近年来中国科幻小说中人与技术关系的新图景

作为人造物中顶端的技术成果，人造人以其“吾手造吾身”的强大诱惑，让人类无法抗拒地将这一技术不断向前推进。从早期只能做简单动作的笨重人形机器，到智能机器人，再到新型人工智能、基因编辑婴儿、虚拟偶像等，人造人的种类越来越多，与人之间的关系也变得越来越难以把握。与此同时，迅速崛起并产生广泛影响的后人类主义提出身与心、物质与精神、文化与自然都是作为信息而存在的生命模式的观念，打破了人类中心主义和身心二元论，为平等看待人造人与人之间的关系，提供了理论基础。如何沿着科学技术与哲学认知已经建构和正在开掘的“新人”知识体系，探寻未来人类社会可能的新形态、新问题，进而重新思考人、认识人，是科幻小说家们努力思索的方向。

一、异化与互构：两种技术与人的关系认知及当下选择

想象人与人造人的关系，从来都是科幻小说家们非常感兴趣的话题。遍观科幻小说发展史中二者关系的叙事，大体可分两类：1.人造人作为人类的忠仆/良妻（夫）/友伴，与人类和谐相处；2.人造人站在人类的对立面，与人类形成压迫/反抗、规训/悖逆等冲突关系。后者的数量远超前者。为什么作家们如此汲汲于想象人与自己高级造物之间的矛盾和对抗？现有研究多认为从思想主题来看，这样的冲突叙事源于作家对技术发展反噬人类自身的担忧和恐惧。对于20世纪及之前的很多科幻小说而言，这样的判言不无道理。技术异化人类、反噬人类的担忧背后，浮现的是以人为中心，将现代技术视为人实现自由全面发展的对立面的传统人文主义价值立场。

西蒙栋指出，在人类技术文明发展过程中，以传统人文主义为主体的现代文化，始终在执行来自古老文化的动力模式，即“古代的手工业和农业技术状态”①，并因此将技术的发展置于人性的对立面，扮演着警惕、干预技术异化人类的卫士角色。无论是卢梭、雅思贝尔斯、海德格尔等抨击现代技术导致人性与自由的丧失，还是马克思主义哲学将技术与资本作为现代性批判的双重维度，抑或法兰克福学派从工具理性层面反思技术带来的人性异化，等等，都是如此。在这样的文化逻辑下，技术发展的速度越快，对人的影响越大，与人之间的分裂、冲突就越严重。相应地，传统人本主义者防守的姿态也就越坚决。秉持传统人文主义价值理念的科幻小说家们正是以此将人造人这一技术物置于人类的对立面，用二者间的各种对抗与斗争，提醒读者警惕技术异化带来的负面影响。

然而，无论姿态如何坚决，都无法阻止技术不断向前飞跃。进入20世纪下半叶之后，这种坚决的防守姿态开始逐渐演变为一种无处排解的焦虑。如英国学者菲利普·费尔南多-阿梅斯托就曾不安地指责：“在过去的三十或四十年间，我们在所谓的人类价值、人类权利、对人类尊严和人类生命的维护上投入了大量的思想、情感、财富和心血。而与此同时，科学和哲学则联手悄无声息但却致命地毁掉了‘人类’在我们心中的传统观念。”①但除了焦虑和指责之外，还能怎么办呢？

换一种思维看待人、人性及其与技术的关系，或可在传统人本主义的牛角尖之外，找到一条新的出路。早在春秋战国时期，庄子就将“技”作为通向“道”的途径之一，指出技艺是人的身体实践知识，其出神入化的境界来自心的专注和身的反复操作。人不断通过身体实践领会、习得技术，在专注技艺习练的过程中，达至“忘我”“无己”的状态，超越外界的利害纷扰，进入自由、澄明的空灵境界。在西方，尼采、福柯都曾批评“由现代思想规定要去思考的”认知体系，致力于“努力重新发现处于同一性之中的人”②，“把道德家们观察到的人的要素或某个时期的人，作为绝对正确且可以无限制使用的人的命题”③，认为人应该被看作是一种动态的、发展的存在。循此出发，勒鲁瓦·古兰从古生物学的角度考察人类进化历史，认为人类的出现就是技术的出现，“人在发明工具的同时在技术中自我发明——自我实现技术化的‘外在化’”④。弗洛伊德则在《文明与缺憾》中写道：“每一种工具的使用都使人类改善他的运动器官或感觉器官，或者说消除对这些器官的限制。”

20世纪70年代开始流行的后人文主义，以及之后发展起来的后人类批评、新物质主义等文化哲学思想，更是努力尝试弥合人类文化与技术之间的矛盾，强调人类的进化历史，是人与技术、技术物耦合互动的结果，将技术作为推动人及人类文化不断发展的核心动力。如西蒙栋指出，“文化和技术、人与机器之间的对立关系是错误、毫无根基的，是无知与仇视的结果”，“异化的问题不是机器本身所造成的，而是不能正确地理解自然和机器的关系，是机器在意义世界中的缺席，忽略了它在文化的价值观和概念群中的重要位置”⑥。20世纪90年代末以来，唐娜·哈拉维、布拉伊多蒂、凯瑟琳·海勒等后人类学者则将关注重心放在了人机混合的赛博格这一新型主体上。哈拉维在维纳信息论生命观的基础上指出：“生物有机体和其他东西一样变成了生物系统和通讯装置。在我们关于机器和有机体、技术和有机的正式知识中，没有根本的本体论区分。”⑦海勒认为身体物质性可简化为信息模式，并以此将人置于与机器、动物普遍联结的分布式系统中，进行平等对待。布拉伊多蒂则从“以普遍生命力为中心的平等主义”入手，把生命看成是“一个相互作用的、开放性的过程”⑧。

进入21世纪后，纳米技术、生物技术、信息技术、认知科学等科技的不断突破，使“人”的定义得到了前所未有的新拓展。与此同时，把技术作为人与周围世界打交道的媒介，肯定技术对人的发展作用，这样的技术价值观得到越来越多的认同。旷新年在谈人的文学时说：“所谓‘人的发见’是一种新的关于人的知识的建构，‘人’这一现代的主体，是通过现代的知识生产创造出来的。”⑨如果说传统人本主义的启蒙传统更新了“五四”以来的文学话语，建构了符合现代知识语境的“人的文学”，那么当人本主义的知识体系已经不再适应当下技术时代，我们的文学是否应该在这一传统之外，尝试从新的人的知识架构出发，重新发现人，及其与周遭世界的关系？

二、技术、技术物互嵌共生中“新人”想象的自由与完整

事实上，祛除技术批判的先入性思维，把技术作为人完善、发展自身的助产物，重新审视人与技术的关系，是当下一些中国科幻小说家正在努力的方向。慕明的《假手于人》将庄子的“技”“道”哲学传统放在当下时代审视，重新思考人的本真性。故事中的唐师傅编织的竹篾密如绸，“却比绸缎更致密，连水也渗不过去”①。外面的世界再喧嚣，只要开始编织竹篾，就会让唐师傅进入物我两忘的境界，“仿佛一闭眼，就回到了老家，那片只有风动竹叶声的林间”②。如《庖丁解牛》中的庖丁从开始解牛之时的“所见无非全牛者”，到方今之时“官知止而神欲行”。唐师傅亦是在20多年的反复练习中将手艺臻于化境，精神高度集中于指间，心境才能沉下来，“两只手才能配合娴熟，心与手才能合一”③。如有论者指出，“心与身体的距离消失，也就是技的‘心灵化’过程”④，“得之于手而应于心”，技艺于是消融于作品中。作品脱离了技艺本身的束缚，成为自由状态的第二自然，人也由此获得身体的自由解放，并进一步达至精神自由的境界。

值得注意的是，《假手于人》不仅用唐师傅的故事重演了“轮扁斫轮”“庖丁解牛”等故事中的体道过程，更将传统手工技艺与现代技术并置，将现代技术亦纳入“技进于道”的体道谱系中。主刀医生为唐师傅开刀，操作机械手“剖除粘连，捻开节点，在细软无力的神经纤维间穿梭前进，在紧紧贴合的大脑皮层间自由游走。每一个操作都因形就势，每一寸力道都恰到好处”。人心与机械手融为一体，二者的协调统合，消除了人与工具之间的对象化关系，同样达至艺术的高妙境界。教授小关更是用数字技术记录人的手工技艺，让这些“在晶体沟壑中无尽跳跃的脉冲信号”，成为人类“今后将赖以前行的珍贵遗产”⑤。在这里，技术不再是工具理性的身心分离，而是与技艺一样，成为人实现自由完满的途径。人的主体性并非与生俱来，而是依靠技术、运用工具，在具身化、技术化的物质符号操作中生成的。

在糖匪的《无定西行记》中，作家想象了一个与现实熵增世界相反的熵减世界，借此重新演绎人与技术之间的关系。在小说世界中，物质和能量从无序向有序流动，人摄取无机物，排泄出有机营养物质，从出生时的白发苍苍，逐渐衰老成婴儿，高楼、公路从泥浆、碎石等不明形态，缓慢聚合成秩序态。作为外宇宙移民的无定，无论生长规律还是行为处事，遵循的则是熵增世界的法则。这使他不愿等待物质缓慢地秩序化聚合，他想用人的积极力量加速物质的发展。无定和指派给他的助手——当地人彼得罗一起踏上了造路之路。他们从北京到彼得堡，历经三代人，造出汽车，开回北京，造出了一条本可以自行生成的公路。故事用熵减的世界想象，设定了技术物的先验性存在，由此打破了人与技术物之间的线性因果链条。人制造物的行为，其物的意义被抹去，剩下的只有行为本身。无定和彼得罗赶在汽车和公路显现之前，凭借自己的力量，将其催化出来。通过这样的催化行为，他们实现了自身的进化和完善，并确立起人之为人的存在意义。

尽管在很多既有科幻小说里，技术与人之间也呈现出积极、正向的交互关系，但在这些小说里，技术只是人探索世界的外在技能。人通过技术发明改善现有生活，实施改造世界的各种活动，与技术的关系也仅停留在这种外在能力使用层面，少有探讨技术深层影响人类精神意识和主体建构的作品。《假手于人》和《无定西行记》对于中国科幻创作的突破之处，即在于作家已经不再将技术作为人的工具性技能，而是视其为人实现身心交感的行为方式。人运用技术的过程，就是把握和领会生命的价值意义，实现主体由内而外的解放过程。如果说传统人本主义启蒙视角下的人性解放，指的是人类个体基于人类社会层面的自由、平等、个性权利的获得，那么当我们换一个角度，可以将人性解放理解为人类个体的完善和进化的动力，帮助人确立了存在和发展的价值场域，由内而外地达至自由的状态。

杨晚晴的《玩偶之家》、双翅目的《公鸡王子》等小说则聚焦人与技术物内在的精神交互，想象二者间可能出现的新型深层关系。《玩偶之家》讲述了因车祸失明的女孩安妮，与她的机械共生体泰迪的故事。父亲李墨轩为安妮植入了外部脑区泰迪，让安妮重见光明。泰迪成为安妮看世界的眼睛，补偿了安妮失去的身体机能，并通过分享安妮的日常生活、思想心理及记忆等，逐渐形成自我意识，成为具有人性和灵魂的机械体。泰迪与安妮的共同成长，让它成为安妮生命里不可或缺的存在，以至于安妮无法抛下它而与他人开启婚姻生活。作品中的艾伦死亡后，其机械共生体内存留的艾伦记忆，成为重建AI艾伦的最宝贵资源。类似的作品，还有夏笳的《火星建筑师》、王侃瑜的《消防员》、陈楸帆的《双雀》等。这些科幻新作里的技术物都是与人交融一体的智能生命。它们有自我感知，能影响人类主体，它们与人类的共生，是双主体而非单主体加器具辅助物的形式。这就意味着人类身体与精神方面的主体独立性发生了根本改变，协同合作取代了一元自我，成为人类实现更好生存的新方式。

《公鸡王子》将现实生活中曾经发生过的“狼孩”“猴孩”等兽孩故事，推演到人与机器的交往中，通过机器人抚养长大的人类孩子保罗表现出的机器人格，与儒学教育系统下成长起来的人工智能“四物”表现出的中国哲人气质之间的类同，昭示人与机器的无差别性。作家的这一想象，其知识基础来源于计算机领域对人工生命研究的新开拓。海勒在《我们何以成为后人类》一书中，对此进行了一番解释，即人工生命“从昆虫或者动物的认知开始”，将认知“与感觉/运动神经经验结成一体”①。把认知视为神经系统而非逻辑的运行/运算，是人工生命研究不同于人工智能之处，也是人工生命产生与人类类同生命意识的可能性途径。《公鸡王子》颇有意味的地方在于，小说不仅讲述了人工智能“四物”如何在教授陈陌的教导下，运用与人类相同的神经网络结构，进行与人同样的大脑投射、神经运作，从而具备人性、情感，甚至价值信仰。小说通过保罗的故事告诉读者，人类在机器人的教导下也会产生相应的机器人格，这就将人与机器放在了平等的位置。

在既往的科幻小说里，也有不少描绘人与人工智能友好相处的作品，如爱德华·埃利斯的《草原上的蒸汽人》、路易斯·塞拿任的《弗兰克·里德和他的蒸汽漫游者》、艾萨克·阿西莫夫的《小机》等。但这些作品中的人工智能多半都是以人类为中心、为人类服务的忠仆形象，他们与人类之间并不构成对等关系，更勿论深入影响人的内在精神。《玩偶之家》和《公鸡王子》中独立的、具有主体意识的机器智能体，则超越了之前科幻叙事人主宰、控制人与人工智能关系的固有视角，建构起人与人工智能之间互嵌共生、平等交互的新型关系。人工智能不再是供人随意使用的工具性存在，而是与人平等的硅基生命体，甚至是人演变为“新人”后，不可分割的特定组成部分。这是一种建立在后人类生命观认知基础上的科幻想象。它将后人类视为多元、流动的，与非人类的动植物、无机物等交互生成的“游牧主体”式存在。

三、“道德超人”、欲望批判与新的二元对立中的“新人”想象

尽管当下社会，人工智能向“类人化”方向飞速发展，技术、技术物与人的关系认知也开始从对立走向共生，但这并不意味着科幻小说家笔下的人与人造人的关系想象，会因此转为和平友善的相处模式。相反，阴郁灰暗的恶托邦色调，在近几年人造人题材的科幻小说中依然占据很大比重。不少作品的故事情节仍旧围绕人类对人造人的奴役和戕害展开。这是否就意味着这些小说的观念停滞不前？一方面，必须承认，确实有部分作品还是停留在传统人本主义思维模式层面，焦虑于技术对人性的异化。也有一些小说为吸引读者，保持高强度的叙事张力，有意识地用人类与人造人之间的矛盾冲突，强化情节的刺激性、紧张感。另一方面，本文认为还有相当数量的小说，是在尝试从AI与生物医学技术的现实发展及未来可能出发，将人造人作为人类社会的一种“新人”，从一种新的人文主义视角，勾勒这些“新人”与原生人类冲突的景观，如王晋康的“新人类”四部曲、索何夫的《人之子》、刘维佳的《使命：拯救人类》、江波的《绝对诊断》、宝树的《妞妞回来了》等。