地方性书写的潮流化与新世纪闽派文学的探索

近年来，“新东北文学”“新南方写作”的倡导在前，“新北京作家群”“新浙派文学”“新草原文学”“新西部写作”等概念后继如春笋。稍微关注中国当下文坛的人都会同意，地方性书写正在变成一种潮流。不妨说，地方性写作的潮流化是当下文坛具有征候意义的现象。对研究而言，与其跟着这些概念进行批评实践或理论建构，不如把目光拉远一点，思考这种现象背后的时代动因和知识资源，考问其内在动力，辨认目前地方性写作的探索及不足，为文学如何书写地方性提供更深入的理论思辨。本文拟以新世纪以来闽派文学对地方性书写的探索为例，讨论文学表现地方性的理想之途。

一、地方性书写的知识资源

提及地方性写作，有必要考察地方性书写背后的多种知识资源，以更好发挥其理论潜能，避免为地方而地方的盲目性。最常被提到的是美国人类学家克利福德·格尔兹及其“地方性知识”这个概念。在《地方性知识》一书中，他指出法律和其他社会实践不应仅仅被看作是普遍规则的应用，而应该在其特定的文化和社会背景中进行理解。格尔兹的观点的启发性来自以下几方面：1.强调一种与普遍性知识相对的地方性知识观念。地方性知识的要义不在于某地方的知识，而在于强调它产生于特定的情境中。格尔兹强调知识的生成和辩护是在特定的情境中进行的，这些情境包括由特定历史条件所形成的文化与亚文化群体的价值观，以及由特定利益关系所决定的立场和视域。格尔兹认为，我们对知识的考察应该着眼于如何形成知识的具体的情境条件，而不是仅仅关注普遍的准则。2.强调从具体、特殊的文化符号出发解释文化的重要性。格尔兹的阐释人类学方法强调了对文化符号的深度解读和理解，他将文化视为一种“意义之网”①，并认为人类学的任务是解释这些文化符号背后的意义。3.强调了地方性知识与普遍性知识之间的张力。他指出虽然普遍性知识在某些情况下可能被视为更客观或更科学，但地方性知识提供了对特定情境更深刻的理解。这种理解是通过对特定文化和社会结构的深入分析来获得的，它允许我们认识到不同文化和社会背景下人们行为和信仰的多样性和复杂性。地方性知识与普遍性知识的张力，实质是特殊性和普遍性的张力。一方面，地方性知识化必须有通往普遍化的可能，才能产生更大的启示和效能。但另一方面，地方性知识在普遍化之后，常成为失去起源的知识教条，反而成为一种遮蔽性、压抑性的力量。因此，辩证地处理好地方性知识的普遍化和普遍性知识的地方化之间的张力关系，是消化地方性知识的理论营养的重要环节。总之，格尔兹对地方性知识的阐释是对传统普遍性知识观念的一种挑战，他提倡一种更加关注特定情境和文化背景的知识理解方式。这种方式不仅适用于人类学研究，也对其他社会科学领域产生了深远的影响。近年中国文学地方性书写潮流背后有某种格尔兹思想的影子，但作家们未必很好地理解格尔兹的思想。

德勒兹的“千高原”和“块茎”同样是地方性书写值得关注的理论。吉尔·德勒兹与费利克斯·加塔利里合著的《千高原》是一部哲学著作，于1980年首次出版。这本书继承并发展了德勒兹在《反俄狄浦斯》中提出的理论，进一步阐述了对于资本主义社会、欲望生产，以及社会机器的批判性思考。德勒兹和加塔利在《千高原》中提出了“去领土化”和“游牧”①的概念，反对中心化和等级化的权力结构，提倡多样性和流动性，认为社会和思想应该像“千高原”一样，由无数相互连接但又各自独立的“高原”组成，每个“高原”都有其独特的生态系统和运行方式。《千高原》中的“千”代表多样性和无限性，“高原”则象征着思想和实践的领域。德勒兹和加利塔鼓励人们在不同的“高原”之间自由穿梭，探索新的可能性，创造新的连接。《千高原》的“游牧”和反中心化思想，主要通过“块茎”这一概念来表达。“块茎”理论是一种比喻，用以描述复杂、非线性和去中心化的系统。“块茎”有别于传统中心化、秩序化的系统而具有以下几个特点：1.去中心化。“块茎”没有明确的起点或终点，它代表了一种去中心化的组织结构，与传统的树状结构相对立，后者具有明显的等级和中心。2.多样性与连接性。“块茎”理论强调多样性和连接性，每个节点都可以与其他节点相连，形成复杂的网络。这种结构允许更多的变异和创新，因为它不受单一中心的控制。3.非线性发展。“块茎”的生长是非线性的，它可以在任何方向上发展，不受固定路径的限制，这反映了德勒兹对自由流动和变化的重视。4.抵抗与适应性。“块茎”理论还强调系统的抵抗性和适应性，“块茎”能够在受到压力或破坏时重新组织和生长，这与德勒兹对抵抗资本主义和权力结构的批判相呼应。“块茎”理论在文化、社会和政治分析中提供了一种新的视角，鼓励人们思考更为灵活和多元的组织形式。不难发现，“千高原”和“块茎”理论和格尔兹的“地方性知识”在思想上是相通的，即对具体性、特殊性的强调。

此外，地方性书写背后较为传统的知识资源也值得关注，这里包括从德国施莱格尔到法国理论家丹纳的地理要素说再到20世纪十分兴盛的文学地理学理论。德国学者施莱格尔在19世纪初提出了著名的“文学南北说”。这一理论基于他对欧洲文学的观察，将文学分为南欧和北欧两种类型。南欧文学以意大利、西班牙和法国为代表，热情奔放，注重形式美和感官享受，倾向于古典主义和现实主义。北欧文学以德国、英国和北欧国家为代表，更加深沉、内省，强调情感和思想的深度，倾向于浪漫主义和理想主义。施莱格尔认为这种差异源于南欧和北欧不同的地理环境、民族性格和文化传统。“文学南北说”对后来的文学批评和文化研究产生了深远影响，促进了对不同文学传统的理解和尊重。施莱格尔的文学南北说虽然有简化和刻板之嫌，但它提供了一种理解欧洲文学多样性的视角。法国批评家和历史学家丹纳提出了地理决定论，认为地理环境包括气候、地形和自然资源，对一个民族的性格、行为和文化有着根本性的影响，并将其概括为“种族”“环境”和“时代”。尽管丹纳的理论提供了一种分析文化现象的方法，但它也受到了批评，因为它可能忽视了历史、政治和个体选择等其他因素的作用。

进入20世纪，西方文学理论界对文学地理学有了新的、深入的探索。文学地理学认为文学作品不仅仅是时间的艺术，也深刻地体现了空间性。作家通过文本构建了虚拟的地理空间，这些空间影响着叙事结构和主题表达。20世纪西方的文学地理学，主要强调了如下几种视角：1.文化地理。文学作品反映了特定文化地理背景，包括地方特色、社会习俗和历史背景，这些元素塑造了作品的文化内涵。2.空间诗学。理论家如米歇尔·德·塞托和亨利·列斐伏尔提出空间诗学，探讨日常生活中的空间实践和文学中的空间表现。3.地理象征。文学作品中的空间往往具有象征意义，如城市与乡村、东方与西方等，这些地理象征反映了社会结构和文化冲突。4.后殖民地理。后殖民理论家关注殖民历史和文化霸权如何在文学作品中通过地理空间得以体现和批判。5.文学地图学。研究文学作品如何构建“文学地图”，这些地图揭示了作者对地理空间的认知和想象。6.空间与身份。探讨个体和集体身份如何在特定的地理和社会环境中形成，以及这些身份如何在文学中被表达。

可见，地方性书写背后有非常庞杂且多样的知识和思想资源，如何批判性地吸纳这些思想，取其精华，反思其限度，有效地使这些文化理论获得本土化和文学化，是决定地方性书写能否获得有效思想深度的关键。

二、新世纪闽派文学对地方性书写的探索

地方性书写背后的一些知识资源，应该批判性地转化，而不是将这些理论资源绝对化。具体说来，施莱格尔和丹纳的理论强调了地理产生的文化差异性，丹纳甚至有地理决定论的倾向。摒弃绝对化的地理决定论，充分注意区域的文化差异性，无疑依然是值得重视的。格尔兹的“地方性知识”“深描”和德勒兹的“千高原”“块茎”理论启示着从具体性、特殊性出发去建构理论的路径，当然也不能忽略了特殊性与普遍性之间的辩证关系。总体而言，对上述“地方性”理论进行创造性转化，有利于加深对当代地方性写作潮流的理解，推进深度地方性写作的展开。以新世纪闽派文学为对象，不难发现闽派作家们也有对地方性写作的探索，其经验值得总结，其限度也有待审思，以杨少衡、林那为个案，探讨新世纪闽派文学探索地方性书写的经验有其理论和实践意义。

（一）杨少衡：福建革命史与地方性书写

杨少衡以书写“官人”而在国内文坛颇受瞩目，但其福建革命题材小说极具地方特色，往往充满浓浓的闽地气息。如《海峡之痛》中借来自北方的解放军战士的视角描写福建的地理环境：夏季多雨而闷热，山间的马尾松和相思树郁郁葱葱，还时常有恶蛇和黑咬子出没。杨少衡用幽默诙谐的叙述语调刻画出了北方战士面对严酷自然环境时的狼狈情状。他形容此地对于北方战士来说如同七擒孟获之地，一个高大的山东汉子在茅房解手时被粪缸里的蛇吓得魂飞魄散，光着下身跑出茅房，那些黑咬子的战斗力比敌军的飞机大炮还猛烈。此外，竹排、木船等交通工具，土圆楼、五脚距等建筑，花生油、力鱼、文旦柚等物产，重汤水的饮食习惯以及闽南乡间收麦习俗都为小说增添了浓烈的地方性气息。

福建革命史的独特性在于与台湾、南洋密不可分的联系。福建革命史离不开“海峡”这个意象。台湾海峡不仅是一个自然地理海峡，还是一个民族灵魂海峡。对于福建来说，海峡更是具有特殊的意义。“海峡”这个地理名词“赋予这种地貌特征和闽台两岸政治历史之间以稳定的隐喻关系，并将这种历史演变中形成的多层次的‘分’与‘合’融合，升华且集中到一个明确的文化意象上”①。“‘海峡’因此成为认同割裂与认同指认的矛盾统一体意象”②。当下涉及“海峡”主题的作品大多强调两岸血缘、文缘、史缘的相同，《海峡之痛》和《地下党》也不乏对闽台“同一性”的表述，但杨少衡对“海峡”的理解绝不仅限于此。他将“海峡”与“革命”结合起来。“海峡”是“革命”的阵地，“革命”是为了“海峡”统一。“革命”尚未成功，“海峡”如何联结呢？《地下党》中被地理和政治所阻隔的“海峡”靠钱以未和吴春华这样的共产党人联结起来。钱以未和女婿吴春河同为台湾同胞，对山河破碎有切肤之痛。二人甘冒生命危险，连接起大陆和台湾之间的情报生命线，“海峡”见证着他们矢志不渝的执着精神。杨少衡以“革命”为切入点，正面介入“海峡”的历史和现在。相比于以文化等柔性方式介入“海峡”，这种姿态显然更能直面问题。杨少衡本着革命后代的自觉，多次赴台湾查阅地下党史料，其中不少资料均为首次解密。对于他来说，创作福建革命题材小说是对先辈革命精神的传承和延续，同时也是对“深描”地方独特性的写作路径的探索。

杨少衡有意将方言等地方性元素融入小说，这本是地方性写作的陈规惯例，杨少衡却通过将方言与闽台两地的民族情感相勾连，使方言元素获得了更深的思想意蕴和表达力。在《海峡之痛》中，游击队员陈石港一口本地腔调的国语极具幽默感，“哇系游寄队”“卖由关系。缠头由”等地瓜腔国语让“北杠”杜荣林听后“如坠十里迷雾”。更重要的是，作者以方言作为闽台两地血浓于水的佐证，文中提到刘小凤的父母“籍贯福建漳州，这地方跟罗进的家乡台湾高雄一水相隔，虽分属两省，语言却基本相同，台湾同胞的祖籍地多为闽南各县，讲的都是闽南方言，仅语调、词汇略有区别，大同小异”①。曾几何时，方言限制了闽派小说的发展，杨少衡不仅探索了闽方言的书面化、文学化，更探索了如何使方言参与福建革命史独特性的表达。

（二）林那北：地方感的营造和文化根性的人格化

林那北出生于闽侯尚干，长期居住在福州，又有编写地方志的经历，对福州的历史地理可谓熟稔于心。她的三部作品《浦之上》《剑问》《每天挖地不止》是闽都文化的集中体现。她不是简单地重述福州历史，而是深入挖掘福州文化内涵。

林那北小说善于借助地理名胜营造福州的“地方感”。她的小说不仅提到了闽江、鼓山、涌泉寺、台江码头、冶山、大都督府衙署、安泰河等福州地标，更试图从地理空间中提炼出人文内涵，勾勒把握城市的文化性格。譬如她写闽江濒临入海时变得柔顺，指出这与福州城的性格不谋而合。在林那北笔下，福州很少纯粹作为背景出现，而是更多地深入情节，甚至与人物的心境融为一体。在表现地理空间的过程中，林那北也会巧妙地将闽地历史嫁接进来。如《浦之上》写福建属丘陵地带，木材资源丰富，再加上河流纵横，面朝大海，自古以来造船业便十分发达，郑和七下西洋都从长乐太平港出发。由于撤离人数众多，元兵步步紧逼，造船的时间非常有限，陈宜中想让百里之外的泉州分担一些。林那北在此又插入了泉州的海外交通史。泉州的海外交通始于秦汉，唐中后期由于陆上丝绸之路的中断，泉州刺桐港一跃成为当时的四大港口之一，出现了“涨海声中万国商”的繁荣盛景。地理空间和历史背景的融入，为小说营造了自然而然的“地方感”。

林那北小说也善于运用方言，但不止步于表面的装饰，而试图深入挖掘闽都文化的内涵。《每天挖地不止》这样解释“披榭”一词：福州人将天井两侧的偏舍叫作披榭。读音相似，但写起来更为雅致。由此可见，福州文化高洁典雅的一面。与“雅”相对的就是“俗”了，福州土话“老狗能记千年屎”形象生动，让人忍俊不禁。对于本地谚语和习俗，作者也不厌其烦地向读者一一道出其中的妙处。例如，广为流传的谚语“七遛八遛，不离福州”，作者就进一步解释福州话里“遛”与“州”同韵。在提到结婚灯时，她又解释福州话里“灯”与“丁”同音，有“早日添丁”之意。林那北将它们用得恰到好处，客观上也起到了文化传播的作用。