现实生活的非现实性批判

石一枫的小说创作基本上是以现实主义的方式介入现实生活的。与常规现实主义创作不同，石一枫在全景式描摹现实生活的纷繁复杂和变幻莫测之外，更致力于揭示现实生活的非现实性。所谓非现实性是指藏匿于现实生活之中的虚假性存在。特别需要指出的是，这些虚假性存在普遍性地以一种不易被人觉察的方式呈现，甚至在欺骗性和诱惑性的伪装之下，遮蔽了真实的现实生活，使人们在理性反思能力的丧失中陷入集体性的盲从。正是基于对这种非现实性的深恶痛绝，石一枫以现代寓言的方式将这种非现实性生动地揭示出来。具体来说，即在生活逻辑似是而非的诠释中剥离出事实的真相，在荒诞结局的命中注定中透析悲剧命运的无法超越，在人为物役的别无选择中揭示现代人普遍承受的精神危机。

一、生活逻辑的似是而非

石一枫非常善于在自然流畅的叙述中将现实生活的非现实性生动地揭示出来，“他一直在积极地回应时代和社会的变化，并尝试用‘文学’、用‘小说’这种‘旧手艺’来处理这些新的经验”①。在石一枫看来，现实生活仅具有表层的合理性，实质上却充斥着令人难以理解的不合理性。而这些不合理性之所以不易被人觉察，是因为在现实生活中绝大多数人都盲目地认同似是而非的生活逻辑，从未对生活逻辑展开必要性的反思，甚至在不合理性的自我暴露之时依旧在思维惯性的支配下熟视无睹，直到自己完全丧失对现实生活的掌控能力之后，才猛然意识到之前置身于何种令人瞠目结舌的非现实幻象之中。

在《逍遥仙儿》中，石一枫紧跟时代风向，全方位展现家长们在望子成龙心理支配下展开的恶性补习竞争。与置身事外的批判否定与说教规劝不同，石一枫在客观呈现现实之外，深刻洞察到家长们从未自觉到的逻辑悖论，主观主义与客观主义这两种截然对立的认知居然鬼使神差地出现在同一位家长身上。置身恶性补习竞争的家长们坚信孩子不能输在起跑线上，任何先天的不足都可以在后天的勤奋努力中弥补，他们唯一需要做的就是竭尽全力为孩子提供最为优质的教育资源并时刻激励孩子为了理想不惜一切代价地拼搏。毋庸置疑，这种观念带有极为强烈的主观性色彩，过度放大了主观能动性变革现实的力量。但如果以此认为家长们是纯粹的主观主义者则是片面的。因为所有家长都接受并认同孩子的学习成绩这一客观标准。孩子的学习成绩成为评判一切的终极标准和唯一尺度。这就意味着作为主观主义者的家长同时又是客观主义者。这种矛盾之所以产生是因为家长们在恶性补习竞争中完全脱离了社会生活本身，在集体营造的非现实假象中迷失，在功利主义的计算中沉沦。他们在主观能动性的盲目认同中从未考虑主观的想象是否已经彻底脱离了客观现实，在客观标准的病态执迷中从未意识到这些标准都是外在于人的强制设定。王大莲的底层逻辑则将这种悖论彻底打破：“可你要跟我都说不清楚，又哪儿能跟孩子说清楚呢……不懂的不让问，这就叫信任你们啦？”①王大莲的质疑之所以具备一语点醒梦中人的力量，是因为此时的王大莲并没有被望子成龙的集体认知所裹挟，立足于现实的王大莲与执迷于非现实的家长们之间自然存在根本性的差异。而颇具吊诡意味的是，王大莲最终没有坚守自我，没有用真实的现实生活对抗虚假的非现实幻象，相反却以自我改造的方式最终加入恶性补习竞争的行列。王大莲之所以做出这一选择，除了少数对多数的被迫妥协之外，更为重要的是她无法忍受自己孩子受到伤害。当她意识到自己孩子遭遇同学们孤立的原因是作为家长的她的特立独行造成的，她唯一的选择只有自我改变，成为多数家长希望她成为的样子。王大莲的这一蜕变过程颇具代表性，认识到现实生活的非现实性似乎并不十分困难，困难之处在于具备承受坚守现实的勇气。当所有人都置身于非现实的执迷之中，独善其身与其说是艰难的，不如说是奢侈的。石一枫十分善于在现实生活的描摹中揭示其中的非现实性。王大莲为了孩子不被孤立的出发点本是好的，结果却在恶性补习的竞争中愈陷愈深。家长们剥离孩子自由娱乐时间明明是不符合孩子天性的，却成为普遍性的规范和王大莲们效仿的对象。

如果说《逍遥仙儿》揭示了功利主义计算的逻辑悖论，那么《营救麦克黄》则在狗比人贵的荒诞中呈现普遍存在的畸形认知。从常规观念出发，人的价值在任何时候都高于动物的价值，这不仅是人类在漫长历史发展过程中形成的基础性共识，更是判断社会文明程度的基本参照。而在《营救麦克黄》中，狗的价值却远远大于人的价值。这不仅表现在营救狗的投入远远大于营救人的投入，更在于对狗关怀的无微不至与对人的冷漠无视之间的巨大反差。石一枫的深刻之处在于通过合理性情节展现现实生活中的不合理事实。作品的情节之所以具有合理性是因为作为宠物的狗有效承载了现代人迫切渴望表达，同时又亟待获得认可的虚伪爱心。一个人对宠物的喜爱程度甚至可以直接等同于其自身所具有的善良程度。也正是源于此，无论是否喜爱，所有人在公开场合必须把自己打造成为爱犬人士，否则就会被孤立甚至被围攻。事实之所以是不合理的，是因为在爱犬人士展现大爱无疆的表演的背后掩盖的却是自私自利的冷酷和人性的虚伪，甚至还有虚妄的阶层划分：“‘我们这种人’和‘你们这种人’从来都是分得很清楚的，就像北京的昆玉河与她们家那条饱受污染的臭水沟一样，永远不可能合流。”②从本质上来说，爱犬其实并不是目的，仅仅是人类有爱心的表现，而荒诞的现实却是人们普遍性地关注于爱心的具体表现，却刻意忽略那些真正需要被同情怜悯的社会底层，甚至在造成无可挽回的伤害后竭尽所能地逃避责任。之所以会出现这种本末倒置，是因为在功利主义的诱惑之下，人类的爱心也难逃被玷污的命运，当利害得失成为唯一的考量，虚伪的道德标榜和独善其身的自私自利自然成为首选。石一枫并没有站在道德制高点展开苍白无力的道德说教，而是致力于揭示在物性对人性的压倒性面前，虚伪成为最为安全的选择，也只有在虚伪外衣的掩盖下，才能最大限度缓解良知缺失引发的精神危机。

二、荒诞结局的命中注定

在石一枫笔下，现实生活的非现实性集中体现在荒诞结局的命中注定。与多数批判现实的作家不同，石一枫并不是以直接性的方式呈现现实生活中的荒诞因素，而是通过对主人公生命轨迹的细腻描摹，客观揭示现实与荒诞之间的内在同一。荒诞并非是现实之外的某种异质性存在，现实本身带有荒诞性因素，或者反过来说荒诞本身就存在于现实生活之中，只要生活继续，荒诞就以如影随形的方式伴随始终，任何抵御荒诞的努力都会在现实生活中被反复证明为徒劳。《借命而生》中的杜湘东以积极向上的精神面貌登场，结局却沦为颓唐消极的酒鬼。而这种生命状态恰恰是杜湘东之前最为厌恶的。换句话说，真正的荒诞性并不在于杜湘东的沉沦和生命力的衰退，而是在不知不觉间成为他自己厌恶的人。更具荒诞意味的是，这种蜕变过程找不到任何合理的解释。一切似乎都是那么自然而然，微小的变化渗透至现实生活中的每一个瞬间，最终却以无法挽回的根本变异终结。杜湘东的沉沦既不是个人的主观选择，也不是外力的强制操纵，而是在潜移默化中悄无声息地发生。因此，当杜湘东意识到发生在自己身上的这些变化之时，他已经没有任何反抗和抵御的能力，除了无可奈何地接受之外别无选择。从常规观念出发，沉沦前的杜湘东是现实的，沉沦后的杜湘东是荒诞的。石一枫恰恰是要纠正这种常规观念的误导，现实与荒诞并非是截然对立的，相反，二者互为前提，没有荒诞作为可参考的对立面，现实则无从谈起，反之亦然。所谓沉沦前的杜湘东是现实的，只不过是以之后的沉沦作为前提来确定的；所谓沉沦后的杜湘东是荒诞的，也不过是在与之前的对比中形成的。因此，从这个意义上来说，现实与荒诞虽然是作为对立面而存在，但同时又是对方成立的前提。换句话说，不是现实生活在失控中坠入荒诞，而是对荒诞的认知决定现实以何种方式存在。杜湘东在不知不觉间成为自己讨厌的人之所以被视为是荒诞的，是因为从现实生活的逻辑出发，这样的事情不应该发生。而事实的真相却从根本上颠覆了现实生活的逻辑。

《逍遥仙儿》中王大莲与父亲“道爷”的矛盾表面上看是一种观念差异引发的代际冲突，实质上是以黑色幽默的方式揭示现实生活的荒诞真相。父女二人的决裂并不是因为“道爷”不理解王大莲加入恶性补习竞争的行列，也绝非是王大莲不认同“道爷”对直播的病态执迷。王大莲加入恶性补习竞争无非出于获得他者认同的迫切渴望，“道爷”在直播中感受到的同样是被他者认同的虚荣满足。换句话说，父女二人在心理需求上是极为相似的。他们之所以共同地有着强烈的身份认同渴望，是因为他们内心强烈的不安与恐惧。从天而降的占地补偿款使他们从底层一瞬间跨入富豪行列，不仅缺乏必要的心理准备，更在短时间内无法适应突如其来的剧变。物质的享受一方面令他们产生前所未有的满足感，另一方面也使现实充满不确定的虚幻色彩，使他们本能地怀疑现实的真实性，甚至陷入退回过去的不必要担忧之中。物质的满足并不能直接带来精神的慰藉，相反可能在物质满足的刺激下引发难以超越的空虚感。此外，长期的底层生活使他们产生无法祛除的自卑感，即便财富的增长必然带来社会地位的改变，但终究无法彻底摆脱卑微心理的影响，甚至在他人面前本能地流露出不自信。也正是源于此，相较于普通人，他们更为迫切地渴望获得他者的认同。“道爷”与王大莲唯一的不同在于获得认同的方式。“道爷”以顽固的立场排斥调整与改变，在传统的坚守中捍卫属于自己的生命尊严。王大莲则选择通过自我改变的方式顺应时代的潮流。而极具戏剧性的是，“道爷”在直播的过程中被迫接受观众与市场的需求，坚守传统的立场也随之一点点松动，最后完全沦为资本操纵的木偶，他通过坚守传统实现人生价值的渴望也在网友的恶评中化为泡影。王大莲在恶性补习竞争中被迫不断调整，竭尽所能适应外界的要求，但最终却成为家长们的领袖。换句话说，“道爷”从坚守出发，在直播过程中被迫自我改变；王大莲从主动改变出发，在补习竞争中始终自我坚守。父女二人在不知不觉间发生了转换，走向了各自的对立面。而这样一来，他们的矛盾也就从根本上丧失了意义。

现实生活逻辑的失效不仅意味着现实生活本身带有不可祛除的荒诞性，更意味着现实与荒诞之间本身就是事实的一体两面。这一点在《特别能战斗》中表现得尤为突出。苗秀华在小区物业保卫战中的强势与她女儿记忆中的母亲判若两人。苗秀华从昔日的柔弱无助“成长”为今日的强悍凶猛，表面上是生存压力的催逼，实质却是他者召唤与自我选择的结果。所谓他者的召唤是指苗秀华对自己的柔弱无助十分不满，迫切渴望成为主导生活的强者，甚至在不自觉间将理想的他者作为模仿学习的对象。所谓自我的选择是指苗秀华在模仿理想他者的过程中陷入一种病态的执迷状态，为了成为理想中的他者不惜一切代价，在不自觉的自我迷失中忘却模仿的初衷，甚至沉浸在理想他者的身份中不能自拔，与理想的他者完全同一。如果说苗秀华将战斗者作为理想对象来效仿是出于对自由的渴望，那么她最终陷入战斗者的身份中不能自拔则完全走向了自由的反面，战斗者外衣裹挟下的是自我囚禁的痛苦和无法超越的精神创伤。“她迷上了权力的滋味，沉浸在救世主的幻觉里，不肯放弃自己‘打江山’得来的权力，因为权力是她带领大家战斗得来的，不能轻易让渡。在她带领大家与旧物业斗争时，是以弱者的身份争权利，为自己和他人谋福利，而此时的她自身已成为新的强权，她的独断专行甚至‘夙夜在公’（每天在办公室工作十几个小时），都已构成对其他业主权益的侵犯。以救世主自居，不肯适时地让渡权力，也使她陷入了最常见的‘打江山，坐江山’的权力循环，甚至将成长为新的暴君，变成了她曾经反对并最终推翻的那个权力怪兽。”①苗秀华从对自由的追逐出发，最终陷入亲手制造的桎梏之中。石一枫“写出了他对苗秀华这样的斗争者的疑虑和担心”②。同时更具悲剧意味的是，对苗秀华而言，不存在任何被救赎的可能，这不仅是因为她已经完全沉浸其中，彻底忘却自己曾经的初心，更为重要的是，她已经从受害者转为施暴者。她不仅要将战斗精神延续下去，而且强迫身边的每一个人都加入其中，完全不顾他人反对的声音，甚至以一种她曾经最为厌恶和恐惧的强制力迫使他人接受。值得注意的是，原初的自我和理想的自我并不具备任何荒诞性色彩，柔弱与强悍不过是两种普遍存在的生存状态而已。真正具有荒诞性的是，蜕变结果的前后反差和蜕变过程的自然而然。石一枫通过苗秀华的生命轨迹告诉读者，现实与荒诞之间仅有一步之遥，完成二者之间的跨越又是如此轻而易举，并非像想象中的那样困难重重。

三、人为物役的别无选择

现实生活之所以具有无法排除的非现实性因素，一个重要原因在于现实生活中普遍存在着人为物役的客观现实。对人为物役的揭露批判几乎成为现代文学创作的一大母题。石一枫的作品同样涉及此类题材，而他的匠心独运之处在于没有局限于感伤主义的情绪宣泄和前现代田园理想的虚幻追忆，而是通过对现实生活的多重拷问，探究现实生活物化的可能与限度。在石一枫看来，现实生活之所以呈现出非现实特征，现代生活之所以集体性地被物化笼罩，根本原因在于现实社会中物质与精神原初的良性关系被破坏和扭曲。物质不再是精神的基础性前提，更成为压制精神的绝对力量，精神的自由只能以物质的满足作为唯一衡量标准；精神也不再是对物质的否定和超越，而是彻底沦为物质的附庸。任何精神性的存在只有表现为具体的物质表象才具有合法性与合理性，否则就不会被社会认可。前者可以归结为物质的精神化，后者可以归结为精神的物质化。

石一枫在创作谈中明确指出：“一个称职的作家应该是能从生活的方方面面、细枝末节里看到沧海桑田的人，而从事写作这项工作，最应该感谢的也是发生在身边眼前的沧海桑田。”①从某种意义上来说，现实生活的非现实性正是石一枫在细枝末节里看到的“沧海桑田”。在石一枫的作品中，非现实性以无处不在的方式渗透于现实生活的方方面面。这并不是说现实生活本身发生了根本性的变异，而是身处其中的人逐渐丧失体验现实生活的能力，甚至以一种不自觉的方式参与到非现实性的制造之中。需要特别说明的是，他们之所以陷入非现实的幻象并非出于对现实的拒绝与否定，相反恰恰是对现实的过度认同。生活的艰辛令他们反复领教到了改变现实的困难，当生命被逼仄到基本的物质性满足之时，任何精神性的想象都是奢侈的，即便在物质获得极大改善之后，这种对生活现实的绝对服从依旧以一种惯性的方式延续。也正是源于此，现实生活对他们而言没有任何新的可能性，只有按部就班地顺其自然与随波逐流地妥协迁就。新的可能性的丧失同时伴随现实生活感觉体验的麻木与僵化，表面上来看所有人都是跟着自己的感觉走，用自己的体验规划安排生活，实质却是用一种他者的规范限制自己的生活，明明丧失了感受生活的能力，却盲目地坚信自己当下体验的真实性。石一枫的深刻之处在于揭示出现实生活的非现实性不是基于对现实的否定，而是对现实生活的固化，抽离掉现实生活的多种可能性，唯一剩下的就只能是单调、乏味与苦涩。