成为“阎连科”

自叙传文本是进入作家心灵世界的“密钥”，最为经典的公案当属鲁迅的“幻灯片事件”。该事件通过鲁迅的随笔体自叙传《藤野先生》的叙述并经由几代学者的阐读与演绎，被认为是促使鲁迅做出“弃医从文”这一历史决断的“关键性瞬间”，甚至有学者视其为“仙台神话”①。然而日本鲁迅研究界却对该“神话”予以解构，质疑“幻灯片事件”叙事的真实性问题②，如竹内好认为，“鲁迅在仙台医专看日俄战争的幻灯，立志于文学的事，是家喻户晓，脍炙人口的。这是他的传记被传说化了的一例，我对其真实性抱有怀疑，以为这种事恐怕是不可能的。然而这件事在他的文学自觉上留下了某种投影却是无可怀疑的”③，“我执拗地抗议把他的传记传说化，绝非是想跟谁过不去，而是因为这关系到鲁迅文学解释中最根本的问题。不能为了把话说得有趣而扭曲真实”④。学界对鲁迅“幻灯片事件”的研究提示，经由作家的自叙传文本去把握研究对象不妨以一种“实证+体悟”的综合性方法，才可能获得对于作家更为全面的把握。

作家的随笔式自叙传有天然为自己的行动与思想寻求逻辑性与合法性的心理需求，尤其是对某些关键性事件的反复诉说往往带有深层的情感结构与历史情绪，甚至构成作家生命历程中具有特殊意义的“决定性瞬间”，并成为研究者把握作家同自我历史间关系的关键视野。将时空的标尺拨至20世纪60年代至70年代的中国农村，这一时期孕育了20世纪80年代至今中国文坛最为重要的一批作家，如路遥、贾平凹、莫言、阎连科、刘震云等，因其成长经历与“知识青年上山下乡”运动的关系，这个群体被称为“回乡知青”。其中，阎连科是当代极富历史症候性的作家，其作品往往因残酷、冷峻与荒诞而与时代之间保持一种极为紧张的关系，对这种“紧张感”的有效把握促使我们折返回个体的成长史，去探察那些沉潜于自我历史记忆中的隐秘角落，才有可能获得一种对于具体历史与个体人生的生命感觉，并进一步考察“50后”一代农村“回乡知青”⑤的情感结构与历史症结。

对于以阎连科为代表的“回乡知青”作家群体的研究，大多数叙述材料囿于复杂的主客观因素，往往会处在一个既难以证实亦无从证伪的中间状态。但真伪与否似乎并不能妨碍我们去理解作家及其身处的环境与历史，我们反而能透过这些事件的叙述本身，抓住一些隐秘但又具备结构性质素的历史逻辑，进而从“事件”的真实深入到一种语境的“真实”或历史的“真实”。由此，我们不仅要将研究视野置于“前三十年”的历史感觉中，同时也要敏感于新时期以来作家的自我叙述本身所蕴蓄的“后革命时代”的意识形态特质。

一、“一分”之遥：洛阳来的女同桌

20世纪60年代中期，阎连科就读于河南洛阳市嵩县田湖公社田湖村小学，由一年级升至二年级时，一个因父母工作调动从洛阳城转学来的女孩子成为了他的新同桌。从一道“三八线”开始，两个孩子开始某种“城—乡”互动与潜在竞争。阎连科的回忆文章《我的那年代》以极为细腻的笔触“演绎”了这段童年往事，并且在其多次演讲与访谈中都反复提及这个姓张的城市女孩，认为“她成为我命运中的第一个偶然，一个幸运；一个至今令我无法忘记的启迪”①。

在阎连科的回忆中，他的女同桌是一个“浑圆，洋气，洁净，白嫩，说话时甜声细语”的城市女孩，在阎连科坐下后，这个城里女孩便用铅笔在课桌中间画下一条“楚河汉界”，并约定彼此谁也不能越界。可想而知，从天而降一个从大城市来的女同桌，对一个从未出过远门、没有见识过外面世界的乡村少年来说，会产生多么大的好奇与心灵冲击。无论是衣着还是口音，这个女孩都显示出一种与农村环境的格格不入。女同桌的学习很好，每次测验考试都是90多分，而阎连科却常在及格线徘徊。无论是出于乡村少年的自尊还是对于异性的懵懂情愫，女同桌的到来激发了阎连科对于学习与考试的动力。期中考试时，他便以93分名列第二，第一名仍是那个“洋娃娃似的女同桌”。而当阎连科铆足了劲儿试图在二年级的期末考试去完成那一分的超越时，出现了戏剧性的一幕。老师徐徐走进教室：

他庄严地看了同学，看了讲台下那一片紧张与兴奋的目光，嘴上淡淡地笑了一笑，说今年考试，不再进行试卷作题。说，毛主席教导我们说：“我们的教育方针，应该使受教育者在德育、智育、体育几个方面都得到发展，成为有社会主义觉悟的有文化的劳动者。”说，为了让大家都成为有社会主义觉悟的、有文化的劳动者，我们不再进行试卷考试。说，我们今年考试的办法，就是每个同学都到台上来，背几条毛主席语录。凡能背下五条者，就可以由二年级升至三年级。②

阎连科自言：“我不知道我是否是为了她开始了用功学习；还是为了一个乡下男孩的自尊和城乡之间留给乡村的那点儿可怜的尊严，而在学习上开始了一种暗自、暗自的努力。”③这里，“学习”与“成绩”在叙述中被赋予了特殊含义，成为一个农村小学生所能想象并付诸实践的“缩短”甚至是“超越”眼前城乡差距的唯一选择，而运动的开始，让这种个体的“暗自努力”第一次正面遭遇了冲击，成绩竞争被一种新的教育观念与“金科玉律”所叫停。1966年7月13日，教育部发出《中小学招生、考试、放假、毕业等问题的通知》指出：“中小学各年级的学期考试，凡是没有举行的，一律不举行，改由师生民主评定。”④而在一个月前的1966年6月13日所批转《关于1966—1967学年度中学政治、语文、历史教材处理意见的请示报告》，虽是针对中学教材的请示，但中央的批示特别对小学教材与课程的设置做出明确规定：

小学语文、历史教材，问题也很多，教育部也应该组织力量着手重新编写和审查。目前，历史课暂停开设，语文教材应审查一次，将其中坏的内容删去后暂时采用。不论高小或初小都要学习毛泽东主席著作，初小各年级学习毛泽东主席语录，高小可以学“老三篇”（指毛泽东主席的三篇著作：《愚公移山》《纪念白求恩》《为人民服务》），以及其他适合于小学生思想政治水平和语文程度的一些文章。①

另据《嵩县志》第二十篇第二节“小学教育”也有相关记载：

小学周会课改为政治课，教材以学习《毛主席语录100条》，四、五年级加授“老三篇”《雷锋日记》等。停止历史、地理课，每周增设记账常识一节。五年级每周增设自然、常识两节。②

没有了课业的负担与竞争的压力，还有总是同班的“几个‘市民’户口的漂亮女孩”，阎连科的童年记忆“充盈着某种快乐和某种幸福的辛酸”，但那“一分”所留下的历史遗憾与落空的努力郁积为一个小小的心结。历史给这个乡村少年开了一个不大不小的“玩笑”，让他永远失去了超越那“一分”的机会，让他在后来不免遗憾而喟叹：“那年代中的一些事情，虽然微小，却是那年代中怪异浓烈的一股气味，永永远远地成为遗憾，在我的人生中弥弥漫漫。”③正如有学者认为鲁迅的《藤野先生》具有某种“小说化”的倾向④，阎连科显然轻车熟路地调用了“小说化”的笔法，在乡村小学生的日常生活中演绎了自己同那个洛阳城来的女同桌之间难以逾越的“一分之遥”，并将自己后来的历史认知与城乡意识糅合进了童年的叙述之中，进而对其童年时代的革命逻辑存有某种潜在的解构，这是阎连科对自我历史的“再解读”。尤其是叙述中大加渲染的紧张的“成绩竞争”在一个关键的历史节点处被突然叫停，可以说，这种虚实之间一张一弛的戏剧节奏所创造出的荒诞感与悖谬性，甚至远超阎连科小说文本中所精心营构的苦难故事，那“怪异浓烈的一股气味”始终是氤氲在阎连科童年记忆中的历史雾霭。

作为阎连科生命中的“第一个偶然”，这个洛阳城来的女同桌被赋予了某种“启蒙”意义。在他的叙述中，女同桌的到来源于“父母与革命有些什么关系，工作从都市洛阳，调到了我们村街上的一个商业批发部门”⑤。20世纪60年代，城市干部下放农村作为一种兼具政治与经济因素的城乡人口调度手段，在客观上促进了城乡两个群体间的互动，在城乡体制与户籍制度的社会架构下，相对封闭的农村环境因为这些城市人口的到来而凸显出两个群体生存状态与生活方式的差异。对阎连科而言，这是一种乡村日常生活的“例外状态”，足以打破他对于固有生活的认知与想象，从而亲身感受到来自外面的“人”与“事”，这是他最早关于城乡的“启蒙”。而每日上学身旁这个“干干净净、洋洋气气”的女同桌似乎总在时时提醒他：这是另一种人，自己同她之间有一种“与史同在”的差别感。

阎连科曾讲，“我少年时期有三个崇拜，即对城市的崇拜、权力的崇拜、对生命的崇拜，这三个崇拜一直影响着我的写作和我对世界的看法”⑥。他的“城市崇拜”并非始于“十九岁时，第一次坐一百二十里路的汽车去河南的洛阳”⑦时所看到的高楼大厦与漂亮姑娘所带来的情感冲击，而更可能源自年幼时洛阳女同桌的“启迪”。阎连科巧妙地将20世纪60年代中国的城乡政治与革命现实以孩童的视角铺排开来，而那“永远无法超越了的那一分的差距”潜伏着一种“永远想要逃离土地的开始”。由此，阎连科为自己此后的人生行动与进城逻辑寻得了历史起点，似乎在老师宣布取消试卷考试的那一瞬间，同时也开启这个乡村少年新的历史。

二、村子里的“他者”：历史旁观者眼中的知青故事

1972年，在一阵敲锣打鼓声中，田湖村这个中原小村庄迎来了插队的城市知青，据《嵩县志》第十四编第五节“知青安置”记载：

1968—1978年的11年中，共接收安置上山下乡知识青年1225人。其中洛阳市578人，和本县知青同时安排在公路沿线交通、经济条件较好的田湖、阎庄、城关等公社的生产队。由国家投资，拨给建房专用木材，在大队集中建房，名为知青点，同社员一样参加生产劳动，评工记分，参加分配。少数知青到农、林场参加劳动锻炼。洛阳下放知青，有的在当地应征入伍，极少数在当地安家落户，大部则逐渐陆续回城安置。①

阎连科的家乡便是县志中的田湖公社（今为田湖镇）管辖下的田湖村，位于嵩县县城东北17公里处，伊河北岸。在阎连科看来，“父母把我生在了那个叫田湖的村庄，比出生在更为偏远的山区要好下许多”，“在那个年代，我的家乡很幸运是方圆几十里的一个集市中心”②。也是源于此，阎连科才能有更多机会接触到来自外界、来自城市的消息与气息，而插队知青的到来让他更进一步打开对于城乡、现实与世界的感知。

插队知青的安置工作是知青运动中最为参差之处。按当时规定，知青下乡时必须将自己的户口与粮油供应关系转至接收地区，插队知青的口粮“原则上由国家供应一年，或由下乡青年到农村的第二个月起，一直到接上当季或下季的粮食分配时为止，由当地粮食部门，按照他们所在生产队一般社员的实际吃粮水平和国家统销价格，从统销粮中安排供应”③，“参加集体分配以后，既要体现按劳分配的原则，又要给以必要的照顾”④。下乡的知青被安顿在田湖村大队部里，因初来乍到生活暂时无法自给，组织上便安排他们到村里农民家中轮流吃“派饭”。因父亲是大队干部且母亲是村里爱干净的妇女，阎连科家便成了最为合适的被“派饭”的一户人家，由此一种关于“吃”的情况、故事或政治，便长久地“哽噎”在这个乡村少年的生命记忆中。

每轮到阎家，为知青做“派饭”便成为家里一桩大事，母亲和大姐要提前准备，淘麦磨面，为知青做农家只有逢年过节或特殊情况才能吃到的细粮白面。当知青到家里吃饭时，母亲便打发他出去，直至吃完知青离开后，阎连科才急忙回家，内心总渴望着能剩下什么吃食：

有个黄姓的知青，女的，在我们家吃着派饭时候，母亲给她烙了一个葱花油饼，把那油饼十字切开，一分为四，而她却是唯一一个没有把那油饼吃完的人。她吃了一半，还剩着一半。她去吃饭时候，我依然在门外的石头上等她吃完离去。可等了不久，她就从我家推门出来，看看左右，径直朝我走来，什么也没多说，递给我一块纸包的油饼。⑤

这块油饼或许是阎连科关于知青的记忆中为数不多的一抹亮色，这也是阎连科与插队知青为数不多的直接接触（尽管是被动的）。更多时候他是作为一个窥视者，带着或仰视羡慕或怨恨不平的复杂眼光去观察知青们在村子里的所作所为，由此也便“记住了他们在村里的不劳而获和偷鸡摸狗；记住了他们在我们乡村和度假一样的生活”⑥。在他眼中，知青是村里的一道“风景”，而透过这道“风景”，他体会到了“风景”背后的生成机制与这个社会最为基本的运行规则。

时间来到1974年，对于阎连科来说，他面临着人生第一个节点：是继续升学念高中还是辍学回乡当农民，重复父辈的命运。在他的叙述中，读书这一选择与插队知青有关。对农户而言，子女读书与外出求学从一开始便带有纯粹的功利目标，在集体化时期粮食普遍紧缺的情况下，每个乡村家庭节衣缩食供子女不断读书求学便意味着失去一个或几个能够挣工分的年轻劳力，但这实际上是一个家庭对未来的投资行为，农村知识青年不单单是为了自己在读书，更多时候肩负着家庭（甚至家族）的希望。当时的情况是，在“学而优则仕”传统思维与中专及以上包分配、成为公家人的制度设计下，读书与知识在乡村农户的观念中便具备了改头换面、跨越城乡的结构性力量。而高考取消，读书求学进而获得干部身份作为农村知识青年的一条理想出路的“性价比”便被大打折扣，同时知青运动的稳定开展也消解了“上学”曾许诺的人生出路与物质收益，“读书无用论”曾广泛动摇着农村青年的升学意愿。