当乡村少女遭遇都市文明

铁凝的《哦，香雪》从1982年创作到现在，因其敏锐把握了20世纪七八十年代历史转型期的集体想象，并将其外化为一种近乎完美的表现形式，甫一出场就走上了经典化的道路。最初，读者和评论者从这个作品中看到了一种完全不同于“伤痕文学”“反思文学”“改革文学”直接进行社会干预的表达，而是一种更清纯、素朴的诗性气质的表达。如孙犁所说：“这篇小说，从头到尾都是诗，它是一泻千里的，始终一致的。这是一首纯净的诗，即是清泉。它所经历的地方，也都是纯净的境界。”①长久以来，从乡土诗意来理解这篇小说，从淳朴、天真、善良来理解小说人物，一直是解读这篇小说的基本视野。进而在诗情画意与淳朴人性的解读基础上，进一步增加了对作品的理性启蒙意义和社会价值的挖掘。香雪的形象不仅仅意味着自我意识的独立，更直接与经济启蒙、知识启蒙和权力启蒙联系起来。②

但在经典重读过程中，这一文本逐渐复杂化。比如，王侃关注的重点已然不是启蒙理性所带来的人性的觉醒与主体的生成，而是铁凝在迎合80年代新启蒙的时代潮流时，是如何在“城/乡性别化”的修辞中，通过一种诗意化的升华来淡化乡村的苦难及城乡间巨大的不平等，“铁凝全然不曾意识到，香雪以及台儿沟的众姑娘，只是现代性这一巨大的社会机器启动时必不可缺的道德润滑剂而已”③。铁凝诗意化乡村的背后是对“红色经典的隐秘遗产”④的自觉继承。而这种解读最有影响的是罗岗、刘丽对于香雪的铅笔盒的细读。在他们看来，香雪的铅笔盒之所以成为文明的象征，获得现代光环，“是通过一系列‘遗忘’和‘压抑’的机制‘生产’出来的”，它遗忘“女同学”与“香雪”之间，乃至火车上的乘客与这群乡下姑娘之间的城乡不平等，也压抑了乡下姑娘对于发卡、纱巾的物欲的合理性⑤。而当这些个人化的欲望被唤醒时，也意味着启蒙所召唤的个人意识的出场，但这种个人意识却在实体化的过程中走向了它的反面。这些姑娘作为“个体”被从“共同体”中解放出来，却只能孤零零地暴露在市场面前，成为市场逻辑所需要的“人力资源”。针对以罗岗、刘丽为代表的这种城乡之间的“个体化”文学表征的论述，王钦在之后引入了时间性和技术展开方式的分析，试图超越城乡二元对立的模式，重新探讨小说中不同的“个体化”可能性⑥。之后，梁盼盼则通过几处文本细读修正了王钦的一些论述，以同情女主人公的姿态重新回到处于城乡二元结构中的“性别处境”的分析中①。这些对《哦，香雪》的重读和再阐释，既有对文本的洞见，也存在分析盲区，这也意味着《哦，香雪》具有进行新的解读的可能性。

一

在众多分析中，香雪和其他女孩子欲望的差异是分析重点，论者多数在一种二元对立的基础上展开比较。一种普遍的看法是凤娇等人对金圈圈、手表、丝巾、尼龙袜等的欲望是纯粹的物欲，而香雪对书包、铅笔盒的欲望是对知识和文明的向往。只有在香雪身上才体现了某种“个人化”“主体性”的启蒙。而罗岗、刘丽的分析针对的就是这种二元对立的解读。在他们看来，铅笔盒作为一个刻意设置的代表现代与文明的意象，它的光环是通过一种压抑机制起作用的。也就是说，香雪对铅笔盒的欲望本身并没有那么高尚，她其实和凤娇们一样，对种种现代性的“物”本身有强烈的渴望。但只有让这种单纯的物欲带上现代与文明的光环，香雪这一形象才能被确立为现代文明的追寻者，才能在一种启蒙语境中被接受。一旦破除掉这层光环，香雪的欲望与凤娇们的欲望便无实质性的不同。而这些被物欲捕获的乡下姑娘，最终都会涌入城市，香雪未来的命运难以预料，“但等着‘凤娇们’的也许不是缤纷的城市生活，浪漫的爱情和洋气的衣服，而是直达她们的身体和内心的经济和超经济的剥削”②。这种解读当然包含着后见之明，但也不可谓不具有穿透力。

但王钦的解读又以另一种解构的方式呈现出一种新的二元对立。如果说罗岗和刘丽的解读将具有光环的香雪拉到了和凤娇们同样的层次，那王钦则颠倒了既有解读中香雪的欲望与凤娇们欲望之间的等级关系。在王钦看来，凤娇们实际上比香雪更胜一筹。香雪对铅笔盒的欲望包含着一种指向未来的“手段—目的”关系，对铅笔盒的占有指向的不是“物”本身，而是附加其上的对未来的承诺，“这个铅笔盒勾连着对大学的憧憬、对改变台儿沟的期待，这个铅笔盒将城市和乡村的空间区别置换到时间上来”③。而在凤娇们这里，“物”并没有被意识形态化，只是“物”本身。相对于香雪的带有目的性的欲望，凤娇们由“物”打开的“交流/交易 时间/空间”，没有指向确定性的未来，没有附加额外的价值。所以，相对于香雪的那种朝向未来的理性算计，凤娇们才是真正单纯和诗性的。

但果真如此吗？香雪的欲望有一种非常明显的中介化结构，她之所以注意到书包、铅笔盒，是因为引入了一种他者的中介。在小说中，叙述者告诉我们，香雪在公社中学读书时，女同学们的言谈举止，“一个眼神，一声轻轻的笑，好像都是为了叫香雪意识到，她是小地方来的，穷地方来的”。正是这种眼神和笑所带来的歧视，试图将一种等级观念植入香雪的意识中。在此之前，香雪生活在一个无区分的共同体中，是天真的；而在公社中学里，他者的目光促使香雪学会审视自身的处境，从而明白自身的卑微。在这里，他者的目光来自一种主体性位置，是居高临下的，香雪将这种来自主体性位置的目光内化为一种自我质询，从而将自我置于一种被动的位置。如果说这种目光与讥笑不一定被天真的香雪所理解，那么语言上的反复盘问构成的羞辱，则让香雪彻底明白了自身可悲的处境。为了呈现香雪的纯净和天真，叙述者让这种盘问围绕两个环节依次展开。第一次是她们故意一遍又一遍地问她：“你们那儿一天吃几顿饭？”小说这样写道：“她不明白她们的用意，每次都认真地回答：‘两顿。’然后又友好地瞧着她们反问道：‘你们呢？’‘三顿！’她们每次都理直气壮地回答。之后，又对香雪在这方面的迟钝感到说不出的怜悯和气恼。”香雪的“不明白”“认真”“友好”“迟钝”体现的是纯真而善良的天性：她并不明白一天吃两顿饭是不正常的，她也没有意识到她的同学有意在她面前展示某种优越感。而这些同学“故意一遍又一遍地问”就是执意想让香雪明白自己的处境。但为什么这些同学不直接嘲笑她穷呢？这或许不能简单理解成同学们顾及香雪的感受，因为这种暗示性的嘲讽带来的伤害并不亚于直接的嘲笑。所以这种执意的暗示性盘问应该理解为叙述策略上的一种考量——她们想要香雪自己慢慢领会，只有经历了自主的思索所获得的领悟才更深刻，更有教育意义。在这个意义上，我们可以将这些女同学看成是启蒙者，或者将这些女同学看成是一种“大他者”，她们循循善诱，反复启发，就是想让香雪从不自知的自足状态中摆脱出来，明白自身的匮乏。正因为这种盘问是从“大他者”的位置发出的，所以她们才“理直气壮”，也正是因为我们不能简单将她们理解为作品中真实的、经验性的存在，而是看成一种“大他者”，那么她们“对香雪在这方面的迟钝感到说不出的怜悯和气恼”这一说法，才是可理解的。因为如果将这种盘问看成是来自真实的女同学们，那么盘问中包含的恶意就与怜悯这种情感相矛盾，更无法解释女同学们会在“怜悯”之后还要继续发起新的攻击，盘问香雪关于铅笔盒的事情。

只有“大他者”的象征秩序才能唤醒香雪，让她自己意识到自己的匮乏，让她为这种贫穷感到羞耻。而“怜悯和气恼”的感情正来自一种恨铁不成钢的遗憾和焦躁。所以，公社中学这一环节在小说中并不意味着将一种城乡不平等的结构嵌入文本，并在这种不平等结构中叙述一种“个人”“主体”的起源，而在于通过公社中学的女同学这一中介，引入一种“大他者”的话语，完成对纯真而自足的乡土世界（以香雪为表征）的质询。所以，这种“大他者”的话语并不是恶意的嘲讽，而是善意的启蒙。它意在促发香雪对自身处境的认知，从而从一种自足状态中摆脱出来，开始不满于现状，为自身感到羞耻，进而激发起欲望与意志，去追求现代文明。

这种循循善诱还表现在“盘问”香雪铅笔盒的场景也是反复出现。当她们问香雪为什么不带铅笔盒，香雪指着桌角：“那不是吗？”小说接下来这样写道：“其实，她们早知道桌角那只小木盒就是香雪的铅笔盒，但她们还是做出吃惊的样子。每到这时，香雪的同桌就把自己那只宽大的泡沫塑料铅笔盒摆弄得哒哒乱响。”“每到这时”这一时间状语意味着这种问答发生了不只一次，她们不厌其烦地一次次“做出吃惊的样子”，一次次在香雪面前把“那只宽大的泡沫塑料铅笔盒摆弄得哒哒乱响”，而不是直接告诉香雪，都意在让香雪自己去领会，木头铅笔盒不能算铅笔盒，它没有成为铅笔盒的资格。正是在这种反反复复的“盘问”和启发之下，香雪终于意识到自己的小木盒是“笨拙、陈旧”的。事实上，小木盒仍然是那个小木盒，只是香雪看小木盒的目光发生了变化，她终于学会了从女同学的位置出发去“看”这个小木盒，这个小木盒在这里就成为文明与知识的对立物。自动铅笔盒与小木盒的关系就像城镇的女同学与香雪的关系，因为进入一种比较关系，“和同桌的铅笔盒一比”，小木盒在真正的自动铅笔盒面前就成了一种虚假的存在。正是这种从他者位置产生的“看”，将香雪确立为一个主体，也意味着香雪离开了原初的那种单纯性和自足性，和她所生活的乡村共同体发生了分离。于是，她不再简单接受自己的给定性，而是更主动探询一个和自己生活的世界不一样的未知世界。

这种探询是从那只自动铅笔盒开始的。小说中这样写道：“很久以后，香雪才知道它所以能自动合上，是因为铅笔盒里包藏着一块不大不小的吸铁石。”这个“很久以后”所包含的信息是耐人寻味的，它意味着香雪在突然明白自身的处境后经历了一个更长的痛苦的、不便告人的自主摸索过程：她想要弄明白自动铅笔盒的原理，但她的自尊心和羞怯的性格又阻碍她直接去问女同学，她只有默默地观察才最终明白了背后的道理。这块小小的磁铁产生的机巧对她构成了一个谜，一种强烈的吸引力。也正是这种小小的机巧，赋予自动铅笔盒一种神奇的魅力。香雪的执着在于她有强烈的探究欲，她想要弄明白一件不可理解的事物背后的原理，这种追根究底的好奇心会进一步驱使她与乡土世界产生越来越大的离心力，而去追逐一个更大、更复杂的机巧世界。

选择自动铅笔盒而舍弃木头盒，也意味着香雪完成了一种视觉关系的转换，她从父母亲的视线中走出来，而通过女同学（“大他者”）的目光来建构自我。母亲，包括父亲的视线，是儿童稳定的自我意识得以建构的源泉。木头盒是父亲为香雪“特意制作的”，是独一无二的，它包含着父亲对女儿的爱与期望，正是在父亲的目光中，香雪建构了原初的自我。所以，对这个木头盒的珍视意味着对来自亲情的爱与期望的珍重与回应。正是这种手工物凝结和中介了一种共同体情感。当香雪放弃木头盒而去追求自动铅笔盒时，也便意味着她否定了这种具体的、在场的目光所塑造的自我，而试图去追求一种抽象的、“大他者”的目光的凝视，一种抽象的意识形态的询唤。

二

如果说香雪的欲望总是对他者的欲望，是“大他者”所中介的欲望。那凤娇们与物质对象的关系就真的是王钦所谓的“中立性”的，超越了“手段—目的”的关系。在王钦看来，凤娇们以物物交换的方式和火车上的人建立了一个情感的、交流的时间/空间，这个时间/空间既区别于传统乡土共同体，又区别于以香雪为代表的那种在后来逐渐展开的市场经济的新可能性、新“历史远景”。王钦的论述关联到对小说的重新解读：首先是火车停靠所包含的“技术预期”，其次是凤娇们对发卡等物件的欲望的性质，最后是凤娇和“北京话”交往的性质。这三个方面构成不可分的整体，而王钦的颠覆性结论正是建立在对这三个方面重新阐释的基础上。

首先来看第一个方面。火车来到台儿沟到底意味着什么？在既有的阐释中，火车作为现代技术的象征，代表了某种先进文明侵入落后的乡土世界的力量，或播撒文明种子的载体，也是乡土世界“想象‘远方的世界’的载体”①。而且，火车开入乡村不仅带来文明的讯息和对远方的诗意想象，也正是通过火车，乡村的人力资源被输送到城市。所以，火车作为一种现代技术，它将整个自然/乡土世界变成一种资源。

但借助斯蒂格勒的理论，王钦提供了另一种理解技术的方式，那就是技术与人发生的关系是多元的，从理性规划的角度将人与自然变为资源仅是其中一种，技术与人还有非目的性的关系。比如，王钦注意到在这篇小说中，火车之所以停靠在台儿沟是没有理由的。火车并不是出于某种工具理性，某种现代性的规划而需要在台儿沟停留，而是体现出某种无理由、无目的性。所以，火车在小说中并非是“一种工具理性式的技术预期”，相反，它“指向的是一个独特的政治远景”，它能“摆脱技术的手段式理解，并展望由技术的具体展开所带来的种种新的个体化可能性”。

问题是火车在台儿沟的停留真的如小说的叙述者所说的无理由吗？我们不妨重新来看看王钦所引用的小说原文：“它走得那样急忙，连车轮碾轧钢轨时发出的声音好像都在说：不停不停，不停不停！是啊，它有什么理由在台儿沟站脚呢，台儿沟有人要出远门吗？山外有人来台儿沟探亲访友吗？还是这里有石油储存，有金矿埋藏？台儿沟，无论从哪方面讲，都不具备挽住火车在它身边留步的力量。”我们是否能够用字面意思来理解这段文字，得出火车的停留是没有理由这样的结论？仔细体会叙述语气，不难发现这段文字包含着一种居高临下而又屈尊俯就的意味，它无疑为火车没有理由停留而最终停留一分钟做了一种修辞性的铺垫——它是一种事先的申明，事先的辩白，意欲表明火车的到来并没有企图，也占不到任何好处，它这么做只是出于一种同情心，“就因为台儿沟太小了，小得叫人心疼”。这种屈尊俯就的语气在小说开头第一句就出现了：“如果不是有人发明了火车，如果不是有人把铁轨铺进深山，你怎么也不会发现台儿沟这个小村。”这样一种假设句提供了一种可能，就是台儿沟永远不会有人发现，或者说台儿沟的人就该永远处于一种受自然任意支配的状态，因为他们从来没有想过要去改变这种处境。台儿沟被发现纯粹是由于“有人”发明了火车，“有人”把铁轨铺进深山。但“有人”中的这个“人”不是台儿沟的“人”，而是一种外在的、文明世界的主体。也就是说，台儿沟没有给现代文明贡献任何力量，他们只被动分享现代文明果实，被动等待被现代文明的力量唤醒，被动等待某种恩赐和救赎。火车所代表的外在文明的力量在叙事修辞中被赋予一种英雄般的特质：“然而，两根纤细、闪亮的铁轨延伸过来了。它勇敢地盘旋在山腰，又悄悄地试探着前进，弯弯曲曲，曲曲弯弯，终于绕到台儿沟脚下。”这种“勇敢”“试探”和“绕”，意味着外部的这种英雄式主体不畏艰险，甚至不惜代价，也不会置贫穷落后的台儿沟于不顾。正是这种修辞所产生的力量，将台儿沟的姑娘们置于一种对都市文明有所亏欠的状态，让香雪在面对一个自动铅笔盒时会将自己放在一个羞耻的位置上，也会让凤娇在面对“普通话”时一厢情愿地付出感情。这种修辞力量让这些建立在不平等基础上的少女的羞耻感和自卑感看起来是理所当然的，是纯真的、美好的。也就是说，这种城乡之间的不平等被小说叙事的修辞力量进一步维护和加强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