乡村“女儿”的心灵关怀

孙惠芬从1982年开始发表第一篇小说，至今已有40 多年，作品数百万字。正如她的自我总结：“我的目光，从没有到达院子以外的世界……我的心匍匐在一方狭小的空间，深入在母亲的心情里。”①她的作品基本集中在乡土领域，但很少直接书写乡村政治、经济等现实领域，而是始终将目光聚焦在乡村社会的情感、伦理和信仰问题，在这些乡村“心灵世界”里跋涉和探询。

一、关怀的指向：乡村心灵

孙惠芬首先关注的是乡村情感世界。情感是人最基本的心灵内涵。孙惠芬的很多作品都致力于关注乡村人特别是乡村女性的情感问题，书写他们在恋爱、婚姻，以及与亲友相处中的复杂情感，表达他们对爱和温情的渴望，对理解和尊重的期待，也展示了这些要求所遭遇到的现实困厄。

孙惠芬的早期创作基本上都是围绕这一主题。其最早作品《静坐喜床》就书写乡村女性在新婚之前对婚姻又期待又担忧的微妙心理。之后还有不少作品，也是将笔触集中在乡村少女身上，写她们的爱情梦想，以及情感上的困惑与迷茫。如《攀过青黄岭》写一个乡村女孩在城乡之间的爱情选择困惑；《春夏之交》写乡村少女遭遇城市男青年的情感欺骗问题。其中也有作品进入家庭婚姻领域，关注乡村女性的婚姻生活和家庭情感。如《岁岁正阳》写了几个家庭的婚姻故事，在比较中折射出女性对幸福家庭的向往和现实生活的窘迫；《闪光的十字架》则通过一个68岁老人对一生经历的回忆，表现其既享受着卑微却珍贵的幸福，又有情感的无奈和苦痛。

21世纪以来，随着孙惠芬创作逐渐成熟，她作品的思想内涵也超越了关注乡村情感这一单一层面。然而，这些作品始终没有离开乡村情感世界，只是思路更开阔、内涵更丰富，更注重揭示情感内部的纠葛以及与社会之间的复杂关系。比如，一些作品将女性身体欲求与内在情感要求结合起来，探讨它们与社会伦理之间的冲突。《歇马山庄》就通过月月、小青两位乡村青年女性的复杂情感故事，揭示她们在性与爱、灵与肉之间的挣扎和彷徨。《一树槐香》则进入女性情感关系，既展现女性之间在情感上的相互依赖，又揭示了嫉妒情感的产生缘由及对女性造成的伤害。《上塘书》则书写了徐兰、申玉凤等几位女性的婚外情故事，揭示社会伦理背景下女性的性和情感压抑问题。

其中也有一些作品从其他方面探索女性的情感态度。如《保姆》写了两个女性，一个是在城市做保姆的翁慧珠，一个是进城后获得事业成功的姜姿，她们有着相似的情感经历，却有不同的选择方式。姜姿为了爱宁可舍弃生命，翁慧珠则缺乏勇气，最终有爱不得、长期生活在孤独中。作品在关注乡村女性感情命运的同时，赞誉了那些敢于突破传统藩篱追求爱情的现代女性。《秉德女人》则书写了一个感情生活不幸却能顽强追求人生目标的女性故事。作品既寄托了对她不幸命运的同情，对社会现实也有无声的质问，更表达了对女性与爱情、婚姻问题的深切思考，即对女性而言，爱情婚姻是否应该是她的全部？还是可能有其他更高的追求与超越？《后上塘书》和《生死十日谈》则将情感问题与社会现实相结合，探讨背后的文化变迁和精神信仰问题。前者的主旨是以刘立功与几个女性之间的情感关系为线索，深入思考情感在金钱文化影响下的变异，进而探索乡村文化变迁中的心灵归宿和人生意义问题。后者主要关注乡村自杀现象，指出两性关系的不和谐和情感孤独等问题是自杀现象产生的重要原因之一。

孙惠芬其次关注的是乡村伦理关系。中国乡村是以血缘为中心的社会，个人情感与社会伦理有着密不可分的联系。所以，准确地说，孙惠芬早期作品关注情感世界已经或多或少地关联到了伦理问题。比如，《来来去去》书写的兄妹之情，既是亲情，又是一种社会关系；《姥姥，姥姥》写两个老年女性的情感慰藉，也是对友谊关系的探究。当孙惠芬小说内涵更丰富以后，其中心就从单一情感问题拓展到复杂伦理问题，探索乡村社会中的家庭（包括夫妻、父母与子女、兄弟姐妹）、朋友（包括同性之间和异性之间）和亲戚等多重关系。

孙惠芬对乡村伦理关系的书写主要集中在两个角度：其一，从家庭和社会亲情角度，揭示伦理关系的复杂性。伦理关系原本源于血缘或友谊，本质上属于比较单纯的心灵关系，但它经常会遭遇现实的冲击。在这种情况下，伦理关系不可避免要呈现其现实的一面，发生某些异化和扭曲。如《岸边的蜻蜓》《三生万物》等作品，都书写了爱情和亲情等伦理关系的复杂性。前者的主人公为招待亲戚去炸鱼，结果鱼没炸着，自己却成了残疾，伦理关系也因巨大的精神负担而受到挑战。后者也一样，随着主人公罹患绝症，他对亲情的理解也发生变化，担心自己成为亲人的压力和负担。所以，伦理关系不是固定不变的，而是可能在某些情况下呈现出复杂性的。它既能成为人们的重要情感慰藉，也可能包含委屈、无奈等，给人们生活带来很多困扰。《保姆》借人物之口做了清晰的表达：“极力逃避的亲情。”“亲情，在我在县城那段日子，是怎样扰乱了我的日常生活，真是只有自己知道。”①“我看上去是为了割断亲情，实际上已经陷入了亲情罗网，有些局面是没法控制的，就像你无法控制春天的土地不长出庄稼一样。”②其二，从乡村文化变迁的角度，探索伦理关系与社会文化和人性之间的复杂关系。孙惠芬对伦理关系的书写都不是抽象的，而是密切关联着时代背景，敏锐地探析到社会文化变化对伦理关系的深刻影响。同时，她又努力将人性因素融合进去，对伦理关系的复杂性进行梳理和辨析。如《上塘书》，作品全面系统地展示了多种乡村伦理关系，如母女、婆媳、姑嫂、夫妻、情人、同事等。作品着意将这些关系与时代发展结合起来，无形之中形成了一个伦理关系的时代变迁图画，折射出文化变迁所带来的影响。与此同时，作品也思考伦理与人性之间的关联。正如作品序言所说：“所谓‘村性’，正是暗礁的材质，它生成孤独，造成痛苦，它是人性的衍生品，同时，它也衍生沟通的渴望……”③《歇马山庄的两个女人》就书写两个都有城市生活经验的女性李平和潘桃，共同的经历让她们建构起深厚的友谊，但最终，出于嫉妒，潘桃背叛了友谊，李平也受到严重伤害。究竟是文化还是人性在其中起了关键的推动作用，作品没有明确回答，而是留下问题让读者去思考。

《致无尽关系》是将上述两方面内涵结合得最好，也最成功的作品之一。它写的是一个大家庭过年的故事。年是中国的传统节日，大家庭过年更是传统伦理关系的集中体现。然而，在现代化的生活方式普及和文化变迁的背景下，这种传统已经受到了严重的冲击。作品展示了不同年代人在对待过年态度上的巨大差异，也展示了经济条件、身份地位等因素对伦理关系的复杂影响，以及亲情关系背后的复杂人性和利益因素。所以，作品提示的过年聚会的尴尬和无奈，不仅是一个家庭的困境，更是整个传统伦理关系不可避免的未来命运。它背后蕴含的，实质是对中国传统伦理文化的深刻反思。作品的感慨沉重实在，传达出现代个人意识与传统伦理之间的尖锐冲突：“年，实在不是个什么东西，对于我们这些在外的人而言，它不过是一张网的钢绳，纲举目张，它轻轻一拽，一张巨大的亲情之网立即就浮出水面。这张网其实从来都没消失过，它们潜在日子深处，藏在神经最敏感的区域，一有风吹草动，哪怕一个电话，都会让你惊慌失措。”①

孙惠芬再次关注的是乡村精神信仰。乡村心灵世界最深层之处是人的精神信仰，就是人为什么而活着的问题。农民虽然文化程度不高，不一定会直接用很深邃复杂的言语来进行表述，但这一问题毫无疑问隐藏在他们的内心深处，对其生活和生命态度，以及思想价值观念起着重要影响，甚至可以说，确定的精神信仰是其整个生命意义的前提。同样，对于乡村社会来说，它关系到整个社会和文化的稳定。长期以来，以儒家伦理为中心的传统文化牢牢占据乡村精神信仰的中心，维持着乡村世界的稳定和安宁。近年来，随着乡村社会的严重空心化和文化变迁，其精神信仰也发生较大变化。

孙惠芬很早就对这一领域有所关注。其书写乡村情感和乡村伦理关系的部分作品，已经触及精神信仰问题。如《上塘书》的“上塘文化”部分书写的心理孤独问题，就关联到人物的“精神信仰”。作品中一些村民之所以沉溺于“跳舞”，在根本上缘于他们内心的孤独，找不到生命的意义感和价值感。《燕子东南飞》也一样，作品写的是一场由战争导致的人性悲剧，所关联的亲情伦理问题也与精神信仰有关。多个人物深陷苦难之中无法自拔，于是，只能以“命”来作为自我慰藉，寻求内心的安宁。

孙惠芬近年创作的《生死十日谈》和《后上塘书》对乡村精神信仰进行了集中而深入的探讨。《生死十日谈》以实录的方式书写了多个乡村自杀事件。一方面，作品从女性权益、物质条件、城乡关系、文化教育、心理疏导等多个方面，尖锐、深入地思考农民的生存问题，表达对农民现实生存处境的深切关怀。另一方面，也是更重要的，作品抵达生命最深处，对农民精神信仰问题进行探询，思考当代乡村人面临的精神危机、思想困惑等问题。作品揭示出精神困境是导致多个乡村自杀事件的根本原因。如有农民宁可选择在家乡自杀，也不愿意进城去生活，就是缘于他对生命意义的困惑，根源在乡村传统文化给农民心理烙下的深刻印记：“卑微的生命通过亲人的死得以在更广大的世界里张扬，是不是也因此获得了活下去的力量呢？他要在乡村盖大房，不愿意上城里去做小鱼小虾，是否也是想通过某种方式，让自己弱小的生命得到更强劲的表达呢？”②《后上塘书》更明确地聚焦乡村文化变迁带给乡村人的精神价值失衡问题。主人公刘杰夫经历了从贫穷到富裕、再从堕落到觉醒的复杂过程。他之所以堕落，是由于金钱富足之后缺乏精神信仰，成为欲望的奴仆。而他的觉醒，也是缘于内心迷茫的灵魂无处安放，最终选择反思和忏悔，寻求灵魂自我救赎之路。“《后上塘书》，就是这样一部记录了一个离家出走的人如何在遭遇生死绝境之后精神还乡的书。”③作品书写的灵魂救赎故事虽然是个案，甚至带有一定的理想色彩，但它所揭示的精神信仰困境却具有更广泛的普遍性。所以，《后上塘书》是一部乡村精神信仰的忧虑之书，也是一部充满期待的思想之书。

孙惠芬的乡村心灵世界书写，从个人情感世界到伦理关系，再到精神信仰，三者之间既密切关联，又有清晰的层次性。情感是乡村心灵最基本的单位，是外在环境激发下的个人内心感受，伦理关系则拓展到人与人的关系，涉及的是不同心灵的交流，或者说是心灵之间的互动。而精神信仰重新回归个人，思想内涵却更为深刻，属于更深层面的乡村心灵世界。三者共同构成对乡村心灵世界比较全面的扫描。在叙述基调上，孙惠芬的书写基本以沉重压抑为主。也就是说，她所书写的多是乡村心灵的无奈、痛苦和纠结，很少欢快喜悦之作。这在一定程度上与其作品的时代背景有关。简洁地说，孙惠芬的书写大多都是围绕当下乡村，密切关联着当前中国乡村社会的城市化进程，传统乡村社会政治经历着阵痛和变迁，城市如同一处覆盖在乡村世界上的浓郁阴影，对乡村人的情感、伦理和精神世界构成压抑和伤痛。可以说，孙惠芬写的虽然主要是乡村社会，却可以看作是对我们这个时代的整体观察，她所展示的乡村心灵，也完全可以说是对中国现时代心灵世界的完整折射。

二、创作姿态：“女儿”的视角

孙惠芬乡土小说专注于乡村心灵世界，其艺术表现也与心灵有着密切的关系。这主要体现在两个方面。

首先，是切近而融入的叙述方式。孙惠芬的小说叙述与乡村的距离非常小，甚至可以说，其叙述视角从来都是与乡村紧贴在一起的。她的小说叙述大多采用第一人称或第二人称叙事，叙述者身份虽然有所差别，但总体上非常一致，就是与乡村有着非常密切的关系。他们都出生于乡村，熟悉乡村生活，更有密切的血缘关系和深厚情感。对于乡村的每一个变化、乡村人的每一种悲喜，他们都非常关注和牵挂。正因为如此，孙惠芬小说具有非常强的现实纪实性和即时性，基本上取材于当下乡村生活，与现实发展完全同步。她将当下乡村的日常生活、人际关系、心理嬗变，特别是女性人物心理，都以写实的笔法进行叙述，展示得非常细致真切。她近年创作的《上塘书》《生死十日谈》《后上塘书》等作品，更是采用地方志、访问记等形式，以纪实的方式将当下中国乡村生活充分展示出来。

与叙述距离的切近相一致，孙惠芬的叙述视角也具有浓郁的乡村主体色彩。作品中，叙述者与人物完全融会在一起，视点和立场与人物完全平等，没有任何差异。在叙述者的表达中，人物的困窘和无奈也就是叙述者自身的境遇，于是，作品表达的情感也很难分清究竟属于人物还是属于叙述者：“我们最初嫁人，根本没想找婆家，可我们嫁了男人，就有了婆家，就有了和婆家人剪不断理还乱的关系。我们有了剪不断理还乱的关系，可到最终，却觉得自己是孤身一人。”①“从某种意义上说，我……为了挣脱束缚，挣脱乡村的孤独感，我们渴望人群，渴望没有实物的远方。我们一路奔着虚妄的空间，和某种信念保持了良好的关系，唯独没有和天地实物保持关系。”②与之相应，作品中，叙述者很少对人物进行否定和批判，而总是站在人物立场上，为其做各种设身处地地辩解，对其行为持理解和宽容的态度。最典型的是她作品中较广泛书写的男女私情特别是女性出轨，叙述者对这些有悖传统乡村伦理的行为，基本上都是给予同情和维护。比如《歇马山庄》《歇马七日》《上塘书》《一树槐花》《盆浴》等作品都是如此，从性苦闷和性压抑等角度，对女性的出轨行为给予理解和宽容。即便是像《后上塘书》，属于孙惠芬少见的直接否定主人公形象的作品，作者也给主人公刘立功诸多的解释和谅解。这固然反映出作者思想观念中的现代内涵，也与作品所持的平视视角有内在关联。