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新南方文学”的写实路径与多元价值

相比较“新东北文学”，“新南方文学”或曰“新南方写作”的命名似乎更具不确定性。“新东北文学”的空间所指无疑是比较确定的——从地理版图上看，“东北”包含的范围应该是黑龙江、吉林和辽宁三省加上内蒙古自治区的一部分。而“新南方写作”或曰“新南方文学”的空间范围则多有释义，不完全确定。近年的研究与批评文章所涉此类概念，基本上将“南方”框定在岭南及其以南地区，甚至成为跨国界概念，将粤港澳大湾区及广西、海南和一些东南亚国家收编于此，成为“想象的文学共同体”。进一步讲，包括“新东北文学”“新南方写作”或“新南方文学”在内，当下对于文学的命名大抵源于现代以降的文学传统，诸如“新感觉派”“新写实小说”等。其中，社会经济的驱动、文化思潮的影响、主体意识的觉醒、艺术创新的自觉等因素，似可视为这些以“新”命名的文学流派或文体形式的发生机缘，它们一般带有或否定或别于传统命名的意识，强调其新的内涵与外延，也在相当大的层面上给予当下的文学批评以存在感和权威性。即使是在“新南方”内部，其命名本身也存在不确定性。显然，“新南方写作”的概念大于“新南方文学”，前者除文学外，还应包含其他文类或文体，而后者的指向则单纯得多。尽管如此，“新南方文学”仍然是一个力求统摄当下中国文学中具有某种特质的地域性文学概念，它的阐释空间无疑是博大的，同时它又是驳杂的，譬如它与近年涌现的“粤港澳大湾区文学”以及传统意义上的“岭南文学”等概念的交集与区别。“大湾区文学的提出，不仅仅是单纯以地理优势为前导的区域视野，而是努力预设一种由此而生的平民的文化高地，从而实现一种跨界式，多元地域文化的使命感。使命是行动，它的践行有明确的经济目标，文学在这里，充当了文化翻侧与历史确认的文学书记官。”①可以说，文学或文学之外的多种因素的考量，使得中国南方以至更为辽远广阔的趋南之地的文学命名尽显斑斓之状。在此，我们仅以一个特定的视角——近年来的广东非虚构文学创作为例，观照“新南方文学”的写实路径和多元价值。

一

在我看来，“新南方文学”中广东非虚构文学的写实路径有着多种阐释的可能性，其中，作者身份的变迁或许是显影其之“新”的一个重要元素。从写作者的角度来说，身份兼具多重含义，它既类似于英文identity一词所指，是职业或类型区别的符码，也是区分社会层级的符码。因此，身份体现出包含感受力、记忆力、想象力与思维力在内的写作者气质，包含性格特征、思想倾向与价值观念在内的人格，以及包含审美体验、趣味与理想在内的审美经验等要素。这些要素无疑会影响具体的写作行为和文本形成。

中国现当代文学史上的陈残云、欧阳山、秦牧、吴有恒、黄谷柳等，均属籍贯或出生地为广东的作家，也就是说，他们的身份为南方本土作家。无论是撰写小说还是散文，这些作家的描述对象相对集中在广东、东南亚等区域，其笔下的风物人情、社会世相、语言风格等镌刻着浓郁的南方印记，与江南、海派、京派、西南、西北、东北作家的审美风格有着明显的区隔，呈现出较强的审美地域性。如果说，这些传统南方文学的“本土”作者身份，显在地存在于20 世纪80 年代之前，那么，改革开放以来，尤其是21世纪至今，除了部分本土作家以外，大部分广东知名作家的身份为“移民”作家，此可谓“新南方文学”作家身份的重要标记。由传统南方作家的“本土”转换至当下“新南方”作家的“移民”，在广东非虚构文学创作领域，这一现象尤甚。广州的熊育群，深圳的杨黎光、李兰妮、南翔，东莞的陈启文、丁燕、塞壬等都是如此。东莞的两位作家分别来自比邻广东的湖南和遥远的新疆。早在1993年，陈启文就从湖南辞职，应聘到花城出版社担任业务经理，之后长期往来于粤湘之间，直至最终定居广东东莞，经历了中学教师、杂志社社长、企业副总经理、自由写作者和专业作家的多重身份转换。2010年，丁燕完成了由一个理想主义诗人到现实主义非虚构作家的转型。她的文学转型与她的生活迁徙之路不谋而合，2010年丁燕举家从新疆乌鲁木齐迁往东莞。地理位置上的迁移促成了作家从物质世界到精神世界的重要改变，同样也使之“放弃以往靠幻想的写作，而更喜欢真实的故事、真实的人物、真实的场景”，由虚构之极端的诗歌创作走向非虚构的纪实写作。与小说家和诗人有所不同的是，广东非虚构文学作家除南翔和黄灯身为大学教师之外，其他大多数作家都曾有过做报社记者、杂志编辑的经历，此亦为其中的一些作家从事融新闻与文学于一体的报告文学写作打下了良好基础。来自不同地域和不同职业的非虚构作家们会聚于广东这一片热土，他们不是走马观花的游客，而是定居于此的“移民”，给予广东文学以别于传统南方的“新南方”气质与面貌。

作者身份的变迁实际上折射出以改革开放为转折点的中国社会转型的事实。“在不同的媒介时代，知识分子有着不同的地位和作用。在口传媒介时代，知识分子是圣人或人类的导师。在印刷媒介时代，知识分子是学术权威并且成了一项专门的职业。在播放媒介时代，知识分子变成了愤世嫉俗自视清高的批判者。而在数字媒介时代，知识分子有可能在社会生活中逐渐消失。因此，口传媒介的时代属于‘贵族文化’，印刷媒介的时代是‘精英文化’，播放媒介时代是‘大众文化’，至于数字媒介时代则是‘个人文化’。”①作为印刷媒介时代的广东本土作家，自然是属于精英知识分子的一部分，无论是记录或者描绘岭南现实和历史，还是表现以东南亚为主体的域外风情，他们都有着浓郁的家园观照意识，以及对本土文化融入血脉般的热爱。而处于20世纪80年代特别是近十年以来以网络为中心的数字媒介时代，有着“移民”身份的广东非虚构文学作家将再现和描述的视野进行宽度、广度和深度上的急剧扩容，展现出比之传统本土作家更为前沿、宽广和深邃的内涵。在人人都是“作家”“出版家”的自媒体时代，广东非虚构文学作家以其优秀之作，确证自己的“移民”作家身份及其绝不止于零度观察的主导性呈现，力求以此引领“新南方文学”，甚至“新南方文化”的前行方向。

二

以“移民”身份为主体的当下广东非虚构文学作家，其关注、再现与描述视域呈现出“专”与“博”的特点。一方面，这些作家专注于以广东的深圳、广州和东莞等为代表的中国南方改革开放的现实，重点聚焦工业、教育、职场、城市建设、历史流变等领域，在考察与反思之中描摹广东的现代化之路；另一方面，将视域范围拓展至全国，涉及生态环境保护、非遗传承、知识产权、心理健康等题材，显示出关注视域的宽阔和深邃。这两个方面无疑都已成为“新南方文学”之“新”的有力佐证。

“新南方文学”实际上有一个很重要的背景，即它是伴随着改革开放产生发展起来的。作为中国社会经济发展前沿的产物，“新南方文学”与东北文学及“新东北文学”的特性形成某种反差。东北曾经是共和国的“长子”，有着以钢铁、机械、汽车、石油、矿业等为代表的国有大型重工业企业，这在东北文学里是鲜明的存在。因此“新东北文学”的一个主要内容就是叙述20世纪90年代以来东北工人“下岗故事”里所蕴含的“工人阶级的乡愁”。从这个意义上说，“‘新东北文学’并不是全然与传统断裂的文学，而是传统发展到近些年的基因突变，突变后的东北文学依然保有传统的记忆”①。与“新东北文学”的这种传统记忆有所不同的是，“新南方文学”实际上是从另外一个角度，即社会经济角度预示并代表着中国新质经济的产生和现代社会的转型。广东的非虚构文学作家非常敏锐地把握住了这一特点，并将之作为改革开放前沿的一种重要现象进行描述。这种描述也体现为多个侧面。

一个侧面是对于改革开放所带来的新型工业形态及工人群体、城市变迁和广东现代化历程的观照和再现。比如丁燕专注的东莞的工厂，实际上具有象征意味。也就是说，改革开放以来中国的工业类型，除了国有企业之外，还有民营企业、中外合资（合作）企业、外商独资企业等，这在处于开放前沿的广东省非常普遍。丁燕的非虚构文学作品《工厂女孩》《工厂男孩》和长篇小说《工厂爱情》所构成的“工厂三部曲”，正是对新工业业态里中国青年工人的各种情感、心理、生活状态、生活方式等的记录和描摹。其“工厂系列”倾向于“潜伏”式地观察与体验他者的生存状态，类似于夏衍当年对于“芦柴棒”们的表现，文字以写实为主，似乎在重现作者作为新闻专业背景人士的表述习惯。作品将笔触直接对准东莞外资或合资工厂——那些电子厂、服装厂、纸箱厂、塑胶厂和汽车配件厂等劳动密集型产业，聚焦在此工作的年轻女工和男工的劳动强度、情感、日常生活、性问题等。在《工厂女孩》里，作者以乔装打扮方式进入劳动的第一现场，通过“潜伏”式体验、观察与采访，将作者、叙述者和角色混搭为一体，是秘密的探查与写作。作者的叙述立场是鲜明的，那就是关注在工业化流程中求取生存的人，人在机器面前成为被异化的“机器人”，面临丧失正常人的情感、创造性和想象力的危险。这当然是以形象化的事例证明马克思主义关于“人的自由全面发展”学说的科学性和正确性。在《工厂男孩》里，作者写出了以“90后”为主体的打工男孩不同于其父辈的“新生代”特点：留守儿童、初中辍学、到父母打工的城市打工，更多地倾向于城市青年的价值观和人生观，衣着发型赶时尚、攀比花钱消费、懂得如何“追马子”（泡妞）的“追时代”成为其基本生活方式和目标，干活太累太受气不行，总是在寻找机会脱离打工生活，但也不排斥回老家发展。总之，是更少“紧张、愤慨、焦虑”，更多崇尚“自由、轻松、愉快”。作者以对我们这个时代的迁徙者、底层打工群体的关注，以深入细致的田野调查行动、注重原生态的人物呈现、艺术化的细节场面描写、启人心智发人深省的非叙事性话语、基于人性人道人文关怀的叙述立场等，将人民的“痛”与“爱”呈现出来，将自己对于中国当下发展中存在问题的认识表达出来。这也许就是一个作家的情怀、责任与担当，是非虚构文学，甚至是整个文学的创作方向。与丁燕相类似，塞壬的《无尘车间》以身份置换式田野调查，对东莞长安镇打工群体的日常生活及情感困境投以倾情关注，冷静默观与激情书写构成其真实与真诚的写作方式。更为宏观的工业故事，还有陈启文再现华为、腾讯、大疆、云天励飞等深圳著名企业创业的《为什么是深圳》。这部作品所关注的对象和基调与丁燕、塞壬有所不同，它致力于对中国兴办最早、影响最大、最为成功的经济特区深圳的宏观叙说，并以享誉全国，甚至影响世界的中国民营企业筚路蓝缕的历程为再现个案，解读深圳成功的密码，描绘“中国改革开放的一个标本”和“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的杰作”。同样以深圳为聚焦点，杨黎光的《奔腾的深圳河》则放开眼界，将描述的视角拓展至深圳河两岸，讲述深圳与香港同根同源的历史流脉及今天的大湾区合作，突出香港青年对祖国的认同和热爱。此外，杨黎光的《家园——对现代化进程中“城市病”治理的思考》《中山路——追寻近代中国现代化的脚印》《商人与国运——粤商发展史辨》《瘟疫，人类的影子》《横琴》，陈启文的《血脉——东深供水工程建设实录》，张培忠的《奋斗与辉煌——广东小康叙事》《海权战略：郑芝龙、郑成功海商集团纪事》等作品，对以广州和深圳为代表的广东及沿海地区粤商流变、抗击“非典”、小康社会建设、城市病治理、国家级新区建设、粤港供水工程、海权战略等现实与历史重大问题进行全方位直击与反思。这种直击与反思大大加强了“新南方文学”有别于传统南方文学的时代性和现实性印记，既具在场的地域文学新特质，又在更为深远的层面上获得超越，丰厚了中国当代文学的新面向与新内蕴。

另一个侧面则是表现广东社会转型时期，在经济发展的前沿地带，人的情感、精神和心理的嬗变。移居深圳30余年的杨黎光，在20世纪90年代初始就确立了一个一以贯之的创作指向，即立足中国社会主义市场经济探索最先锋区域，“探讨当代人的精神追求，研究商品经济下人的行为异化”①。这或许是作家基于记者与作家双重身份的文学敏感和文化自觉。从那时起，杨黎光就写下了长篇报告文学《没有家园的灵魂——王建业特大受贿案探微》《打捞失落的岁月——死缓犯人曾莉华狱中自白》《美丽的泡影——一个经济畸人的悲剧》和《惊天铁案——世纪大盗张子强伏法纪实》等作品，表现反派人物人性的变异、灵魂的无归、心理的扭曲，力图探寻社会转型时期人的精神失衡和命运悲剧。作为善于以独特视角表现重要题材的作家，杨黎光还曾写下《我们为什么不快乐》，以此逼视当下中国人的精神焦虑和诸多心理疾患，涉及幸福观、人生观和价值观等重大命题，充溢着一个作家的社会责任感。李兰妮的《旷野无人——一个抑郁症患者的精神档案》和《野地灵光：我住精神病院的日子》以自己的亲身经历为叙述主线，关注抑郁症和精神病患者等特殊群体。《野地灵光：我住精神病院的日子》通过叙写作者在广州和北京两地医院的住院经历，再现朱莉亚、莫有爱、小迷糊等精神疾病患者，以及拥有仁爱之术的医生群体之医疗观念和手段，涉及生命观、生命伦理、生命科学、偏见与尊严、挣扎与坚持等令人深思的种种问题。作品还对当代精神疾病以及世界精神医学史等内容予以细致叙说。在作品中，作者集叙述者、当事人和观察者等多重身份于一体，强化了作品的现场感、亲历性、说服力和情感冲击度。黄灯的《我的二本学生》以作者作为广州某高校教师为叙述线索，通过讲授公共课、担任班主任和导师等亲身经历，讲述二本院校学生的学习、生活和情感状态，以及由此所关联的社会公平、教育产业、家庭教育、育人环境等问题。作为《我的二本学生》的续作，《去家访》则记录的是作者在近5年间跟随学生深入广东、云南和湖北等地，走访其原生家庭时的见闻与思考，表现出对学生的关爱及对学生成长环境的关切。以上这些作品实际上是对于以深圳经济特区为代表的“新南方”从外向内的一种关注，是对现代文明转型过程中人的精神和心理变化的真切描绘，是对“新南方”更为深入、细致的剖析与再现，也是对“新南方文学”多重内涵的丰富与补充。也许，广东非虚构文学对于社会转型时期人的精神层面的关注，正是对文学优长的良性发挥，契合与呼应着“文学是人学”的经典命题。