穿越与抵达

一

因为我多年的诗歌写作早已养成单一的主题用特定的场景设置和诗句表达……

这是阿尔丁夫·翼人在长诗《错开的花，装饰你无眠的星辰——撒拉尔的传人颂辞及其它》中的一句。它或许可以帮助我们来到阅读这位撒拉族诗人的起点，因为这既是他作为诗人的某种谦辞，也是当然的宣言。这个直接的说法可以让我们更郑重地关注这“单一的主题”案例，还有他的背景、理由和特点。

大约是在2010年夏，因为参加“青海湖国际诗歌节”，或是参加一个“十大民族诗人”的颁奖活动，记忆有点模糊了，我有幸来到了青海循化撒拉族自治县，那一次也等于来到了撒拉族诗人阿尔丁夫·翼人的老家。时值八月，“青海长云暗雪山”，气温其实一直透着凉意。我们的车从西宁出发，穿过湟水，沿着黄河边的黄土山丘一直向东南方向穿行，一路所见皆为浩大而荒凉的土山，犹如创世之前的景象。那时我才知道，青海所在的地域并非都属青藏高原，西宁以西行至青海湖附近的日月山，才算是到了地理意义上的黄土高原和青藏高原的分界线。车子在崎岖的黄土山脉中行驶了数个小时，忽然下降到了相对低洼的河谷地带，看到了绿树和农田，看到了金黄的油菜花和麦地，风景渐渐柔和起来，然后有人告诉我们，循化到了，现在是撒拉族人聚居的地方了。

那一次在翼人故乡老宅里的聚餐，实在印象深刻。主人先是给我们上来了八九样清真点心，八仙桌上摆得满满的，都是精致而漂亮的造型，随后主菜上来，也都是大盘的牛羊肉和鸡肉，而蔬菜只有一样，是一点点炒青辣椒，还是很薄很瘦的那种。遂知晓这里人的待客之道。餐间，那时还担任青海省领导的诗人吉狄马加，给我们讲了许多关于撒拉族诗人翼人的趣事，翼人也获得了一个“撒拉族的郭沫若”的戏称。

翼人写过很多有关撒拉族题材的诗歌，被称为“立马昆仑的神秘主义诗人”，像以下几首长诗《沉船——献给承负我们的岁月》《神秘的光环》《光影：金鸡的肉冠》《蜃景：题在历史的悬崖上》《苍茫瞬间：播种时间的美》等，要么是对撒拉族历史的追述，要么是对西部自然和生命世界的歌吟，要么是个体作为思想者的抒情。这些诗作在气象和境界上都有大开大合、磅礴奇崛之势，有存在的哲思和神性和启悟，有自然的伟力和造化的礼赞。总之，这是一种带着浓厚文化底蕴、历史想象和信仰力量的抒情诗的路子。

以上算是一个缘起，也算知人论世的一个缘由。我与翼人相识，算来也有十余年，最初是在北京的诗歌活动中，后来是因为青海湖国际诗歌节而多次见面，印象最深刻的则是这一次，来到他的老家，亲身感受了这里浓郁的民族气息和文化，也获得了一点进入他诗歌的背景，否则这谈论真是完全不知从何处说起。

二

说到阿尔丁夫·翼人，便须说说他的形貌。一般来说，谈诗人的作品不需要谈及诗人的长相，但对翼人我觉得还是有必要说一下，毕竟是“撒拉族的郭沫若”嘛，形貌气质很重要。记得初次见到翼人的时候，他应该还只有40多岁，我很惊讶，他的长相酷似歌手费翔，可以说是相当英俊，而且高原的阳光辐射造成的些许黧黑，又使得这英俊多了几分刚健的气质。长眉深目，棱角分明的额头和脸部线条，使我相信撒拉族的祖先确乎有来自中亚民族的血统。当然，再加上热忱和健谈，更为他增添了许多魅力。

这样，我似乎便可以说到翼人作为“抒情诗人”的一面了。在某种意义上，“民族诗人”与“抒情诗人”依然有着兼容的一面，这在“诗歌的当代性”上近乎是一个例外。这样的例子还有一些，比如吉狄马加。有一些有少数民族身份的诗人确乎已是纯粹的“当代诗人”，但另一些则还有效地保持了其“民族与抒情兼而有之”的诗人身份。翼人应该是后者，所以，上述谈论便不纯然是闲话。这是一个非常有意思的现象，也许不限于中国诗人，比如在美国，有印第安文化身份或其他少数族裔背景的诗人，也享有着某些写作的“特权”，比如西蒙·奥迪斯的诗歌中就有很多关于其家族、原乡、迁徙与生存主题的抒情，有吟咏和歌唱的遗风。这种写作有与现代相区分，乃至相对立的特性，可以理解为一种古风，也可以看作是某种歌谣或史诗传统的遗留物。总之，某种乐园的和创伤的、生命的和野性的主题，既证实着对现代的一种反诘和抗争，同时又标立了一种“独异的现代”意味。而这，或许就是这类拥有少数族裔身份的诗人，共同的文化宿命，也是他们自愿承担的一种精神使命。用翼人的说法，就是他不惜“单一的主题”，且“用特定的场景设置和诗句表达”。

问题复杂，还得分开表述。一方面是关于抒情的问题。翼人显然是一个典型的“逆流而上者”，因为按照年龄和文化代际，它属于广义的“第三代”诗人，而在1980年代中期崛起的“第三代诗歌”写作下，纯粹的抒情诗人早已是凤毛麟角。海子是“第三代”诗人中杰出的抒情诗人，但他也几乎穷尽了当代诗歌中抒情元素的可能性，在他之后，纯粹抒情的写作几乎成为不可能。但是这种情形在民族诗人和某种“边地”情境的写作中则有例外。另一方面，“第三代”诗人其实也是“史诗写作”和“文化寻根”写作的主体，这方面他们上承江河、杨炼等“朦胧派”诗人的努力，在1980年代前期由抒情写作转向了文化写作。而新一代诗人则在“Pass北岛”和去精英化的同时，也打出了“呼唤史诗”①的口号。“第三代”诗人中，有号称反文化的“大学生诗派”“莽汉主义”等；也有明确主张文化探求的“整体主义”“新传统主义”，以及更具“本土性的语言哲学”倾向的“非非主义”，在后者当中有一部分诗人，如石光华，如宋渠、宋炜兄弟，甚至与之关系密切的海子等，很早就尝试了“史诗写作”。现在看来，“史诗写作”热主要集中在了1980年代的中后期。

这就为我们接下来讨论翼人的长诗写作提供了一个基本的背景和精神线索。我注意到，虽然翼人的《沉船》公开出版时间已晚至2013年②，在2014 年又由《诗选刊》选载了其中的1000 余行，但在这首长诗末尾的题款处所标记的时间却是1980年代末，这也印证了我之前的一个判断，即翼人也深受“第三代”诗人创作的影响。他此前曾在西北大学汉语言文学系求学，不可能不受到那个年代文学潮流的激发和影响，而他的这首长诗写作的时间也表明了这一点。

我曾花了一些时间和力气，试图寻找翼人写作的更多案例，但结果很不理想，只找到了他少量的短诗，附录于《沉船》一书的后面，在另一部由翼人主编的《撒拉尔的传人（第Ⅱ辑）》①中，还看到了翼人所写的一首序诗，即《错开的花装饰你无眠的星辰——撒拉尔的传人颂辞及其它》。从别处得知，翼人还著有《被神祇放逐的誓文》（陕西人民出版社，1991）等，却未能找到。所以，这次诗中的撒拉尔之旅，也便是一个并不完整的尝试了。

三

大片的块状风景与意象，宽阔的焦距与景深，富有流动与神秘意味的事物，还有壮阔的自我体味——有一个“全能的上帝或神”的视角，一个抒情主人公的形象，这个抒情者与万物一体，无所不能，有时是神，有时是“我们”，有时还化身为反抗者撒旦，或是其他的形象。总之，翼人的诗歌中有着某种难以形容的属性，高远、宏大、跳荡，仿佛从一只鹰的角度，将大地上目力所及的一切尽收。这种写作方式显然与1980年代的“史诗写作”有某种相似性，仿佛是杨炼与海子、与“第三代”其他写作者的混合体。诗歌主人公翱翔于九天之上，俯瞰万物众生，以神与智者的身份扫视和解说着一切，思考、搬弄、透视和挥斥着一切。

即便想到了这些，在我打开翼人诗卷之初，最直接的感受仍然是无处下口的难度。他就像一个“翼装飞行者”一样，在高空急速滑翔着，如果我不能取得与其一致的视角，依旧难以进入他的视野，所能感受到的只能是“头晕”。我多少次打开他的作品，大概都因为这样一种感受而止步。

但此刻我忽然意识到，这不正应了“翼人”这个名字，这个自我的主体想象带给诗人的暗示吗？他是一个诗歌中的飞行者，一个有着普罗米修斯气质的盗火者、反抗者、被放逐者，他以某种历史的携带者、阐述者和见证人的身份，来讲述历史，表达改换世界或重新创世的激情，表达翱翔天地间的壮美无极的感受。所以他的诗中很少有特别具体和细节的描写，也不会以某个具体物象或形象为阐释目标，而是一种飞行者的俯瞰与扫视姿态，以其上天入地的环形视野和无始无终的节奏，以电影镜头般流动不息的视角，形构诗篇。如果可以这样推想，那么在我看来，也许这正是我们进入翼人诗歌的一个秘密孔隙。所以，鹰的视角和话语也许就是隐含于翼人诗歌的一个重要元素。“尽管星星也会拥有那么一天/发酵的日子渐渐生辉/当我们走完一段路/一只黑鹰盘旋而过”（《蜃景：题在历史的崖壁上》），“黑色的盘旋之后/孕育着另一种背景”（《古栈道上的魂》），“苍鹰在蔚蓝之上留下深深的划痕/而人的走向依然是河流的走向”（《沉船》），“一场劫火使神性勃然于世界之上/以鹰为伍以河为伴”（《沉船》）。这鹰一样的俯视、雄视和傲视，才使得翼人获得了一种超然的气质与视角，一种类似海子长诗中的“半神式”主体的创生能力，其上天入地的全方位观照与言说的资质，以及使用全景、总体性和形而上学的词语的“特权”。这明显是1980年代后期“第三代”诗人所创造的那种具有“史诗意味的抒情诗”，或是“抒情化的类史诗”的体式，也是1980年代以来江河、杨炼等诗人的一种相当普泛的写法的延续。

这些问题非常复杂，当我反复阅读之后，忽然想到了这一点，即必须考虑翼人的诗歌在发表和出版时间上的某种“滞后”，才能够更多地理解他的作品。如果仅从2013年《沉船》一书出版的时间来看，我们很难准确理解他的这种“全能而宏大的抒情”的合理性，也很难找到其抒情的历史依据和确切的内涵，而只会感到一种“过时的空疏感”。如此，也就无法确立这些作品的价值和意义，而最终使之蒙尘于时光之中。而一旦将之置于1980年代的场景与语境之中，这些作品便获得了一个合适的坐标，呈现了某种接近清晰的“历史想象力”（陈超语）。

显然，这不仅仅是一个写作方法与视角的问题，还是一个给作品以何种历史定位的问题。唯此，我们才能以历史的和美学的眼光，给这些作品以更准确的评判。在我看来，翼人作品的“令人费解”，至少包含了这样一些因素：一是如上所说，批评者未曾将作品产生的历史语境予以还原，所以不曾找到那把溯源历史的钥匙。二是由于独特的民族历史记忆、感受方式，尤其是民族文化、精神信仰等所产生的“隔”，如果不悉心体味和研究，也很难进入作者的精神世界。三是某种个人的精神创伤与隐秘记忆的改装转喻，对这些我们不便揣测，但弗洛伊德等精神分析学家告诉我们，个人的隐秘经验与创伤记忆，总会通过改头换面的方式出现在作品之中，而且会将之变成“原始的种系经验的重复”①，也就是“把现在变成过去”。所以我们在翼人的诗中总会看到一个“撒旦与普罗米修斯合一”的奇怪主体，其中有献身的英雄主义，有被压抑与受难的经历，有反抗与堕落、挑战与恶意的冲动，当然也有“万物即我、我即万物”的类似于郭沫若和海子诗歌中的那种“泛神主义”倾向，这也再次印证了他作为“撒拉族的郭沫若”的比喻。这个抒情者的角色给了我们万花筒般的幻象。四是长诗写作本身从其先行者和同类那里承袭而来的形而上学意味。我必须说，在这方面可能需要更多的不仅限于文学本身的学识和修为，也需要更多的哲学思维能力，翼人在这些方面所表现出的勇气、野心，还有巨大的吞吐能力，也是相当惊人的。

当然有了上述几点，也只能说明这些作品本身的复杂性，体现其幽深与难解，但诗歌还需要“化得开”，处理得好，而正是在这方面，或许翼人还有粗放之处。在笔者看来，其诗作内容与思想的可阐释度，或许因为各种因素的不尽平衡而受到某种程度的遮覆也未可知。

四

其实我一直希望能够读到翼人足够数量的短诗，希望以此寻找更多进入他诗歌的角度，但是所获不多。在《沉船》一书中附录的几首，除了个别篇章，也像是长诗中摘出或失散的断章，是主文本的某种冗余，如果将之插入前文的长诗中也是可以的。这使我意识到，也许翼人从来就不是一个“生活意义上的抒情诗人”，或者说，他从写作之初就没有将自己定位为一个“小诗人”，这反而使我对他多了几分敬意。好像他迄今为止真正意义上的短诗并没有多少，而所见几乎都是长诗或者准长诗——即便是体量并不太长的诗，也不像是短诗。以《蜃景：题在历史的悬崖上》为例，这是一段哲学或宗教预言般的语句，没有起始也没有终了。我猜想这应是一个史诗的片段，一曲族人历史的悲歌。它谱写了这群人从西向东穿越茫茫戈壁与沙漠、冰峰与草原的旅程，他们迢迢路途中的征战与跋涉、繁衍与牺牲的壮歌，而其中有一个上天入地的超历史的主体，一个全知全能的感受者，在进行讲述与抒情。他还是整个古老族群的一个灵魂附体者，“我随时间而上，随道路而延伸”，时间和空间交叠而扩展得无边无界。而这个追求自由与智慧、哲理与永生的抒情者，试图将其经历的一切苦难与辉煌都记录下来，“在石头的背脊上刻下刀痕”。