史节点的认知。值得一提的是,该剧的创作团队严格遵循了基本的史实,使全剧具有较高的历史价值和厚重的历史现实感。其恢宏壮丽的历史画卷和生动真实的人物塑造,成功地吸引了广大观众的关注和赞誉。这样的作品不仅丰富了我们的历史文化视野,也为我们提供了深刻的历史思考和启示。
与时间概念相对应,“十四年”东北抗战也是一个地域空间概念。相对于时间概念,东北地域空间概念不是一个十分明晰确定的概念,而是一个相对的历史空间概念,即九一八事变时的东北地域空间。因为,无论是从历史的沿革还是称谓的习惯来说,东北只是一个大致的地域概念,经历了或大或小的地理范围的变化。具体来说,”十四年“抗战时期的东北大致可以指伪满洲国的地理范围,因此东北的抗日斗争属于中国沦陷区的民族抗战。这样一种“大东北”区域的历史概念,有助于对抗日题材影视剧的空间领域和表现对象进行确定。东北抗日题材剧的研究对象,包括了描写热河、内蒙古等地区抗日斗争的作品,虽说从今天的行政区划来说,这些地方已经不属于东北区域内。
电视剧《打狗棍》(2012)就是一部以热河抗战为背景的抗日剧,展现了一段充满传奇色彩的故事。这部剧中的“打狗棍”成为一个重要的象征,代表着对抗恶势力、捍卫民族尊严的决心。主人公戴天理意外得到这根“打狗棍”,也意外地成为热河“杆子帮”的领袖。“杆子帮”是一个反对侵略、反对鸦片的民间正义组织,它的存在无疑触动了利益集团的底线,也因此引发了戴天理与那家大小姐那素芝,以及她的同门师弟那图鲁之间的爱恨情仇。在抗战爆发后,戴天理组织了抗日义勇军,展现了在国家危难之际,民族大义超越了个人恩怨的崇高精神。这部剧不仅是一部关于抗战的传奇剧,更是一部展现人性光辉、弘扬民族精神的佳作。它通过主人公戴天理的成长历程,以及他与身边人的恩怨情仇,生动地描绘了一幅热河抗战时期的群像图。同时,它也向观众传递了一个深刻的道理:在国家危难之际,我们应该团结一心,共同抵御外敌的侵略,捍卫我们的民族尊严。
抗日战争题材意指主要故事内容,是一种民族抗战、国家抗战。其中,民族意识、国家意识为最高诉求。“十四年”东北抗战是一个历史概念,也是一种民族伦理逻辑,是对于抗战历史的重新书写,也是对于民族政治伦理和民族国家意识的重新理解。抗日题材影视剧以抗日斗争及其相关生活为主要内容,一些作品虽不能从头至尾描写抗日战争,但是抗日斗争生活是其主要的叙事内容之一。因此,抗日题材影视剧可以是完全意义的抗日斗争生活,也可以是部分的抗日斗争内容。前者如《抗日联军》(2015),后者如《闯关东》(2008)。这也是文艺史发展的一种事实存在,因为只要是描写那个时代的东北地区社会生活,就不可能不涉及日本的入侵和人们抵抗的内容。
国破家亡、民族危机极大地唤醒了中华民族的集体危机感和全民抵抗意识。在这种强烈而广泛的民族国家危机之中,传统文化复兴、民族英雄高崇、家国情怀强烈,与五四时期的文化价值取向明显不同,呈现出浓重的“向后看”的文化氛围。这是一种时代的需要,也是中国人民的自身需求。在许多东北抗日题材影视剧中,曾经被五四新文化运动批判的传统意识、民间习俗、血亲复仇、宗法礼仪等,都借助民族救亡的大背景而获得了积极的正面评价,甚至具有了一种神圣感。在东北抗日题材影视剧中,几乎都有金兰结拜、歃血为盟、鬼神天象等传统性仪式。电影《天道王》(2020)开篇的场景就是众人决定抗日后开始举行传统的敬山神仪式,祈祷战胜敌人,保佑自己。电视剧《二炮手》(2014)开篇同样很具有仪式感:镇山好首领谢老鉴率领众人举行萨满仪式,祈祷能够躲开日军的子弹,结果被炮轰围歼,谢老鉴受伤,齐连长受重伤,被俘的日本女军医面对伤情束手无策。战士小黄叫马二爷在木头马上插上木棍,祈祷保佑齐连长平安,然后两个人一起下拜。而二炮手张三到了病房,一边念着咒语跳着舞,一边突然把齐连长伤口里的刀拔出来,举过头顶,一边唱着歌,一边走出屋外,然后齐连长竟然奇迹般地好了。大东北具有神秘性,涉及自然的变幻、渔猎文化、生活习俗、生产的行帮气和萨满原始崇拜等。这些既是人们抗战意志的表达,也是传统文化的显示。这种传统仪式不仅表现在抗日民众的行为中,也表现在反面人物的活动中。例如,《东北抗日联军》(2015)第8集中,蒙古族部落首领索伦布为了庆贺得到日本人送的20条快枪,带领众人跳起了萨满歌舞。
历史总是要合逻辑的,如何将“十四年”抗战的概念溶解于对于东北抗战文艺的评价之中,是我们要解决的文学史事实问题,也是文学社会价值实现的问题。辨析和匡正“八年”抗战历史概念,不只是还历史本来面貌,而且还为我们提供了一种历史考察与文艺研究的视角和逻辑。因此,我们要阐释清楚“十四年”抗战的历史事实与历史逻辑。
基金项目〔本文系国家社会科学基金项目“‘十四年抗战’视阈下的东北抗日题材影视研究”(18CZW041)研究成果〕
【作者简介】张遥,吉林大学文学院副教授。
(责任编辑 杨丹丹)
① 习近平:《习近平在中共中央政治局第二十五次集体学习时强调,让历史说话用史实发言,深入开展中国人民抗日战争研究》,引自新华网,http://www. xinhuanet. com/politics/2015-07/31/c_ 1116107416.htm,2015年7月31日。
① 陈瑞艺:《“十四年抗战”中与中学抗战史教学初探》,《教学参考》2017年第9期。
② 胡轶坤:《对话〈东北抗日联军〉导演李文岐:影视要匡正历史尊重历史》,《国家人文历史》2015年第19期。