反者道之动

徐兆寿《补天·雍州正传》（以下简称《补天》）是他的“西部自觉写作”的第五部著作（前四部分别为《鸠摩罗什》《话说五凉》《斯文凉州》《西行悟道》）。该书的创作，其动机一如书名所示，首先是“雍州正传”，即此书是要“为家乡凉州书写的历史文化传记”①；其次是更为深层的“补天”追求，即如作者所言：“我写作不是要取悦于谁，也不需要顾及太多。但是，我相信这是一次真正的启蒙。人们会因此而重新去思考中华文明和人类的上古文明，以此来重新反思现代文明，那时，人类便有救了。人类将再一次重返天人之际，人类将以与宇宙共生的态度来节约物质资料、节制自身的欲望、重回道德伦理，重回安宁。”②

为家乡书写“正传”，需联系改革开放之后的中国社会背景。在近几十年的高速发展中，与沿海发达地区更多地被关注相比，遥远、偏僻的雍州（包括整个西部）被关注度相对低。而关于“补天”，作品返身于“女娲补天”神话本身的表述，认为天之所以要补，根本的缘由就是因为“往古之时，四极废，九州裂，天不兼覆，地不周载，火爁炎而不灭，水浩洋而不息，猛兽食颛民，鸷鸟攫老弱”③。所以，徐兆寿写作之追求，说简单的，就是因为他以为当下社会，天破了，祸及时人，所以知识分子才应该有所承担，想办法立志去积极补天，拯救世道人心，促使人类更为幸福地生活。

虽然此书的写作具有“重新定义文明”“对伏羲八卦进行解释”和进行“中国传统文化的创造性转化”等多种目的，但“反者道之动”，为家乡立传，替人世补天，徐兆寿《补天》一书的写作，若从修辞的策略一面勘察，却可以发现其借由反向的批判而追求正向建构的意图。

一、立足于人（性）的科学批判

《补天》一书分上中下三部，分别取名为《天道》《地道》和《圣人之道》。无论哪一部分的写作，作者的思考都涉及西方人关于科学的认知，且都从文明的重新界定开始，立足于对西方过分固执于科学而忽略人文的批判。

《天道》部分，作者写天、时间、空间，总论宏观世界，将宇宙万物拟人化，指出西方科学家“他们不相信整个宇宙是一个活的生命体。他们不相信山是活着的，不相信我们住的房子是活着的，不相信我们现在开的车——那个用铁造的东西——是活着的，他们以为它们是死的东西，而我们中国人不一样。我们认为这一切都有它自己活着的方式。房子是我们的另一个身体，是一个家的身体，是保护我们的，反过来，我们也要保护它。地球和宇宙一样。这就是天人合一”。①作者也将人拟物化，以为“宇宙的这些规律也微妙地体现在人身上。所以人就是一个小宇宙。星空的规律，人类变化的规律，万物运行的规律，气候变化的规律，以及人自身道德的规律”②，事实上全都浓缩于人自身之中。在此双向互化之中，一方面他认为人是考察世界的根本，天人合一，科学的人文化或人性化是科学发展的出路；另一方面则认为人就是一个小宇宙，人的规律即体现着事物的规律，以人为天，万物的发展规律也便尽在掌握之中。

在《地道》部分，对应天道论述，从昆仑山到黄河源头，到大禹九州，再到雍州考察，作者详细演绎了天地人之间的紧密关系之后，以手中的手机作譬，引申说：“而这方形的手机指的是人的伦理，当然也被古人认为是地的方式，它是方形的，因为它是四面八角。也是八卦，但是方的。其实它更多地指的是人的文明。是用这样的方式来制止自然的混乱。……在伊甸园的时代，即先天时代，人是不知羞耻的，但现在，伏羲、上帝、法老、汉谟拉比、佛及一切先知都给人类确立了礼仪道德。道被具体划为两仪、四德、五常、八戒、十二因缘等等，道术为天下裂”③。作者进一步说明，伦理是文明的根本，其目的在于“制止自然的混乱”，而伦理的科学化，“道术为天下裂”，道失其根本，成为具体的规则和知识，社会的动乱由此也便产生了。

而在《圣人之道》部分，作者以伏羲八卦的创立为例，将青藏高原和彩陶、玉石等人类早期制作的器物相连，从阴阳五行理论演绎，充满激情地阐释说：“这是在乾山上，在青藏高原的北缘地带。在极阴之地，在亥位，在一阳生发之地，在立冬之时。阴气达到了极限，需要一些阳气来平和，但是，自然界没有，所以，无数的生命在此时难逃大劫。它们的大限来了。这是严冬的肃杀。这肃杀是一种金气，无形的天之道。这也是刚柔交错的天文，是天地不仁以万物为刍狗之时。人文在这个时候诞生，也是在这里诞生。伏羲就是在这里萌生出创立人文八卦的意念。”④人文的创立，原来只是大自然在特定时空演绎的结果，反过来，一切自然规律的运行，说到底，也都无不内在涌动着生动的人的生命气息。

综合观审，在将中国文明和西方文明进行对比考察之时，因不满于西方文明进入到现代之后所引发的各种负面影响，徐兆寿在《补天》一书的写作里，特别强调了在“科学性”的驱动之下，西方文明太过偏重对人类发展过程中物质、技术等实体成绩和动物属性的揭示，与此同时却对道德、精神和人性等非实体存在的轻视甚至忽略。

作者认为，西方现代科学总以为人类可以借用工具和技术，将一切存在的事物都认识清楚，穷尽地球发展的历史和人类头顶的天空，但是这样的想法究其实质无异于“痴人说梦”。自然是无穷的，且我们所看见的事物每一秒都在生死和变化中，所以想将无穷的存在精确至具体，其不仅愚妄而且“毫无意义”。以西方人对于时间的看法为例，他认为西历把耶稣的诞生确立为意义时间的开始，其科学的描述并不“科学”，充满着人为的因素。其优异如霍金者，他的“宇宙爆炸”和“黑洞”理论虽然其中蕴含了不少的真知，注意到了天体时间的尽头甚至轮回属性，但他没有为宇宙和时间的发展赋予秩序和结构，变化之后再变化，不尽地变化，其所带来的只是知识和知识在人的头脑中的无谓争斗，而并非智慧把握之中的澄明和清晰。由此他总结说“科学是人为的，是人发明的，是缺乏智慧的，它只是一个技术。它不轮回，也无感情，无善无恶”，全然不像中国古代先知所创造的《河图》《洛书》或《易经》模式，其始终将思考的注意力置之于告诉人们“宇宙的真理、人的真理、人类社会的真理、事的真理、物的真理”⑤，其既看到了能够看见的存在，又看到了不能看见的存在，于规律的掌握之中发现了存在的奥秘。

在立足于人（性）而考察西方科学的研究之时，徐兆寿还注意到了西方对于人自身研究的非人特质。他说：“人之所以为人，就是因为有文明和礼仪。过去的人明白这些道理，现在的人却迷失了，迷失的根由即在于这种思想来自于西方，进化论时讲的还是物种，但社会学家却要从猿猴处寻找人的属性，最终丢了人的尺轨。他们总是想从动物身上来推导人性，总是寻找动物变成人的那一刻。他们不是在找礼仪道德，而是在找人这个形象这个物质肉体的开始。这是整个人类迷失自我的时候，是近两百年来西方人的问题，也是一百年来中国人的问题。他们把人重新变成了动物，而不是人”。①科学本来是人所发明且用之于人对于人自身认识的，但是手段疏离目的，科学异化至人（性）之外，科学所给人带来的，也便只有更大的欲望的繁殖和利益的追求，矛盾、战争、污染、疾病、虚无和迷失等，人类种种的问题由之而扩大和加重，不断深入的科学研究因之也显现出它愈来愈多的负面效应。

不过，批判科学并不是要完全否定或者取消科学，和时下许多深受后现代主义影响而以否定和解构为能事的写作不同，在文明历史的叙事之中，徐兆寿虽然指正了科学在近现代以来所产生的种种问题，但是在揭示其问题之时，他并不否认科学在文明和人的研究中所具有的重要意义，没有让自己成为一个“反科学主义者”。相反，一如其对《补天》一书写作动机的说明所示：“一百多年以来，因为过分接受西学，用对立的方式来解释中国文化和西方文化，而使人们对中国传统文化产生了很多误解。这本书是要尽可能融合中西文化，即用人们今天普遍接受的现代科学方法去重新解释中国上古文化系统中的宏观科学体系。”②西方并不等于科学，批评西方也并不是要反科学，而是要充分利用各种科学的新理念和成果，纠正误解和偏执，化对立为融合，极力将原本神秘和碎片化存在的中国古代思想和表述进行科学化梳理，从而于更为理性和深入的层面，激活古代资源，让其更好服务于人的生活和研究，建构具有世界影响的“中国话语”。

二、立足于边缘的中心批判

关于梳理世界文明史，读者可以清晰地注意到，《补天》一书中徐兆寿的做法，一方面是利用各种科学研究的成果，如天文学、地理学、心理学、人类学等，在可能的原初现场的重置之中，通过合理的想象和推导还原历史应该的图景；另一方面则是审视和批判各种既有的文字描述，在积极主动的接受之中，同时寻找各种可能的遮蔽甚至篡改，从而于仔细的辨审之中，去伪取弊，探索文明存在的真相。

谈到徐兆寿的西部写作，有学者曾以为，“从东南沿海一路行走到大西北，在西域文明的光辉中重觅中华文明的发源地与中心点，沿着逆时光之旅的行程穿过重重迷障而抵达历史现场，再从这遥远的历史出发一路梳理中华文脉，抵达深受现代文明侵蚀的生活现场，以传统文化作为疗救良方，并试图将中华文明参与创造世界文明的史实揭示出来，从而让中华文明光辉耀眼地屹立于世界”③，即为其写作的“野心”或“抱负”。这段话表达了两个意思：其一，从现实到历史，再从历史到现实，这是徐兆寿西部写作的基本思路；其二，立足西域看中华传统文脉，立足中国建构世界新文明，这是徐兆寿西部写作的基本立场。而从后一点解读《补天》，在深化其既有立场之时，可以发现两种突出的批判意识。

第一种批判意识表现在其立足于雍州甚或整个西部的中原批判。在翻阅相关的历史文献如《史记》《汉书》及更多的方志史书之时，受制于自身的经历所见——特别是“中原中心”观念的影响，作者发现，即使优秀如司马迁和班固者，在其有关中华文明的书写中，雍州、河西甚至整个西部都在有意无意之中还是被忽略或轻视的。古代中国的地理表述，更多以中原地区文化为文明的标尺，所以其所以为的中国，其实也便更多是中原文化的中国。而以中原文化之眼光审视，非儒道的周边地区——以蛮夷胡戎等称呼的地方——也便往往不在其具体的描述之中了。认知的误区导致了许多学术研究上的混乱，如伏羲文化的创立，因为传统和利益，时下天水、静宁及河南一些地方，都极力想将伏羲及其画卦的地方具化于其家乡的某一区域，其用心可以理解，但都不能尽释其真相。对于此类的“中原中心”理论，徐兆寿不以为然，他以为这是一种非常鲜明的认知“短视”或“小家子气”行为。事实上，无论成纪还是淮阴，充其量不过是伏羲后期完善卦象或后人祭祀伏羲的地方，远非其早期生活和真正画卦之地。而回到可能的历史语境，联系天体和地理运行特点，将伏羲文化和人类早期的玉器、陶器等考古发现连接起来做整体考察，徐兆寿则以为伏羲初始画卦之地当在昆仑，其画卦所得的先天八卦是体现古人对于“道”进行体认的“易之体”，也是目前我们所熟知的人类几大文化的源头性构成。他的这一认知，不仅从地理上将伏羲文化的创立抬升到青藏高原之上，以为伏羲“他居中心，在青藏高原的某个中心点上，八个卦象分列八个方向”；而且从发生和传播的关系上，认为青藏高原作为“天下之都”，其天下所指，“不是后来司马迁之流者所讲的中原，而是人类地理的中心青藏高原”，正是从昆仑山一路而下，“伏羲不停地四处行走，或者派出先知去传播天道和人伦。四方的文明也就这样诞生了”①。

第二种批判意识表现在其对“欧美中心主义”的批判。对于“中原中心”或者“发达地区中心”追本溯源，徐兆寿以为其更深的驱动应该是世界范围内的“欧美中心”理念。中国由古代进入现代，其现代化的追求，模板即是曾战胜我们的欧美列强，因此，从“师夷之长技以制夷”开始，西方诸多的现代经验也便成为我们现当代历史建构可资借鉴的资源。进化论、竞争观念、科学和经济、强者话语等，立足于这样一整套异质的话语表述，在相关的文明史理论表述之中，“欧美中心”或“欧美原则”也便自然成为诸多中国学人言说的基本依据。早在《西行悟道》一书中，联系自己的教学实际，徐兆寿就曾说：“2006年，我在给学生上西方文化史时，曾经打开过若干本关于世界文明史的书籍。几乎没有一本是中国人写的，而且写得最好最通俗的书是欧美作家或者学者写的。”②他以为由此所导致的问题，不仅是在世界文明史的叙述中西方对于中国文明包括中国传统文化的忽略或轻蔑，而且更重要的是其还使我们的许多学者特别是年轻一代学子，不知不觉之中对于自己曾有的文明和文化生发了质疑和否定。《补天》一书多以师生对话展开其表述，在和学生进行交流之时，读者可以看到徐兆寿能够从学生的日常表述之中，不断发现他们意识深处根深蒂固的“欧美中心”意识，注意到他们对于专业学科的认知基本都是以欧美学者的表述为前提或基础的，其所使用的各种概念、术语，也大都是借用欧美学者著述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