全球化：英语世界中国现当代文学研究中的共时性叙事与关联性修辞

“全球”与“世界”相似，并非天然存在、不证自明的范畴。虽然全球史研究者可以将跨洲际的交流上溯到公元10世纪，但是，对全球图景的想象和有关全球化的表述，直到20世纪初才随着现代传媒的兴起进入公共话语①。根据阿尔布劳（Martin Albrow）的考证，全球化真正形成特定的问题意识与理论品格，并且在学术研究领域“火爆流行”是20世纪最后20年的事②。随着资本流动、族群迁徙、信息交换、时空压缩和技术迭代的不断加速，全球化逐渐深入人心，成为一个可以重新描述“社会冲突与合作的路线”的“共享词汇”。值得注意的是，这一时期也是海外中国现当代文学研究蓬勃发展和一代学人迅速成长的时期。因此，全球化视野下中国文学的发展、地方性与世界性的协商、跨文化意义符码的交换与流通、“全球南方”的兴起与文学空间的重构等命题，构成了21世纪以来英语世界中国现当代文学研究的一个重要面向。

一般认为，全球化指的是资本、族群、科技、意识形态、文化产品、象征符号等实体或非实体的跨国流动③。全球化的叙事，作为表达特定时期历时性变化的能指，具有与“文艺复兴”“帝国时代”等概念所暗示的“总体叙事”（master narrative）相似的结构特征和阐释动能。从修辞学的角度看，不论是全球化的概念，还是全球化的事实，其中的“全球”都带有内在的比喻属性，人物、事件、区域、现象，乃至历史进程，都可以在“全球”的脉络里重新联通互动。

如果我们将学术写作也归入米克·巴尔（Mieke Bal）所谓的“叙述本文”（text），即“由语言符号组成的一个有限的、有结构的整体”，通过“措辞”和“逻辑”实现“说服”与“交流”的目标④，那么，英语世界海外中国现当代文学研究者中，有相当一部分可以被看作“全球化故事”的讲述者。他们通过系统性的学术想象实践，完成对现代性时空观念的超克，在“全球同步”（global simultaneity）⑤的框架内，重勘经典文本，重写文学史，重估被边缘化的创作群体，重新思考汉语的向心力和综理会商（governance）的巨大潜力。在全球化叙事里，“流动性”“关联性”“纠缠性”成为最常见的母题。当这些著作随着英语世界学术共同体的巨大影响播散全球时，其本身也成了全球化知识体系的一部分。因此，厘清全球化的概念谱系与理论资源，反思其诠释阈限与深层悖论，不仅有助于我们了解中国文学海外研究的脉络，也能够从一个侧面管窥英美研究系统之中关于中国知识的生产机制。

一、概念驯化：从世界图景到全球想象

1960年代，麦克卢汉（Marshall McLuhan）提出了“全球村”（global village，又译“地球村”）的概念，与同时期卡尔·波普（Karl Popper）对“历史决定论”的反思，以及布罗代尔（Fernand Braudel）对“长时段历史”的推崇，共同推动了全球化意识在学术领域的快速增长①。事实上，以全球为参照系的学术思考可以追溯到更早时代，《罗马帝国衰亡史》中蒙古可汗的敕令与英国鲱鱼市场波动的关系，马克思笔下“各民族的各方面的互相往来和各方面的互相依赖”②，都表现出了对国家、民族、地理和文化边界的超越，以及对全球关联性的体认。在罗伯逊（Rolan Roberson）的观念史梳理中，从15世纪到20世纪的全球化被划分为“萌芽”“开始”“起飞”“争霸”几个阶段③。其中，1960年代后期到1990年代被称为“不确定性阶段”：交通技术和传媒系统的迅猛发展、金融资本的无序流动、个人观念的复杂化，都让全球事务变得难以把握。这也正是鲍曼（Zygmunt Bauman）所说的“世界事务的不确定、难驾驭和自力推进性”④。在鲍曼看来，“新的世界无序”促进全球化作为一种理解经济、历史、文化的情境结构和认知范式，进入学术研究前沿。

全球化与此前流行的世界化代表着不同的秩序建构和发展方向。世界的观念，包含着一种“建立秩序的意图和决心”，是将认知、改造和改善世界的企划“推向全球、推向全物种的坚强意志”。相比之下，全球化更接近一种叙述方式，描绘的对象是“非蓄意和非预期的全球效应”⑤。关于世界的历史叙事，围绕着欧洲文明对世界的整合，其时间观以发展和进步的理念为基础，启蒙理性与西化的程度成为衡量国家文明水平的标尺。尽管沃勒斯坦（Immanuel Wallerstein）因提出“现代世界体系”而被看作全球化的先驱之一，但他描绘的全球化关系图景仍然是以欧洲资本主义的扩张路线为蓝本。欧洲传统随着空间跨度上的全球化不断输出和传播，成为区域社会变革与发展的核心动力。与沃勒斯坦相比，吉登斯（Anthony Giddens）的超越性在于他从时间—空间的组织条件和形式入手，将全球化定义为“世界范围内的社会关系的强化”，遥远的地域被连接起来，“现场卷入与跨距离的互动之间的关联”达到了前所未有的高度⑥。作为一个社会学家，吉登斯将全球化分为民族国家体系、国际劳动分工、世界军事秩序和资本主义经济四个维度⑦，从而弱化了资本对社会变革的决定性作用。

在全球化主流叙事里，我们无法以孤立的眼光理解任何区域或社会，全球化意味着一种整合，推动这种整合的是技术、经济、帝国、文化等要素。于是，全球化的故事是“一个关于书写、印刷、远距离电子信息传输和网络等事物如何诞生的故事”，是关于旅行和运输技术不断升级、科技逐步革新的故事⑧。由是观之，中国参与全球化至少可以追溯至16世纪。在艾尔曼（Benjamin A. Elman）和刘昭慧（Chao-Hui Jenny Liu）合编的《现代早期与现代东亚的“全球”与“地方”》文选中，古柏（Paize Keulemans）的文章就提到了借由荷兰商贸网络在欧洲散播的中国传言⑨，崇祯皇帝的死讯和明朝的覆灭可以看作早期的全球性新闻。同样是聚焦于明清易代之际，夏德明（Dominic Sachsenmaier）的微观史著作《一个从未游历之人的全球纠葛》则展示了宁波士绅朱宗元著作中理想化的欧洲，以及将欧洲信仰纳入儒释道思想体系的尝试①。地方精英对异域观念的兴趣，显示出信息流动背后的全球性力量。近代以来，中国社会的巨大变动无疑加剧了这种文化的冲突和融合。上海作为中国最早开埠的城市之一，见证了全球化浪潮对中国现代化的种种影响。瓦格纳（Rudolf G. Wagner）主编的《加入全球共同体：早期中国报纸中的文字、图像和城市，1870—1910》②展示了现代新闻业和印刷文化在上海的发展，以及中国被卷入全球事务的过程。《申报》《点石斋画报》《游戏报》等报刊的出版传播，催生出新的职业岗位、社会关系和文化现象，加速了公共空间的萌蘖，以及带有全球性特征的审美视野的形成。毕克伟（Paul G. Pickowicz）、沈揆一等人主编的文集《良友：多元的现代性与全球都会上海1926—1945》③也通过跨学科合作的研讨方式，揭示了生活类画刊《良友》建构城市现代性的复杂过程。不论是全景式审美风格的排版，还是世界各地的风物异闻，都以一种具象化、即时性的方式，塑造着读者关于全球的想象。

不论是帝国晚期政、教、商贸的交流，还是近现代以来东西方的文化互动，都不可避免地涉及信息交换过程中种种误解和再发明。刘禾提醒我们，对翻译语词之间的“对等性”应保持足够的警惕。所谓的“可译性”，只是翻译过程中意义交换和协商的产物，其背后隐藏着不平等的权力关系。在《跨语际实践》《语际书写》中，刘禾持续关注现代汉语与西方语言间的碰撞和交融，并以此探求文学研究和思想史写作的新框架。刘禾与斯坦利·费什（Stanley Fish）、詹明信（Fredric Jameson）所编纂的《交换的符码——全球流通中的翻译问题》④收录了包括苏源熙（Haun Saussy）、陈建华、何伟亚（James Louis Hevia）在内的13位学者的论文，涉及语言、历史、宗教、媒介、教育、法律等领域里概念术语的转译/生产与价值观建构。语言作为知识普及化的重要场域，深刻影响到全球化的物质交换和象征资本的流通。

全球化对“象征”和“意义”在不同国家或社群之间传播路径的控制，不仅体现在语际实践层面，也借由贸易体系、司法程序、文化生产实现。彭丽君（Pang Laikwan）针对亚洲版权问题的研究很好地说明了这一点。《亚洲的文化管控与全球化：版权、盗版和电影》⑤在国家与全球的动态关系中，考察了亚洲地区在“后WTO”时代里文化与控制、盗版与正版之间错综复杂的关系。电影等文化产品的全球流通塑造着集体的身份认同，也制造着对相似产品的需求。复制、盗版和带有创意的模仿所形成的暧昧地带，又成为全球化链条上的重要一环。真与假、正品与仿制之间的辩证在张小虹《假全球化》中得到更清晰的表达：资本的全球扩张不断解构着民族国家的边界，但其自身又不断被仿品和副本所形成的逃逸力量松动。

二、全球在地化：本土异质性的协商策略

如前所述，全球化来势汹汹，跨国资本无孔不入，由此带来的文化同质化也被形象地称为“麦当劳化”。不论从全球化的历史进程来看，还是从研究范式和学术修辞来看，全球化都弱化了民族/国家政治单位的差异性和本土文化符号系统的复杂性。詹明信认为，全球化的核心问题就是世界文化的标准化问题。作为一种“交流性概念”（communicational concept）的全球化，对于文化意义同时拥有传播和遮蔽的双重功能。技术的标准化、文化产品的标准化、受众的标准化是全球文化参与的先决条件，同时，对社会事实的描述性语言也走向标准化。“资本”“贸易”“交流”“迁徙”等总括性词汇，部分取代了本土性的学术概念，以期建立一种透明而清晰的全球化想象。随着资本和知识的全球流动，“地区流行的或传统的文化形式被逐出或沉默无语”①。

那么，本土文化的异质性和创作主体的能动性究竟能否对抗全球化的侵袭？学术写作能否组织起区域文化身份的想象并形成有效的抵抗性批判实践？随着20世纪90年代以来中国当代文学和电影的海外影响显著增强，类似的问题在海外学界引起了广泛关注。在张旭东看来，全球资本主义与民族国家的互相渗透、依赖并不能说明存在一种同步的、均质的、可以用来评估地方事务的“历史时间”②。因此，依托传统时间程式建立行动序列的学术写作与历史想象被解构，全球资本主义不应被看作人类历史总体性的唯一解释。简言之，张旭东的观点回应了全球化所暗示的时间框架对于“后社会主义”时段的“收编”。

什么是全球化的时间框架？阿尔布劳认为全球化不仅取代了世界成为新的空间经验形式，也挑战着以理性为主导的生活意义规范，进而取代现代性，成为人类活动新的时间架构③。尽管现代权力足智多谋，现代知识界野心勃勃，但是仍然存在现代性话语无法表达的社会实践与变革实质。以“全球的”（global）作为核心的叙事，以共时性脉络重绘世界并重构记忆，现代性话语中诸如进步/落后、发展/停滞、连贯/断裂的时间标尺，让位于大历史、深历史、差异化的时序节律和多层的时间体系。因此，德里克（Arif Dirlik）指出，全球化既是“早期现代化话语的延续”，又是对现代化话语的补充、拒斥与替代④。

全球化融合了不同区域的时间经验，以期解释更为宏阔的进程与情境。毕克伟、裴开瑞（Chris Berry）、胡敏娜（Mary Farquhar）就曾以“后社会主义”描述20世纪80年代以来中国的文化图景，并将其作为全球化“后现代主义”的补充⑤。但张旭东的思路与之相反，他是将后现代纳入“后社会主义”或“后革命”的叙事之内。他的文集Postsocialism and Cultural Politics在翻译成中文时，其标题中的Postsocialism（后社会主义）被译成“全球化”，便暗示了二者之间的关联。在张旭东看来，20世纪90年代文化生产与知识分子话语的核心问题，是全球化情境下中国社会经济和文化形态之间的关系⑥。当20世纪80年代所具有的基本社会思想共识在90年代逐渐走向分化和对立时，文学领域的表现就是具有统一性的“象征”被“寓言”所取代，用以折射破碎的真理性。通过对王安忆、莫言等作家作品的解读，张旭东考察了嵌入“现代中国‘主体性’特殊叙事话语”里的全球空间，以及被民族历史谱系所调和的世界后现代转向。

鲁晓鹏（Sheldon Hsiao-peng Lu）同样注意到20世纪90年代“全球范围的同步后现代化”和形成于非西方语境下的独特的后现代主义文化逻辑。《中国·跨国视觉·全球后现代性》⑦将对民族国家疆界的超越看作全球化的具象形态，通过对文学作品、先锋艺术、华语电影及流行电视剧的研究，呈现出一个意识形态和多元社会实践并存的时代里消费文化的发展和知识阶层的变迁。《中国现代性和全球生物政治》⑧则将“身体”作为折射文化、美学和历史的棱镜，在全球后现代语境下描绘了中国融入全球资本主义体系与历史的进程，展现了公共社会生活与私人领域的诸多变化。身体和欲望同属于广义上的生物能量（biopower），对其的遏制与放纵、管理与疏导，隐含着全球与地方、精英与大众的辩证关系中包含的解放与机遇。