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重读”作为方法：再论赵树理文学研究

赵树理自1940年代在解放区崭露头角以来，围绕其作品的批评、解读、研究和“重读”便未曾间断。在这一过程中，1940年代至1970年代的“革命范式”①奠定了赵树理研究的基础，它遵循了新民主主义革命和社会主义革命的意识形态框架，主要从阶级论和阶级斗争的角度进行分析。这里所指的“重读”，指的是1990年代至今，在“重写文学史”“再解读”和“社会史视野下的中国现当代文学研究”等范式影响下，针对赵树理的重新解读和研究，它们彼此对话、相互渗透，共同构成“重读”的意义链条。

“重读”是中国现当代文学研究的重要方法，更是一种认知装置，通过“重读”，可以重新评价作家作品的审美价值及其文学史定位，进而推动文学史版图的重新构建。正如唐小兵在谈论“再解读”时所言：“在重读过程中，原有的概念（例如‘民众’）逐渐获得新的内涵，历史的经验（例如‘白话文学’运动）被转化为开放性的、需要重新编码的‘文本’，而这一重新编码，不但可以帮助揭示出隐秘其中，甚至‘自然化’了的矛盾逻辑和意识形态，同时也把历史的印记深深烙进阅读行为本身。”②鉴于此，本文探讨如下几个问题：为何“重读”赵树理？“重读”是如何发生的？“重读”的对象有哪些？通过“重写文学史”“再解读”“社会史”视野“重读”赵树理依据的理论话语和方法是什么？“重读”赵树理之于20世纪中国革命、社会历史、文学史的意义何在？

一、为何“重读”赵树理？

赵树理是现代中国文学史上一个独特而矛盾的存在，其身上叠加着“传统中国”“革命中国”“现代中国”等多重面貌，不同的批评和研究方法投诸其中皆能激起波澜。赵树理之所以值得“重读”，首先取决于其独特的通俗化文学观。赵树理的通俗化③不同于茅盾、巴金、李劼人、柳青等人的史诗传统，又有别于沈从文、废名、孙犁、汪曾祺等人的抒情传统，呈现出民间“小调”④的特征。不过通俗化理念在当时并不被认同，徐懋庸在1942年批评赵树理的创作是“庸俗化”和“旧派”作风⑤。直到1943年延安《解放日报》刊载毛泽东《在延安文艺座谈会上的讲话》后，情况才有所改观。史纪言说：“虽然文艺界不给他立案，他却一直坚持。《讲话》传到太行山根据地以后，他读了非常兴奋，他认为毛主席批准了他的主张。”①《小二黑结婚》《李有才板话》问世后，在解放区受到热烈欢迎。时任中共北方局宣传部部长的李大章撰文肯定了《李有才板话》的政治性和大众化特征②。1946年6月9日，延安《解放日报》转载赵树理的《地板》③，这是延安地区首次介绍赵树理，报上附有《编者前记》，称赞《地板》“这样有深刻的思想性，同时又有相当高度的艺术作品，是很难得的”④。1947年8月10日，作为晋冀鲁豫边区文联召开的文艺座谈会成果之一，陈荒煤的《向赵树理方向迈进》在《人民日报》发表，文章赞赏赵树理小说的“政治性”“民族新形式”“高度的革命功利主义”等特点，“赵树理方向”正式确立⑤。

然而齐声推崇的背后，赵树理文学的矛盾性也逐渐显露。首先，矛盾性指的是1940年代至1970年代，赵树理文学与批评话语、意识形态之间的龃龉和错位。以《邪不压正》为例，这是1948年赵树理成为“方向”作家一年后发表的作品。小说甫一刊发便引起争议：1948年底和1949年初，《人民日报》刊发了6篇读后感和争鸣文章⑥。为回应争论，赵树理特地写了《关于〈邪不压正〉》，自述《邪不压正》是“想写出当时当地土改全部过程中的各种经验教训，使土改中的干部和群众读了知所避趋”⑦。这一“批评—回应”的范式，后来时有重演。

其次，赵树理与“人民文学”的制度规范（即通过重估五四新文学的价值来确认“人民文学”/当代文学的合法性）之间存在错位。中华人民共和国成立初期，赵树理作品入选“中国人民文艺丛书”和“新文学选集”，前者收入《李有才板话》和《李家庄的变迁》，后者则是一部包括《小二黑结婚》《传家宝》等作品在内的《赵树理选集》。在现代中国文学史上，赵树理是少有的享有如此礼遇的作家。茅盾在其主编的“新文学选集”《编辑凡例》中指出：“选辑的对象主要是在1942年以前就已有重要作品出世的作家们……在这一点上，和‘人民文艺丛书’做了分工。”⑧循此说法，1942年前成名的作家如丁玲、艾青等入选“新文学选集”顺理成章，但1942年以后才有重要作品问世的赵树理显然不在此列。那么，缘何诞生于同一年（1943）的《小二黑结婚》和《李有才板话》会被割裂开来对待？为了纠正这一“违例”，《编辑凡例》指出，1942年以前已有重要作品问世的范围“当然不是绝对的”。显然，这两套被视为现代文学和当代文学分野的大型丛书，在面对如何“放置”赵树理的问题时颇费踌躇，或许编者已经意识到，仅凭“人民文艺丛书”不足以巩固赵树理的文学史地位⑨。更显在的矛盾是此后针对赵树理的一系列批判。1950年，赵树理因在担任《说说唱唱》主编期间刊登孟淑池的小说《金锁》而遭批评，最后不得不在《文艺报》公开发表两篇检讨⑩。更大的风波则是1951年赵树理刊发于《说说唱唱》上的《“武训”问题介绍》11。赵树理再次触了火线，随后《说说唱唱》以“编辑室”的名义撰写了《对发表〈“武训”问题介绍〉的检讨》12。这一年11月20日，丁玲（时任北京文艺界整风运动主任）在整风学习动员会上公开点名，批评《说说唱唱》“编辑者对于正在展开的对《武训传》的讨论的意义毫不理解”13。1958至1959年，因对人民公社、统购统销、农村土地所有制和农业生产、农民温饱等问题发表“异见”，赵树理在1959年冬的“反右倾”运动中受到作协内部批判。1962年8月，中国作协在大连召开“农村题材短篇小说创作座谈会”（史称“大连会议”），曾经批判过赵树理的邵荃麟又转而称赞他①。

再次，从文学史叙述话语的演变来看，赵树理文学与现代文学和人民文学的关系也存在差异。袁可嘉曾言：“放眼看三十年来的新文学运动，我们不难发现构成这个运动本体的，或隐或显的两支潮流：一方面是旗帜鲜明、步伐整齐的‘人民文学’，一方面是低沉中见出深厚，零散中带着坚韧的‘人的文学’。”②袁可嘉试图用普遍性的“人的文学”来涵纳阶级性和政治性的“人民的文学”，以中和之道协调二者。关于这一问题，日本学者竹内好的《新颖的赵树理一文》堪可对照。后者认为，现代文学和人民文学存在一种媒介关系：“赵树理具有一种特殊的地位，它的性质既不同于其他的所谓人民作家，更不同于现代文学的遗产……我认为，把现代文学的完成和人民文学机械地对立起来，承认二者的绝对隔阂，同把人民文学与现代文学机械地结合起来，认为后者是前者单纯的延长，这两种观点都是错误的。因为现代文学和人民文学之间有一种媒介关系。更明确地说，一种是茅盾的文学，一种是赵树理的文学。在赵树理的文学中，既包含了现代文学，同时又超越了现代文学。至少是有这种可能性。这也就是赵树理的新颖性。”③这一说法呈现了竹内好对东西方文学现代性异同的判断。以《李家庄的变迁》为例，竹内好认为，过去的文学中主人公总是和环境彼此对立，由此衍生的“个人英雄”具有19世纪批判现实主义和20世纪现代文学的特征；但《李家庄的变迁》解决了“个人英雄”和时代的对立，赵树理文学因此“既包含了现代文学，同时又超越了现代文学”。竹内好的这一判断蕴含了对西欧现代性的不满，透露出日本昭和时代追求重构世界史的意识形态需求，即所谓“现代的超克”（或译为“近代的超克”）④。

实际上，赵树理文学史地位的升降沉浮是受到“固定的坐标”（竹内好语）牵制的结果。当座标移动，赵树理的文学史地位就随之动摇。饶有趣味的是，与竹内好文章同期发表的还有日本批评家洲之内彻的《赵树理文学的特色》。后者以西方现代主义为标准，批评赵树理的小说缺乏心理分析。两位学者观点有别，但聚焦的问题都是如何理解文学的现代性。1990年代初，唐小兵、孟悦等学者掀起了“再解读”思潮，重新接纳左翼文学、解放区文学和延安文艺，以发掘其中“反现代的现代性”。“再解读”打破了加诸现代文学和人民文学身上的“固定的坐标”，赵树理自然成为“重读”和“再解读”绕不开的对象。结合1950年代洲之内彻与竹内好的分歧，或许可以说，“重写文学史”和“再解读”在某种程度上是对现代性和反现代性之争的呼应和回响。如此，就不得不重审它们对“十七年”文学，尤其是赵树理文学的“重读”。总的来说，赵树理与人的文学和人民文学（当代文学的制度、范式等）之间存在错位。以上种种，便是赵树理文学之所以值得“重读”的缘由。

二、“重读”的方法：从“重写文学史”到“再解读”

“重读”赵树理文学，必定涉及方法的问题（如何重读、用什么方法、探讨哪些问题等）。其中“重写文学史”和“再解读”针对“十七年”文学和赵树理的评价堪可回味。

首先来看“重写文学史”。“重写文学史”是1980年代以降，重新书写20世纪五六十年代所形成的中国现当代文学史叙述范例和体系的一场运动。受新启蒙思想的影响，“重写文学史”以文学现代化、审美现代性为追求，提倡纯文学和回归文学自身，有意拒斥政治、革命等意识形态对文学的规训。“重写文学史”与“20世纪中国文学”说颇有渊源。如果说毛泽东的《新民主主义论》（1940）通过将现代中国纳入“共产主义日志”，从而勾画出中国革命的现代化特征，那么1980年代的“20世纪中国文学”说、“重写文学史”则借力于西方现代性理论，进而打造一套从传统迈向现代的线性时间观。1985年，“中国现代文学研究创新座谈会”在中国现代文学馆举行，钱理群、陈平原、黄子平在会上提出“二十世纪中国文学”一说①。1988年7月，陈思和、王晓明在《上海文论》第4期主持“重写文学史”专栏，掀起了“重写文学史”的高潮。这一时期，夏志清的《中国现代小说史》进入中国大陆学界，对张爱玲、沈从文、钱锺书等文学史“压抑”的非左翼作家的挖掘，成为“重写文学史”的助燃剂。而韦勒克和沃伦合著的《文学理论》在1980年代进入中国，其对文学“内部”和“外部”研究的区分，亦从理论上助推了“重写文学史”运动的发生。

“重写文学史”的关键一环在于如何重读“十七年”文学。按照董之林的梳理，学界对此大致形成两种看法：一种认为“十七年”是“政治运动频繁、完全没有思想自由和艺术民主的时代”；另一种认为“十七年”有可供借鉴的历史教训，不过这一历史教训是在特定意义上才成立的，即“以那些作家作品偏离当时意识形态的程度，来确定其文学价值”②。赵树理文学恰好为后一种看法提供了例证。受竹内好《新颖的赵树理文学》的启发，董之林认为，在回顾“赵树理方向”的确立和《在延安文艺座谈会上的讲话》（后文简称《讲话》）的关系时，应将理论和小说的关系倒置，即不是先有《讲话》才有“赵树理方向”，而是因为赵树理打破了西方现代小说观念的神话，才加深了我们对于《讲话》现代性的理解。这也解释了为何坚守西方启蒙话语的批评家会贬斥赵树理，认为其作品“落后”“老土”“反智”③。

作为“重写文学史”的余音，陈思和的“民间化”文学史观也值得关注。在《民间的浮沉——对抗战到“文革”文学史的一个尝试性解释》（以下简称《民间的浮沉》）和《中国当代文学史教程》中，陈思和借鉴人类学家罗伯特·芮得斐尔德（Robert Redfield）对“大传统”和“小传统”的区分，构建了一套基于“民间立场”的文学史叙述话语。陈思和指出，在从五四“平民文学”到20世纪20年代“普罗文学”、30年代“大众文学”的历史衍变中，民间文化逐渐受到精英知识分子的重视，并在1940年代以降的历史中与政治意识形态或冲突或融合。在这一文学史视域下，坚守民间立场的赵树理成为论述的典型案例不足为奇。《民间的浮沉》认为，《“锻炼锻炼”》的民间隐形结构蕴含着批判的力量：“这是一篇赵树理晚年绝唱。他正话反说，反话正说，明眼人都看出，他揭露的仍然是农村基层干部中的‘坏人’。那些为了强化集体劳动和割资本主义尾巴的基层干部，不但作风粗暴专横，无视法律与人权，而且为了整人不惜诱民入罪，把普通的农村妇女当作劳改犯对待。像‘小腿疼’‘吃不饱’这些可怜的农村妇女形象，即使用丑化的白粉涂在她们脸上，仍然挡不住读者对她们真正遭遇的同情。”④和董之林看法相似，这种基于民间化立场的文学史观颠覆了曾经主流的文学史叙述模式，对“重读”赵树理不无启发。

除上述“重写文学史”，还有以历史化为标尺的赵树理“重读”方法。历史化是1990年代以来中国当代文学的重要理论方法，它延续中国文学批评知人论世的传统，注重史料考辨互证。洪子诚在《文学史中的柳青和赵树理（1949—1970）》⑤中，将柳青和赵树理放在当代文学史内部做比较，认为柳青凭借其史诗性和对“社会主义新人”的成功塑造，更靠近“社会主义现实主义”的标准，相比之下，赵树理则有所偏离。差别在于，赵树理固守中国传统社会和民间文学立场，而柳青深受19世纪西欧、俄国和20世纪中国新文学的滋养，其笔下的《创业史》显然更契合“社会主义现实主义”的史诗性要求。

经过了1980年代的社会转型，“重写文学史”一派的知识分子逐渐从“新启蒙”战场上撤退，以孟悦、李欧梵为代表的学者援引“批判现代性”，来取代1980年代的西方现代化理论和线性时间观，重新思考五四新文学传统和文学/审美现代性。这意味着，“重写文学史”的关注点不再落于现代中国文学“如何”现代，而是究竟为“何种”现代性的问题——针对赵树理文学现代性的“重读”由此开启。