历史经验表达与东北区域形象建构

近年来，东北文艺创作频繁成为国内外文坛关注的热点，关于“新东北作家群”“东北文艺复兴”“东北文学”等话题的争鸣，不仅在文坛内部展开，也在网络空间中被热议。在一种历史谱系的延续和新变中，东北文艺从文化场域的边缘走向中心，改写并重塑着关于东北形象的刻板认知。不过，“东北”“复兴”这样的词语，事实上牵连着漫长的历史经验与复杂的情感体验，在当下的社会发展层面上，还与东北老工业基地振兴具有联动的意义。从文艺视角切入关于东北的想象及叙事，创作主体、研究者、观众或读者站在不同的视点各自发声，东北形象有时是清晰的，有时又似乎难以表述，这其中延伸出来的一些话题值得深思细品。

一、东北文艺的“三张面孔”

从内在的价值立场和叙事层级看，当下的东北文艺呈现出民间叙事、知识分子叙事和主旋律叙事形态，它们相辅相成地建构着新世纪的东北形象。

比较而言，东北文艺的民间叙事形成文化热点现象开始于20世纪90年代，以东北二人转和小品为主要构成要素，借助“春节联欢晚会”这个平台迅速红遍全国，在文化艺术领域刮起“东北风”。赵本山及其弟子宋小宝、小沈阳、闫学晶等人成为各类电视娱乐节目中的关键人物。观众对“春节联欢晚会”节目的心理期待，一度也与赵本山的小品相关联。余秋雨曾在一次访谈中提到：“以赵本山为代表的东北喜剧小品让全国人民一笑十几年的现实，已经构成了一个值得戏剧家们研究的大现象。”［王素梅：《余秋雨：东北喜剧小品已成大现象》，《辽宁日报》2002年9月13日。］文艺领域的“东北风”，以东北方言和民间俚语为外在形态，以个体化视角切入社会生活和普通百姓（特别是东北乡村社会民众）的精神世界，以“俗”文化特色讲述东北地区平民百姓的生活琐事，用戏仿、滑稽、夸张等方式和极具形象性的东北方言诠释东北民俗文化，复现百姓生活态度和心理、性情等个性化特点，即便是涉及严肃的社会问题，也会采取“正话反说、反话正说”“将官方严肃语言世俗化、平民化”［张婧：《解析文艺东北现象的兴起——探析东北喜剧小品和影视剧作兴起的原因》，《名作欣赏》2012年第33期。］等形式，取得幽默逗趣的效果，有含泪的笑，但不会导向悲怆和沉郁的境地。这种文艺形式虽然早在民间产生、流传，其原生态的民间形态更具有乡土原始性，其主题也以性调侃和对某些社会群体、现象的戏拟而达到“笑”的效果，但这种乡土特色的文艺形式，初期主要还是以地方性文艺身份存在，而且因其在表演中对东北人形象的夸张性塑造和丑角化定位，事实上也对东北区域形象建构产生了负面影响。对很多不曾到过东北的外地人来说，东北人的形象似乎不证自明地与搞笑、俗气、狡猾、懒惰等符号相联系。东北人被称为“东北虎”，其爽直、热情、善于自嘲的性格特征因为“地域黑”的影响而成为其形象的负面标签。

90年代以后，东北二人转、小品的传播，经过相关文艺政策的约束、改进，和从业人员渴望抓住机遇进军主流媒体的愿望相契合，通过“净化”过程而呈现出新的面貌。典型表现是低俗的表演和素材被抛弃，以“笑”的形式针砭时弊的内容在增加。二人转、小品时常呼应着社会思潮热点，提炼出寓庄于谐的“段子”，被社会不同年龄段和层级的人们接受、转用。由此开始，央视春晚曾经由陈佩斯、朱时茂担纲的喜剧小品节目，被东北二人转演员们接棒传递下去。

进入新世纪，在东北二人转、小品成为文化热点的同时，影视传媒的介入一度催生出新的文艺热潮。电视剧《刘老根》《圣水湖畔》《希望的田野》和《乡村爱情》系列作品等，以东北乡村生活为素材，表现乡村社会各阶层人物在时代变迁中的命运及喜怒哀乐。朴实的表演、充满生活气息的情节和鲜活的东北方言，勾画了一个在时代进步中努力摆脱传统因袭，笨拙但渴望接受新思维、新观念的东北乡村社会面貌。刘能、赵四、谢大脚、小蒙、谢永强等人物形象，各具特色，他们要面对各自遭遇的生活难题，对他们生活形态的观看很容易激发起普通百姓的共情，观看别人的生活，也是在对照自己的生活。因此，东北乡村题材影视剧在初期受到较多好评，但是危机也已露出端倪。二人转、小品常见的创作模式是小切口、轻喜剧，在处理重大主题和社会问题时表现得力不从心。《刘老根》《乡村爱情》等乡村题材连续剧，虽然有足够的容量可以展示时代内涵，但实际上作品绕开了社会生活中的难题，在想象中建构了一个可以命名为“刘老根”的乡村乌托邦，置身其中的人们生活得热热闹闹，而观众有时难免感到隔膜。同时，二人转演员参与影视创作，其熟悉的面孔、近于定型化的小品表演方式，也影响了表演水平的深入和影视作品的延续性，小品因素越来越多地出现在影视创作中，对影视发展究竟会产生怎样的影响，引发了研究者的争论。

近年来，传统形式的二人转、小品日渐式微，而随着网络和新媒介的迅速发展，东北文艺正以新的形态崭露头角。其中，东北网络歌手董宝石2019年11月在《吐槽大会》上提出“东北文艺复兴”的口号，对这个时代的东北文艺探索寄予了很高的期待。一时间以“东北”命名的文艺现象蜂拥而出，不过在传播效果上更引人关注的还是综艺节目如“欢乐喜剧人”“脱口秀大会”和网红短视频等。在早期“欢乐喜剧人”的舞台上，不仅可以见到小沈阳、宋小宝等早已闻名的东北二人转演员，还有沈腾、贾冰、岳云鹏、文松、贾玲、宋晓峰等新秀。他们中有的人并不是东北人，但其表演形式中已经融入了明显的东北小品因素。喜剧小品就这样因适应新的文化趋势而展现出顽强的生命力。同时，脱口秀达人李雪琴的出现，在近两年再次将东北文艺推向大众关注的热潮中。这位从铁岭走向北京的东北姑娘，用带有辽宁口音的普通话和机敏幽默的语言，诚恳地向观众讲述日常生活中“一地鸡毛”的状态，吐槽大城市中年轻人的生存压力与情感困扰。她亲切又有内涵，在奔赴他乡追求理想的过程中时时回望故土，那句“谁说梦想只能在北京实现？宇宙的尽头是铁岭”的调侃，在众声喧哗的娱乐场中有力地渲染了“东北的文艺”的神采。

2018年前后，从沈阳铁西区走出的青年作家双雪涛、班宇和郑执开始成为东北文艺中新的热点。他们都是沈阳铁西区工厂工人的后代，都在青少年的成长阶段见证了父辈因社会转型中的“阵痛”而经历的创痛。当他们用文字追述那段记忆时，共同的地域文化背景和语言特点也使他们表现出诸多共同性。“大量的东北日常口语、俚语、谚语，还有方言特有的修辞方式和修辞习惯，都被他们融入了叙事和对话。由此，形成一种既带有浓厚的东北风味，又充满着时代特有气息的叙述语言，有点土、有点硬，又自然流畅。”［辛阳、胡婧怡：《曾经的东北作家群，如今的“铁西三剑客”——他们，在同一文学时空相逢》，《人民日报》2019年10月24日。这篇报道里的描述实际是化用了批评家李陀在《沉重的逍遥游——细读〈逍遥游〉中的“穷二代”形象并及复兴现实主义》一文中的观点。］研究者和新闻传媒先是以“铁西三剑客”为他们赋名。2020年初，黄平发表《“新东北作家群”论纲》一文，在文学谱系上将他们与中国现代文学史上著名的“东北作家群”相联系，对其主题、风格和叙述特征进行阐发，将原来多少有点抽象、限于地方性色彩的称谓，赋予了更具文学感性和可推广性的命名。

“新东北作家群”成为文化热点，不仅得益于学术界的推动，也受到网络信息时代新媒介的推波助澜。研究者大多将“新东北作家群”与“东北文艺复兴”等问题相提并论。同时，《鲤》书系、“腾讯大家”和“理想国”联合举办的“匿名作家计划”，易烊千玺作为流量明星在社交软件上对班宇小说集《冬泳》的推荐，以及由“宝珀理想国文学奖”引发的争议等跨界、跨圈的诸多因素，合力将这个东北文学现象推向了历史的前台。当然，还有一个不能忽视的文艺背景是20世纪90年代以来东北二人转、喜剧小品持续占据大众文化领域，给“东北制造”牌的文艺作品奠定了传播基础。

“新东北作家群”的写作是一种知识分子立场的言说。它的出现改变了此前以东北二人转和喜剧小品为主而打造的极具“喜感”的东北形象，呈现出以创伤记忆和荒寒美学为主体风格的写作特色，确立了东北形象塑造的另一个维度。如果说自20世纪90年代以来借助“春节联欢晚会”和其他大型综艺平台产生广泛影响的二人转、小品，主要是以后现代风格将东北形象定型为戏谑、滑稽又不无真诚、朴实的乡土喜感特色的话，“新东北作家群”的创作则揭示了东北城镇生活中工人阶层的生活状态，对其在历史转折时期因体制转轨而导致的失落、彷徨等悲剧性体验进行刻画。批评家李陀用“复兴现实主义”一词概括其文体特征，黄平则借用孙绍振当年评价朦胧诗的经典表述——“新的美学原则在崛起”来阐述自己对新东北文学的价值评判：“‘新东北作家群’有效地超越现代主义文学，创造出一种共同体内部的写作，一种新颖的现实主义写作。”“正如农业文明的现代困境，成就了一批陕西作家；工业文明的现代困境，成就了这批辽宁作家。”［③④ 黄平：《“新东北作家群”论纲》，《吉林大学社会科学学报》2020年第1期。］

双雪涛、班宇和郑执都曾提及自己的创作初衷是要为生活中被压抑的群体发声。他们的创作意识中有人本主义思想的影响，和对五四新文化运动以来关注底层生存的现实主义精神的承袭。黄平将其创作概括为一种“召唤”意识——在主题和美学风格上“召唤历史的连续性，召唤小说的道德使命”。

③他从文学谱系的追溯中阐发了当代东北叙事与中国现代文学中“东北作家群”的内在关联，精当地指出：“如果说上个世纪30年代‘东北作家群’以‘抗战’为背景，那么当下‘新东北作家群’回应的主题是‘下岗’。”

④两个文学现象体现的都是大历史转折时期的家国之思、忧民之痛，东北文学与时代的紧密关系于此得到彰显。

“新东北作家群”的创作是见证和反思兼备的产物。他们不约而同地选择“子一代”视角发声，将审视的目光投向“父辈”。那一代曾在计划经济体制下享受国有企业工人的荣耀，面对市场经济带来的社会转型不知所措，他们的命运成为东北地区发展转折期的形象见证。从20世纪50年代开始，在国家建设规划中，东北成为重点发展的重工业基地，钢铁、煤炭、石油和汽车、火车等工业生产均居全国前列，还为全国各地输送了大量人才。然而，20世纪90年代以后经济中心南移，曾经的国之骄子被动转型，从原来的国家“重工业基地”变成了东北“老工业基地”。由“重”变“老”的过程承载着诸多社会历史信息，时代在变革，不变则意味着被动或者被淘汰。铁西区作为沈阳重工业企业分布较为集中的地区，成为人们审视那段历史的典型个案。

事实上，早在“新东北作家群”的铁西区叙事以前，影视领域已经出现了《铁西区》《钢的琴》《白日焰火》等以“下岗”为主题的作品。它们用影像志形式记录了社会转型期一个群体的落寞状态。置身事外的观众和身处历史现场的当事人，对那些影像画面中场景的感受是完全不同的。郑执曾说：“文学有一定的延迟性，20年后，当我们成人，有了表达能力，童年时期在我脑子里种下的那粒种子发芽了，这粒种子，正是我父母那一代人经历的残酷现实。”［郑执、驳静：《我们的“穷鬼乐园”》，《三联生活周刊》2019年第14期。］双雪涛、班宇也有过类似的表述。因此，当他们想用文字重返历史现场时，记忆中的空间场景总是带有一种肃杀凄凉的色彩。双雪涛在《跷跷板》中描写李默去已经废弃的厂区，极目所见一片萧条，“厂房都是铁门，有的锁了，有的锁已经坏了，风一吹嘎吱吱直响。有的空空如也，玻璃全部碎掉，有的还有生锈的生产线，工具箱倒在地上，我扶起来一个，发现里面有1996年的报纸。”［双雪涛：《跷跷板》，《飞行家》，第19页，桂林，广西师范大学出版社，2019。］“1996年的报纸”成为一个有意味的意象，在时间上为这个厂区的停滞留下一个历史标志，而破败的厂房、嘎吱吱响的铁门，则形象地揭示了今非昔比的残酷现实。这些描写在《铁西区》等影视作品中也曾用镜头语言呈现过。他们以一种粗粝、坚硬的美学格调，去为时代转折中的铁西区造影留像。

不过，必须看到的问题是，“新东北作家群”的创作并不仅仅是一种历史的刻录机。在再现历史的创伤记忆时，他们也难能可贵地诠释着人性的光芒，犹如暗夜里微弱的光亮，虽然微弱，却也能达到引领和救赎的作用。《平原上的摩西》中的庄树，从一个任性、顽劣、斗勇逞强的问题少年，转而考警校做警察。影响他人生选择的因素是一位善意规劝他的警察，后者因遭报复而殉职。这促使他思考人生的意义，并决心要“干点对别人有意义，对自己也有意义的事儿”。［④ 双雪涛：《平原上的摩西》，《平原上的摩西》，第33、22页，北京，北京日报出版社，2021。］庄树的母亲傅东心成长在知识分子家庭，却在政治动荡年代不得已嫁给了一个没文化的工人。更糟糕的是，她后来发现丈夫竟然就是在批判运动中置自己父亲于死地的人。她默默地承受了一切，将自己所学所悟传授给邻家女孩李斐，告诫她说：“只要你心里的念是真的，只要你心里的念是诚的，高山大海都会给你让路。”

④还有班宇在《盘锦豹子》中塑造的孙旭庭、《逍遥游》中的许玲玲等形象，他们都是生活中的普通人，但在危机困难面前体现出的善良、仁义，焕发出巨大的感人力量。这个侧面的描写使“新东北作家群”的底层写作显示出文学的质地和独特的精神底蕴。研究者李德南曾与双雪涛有一次关于“小说的调性与时代性”的对谈。他强调：“作家与其所属时代的理想状态，则是尼采所说的‘在自己的身上，克服这个时代。’”“克服，意味着作家和时代之间，是一种不即不离的关系；而作家对时代的‘克服’，必须诉诸艺术，是用艺术的形式和手段来达成的。”李德南、双雪涛：《玩具，匠人，以及通往内宇宙的小径》，《青年文学》2016年第10期。］从这个角度审视“新东北作家群”的创作，应该说是得到了有力的验证。