什么是海南：海洋、岛屿、风习与地方

当我们提及海南时，首先想到什么？是无边无际的海洋和作为岛屿的海南？是棕榈、椰树等所提供的视觉经验？还是芒果、槟榔、菠萝蜜等带来的味觉体验？或是生于斯、长于斯、守于斯的渔民和他们的渔村、渔船、渔网？还是他们的衣食住行、喜怒哀乐、恩怨情仇垒筑起的巨大日常生活堆积？这种种印象、感觉与认知，构成了独具特色的“海南岛民俗风景画”，它们奠基于地方，从海洋到陆地，从“偏远”的岛屿到“中心”的城市。这些微不足道的“地方的日常”“生活的琐屑”“命运的具象”，却在不经意间点染出人性的善与恶、生存的悲与喜、日子的常与变，入于文学便构成了林森的创作图景，从《关关雎鸠》到《岛》《唯水年轻》《海里岸上》《心海图》。

段义孚曾说：“微不足道的事件总有一天能够建构起一种强烈的地方感。”①也正是得益于“强烈的地方感”，林森的作品充满“海南岛的韵味”：它们是微不足道的日复一日、碎片化的生存镜像与柴米油盐的点滴，是对裹挟着咸味的海风及其潮湿与热度的熟稔、对惊涛骇浪的见怪不怪，也是对海难、遥无归期的航程与死生无常的默认。而这些微不足道的事件及其背后所牵连着的海洋、岛屿、遥远的历史记忆、习焉不察的风俗与文化传统等，在构成“强烈的地方感”的同时，也将林森及其作品嵌入中国当代文学序列。从风景到风习、风情，再到风格，一方面是地方作为文学的核心要素凸显自己的独特性，另一方面则是作家借助地方而使其作品成为风格化的文学。“地方即风格”与“风格即地方”的双重辩证，恰是解读林森创作的一组重要概念。

一、海南岛作为风景、光影与画面

居伊·德波在其作品《景观社会》的开篇就指出：“在现代生产条件占统治地位的各个社会中，整个社会生活显示为一种巨大的景观的积聚（accumulation de spectacles）……它更像是一种变得很有效的世界观（weltanschauung），通过物质表达的世界观。”②尽管德波的景观与我们所说的风景有差异，它旨在批判现代资本主义的意识形态，但它所指出的现象、所提出的理论，恰好为我们理解文学中的景观提供了帮助。对文学作品而言，尤其是小说创作，嵌入在人物形象塑造与故事情节叙述之间的风景所处的地位与其所抵达的意义，是否构成另一种“作品的世界观”？按照柄谷行人的说法，“风景之发现”构成了日本现代文学的起源之一，但他随之指出：“所谓风景乃是一种认识性的装置，这个装置一旦成形出现，其起源便被掩盖起来了。”而这个所谓的“认知的装置”实际上是风景在文学中的表现形成的一种外在与内在的反转关系，就是说“风景的被发现并非源自对外在对象的关心，反而是通过无视外在对象之内面的人而发现的”①。如果说“现代自我之发现”可以形成对“内在的人”的一种解释的话，柄谷行人就是试图从风景入手来形成对日本文学“现代自我”起源的考查。但无形之中，风景之发现反而造成了另一种认知效果，即他所谓“从外到内的认识性装置”之外的写作者、阅读者，乃至研究者。基于此反倒形成了“从内到外的认识性装置”的二重性效果：它提醒我们经由“内在的人”而抵达对风景的重视。

我们认识地方，哪怕它只是文学世界中的地方，第一印象无疑都是风景，作为画面出现的风景，作为光影构成的风景。它作为客观化的自然存在，勾勒出一个地方的地理、生态环境，天然地形塑着一个地方的生活方式、风土人情与人的性格。正如米歇尔·柯罗所言：“地理位置其实并不重要，重要的是赋予它们价值和意义的空间结构，以及每个作者与这些空间所产生的关系又赋予了这些空间以何种形象和形式。……景观概念，它能使地点和关于地点的想象联系起来，同时也表明地理、艺术和文学这几大门类彼此关联。”②作为风景的地方和文学世界的景观呈现出互为表里的互文性关系，从而建构了属于“地方意识”的文化属性。与此同时，理论思考常将风景勾连于风土，“这些思考同时以生物学、存在论和逻辑学为基础。……风土并不是固有存在的，而是取决于一定的主体（生命体），以适宜自己的方式去领会、感受”③。这也正是风景的心理内部与风景的表征外部之关系的一种写照，它既是地理的地方之呈现，也是作家内在感知的表达，是将内部与外部融合为一而形成的综合性认知。出现于作家笔下的风景带着地方风土的感觉，亦是作家对故土的认知、提炼与塑造——必须出于对风土的存在论式体验，方能让风景构成作品的有机元素，融入文学世界之中。基于此，有研究者认为：“景观，作为对象或形式，在很多情况下，被转换成‘看的方式’，并且在其他情况下，是某种可能含义的文本书写和描写。”④从自然地理的风景挪移到文学文本中的景观，其间所形成的变化、张力等也恰好构成了从风景到观看方式的某种内在转变，这在林森的创作中有较为明显的呈现。

对林森而言，他所生活的地方海南岛，恰构成其作品景观之来源，换句话说，地方及其风景深刻地影响着他的作品，甚至是某种本原性的命运与写作创生的契机。《唯水年轻》中林森借曾祖母之口陈述道：“我们家的人，离得了水？这些年，你不也靠海吃海？”⑤海南岛对于林森及其作品而言是命定性的，其所生产的风景，如海洋、海风、渔村、渔船、棕榈树、椰树、岛屿等，乃至于窗棂上被海风侵蚀的斑驳痕迹、咸腥味所塑造的居民嗅觉、围绕海洋而产生的《更路经》，以及各种风俗习惯、日常人伦等，都构成了小说作品中人物及其生活世界的命定性。林森小说中的故事亦呈现为一种景观，当一代代人“与水相伴、以水为命”走过了生老病死之后，唯水年轻，海水持续性地锻造着渔村和渔民的命运，决定着他们的生死与日常起居。小说的叙述者多年后重返渔村，尽管摆脱了传统的“与水相伴、以水为命”的生活方式，但从本质上而言其只不过是开辟了现时代“人与海洋相处的新模式”罢了，殊途同归。长篇小说《岛》开头的鬼火、岛屿之外的岛屿、台风等景观，也是《唯水年轻》中故事讲述者眼中的光影、画面，它们也成了林森作品的光影与画面。对于海南岛而言，风景是可资开发的旅游资源，入于林森的笔下，则构成其迥异于其他作家的画面构图、光影调和，成为林森理解个体生命存在方式的路径，决定着他作品中人物的命运。

如果说《唯水年轻》《岛》还都是“水中景观”，那么《海里岸上》则借助两位老渔民的人生选择将海洋化为生存场域，将岛屿与木麻黄编织在人物的命运之途，从而使“海里”与“岸上”形成“海南岛景观二重风貌”，是将景观命运化，也是将命运景观化。老苏与阿黄二人从岸上去往海里，再从海里返回岸上，一如他们的出生与死去，时间的流逝不仅仅造就生命的老化，还体现在景观的变迁上：《更路经》与罗盘让位于现代导航系统、木质渔船与钢筋渔船的对比、耕海人的捕鱼为生转变为景观构成旅游经济，甚至连曾经决定命运与生活的器具罗盘与《更路经》都被风景化，成为“岁月的景观”。小镇的旅游开发日甚一日，海洋从田地变为纯粹风景，连同渔民们出海的祭拜仪式、房屋、渔业工具等，都被景观化。与此同时，器物性的工具、生存性的用具、文化性的行为等，作为时间流逝中必然被更新换代的对象，它们的景观化本身就是海南岛生活转变的必然性，凸显为每个生存于其中的人物的命运。这也正是《唯水年轻》所昭示的更为深刻的内涵，即在林森的审视中，景观从一种客观存在的风景、光影、画面，变成了他观察海南岛的“观看方式”，也无意中将景观融入关于海南岛及其居民的命运思考中。“文学景观的独特性是一种想象和感性的东西，也是一种个人的风格。……通过作品让我们认识的那个世界的形象，是由作家通过写作的形式和内容塑造的。”作品中的“那个世界的形象”，“所指代的不仅是一般意义上的土地，还有内外部的景观，承载着叙述者的全部审美和意识形态”①。

风景作为地方的外在表现，以“观看方式”的存在路径，形成对海南岛生存状态的独特观察，进而构成文学作品中的景观，它们穿越地理、人文、风俗等面纱，直接透视“作为一种命运的景观”及其所起到的作用，形成了属于林森的“个人的风格”，促成了其作品独特质素的产生，使其作品呈现出别样的思想境界。不管是生活在海南岛的以海为生的老一代，还是努力要摆脱海洋影响并开创新生活的青年人，他们命运中的决定要素一如他们必须面对的海南岛的景观，隐而不显地决定着他们人生的走向。正如柯罗论述的那样：“‘景观’这个词显然不是指他生活或旅行的地点，也不是他在作品中描述的地方，而是指某一个特定世界的形象，某种与他的风格和他的感悟密切相关的形象：不是这样或那样的参照物，而是一组‘所指’的总和，是一种文学的建构。”②得益于这种“文学建构”，林森在自然地理学意义上的海南岛基础上，经营着他的“文学海南岛”，从而形成一种来自于自然又独属于文学的“个人的风格”。

二、风习、风情与风格：林森的“文学的海南岛”

即便我们强调风景对林森小说的影响，它们渗透于故事讲述的过程，影响着情节的走向，左右着人物的命运，甚至形成文本内部的哲学思想与生命观，但景观尚停留于故事的装饰层，仅构成小说人物生活的环境，它所起的作用处于被遮蔽状态。这种状态需要被激活、转化后，影响人物的行为、思想习惯，以形成人物独特的生命习性。如果说风景是“地理的海南岛”，那风习便是“历史的海南岛”，它即便鲜活地存在于日常生活中，也无法掩盖它“历史的层积”之本性。正是风习的存在使得风景再次被激活、转化为敞开状态的衣食住行，促成了“地方的风格”之诞生，从而让风景从“外部的观看”变成“内部的自我”，这便是林森的“文学的海南岛”。“一个文学空间所产生的真实效果并不在于它和外部地理现实的彼此对应，而在于其表达‘内心家园’的能力。”①林森把他关于海南岛的理解所形成的“内心的家园”成功地转化为“文学的海南岛”，使自然地理的风景、光影和画面变成一种文学建构的景观，反过来再促成作为“地方的海南岛”的形象化建构，既丰富了当代文学的图谱，又给海南岛的历史增加了一抹亮色。

在“文学的海南岛”的塑造上，风景转化为风习与风情构成了林森“文学的海南岛”的第二个层次，或者说回答了“什么是海南”的另一个侧面。它更为隐蔽，甚至天然地被景观所遮蔽，只构成促进情节发展的有力要素，从而使得它作为景观的本质被忽略。一般而言，强调“地理的作用”是看到自然地理某种程度上决定着人类的生存方式，塑造着人类的行为习惯，积淀为风习，这在人文地理学的研究中是一个重要的课题，即“人地关系”。“环境决定论”与“人地可能论”是两种较为极端的观点，前者的代表甚至包括亚里斯多德、孟德斯鸠、拉采尔、亨廷顿等，后者的代表是白兰士、白吕纳等。在这两种观点基础上形成了“人地相关论”的思想，主要代表是一些人类学家如博厄斯等。他们强调“自然环境为人类提供了多种可能性，利用什么及如何利用完全取决于人类的选择能力。人类对外界环境的适应不是被动的，而是主动的”②。直到后来，“人地协调论”提出了一种“人地关系”的动态状态，认为“协调（harmony）是指各种物质运动过程内部各种质的差异部分、因素、要素在组成一个整体协调一致时的一种相互关系和属性，表现为一致性、对称性和有序的特点。……不取消事物的差异性和它们之间的矛盾斗争，是事物对立面的统一、差异中的一致”③。人和地作为地球系统的有机构成，既不是地理决定，也不是人类决定，而是在互相适应的过程中形成一个互相依赖、互相促进、和协一致的循环。人类依托于自然环境而获得的环境知觉与环境认知，成为人与自然之间相处的重要过程。“环境认知是人们对地理环境识记（记忆的开始）再现的一种形态，当人们对以前识记的地理环境再度感知的时候，觉得熟悉，仍能认识，经过进一步分析思考后能够做出知觉判断。”④地理以各种方式作用于人对世界的认知，从而形成“地理知识”⑤。甚至可以说，人类所获得的最初知识来源于“地理印象”，这些印象就是各种地理景观的刺激所留下的痕迹。不仅如此，“地理知识”的获取并不意味着人是被动接受“地理景观”，同样还存在着“地理想象”。也就是哈维所说的，它能使“个人去认识空间和地区在他们自己经历过程中的作用，去协调与他们看得见的周围空间，去认识个人之间和组织之间的事物关联是如何受到分离他们的空间的影响……去评价发生在其他地区的事件的关联性……去创造性地改变与使用空间，以及去正确评价由他人创造的空间形式的意义”⑥。如果说“地理知识”带有“环境决定论”的腔调，那么“地理想象”则带有“人地可能论”的遗韵，但二者长期并存于人类社会，逐渐混合为习以为常的生活现象和风俗习惯，贯穿于日常生活的细枝末节。因此，风景转化为风习并渗透于日常生活的缝隙中，隐而不显地起着作用。这就是“人地关系”某一个侧面的表达，它们不但影响着林森，形成其独特的“地理思想”，还以一种“作为世界观的地方”潜在地影响着林森笔下的人物。