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做万物之歌者”

老藤以其深厚的文学情结和执着的创作精神，对小说文体孜孜以求，取得了令人瞩目的成就。仅长篇小说就已出版了10部：《刀兵过》《战国红》《铜行里》《腊头驿》《鼓掌》《樱花之旅》《苍穹之眼》《北地》《北障》《北爱》。新近出版的《草木志》①，是他的第11部长篇，小说聚焦新时代乡村振兴，又是一部现实主义力作，入选中国作家协会“新时代山乡巨变创作计划”和2024年1—2月“中国好书”。

《草木志》原载于《芙蓉》2023年第6期。同年12月12日，《草木志》改稿会在天津举办，与会专家学者提出修改建议。作者本人对作品进行了打磨和完善后，于2024年2月正式出版。同年3月16日和21日，《草木志》新书首发式，分别在天津和沈阳举行。4月10日，《草木志》研讨会在北京成功举办，与会专家学者对《草木志》给予高度评价。这一切都见证了《草木志》的成长足迹。

老藤的中国传统文化根底深厚，他深谙庄子的“等生死，齐万物”思想的精髓，深刻体会“天地与我并生，万物与我为一”的内涵，对自然万物深存敬畏之心，自然万物也给了他不尽的创作灵感，因此，他创作了众多以动物为主角的作品。这部新作中，主角由动物变成了植物，草木给了他“精骛八极，心游万仞”的广阔空间，为此，正如他在创作谈中所说，他情愿“做万物之歌者”。在他看来，人与万物是一个休戚与共的命运共同体，所以，他歌颂万物，更歌颂作为万物灵长的人，因此《草木志》是以物喻人的佳作。

一、主题写作与个性表达完美契合

主题写作是一个时代文学创作的主流，中国特色社会主义进入新时代以后，面向新时代的主题写作日益成为文艺创作中引人瞩目的现象，这个“主题”就是为了实现中华民族伟大复兴而创作，它是面向新时代、新征程的最宏大的写作总主题。这种主题写作要求作家要具有鲜明的时代感、高度的责任感、自觉的使命感，其创作要贴近人民，扎根人民，其作品要唱响主旋律，传播正能量，体现时代性、人民性、民族性，与时代与人民同频共振。主题写作是不是就是被动写作？是否意味着限制了作家的写作自由、个性表达和才能发挥？实践证明，非也。在老藤的创作中，主题写作与个性表达实现了完美契合，《草木志》就是成功的范例，具有启示意义。

老藤是主题写作领域的代表性作家。他的艺术追求、审美理想与主题写作天然合拍。他很看重作家的社会责任感，敬畏文学。正是这种敬畏之心，使老藤具有一种责任感，他要在百年未有之大变局的新时代，用笔、用文字去为时代画像，为时代立传，为时代明德。他认为作家对时代现场不能缺席，对善恶美丑不能麻木，否则就是艺术的半身不遂。为此，他情愿做万物之歌者，把对万物的爱和发现的美传递给读者。于是，我们看到，城市发展、工业重振、乡村振兴是他主题写作的一个个硕果，是他对一个个时代命题的文学回答。如果说，此前的《北爱》是老藤聚焦东北工业重镇如何重振大国重器，实现航天梦想，那么，这部《草木志》就是聚焦东北边地乡村振兴，如何实现脱贫致富。在作者看来，关注中国乡村，就是关注中国的未来。

面对乡村振兴这一既关乎现在、又关乎未来的重要时代命题，老藤并没有做一般性的响应和表现，也没有图解党和国家关于乡村振兴的一系列政治和政策，更没有追求高大上，写乡村历史性巨变的英雄史诗，因为这样写，就可能落入以往的“窠臼”。而老藤另辟蹊径，规避高大上，选取小切口，从东北边地选取一个不起眼的、衰落的古驿站演变而来的小村庄——墟里村的前世今生作为书写对象。墟里村和古驿站一样，也是一个不起眼的、衰落的小地方，由于多年的矛盾、纷争、积怨，形成了方、石两大姓氏的世仇，难以化解，这使墟里村矛盾重重，人员外流，每况愈下，成为落后村，且面临着被并入邻村的危机。主人公“我”作为省城干部，驻村任“支书”，和村主任邵震天等人一道带领村民因地制宜，既做有形之事，又做无形之事，利用古驿站，打造“驿路？遇见”等文旅融合创新项目，终于化解了矛盾，带领村民走上了振兴发展之路。

对这一时代主题，作者是如何表达的呢？事实上，《草木志》的主题并不单一，在乡村振兴的道路上，文化承传、守正创新、尊重传统、守护生态、敬畏自然、文旅融合等都是其可贵的思想内涵。作者巧妙地选取了古驿站、今乡村，这就连接了古今，承载了文化，并通过对人物的刻画来贯穿故事。驻村书记“我”作为主人公，也作为见证者，再加上村主任邵震天，这样就把全村的故事贯穿起来，统领起来，墟里村的历史、现状、未来自然成为观照对象，墟里村的各色人物也徐徐登场。更巧妙的是，老藤以他丰富的东北植物知识，恰当地选取了29种草木，以植物划分章节，以草木喻人，每一种草木，通过对它外在的形状、色泽到内在的品格、特点、用途的描绘，然后由“物”及“人”，将某一植物和某一人物性格、精神、气质相联系，打通植物与人的精神关联，这样，就给我们认识自然世界提供了一面镜子。同时，小说由各不相同的花草树木隐喻出各不相同的人物形象，构成了人物的精神图谱，为我们认识人的世界提供了又一面镜子。这是《草木志》作为主题写作的独特的个性表达方式，是老藤的匠心独运之处。

这样一来，乡村振兴、文化承传、热爱自然、守正创新、人物风采等多种主题都一一跃然纸上，隐含在字里行间。这一切都源于老藤对植物的深刻理解，对农民智慧的熟知，对大自然的敬畏。在小说的“引子”中，作者以第一人称“我”的口吻，阐述植物与人类的密切关系，以及植物世界的存在价值与意义。“我”作为大学就读于生物专业的驻村干部，对植物与人的关系具有浓厚的兴趣和深入的研究。“我”认为“从生物学的角度看”，“人与动物的关系要更近，植物在地球上比人类和其他生物出现得更早，无论在远古还是在当下，人与植物的密切关系更近于动物，遗憾的是，很少有人对植物与人类的共生关系感兴趣”。“我”听白老师说，“在植物世界里，每种植物都有其存在的意义和价值，打通两者间的关联，无疑为我们认识世界增添了一面棱镜”。在《草木志》中，“我”的理想是彻底打通人与植物的精神联系，开辟探究灵魂世界的第三种途径。万物皆有灵，天地不可欺，人与万物应该是一个休戚与共的命运共同体。老藤在创作谈中始终强调这一点，他始终追求人与自然的和谐，力图达到“天地与我同根，万物与我同体”的境界。《草木志》就是他的草木情、边地情、乡村情的赞歌，也是他对乡村兴、新人谱、草木篇的个性表达，这种个性表达与主题写作和谐统一。

二、草木志与人物志巧妙结合

《草木志》的封面，引用林语堂所言：“与草木为友，和土壤相亲。”这就告诉我们，本书将以草木切入，并对草木注入了深沉的爱。但写草木不是最终目的，最终目的是写人，因为乡村振兴这个时代主题，重在人的振兴。

虽然，在文学作品中写植物古已有之，如从《诗经》中的上百种植物，到屈原诗中的香草美人，从《红楼梦》中的植物描写，到当代作家贾平凹在《山本》《秦岭记》中秦岭的植物志、动物志、风物志。但是，老藤对植物有他自己独到的观察、体验和思考，特别是他对东北边地各种花草树木了如指掌，在《北地》《北障》中就多有描述，到了《草木志》，更体现出老藤对花草树木的独到选择，这些植物具有东北边地特色、民俗和风情，也构成文本独特的结构方式。小说以花草树木的名称命名每一章的标题，从对每一种草木的独特品格的描述引申出某一特定人物的独特性格及其表现。这样，作者笔下东北大地的花草树木就不仅仅是作为“风景”而存在，也不是“闲笔”或“点缀”，而是和人物性格紧密联系在一起，写草木就是写人物，草木志就是人物志，这种草木志和人物志的巧妙结合，是本书的鲜明特质。

《草木志》中的花草树木都是有生命、有灵性的，甚至是有性格、有脾气、有痛感的，这就和人物隐喻、人物塑造天然契合。这些人物像他们对应的草木一样，有自己的生活逻辑，有自己的性格心理，有自己的命运轨迹，有自己的存在理由，没有高低贵贱之分，就像草木一样，构成了墟里村的一道道“风景”。

小说由“物”及“人”，塑造了乡村一系列鲜活的人物形象。首先，小说塑造得最成功的人物是新任村主任邵震天，人称“喇叭匠”，绰号“哨花吹”。“哨”在当地是能说会道的意思，“花吹”是对喇叭匠功夫好的赞誉。后来，在共事、交往中，“我”深深地感到邵震天被称为“哨花吹”是实至名归。他天生具有幽默感，平淡无奇的一件事，经他嘴里说出来，就像普通食材经过了名厨烹饪，变得色香味俱全。他还是歇后语的天才，三句话不过就带上一句歇后语，鲜活、恰切、有力量。他的名声一如他的名字和绰号，喇叭吹得震天响，名声也格外响亮。他积极、乐观、向上，乐于助人。周边各村的红白喜事，都少不了他堪比专业演奏家的喇叭声，既帮了乡亲们的忙，自己也乐在其中，还有不错的收入。所以，在墟里村，他过的是受人尊重又逍遥自在的生活。他有口才，也有实际能力。在墟里村村主任选举“难产”的情况下，他临危受命，救墟里村于水火，在二次选举中高票当选，成为众望所归的带头人。他自己心里非常清楚，一旦当选就不能到处吹喇叭了，也就意味着将结束逍遥自在、且有副业收入的生活，而给自己套上了夹板。但他的做人准则和他的境界，使他不能仅为自己而活，而是为了完成一种嘱托、一种承诺、一种责任。用他自己的话来说，就是“既然接了这个活，就得一门心思干好，不能只开谎花不结纽”。上任后，他和大伙冰糖煮黄连——同甘共苦，和驻村书记“我”既分工明确，又通力合作。邵震天凭着他的智慧，处理与上级及群众的关系都游刃有余。最难化解的方、石两大姓氏的世仇，在他的斡旋下，化干戈为玉帛，这使“我”对他敬佩有加。他也常不谦虚地说：“这不过是老虎吃蚂蚱——小菜一碟！”当小说中的“我”问及“大伙都知道你当主任挺亏的，不能吹喇叭赚钱不说，还常常着急上火，你说句实话，心里到底咋想的？”他说：“我确实接了个不该接的遭罪活，这叫王八钻灶坑——憋气窝火。”“可我不后悔，来世上走一遭，不能只吹吹喇叭就完事。”多么朴实而又朴素的话语！没有唱高调，更没有豪言壮语，但一位可亲、可敬的乡村最基层带头人形象便跃然纸上了。

小说中的第一人称“我”，作为主人公，既是乡村振兴的见证者，又是亲历者、建设者。作者似乎没有刻意刻画“我”的形象，但这个形象在不经意间同样闪光。“我”在中学时就受到生物老师白地的影响，对生物学产生了浓厚的兴趣，并当了生物课代表，上大学自然选择生物专业，对各种植物颇有研究。“我”毕业后参加公务员考试，报考了与植物密切相关的自然资源厅并被录用，在政策研究室负责文字综合工作，两年后加入省里驻村工作队，来到了小兴安岭东麓的墟里村任第一书记。上任前，“我”问“我”的顶头上司、政研室主任老雷：“去了之后我应该做点什么？”老雷说：“多做无形之事吧。”“我”猜出了老雷这句话的基本含义，即无形之事看不见，摸不着，属于形而上范畴。老雷又补充一句：“比方说吧，见证者本身也是建设者，很多时候见证比建设重要，你就两年时间，多见证，多学习，不要下车伊始就哇啦哇啦个不停。”“你知道牵牛花吧，你把它的枝蔓引到电线上，它会沿着电线不断往上爬，一直爬到老。问题是别引偏了，村干部就是将牵牛花引领到树上的人，引领到灌木丛他只能在原地打转转。”老雷希望“我”成为一个思想引领者。

到任后，“我”的工作、墟里村的变化，都在“我”的视角、“我”的经历中徐徐展开。事实上，“我”并没有像老雷期待的那样，只做无形之事，而是更多地做起了有形的工作。“我”的工作作风朴实、低调。比如，“我”与村主任“哨花吹”搭档，每当遇到讲话、主持等“露脸”的机会时，“我”尽量推让给他。对下，“我”善于与村民沟通，听取意见，亲自走访、看望“一金三老”就是明证。对上，“我”善于和相关领导和部门联系，争取对墟里村建设的最大的支持。同时，“我”还亲自跑省城，亲自打造文旅融合项目。在实践中，“我”成长起来，成熟起来。其中，“哨花吹与老雷、郑高、金子一样，都是我成长过程中的良师益友”。特别值得一提的是，小说对“我”和“哨花吹”及寒寒的关系处理得恰到好处。“我”和“哨花吹”是工作搭档，他是村主任，“我”是村支书。以往不少作品在写到党政领导搭档时，往往写成一正一反，二元对立，矛盾重重，纷争不断，甚至你死我活，似乎不这样写就不足以凸显矛盾冲突，但都这么写就成了套路。老藤在写“我”和“哨花吹”的关系时就突破了这个套路，将“我”和“哨花吹”写成了既是工作搭档，又是良师益友，既分工明确，又通力合作。“我”擅长跑项目，他擅长解决纷争，两者优势互补，形成合力，才使墟里村不仅保全了自身，而且邻村也迁往这里，组建成新的合作区。在处理“我”和寒寒的关系时，小说写了在“我”和寒寒简短的工作交往中，“我发现我爱上了寒寒”，这让“我”苦闷和纠结。寒寒才貌双全，值得“我”爱，“但理智告诉我，不能表达这种情感。我多次对自己说‘你是下来搞乡村振兴的，结果振兴了自己的爱情，这如何向老雷交代？’此事我无人商量，希望有爱情象征之称的白桦树能给我些启示”。“工作和爱情是两个频道，一旦两个频道交叉，屏幕上将是漫天的雪花。”这里对“我”的心理描写真切，符合“我”的身份，也符合生活的逻辑。小说最终没有让“我”和寒寒发展成爱情，而是就此终止，这种处理是恰到好处的。如果“我”和寒寒发展成情侣，甚至“终成眷属”，“我”获得了事业和爱情双丰收，岂不更好？但这需要有“我”和寒寒较多、较长的交往，彼此了解、磨合，看看是否真正情投意合，有没有默契，否则就显得生硬、唐突，就是人为的撮合。事实上，小说并没有写这些铺垫，“我”和寒寒仅仅因为工作，见过几次面，无其他任何情感交流。所以，作者的处理是真实可信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