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真假难辨”的自炫式书写

孪生子母题，在世界文学史中是一个引人注目的母题，在民间故事中也较为普遍。其书写的往往是直接涉及亲属关系及家庭内部和谐的大问题，在民国旧派、港台新派武侠小说中，都得到了相当程度的重视，形成了许多引人入胜的“看点”。金庸小说在此方面也展示了许多令人耳熟能详的精彩故事，值得关注。

一、金庸小说中的孪生子母题与“真假难辨”式书写

金庸非常偏爱作品的喜剧性，孪生子真假难辨母题多次出现。《射雕英雄传》中的两个裘千仞，令初涉江湖不谙世事的郭靖难以接受，更显憨厚。明明见裘千仞手挥蒲扇站在帮众前向洞口骂，回头却见裘千仞仍好端端卧在地下，黄蓉低声解释这两个裘千仞，“一个武功高强，一个却就会吹牛”。而裘千仞则称咱两兄弟要好，“从小就合用一个名儿”，后才不得不承认另有一名儿叫“千丈”。最后作者交代：“原来裘千丈与裘千仞是同胞孪生兄弟，幼时两人性情容貌，全无分别。到十三岁上，裘千仞无意之间救了铁掌帮上官帮主的性命。那上官帮主感恩图报，将全身武功倾囊相授……上官帮主逝世，临终时将铁掌帮帮主之位传了给他。裘千仞非但武功惊人，而且极有才略。”①兄弟俩的差距，就在于真的“铁掌水上漂”裘千仞行侠仗义救人获报而卓越，而假的依旧平庸，还喜好“将错就错”地自炫。

“射雕”三部曲前两部《射雕英雄传》和《神雕侠侣》，有机联系点之一即“孪生子”的真假难辨。不过，不同于《射雕英雄传》中的老大裘千丈故意冒充弟弟，时显厚颜无耻，自欺欺人；《神雕侠侣》则试图借助于另一个叙述者，对武功低下的裘千丈，似乎看成伴随着某些武侠人物成长过程中的常态，显示了较多的谅解宽容。《神雕侠侣》第十九回《地底老妇》还写出由于兄弟二人真假难辨，其中一个常冒充另一个，引起二人不和。说是裘千尺向女儿绿萼介绍其两个孪生舅舅裘千丈、裘千仞，明言大哥武功平平却与自己关系搞得好，在孪生兄弟失和时竟有了同盟军，似在暗示世俗江湖常态。裘千尺又回答女儿绿萼两位舅舅闹别扭由来，是做了帮主的二哥“太过古板”“铁掌水上漂裘千仞”名头响亮，籍籍无名的大哥为了出外行走方便，有时便将错就错，直接借用：“容貌相同，又是亲兄弟，借用一下名字有什么大不了？可是二哥看不开，常为这事唠叨，说大哥招摇撞骗。大哥脾气好，给二哥骂时总是笑嘻嘻地赔不是。有一次二哥实在骂得凶了，竟不给大哥留丝毫情面。我忍不住在旁插嘴，护着大哥，把这事揽到自己头上，于是兄妹俩吵了一场大架。”②明显地先有立场，不论是非曲直，亲疏反串，不仅仅是拎不清了。可以说也正是裘千尺“乡愿”式的态度行为，一定程度上助长了裘千丈假冒孪生弟弟的失德自炫。《论语》曾指斥“乡愿，德之贼也”。此处借裘千尺这一有特殊亲缘的“中间人”，暗讽那些只凭甜言蜜语乃至小恩小惠即无原则站队，甚至还对下一代误导，这样的价值观是后果严重的；由此，金庸更是在批评并引人联想那些诸习武者不务正业、丧失“武德”现象。这一问题的哲学思考无疑带给读者更多的启迪与联想。

许倬云教授总结人类不同文化的演进过程，曾概括出一般的阶段性过程是：“接触→冲突→交流→适应→整合”①。金庸写孪生兄弟貌似“真假难辨”，成为上述概括的个案、寓意多维的文学形象体现：同胞兄弟性情、品性尚因理念、追求有如此分殊，武林派系、武侠的个体差异背后的文化观念该是多么复杂而顽固！而评价标准又因一些“乡愿”存在，往往简直无道理可讲，无标准可言，许多矛盾冲突最终无法适应、整合，但金庸小说展示的意义却远不只于此。

至于《书剑恩仇录》写孪生子兄弟乾隆皇帝玄烨与陈家洛，一个在朝一个在野，故民间常把陈家洛误认为乾隆。《飞狐外传》承之，却运用真假难辨的机杼，让面貌相似的陈家洛替代福康安（乾隆私生子）见了马春花弥留时请托的最后一面，使其得到安慰。由此，金庸早年作品就与后续之作有了一种内在呼应，前后勾连，以期达成一种“互文性”的艺术效果，突出了武侠人物的善意与同情心。同时，与裘千丈经常冒充其弟的名头混迹江湖同中之异的是，《侠客行》中的石中玉却总是让石破天替自己承领作恶的后果。

孤儿石破天（被称作“狗杂种”），因长相与石中玉酷似，窘迫中被长乐帮抢回并误成为该帮帮主（肩上、腿上六处伤疤是贝海石趁他昏迷时手术弄伤的），并得到了石中玉父母的温情，而此时偏偏石中玉回归，导致他离开。他途遇雪山派祖师白自在的妻子小翠及其孙女阿绣，被误认为是石中玉，险些被杀，澄清后他被小翠收为弟子，与阿绣相爱，又治好白自在的疯病，并凭借武功消除了雪山派的门户之争。当谢烟客受石中玉恶意唆使来寻仇时，他挺身而出昭示真相，并在岛上石壁学得绝世武功。而当他回到童年时的荒山时，却仍无法解决“我是谁”的困惑。人世间长大的石中玉的奸猾、作恶不悔改，与封闭的“恶人谷”长大的石破天之淳朴忠厚，构成了鲜明对照和反讽。

不过，在《侠客行·后记》中，金庸表达出自己对于“孪生子”“真假难辨”的艺术机杼在作品创作功能上的理解：“由于两个人相貌相似，因而引起种种误会，这种古老的传奇故事，决（绝）不能成为小说的坚实结构。虽然莎士比亚也曾一再使用孪生兄弟、孪生姊妹的题材，但那些作品都不是他最好的戏剧。在《侠客行》这部小说中，我所想写的，主要是石清夫妇爱怜儿子的感情，所以石破天和石中玉相貌相似，并不是重心之所在。”②的确，莎士比亚喜剧《错中错》写伊济安之妻在航行中，生下一对孪生子，船上一贫妇也生下一对孪生子，伊济安将其买下作为儿子的仆人。两家人因暴风雨走散，交叉组合。当小儿子18岁时，他们和仆人同去找哥哥们，经历许多周折，最后父子、兄弟、夫妻相认。《第十二夜》也有人们熟知的孪生姊妹故事。塞巴斯蒂安和薇奥拉是一对孪生兄妹，海上航行遇险各自流落到伊利里亚。薇奥拉女扮男装当公爵侍童，暗中爱上了公爵奥西诺，但公爵另有所爱（伯爵小姐奥丽维娅）。但奥丽维娅却爱上了代公爵求爱的薇奥拉。经波折，薇奥拉与奥西诺、奥丽维娅与塞巴斯蒂安双双结缘。奥丽维娅因塞巴斯蒂安与薇奥拉长相相同，亦心满意足。而金庸小说的改编反用其意，赋予了孪生子母题以新的意义。

形象大于思想，这一母题在金庸笔下寓意其实更加丰富多样。如施爱东博士指出的，小说中江湖规则的变动，往往来自金庸对于自己作品的“自定义规则”。他在“相貌相似而产生的误会”描写中，揭示江湖默认的规则是：“容貌可以相同，难道腿上的剑疤也是一般无异，此中大有情弊。”不过，金庸自定义了一个老谋深算的贝大夫（贝海石）：“既要伪造石帮主，自然是一笔一划，都要造得真像才行。真的身上有疤，假的当然也有。”由此所产生的文本功能是明显的：“是与不是之间，就有了无数因误解而派生的有趣的情节。”①这一体会，准确而富有意趣。

因此，我们也有理由相信，实际上金庸是借鉴了古今中外多用来表现世俗奇闻甚至神怪故事的“真假难辨”母题（如《西游记》的真假猴王等），将其移植到了形貌相似的“孪生兄弟”类型中，并且不限于孪生，两者形貌相似就有可能被错认，被富有心机的恶人利用故意来栽赃、诬陷，也可为善良人的遭逢设下较多磨难、机缘，小说由此往往峰回路转，意趣横生，取得了异乎寻常的艺术效果。

二、明清民事案件小说“相貌相似”纠纷的扩展

与上述母题相联系，是因兄妹（或异性兄妹）相貌相似、真假难辨滋生的婚姻“错娶错嫁”母题，逐渐演化出了“代替即将成婚者出场”的诸多故事传闻。

应该说，这一虚实相间、七实三虚的故事，带有欺骗、违法的“冒充当事人”事件，往往与民间缺少法治观念、耍小聪明的平民智慧有关。此与古代不同地区婚俗相关，也是在一定的民事纠纷、实事传闻基础上产生的。小说戏曲史家叶德均先生（1911—1956）早年追溯《醒世恒言·乔太守乱点鸳鸯谱》文本来源时，就指出其“远源却出于《醉翁谈录》”，即罗烨讲述：姚三郎以织布为业，妻子双生“龙凤胎”，女居长，状貌无别，男名宜孙，女名养姑，从小就与高客之子高太定亲。过聘后一次春游，姚养姑与十七岁的高太邂逅，高太兴“慕妻之心”，欲娶其为妻；而女方却以姚养姑年纪未到推辞，高太生相思病，高家派媒人来告知，希望娶妇让其满意而病愈，即民间“冲喜”的习俗。姚家却与媒人商量，有病而娶妻不是加速其死吗？欲娶妻归见面得到安慰，怎么办都行。姚家夫妇暗地谋划：“不如暂且以养姑的服饰，由宜孙穿上来出嫁，让高家得点安慰，只是要嘱咐不能同房。”此时宜孙年方十五岁，长得宛然与女子无异。故事建立在孪生子“真假难辨”母题逻辑前提下，但派生的故事却带有浓郁的婚姻民俗色彩。一奶同胞的俊男少女，也的确易于假冒。作为一种地域生活经验的写照，这种行为早已充斥在许多明清小说文本中，就连国外学者也体会：“性别特点的交叉是恩爱夫妻彼此互补的一个重要体现。年轻的丈夫和妻子外表相像，或至少男的很容易被人误认作女的，女的易被认作男的。在《好逑传》和《醒风流》中，年轻男人看上去‘宛如一个美人’……男子穿女装，只在那些描述男人假扮女子以便勾引无戒备之心的女人，或与喜欢男扮女装的男人进行同性交媾的明清色情小说中才会出现。”②这段话前半部分不错，但后半虽列举了《拍案惊奇》《醒世恒言》《玉楼春》《闹花丛》，仍免不了以偏概全。仅从当下所论就可证，那些临时为家长解忧的扮女之少男（俊男），实际上许多在事先根本就没想趁机占便宜——“勾引无戒备之心”的少女。且从逻辑上看，闺中少女亦多有情窦未开者，又何谈“戒备之心”？

特别是“男冒充女”（弟冒充姐）赴婚礼入其夫家，的确难辨别，也难戒备。实行一时的权宜之计，始料未及发生了阴差阳错、木已成舟。然而，叶德均先生又引出了另一大同小异的故事类型，他注意到《坚瓠集》两次转述明代戴冠《濯缨亭杂记·天缘》③，当事人围绕“聘财”考虑却导致了一场“事实婚姻”：“正德间，都下王某家甚富，其子聘孙氏女为妇。将婚，子病瘵死，恐孙氏匿其聘财，秘不发丧，诈令媒妁请期。女家觉其诈，佯许之。至亲迎日，王以其女伪作男子往迎，孙氏亦令其侄伪作女子随行成礼。王意两女共一室。了无他疑。不意少女与少男相悦，而私成配偶矣。都下民俗：成婚三日，婿与妇同归父母家，孙氏遂留王氏女于家，王某方悟反受其欺，已无及矣。讼于官，两家各当坐诈罪。王氏女既为孙侄之妇，而以孙氏之女亦归王氏之侄，一时盛传，以为奇事。”①小说戏曲史家这些前期研究辛劳积累，非常容易成为后来的许多工具书、索引之类采集转化的材料，而多并不注明，因此在学术史上往往受到不公正的待遇，其原创性应当给予更多的重视、肯定，我们当努力从前辈研究中看出其“原型机”。

类似奇闻，成为不同学科的研究对象，早已引起民间故事学家的关注。刘守华先生将其与疗治顽症的民间习俗联系起来，推究其生成的现实社会根源：“这个故事和旧时民间流行的‘冲喜’习俗有关。‘婿病剧’，请没有过门的儿媳去走一趟，民间谓之‘冲喜’，以为这样可以驱除病魔，挽救患者。女家不愿女儿去冒这样的风险，由弟弟男扮女装；病婿不宜同房，只好妹伴嫂宿。于是发生了嫁女得归，娶妇得郎的喜剧。本篇情节完全由巧合所构成，却又显得合情合理；夫婿病危，又横生枝节，本来是忧患压顶的事，最后却以皆大欢喜结束叙述。它是具有浓厚民间生活与意趣的喜剧故事，由江浙一带归来的友人吴某提供给作者，记叙简括，虽是个梗概，也相当动人。”②这一广受欢迎的民间喜剧结局的故事，作为传闻为文言小说载录，也成为明清小说母题研究的材料，因此这是一个带有跨学科性质的领域。故事生成的民俗基础，是带有华夏共性民族特征又杂有区域特点的婚姻形态。

站在欧美文化的角度，对古代中国作为婚姻当事人的男女双方婚前的不相识非常注意，如一位美国学者评论亚洲人的传统婚姻：“所有的人都认为，婚姻也是家庭之间着眼于未来利益的约定。几乎所有婚姻都是双方家庭安排的……新娘和新郎通常在婚礼前从不见面，他们有时被允许表达自己的喜好，但一般会因不符合家庭利益而被驳回。很少考虑婚姻双方是否彼此合适，基于爱情的婚姻罕见，尽管时间可能培养感情。”③因此，这很大程度上，造成了准新娘新郎见面时的真假难辨，也是成亲“错嫁”和不得不更换人选、无意中“配对”（将错就错）得偕秦晋之好的民俗基础。