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新地域文学”的逻辑起点、叙事空间和价值功能

近年来，随着“新南方文学”“新东北文学”“新北京作家群”“文学新浙派”等概念的提出，以“新+具体地域文学”命名的写作实践，逐渐衍生成现象级的写作风尚。我们姑且将这种写作现象称为“新地域文学”。这几年涌现的“新地域文学”，不是一种简单的写作行为，而是融合了传统与现代、地方与世界、中心与边缘、新与旧、守成与创制等多种范畴的“复数”写作和思想行动。总体来看，它们以特定地域的历史、文化、风土人情作为叙事资源，选取恰切的文学技法与风格，从文学层面对特定地域进行展现与重构，体现出极强的地方性和当代性。在这些“新地域文学”类型中，“新南方文学”与“新东北文学”最为耀眼，影响范围更广，二者一南一北，交相辉映，具有截然不同的风格要素，却又呈现出难以割裂的内在肌理。本文以“新南方文学”和“新东北文学”为例，比较分析二者在逻辑起点、文学叙事和价值表达上的异同，以此呈现当下“新地域文学”的文学景观和文化逻辑。

一、“新地域文学”的勃兴逻辑：空间转向、世界怀抱与合力势能

无论是“新南方文学”试图重塑的“南方”，还是“新东北文学”力图展现的“东北”，或者是“新北京作家群”意欲描摹的“北京”，凡此种种地理坐标，本质上都是由空间统辖的下层概念。时间与空间是人类生存的两大基本维度，是一切实践与思想活动的基本前提。在时间的维度之中，事物的运动和发展处于一种历史的、因果的序列逻辑之中，由此衍生出历时性这一重要属性。与时间形成对比的是在位置上具备延长性和伸展性的空间。空间视域让事物的在场与缺席、流动与停滞一览无余，而这种有或无、静与动，又推动了共时性理念的产生。在西方文化语境中，时间被赋予的重视程度长期高于空间，尤其19世纪中后期，历史决定论逐渐崛起，并在思想与理论领域取得了长期的、不可撼动的话语权，空间概念被忽略与遮蔽。这种状况到了20世纪后半叶开始发生了转变，以空间为主题的讨论热烈而鼎盛，由此引发了理论界的“空间转向”，这一转向标志了“人的社会生产和生活中，空间和空间性具有重要的意义”①。“空间转向”极大地影响了当代西方文学理论建构与文艺研究，空间与空间性越来越广泛地被运用于文学研究与文学批评当中。作为“新地域文学”概念重要提出者的“80后”学人，不可避免地受到近些年甚为流行的空间理论的影响。在他们的学术表达和学术实践中，我们可以明显地看到这种“空间转向”。关注“新地域文学”的“80后”学人杨庆祥这样说过：“这两年，我谈‘新南方写作’，谈‘新浙派’，谈‘新北京作家群’，强调文学的‘地方割据’。我不再强调时间，因为时间没有带来改变；我现在强调空间，看看能不能从空间里面找到一些异质性的东西。”①由此可见，“新地域文学”概念的提出和传播，与近些年的空间理论思潮有密切关联，更与“80后”学人对这种理论资源的自觉征用，以及向这种理论场域主动转场有很大关系。

事实上，“空间转向”可视作对现代性思潮或人文社会科学领域内潜在困境的一种深刻反思与回应。现代性长久以来被视为现代社会结构和思维模式的标志性特征。空间作为一种载体，其偶然性、异质性、多样性的特征被突出，并挑战解构了以必然性、同一性及单一性为基石的现代性秩序。因此，“空间转向乃是现代性思想或人文社会科学危机的一种反应，从这一角度说，整个后现代思潮在根子上仍是一种‘空间转向’”②。在这样的理论背景下审视“新南方文学”和“新东北文学”，不难发现其中涌动的对于中国现代性的深刻反思。“新南方文学”中的部分作品反映了现代化进程当中，原有文明的失落与人的挣扎。在“新南方”土地上不断推进的城市化进程中，现代文明、都市文化对于传统乡村生活的挤压与替换，是普遍发生在中国大地上的一种现实。作家在作品中选择对这些要素进行彰显，体现了他们对现代性思潮裹挟下的中国社会的一种深刻忧思。除了这种基于客观现实的现代性反思维度，在“新南方文学”中，存在着另一类写作路数，即以王威廉、陈崇正等为代表的科幻现实主义写作。王威廉的小说集《野未来》“以基于现实的想象为路径直面人类的生存状态，反思科学技术发展可能带来的生命困境”③，对人类与技术等话题进行了深入探讨。陈崇正用“魔幻的乡土故事演绎着‘科幻化’的城市现实，带有对当前科技化现实的忧思”④，完成对当下科技化现实的观察，是后人文主义（posthumanism）在创作中的一种彰显。后人文主义的内涵在于，“意指20世纪末期西方自身对文艺复兴和启蒙传统所建立起来的对人类理性和人文精神之绝对信仰的质疑与反思”⑤。据此来看，“后人文主义”与“后现代主义”“后结构主义”共享了近似的精神诉求，至少在对现代性的反思上它们是共通的。同样，“新东北文学”的兴起逻辑也可以从空间视域进行阐释。“新东北文学”聚焦于较早开始工业化发展的东北，但由于种种历史原因的影响，东北在国家工业化和城市现代化进程中逐渐成为一种边缘性力量，并由此衍生出下岗和城市发展滞后等问题。发展的停滞甚至倒退意味着东北时序逻辑的紊乱，这也意味着小说家无法在进化论的时序逻辑上确认“新东北”对“旧东北”的价值超越，于是“新东北作家”常常将叙事焦点转向20世纪90年代东北的社会空间和历史场景，尤其关注现代性进程中东北社会经济模式转型、社会结构变化的表现，及其带来的人在社会经济转型过程中遭遇的价值失落、身份认同危机等问题。可以说，“新东北文学”以空间和地域作为叙事装置，所要抵达的是对这种区域历史经验和内部现代性过程的重新反思。

为何“新地域文学”会成为当下文坛的一种新风尚？可以说，“新地域文学”的大面积出场包含了作家和批评家拒绝“类经验”而寻求“个经验”的内在逻辑，甚至通过这种写作的勃兴和命名，作家和批评家寄予了共同的地域乡愁和文化反思。从宏观的时代背景来看，20世纪80年代以来，中国的城市化程度显著提高，卷入全球化的程度亦逐步加深，地域之间的区隔越来越模糊，人们活动的流动性与生活的便捷性大大增强。然而，频繁的交流也使得原本存在明显差异的地域越来越趋同，城市甚至出现了“千城一面”的景象。雷同导致世界逐步趋近于“扁平化”，彼此隔绝而形成的地域文化的独特性、标志性不断被削弱。在本雅明看来，人类个体经验已经贬值，“而且看来它还在贬……无论何时，你只要扫一眼报纸，就会发现它又创了新低……不仅外部世界的图景，而且精神世界的图景也是一样，都在一夜之间发生了我们从来以为不可能的变化”①。本雅明的担心是有迹可循的，因为很多时候人们已经不是经验的主体，他们不再亲身经历事件，而是通过互联网等媒介间接获取经验。这种经验获得的方式较之以往看起来便利很多，且效率更高，能让人们在短时间内获得更多的经历，但另一方面，人们的经验增多了，却显出无聊乏味的模样。

从作家写作来看，在“80后”文学潮流中，以郭敬明为代表的时尚化作家曾红极一时，他们的作品迎合消费主义语境，致力于刻画时髦的都市生活，展现青春诱人的模样。而东北作家笔下的青春写作却表现出对这种潮流的偏离，作家以自我生活为蓝本，将青春的粗粝、少年的叛逆、足以压垮一个家庭的9000元学费，以及与残酷成人社会别无二致的校园等内容，悉数汇聚到他们的文学世界中，形成一种独特的文学经验。而当都市的千篇一律使人感到倦怠时，“新南方文学”中龚万莹的闽南小岛、李师江的闽东滩涂、路魆的岭南小镇等具有“个经验”的文学地理，给读者带来了耳目一新的阅读体验和美学冲击。可以说，“新地域文学”试图从地方和区域出发，寻找一种迥异于被同质化、群体化的文学叙事和文学调性，让地方与区域发出独特的声音，输送出新的个性化经验，以此构成一种新的文学样态。

“新地域文学”的发生和兴盛，某种意义上与批评家和研究者的命名焦虑，以及试图拓展既有文学史疆界的内在冲动有着直接关联。中国现当代文学的历史不过百余年，许多作品和文学类型仍然处于经典化的过程之中，文学史的秩序也处于流动之中。如何为当下文学“立法”，如何为林林总总的文学现象命名和定位，如何以新的史观重整文学史版图，成为每代文学研究者的使命和焦虑。“80后”学人作为“新地域文学”各式概念发明人的重要力量，同样存在这种焦虑感②，驱使着他们不断创新，发明创造一些区别于以前的概念，以此“接着说”或者“重新说”文学，并试图以学术发明者或先驱者的身份留下一代人的学术声音。但这些纷纭复杂的地域文学类型，其概念起源大相径庭。比如，“新东北作家群”或“新东北文学”的命名者，其学术出发点是基于对某种区域文化经验、共同成长记忆的共鸣，继而产生的学术命名。作为“新东北作家群”概念的提出者，黄平曾在访谈中谈到《平原上的摩西》带给他的阅读“震动”，因为作家极为准确地写出了他“所熟悉的生活”③。黄平、刘岩等东北籍批评家，对双雪涛、班宇的东北文学所塑造的东北生活、创伤性经验和区域文化记忆所产生的情感共鸣，是他们倾心定义、阐释这批作家的内在情感基础。批评家为地域文学赋名并学理阐释的热情，来自区域文化和共同的成长记忆所凝聚成的这种内源性力量。

如果说“新东北文学”的命名体现了批评家与作家共同的区域身份和情感共鸣，那么，“新南方文学”则体现了另一种面向——以南方的名义，拓展既有汉语写作疆界、形成大区域文学的巨大雄心。“新南方文学”试图涵盖中国之南：海南、福建、广西、广东、香港、澳门等区域，又包括马来西亚、新加坡等东南亚国家④。在读者眼中，“新东北作家群”的“东北”是约定俗成、边界清晰的存在，它明确地内在于中国的东北部，覆盖了东北三省及内蒙古部分地区，而“新南方文学”的边界却显得模糊不清。《广州文艺》曾邀请“北方”评论家谈论他们对于“新南方文学”的看法，以及“新南方文学”应该包括哪些疆域。参与学者给出的回答莫衷一是，有的甚至尖锐指出“新南方文学”地域的划分过于宽泛了①。斯言不假，时至今日，学界仍然没有对“新南方文学”的内涵和外延形成共识。“新南方文学”中的“南方”是一个集合的概念，它超越了地理空间概念，被形塑为一种文化层面的想象空间，它迥异于中国传统的南方，不同于作为学术名词的“江南诗学”，既包含中国内部的比江南更南的、笼罩着迷雾的南方，其外延又可延伸至中国以外的南部世界，即东南亚存在汉语写作实践的地区。概念的不确定和复杂多义易让人产生困惑，但它也为学术讨论提供了广阔的空间，激发了学界持续不断的建构与重构热情。“新南方”是一个包容性很强的开放性概念，它可以装下中国的南方和“南方之南”的东南亚世界，但这种驳杂性和广阔性也带来了这一概念本身的混沌和边界感的丧失。

不可忽略的是，“新地域文学”能在近几年井喷，是由作家、批评家或研究者、学术刊物、各级作家协会或文学主管部门、出版行业等多种力量合力作用的结果。比如，批评家在“新东北文学”“新南方文学”这些概念的诞生过程中，扮演着至关重要的“命名者”和“立法者”的角色。《“新东北作家群”论纲》一文指出双雪涛、班宇、郑执等近年来出现的东北作家，共享了近似的主题与风格，体现地方性怀旧中普遍的“工人阶级乡愁”，创造出一种共同体内部的写作②。这种开风气之先的系统阐释得到了不少研究者的响应，他们从东北地域文学、城市书写、工人阶层、集体记忆、父辈与子辈关系等角度切入，对“新东北文学”进行了后续的深度研究和阐释。《新南方写作：主体、版图与汉语书写的主权》一文则阐释了“新南方写作”的提出为何可行，因现代汉语写作内部，仍存在着多元可能，亟须命名、厘清与探讨，地理性、海洋性、临界性与经典性，则被归纳为“新南方写作”须具备的理想特质③。再如，学术刊物对“新东北文学”和“新南方文学”这些“新地域文学”的学术兴趣及其后续的持续关注，为这些新兴概念的开放争鸣和学理探讨提供了重要的平台，使这些文学热点成为现象级学术话题成为可能。早在2011年，林喦在《渤海大学学报》上首次提出“新东北作家群”的群体概念，并开设专栏介绍东北作家的作品。《当代作家评论》从2022年第5期至2023年第4期几乎每期均开设“东北文艺复兴”研究专辑。《韩山师范学院学报》《南方文坛》《广州文艺》《青年作家》《创作评谭》等期刊开设与“新南方文学”相关的研究专栏。2024 年1月开始，《当代作家评论》与《粤港澳大湾区文学评论》联动，开设“新东北·新南方”专栏，刊载这一领域的最新研究成果。可以说，正是有了这些学术期刊的主动介入和倾力助推，“新南方文学”和“新东北文学”才能得到如此多的学术聚焦，并进而成为一种学术热点。

另外，学术会议或沙龙对于这些“新地域文学”的发生和确立有着重要的作用。比如，“新南方文学”的命名，最早可追溯至2018年5月杨庆祥、林森、陈崇正等人在广东举办的以“在南方写作”为主题的文学对话活动④。2019年11月，黄平在参加“东北文学与文化国际研讨会”时，赶出了一篇会议论文，即《“新东北作家群”论纲》⑤。此外，近几年密集召开了多次相关专题会议：“新南方写作：流动性与未来性”大型文学交流活动、“新南方”·坐标——“北流作家群”与“新南方写作”研讨会、“文学南北：地方叙事与审美伦理”研讨会，等等。这类研讨会使这些新的文学现象得到了严谨、学理性的争鸣和阐释，也为其在文学圈之外的传播、转化和接受，提供了良好的基础。