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历史文学》与80年代的历史文学

《历史文学》是由花城出版社主办的一份刊物，创刊于1983年，于1986年年底停刊。在众多的中国当代文学期刊中，《历史文学》也许微不足道，其忽兴与忽衰并未引起多少人关注，甚至不少人至今还不知有其存在，但作为第一份也是迄今为止唯一一份以历史文学创作为宗旨的文学刊物，它自有其办刊思路与理念。它通过发表小说、诗歌、电影、电视、戏剧、随笔、札记、译作、评论、研究等，与20世纪80年代初中期由爆热到逐渐降温而趋于平缓的历史文学思潮相呼应，并成为其组成部分。《历史文学》的实践与探索及其所蕴含的问题与方法，不仅为我们留下了一份难得的80年代历史文学编年档案，也为当下及未来的历史文学创作提供了重要的参考，因此值得重视。

一、办刊缘起及其所处的时间节点

文学与历史之间始终显示出强大的张力与纠葛，它们一部分由文学言说的不确定性造成，一部分则缘于随时代变迁的历史观。如果说中华人民共和国成立到改革开放前的“一体化”格局构成了相对稳定的文学机制，那么，七八十年代之交的思想解放运动所蕴生的反封建与要求人的独立的主题，则彰显了一种新的文学格局。尤其需要指出的是，新时期以决绝的姿态告别了前现代，重拾五四新文化运动时的启蒙主题，正如有学者断言：“恐怕没有哪个时期比80年代与‘五四’传统的关联更密切了。”［贺桂梅：《80年代、“五四”传统与“现代化范式”的耦合——知识社会学视角的考察》，《文艺争鸣》2009年第6期。］

以这样的思想观照20世纪八九十年代的历史、文学及历史文学，我们就不难理解那股来势迅猛的历史文学创作与阅读热潮。姚雪垠的长篇历史小说《李自成》便是典型例子：从60年代出版第一卷到90年代末最后两卷问世的30多年里，它先后经历了大热与冷遇。这种现象恰如一面镜子，折射出时代社会与文化消费的嬗变。姚雪垠将自己的创作称为“历史现实主义”，“与同时期中青年作家创作的文化历史小说、新历史小说形成了明显的反差”。［吴秀明、蒋青林：《走向最后的历史主义典型化写作——评〈李自成〉后两卷的艺术成就兼谈历史小说的典型观问题》，《河南大学学报》（社会科学版）2006年第3期。］毋庸讳言，《李自成》的主题思想、人物塑造与形式手法，对当时及之后的历史小说产生了很大影响。基于此，若要厘清该时期的历史文学脉络，需要从纷繁的主义和形式中走出，重返文学的历史现场，审察其背后思想艺术观念之异同，方能避免对历史文学雷同化的判断。

洪子诚在《问题与方法》中提出对整个当代文学发展来说极其重要的几个环节：文学机构、文学报刊、出版情况、作家身份、存在方式与文学评价机制等。对于第二点，他认为应当关注“文学报刊在进入‘当代’之后，在性质上，作品的刊发方式上，和作家、读者关系上，这些方面有什么特点，发生什么样的演化，又怎样制约、影响当代文学的性质”。［洪子诚：《问题与方法——中国当代文学史研究讲稿》，第193页，北京，生活·读书·新知三联书店，2002。］《历史文学》的诞生，是历史与文化熏染下的“应运而生”，为我们研究新时期以降的历史文学提供了一个极佳的窗口。1983年12月，由花城出版社下设编辑部编辑出版的《历史文学》季刊成功发行第一辑。这份刊物主要发表历史题材小说、诗歌、影视作品等，它也是广东省乃至全国第一份专门刊载历史题材作品的刊物，其重要性与价值不言自明。正如作家吴有恒为第一期所写的发刊词《不知过去，无以创造未来》所说：“出版《历史文学》，大概也是有观今宜鉴古之意的吧……我国历史悠久，源远流长，内容丰富，有多少精华，尚有待于我们承前启后的当代人去吸收接受，发扬光大。”同时，他在这里也毫不讳言地道出了编者与出版者“还有些担心，怕得不到应有的支持，怕来稿少，目前还只好不定期出版，还未敢出期刊”。［吴有恒：《不知过去，无以创造未来——为〈历史文学〉而写》，《历史文学》1983年第1期。］这种担心对于地处边缘而又不甘于边缘，很想成就一番事业的一份新生刊物来说，是完全可以理解的。

作为百年来的“独此一家”，《历史文学》首先面临着时代浪潮中的多重机遇。自1979年邓小平提出设立特区后，深圳、珠海、汕头、厦门与海南陆续被确立为经济特区，其中广东省下辖城市占了三席，立时成为引领改革开放的前沿阵地与桥头堡。而广州又是中国近现代史的发端地，在此发生过鸦片战争、三元里抗英、黄花岗起义、国民党一大与国共合作、省港大罢工、广州起义等一系列反封建求解放事件，形成了凝重庄严、开放前瞻的文化氛围。上述种种，都为广东的历史题材文学创作提供了深厚土壤。此外，1984年9月，《文化部关于地方出版工作会议的报告》指出：“地方出版社立足本地、面向全国，是在新形势下，对五十年代提出的地方化、群众化、通俗化方针的发展。”［中国出版工作者协会编：《中国出版年鉴1985》，第355页，北京，商务印书馆，1985。］同年12月，《国务院关于对期刊出版实行自负盈亏的通知》颁布，这又给广东的文化出版指明了新的路线——“立足本地，面向全国，兼顾海外”。

《历史文学》背靠1981年成立的花城出版社，该社以《花城》杂志闻名全国，还办有《随笔》《译海》《旅伴》《影视世界》《青年诗坛》《当代诗词》等期刊，且把刊发本省作者创作与表现本省特点的作品放在首要地位。《历史文学》创办，一定程度上也衔接了《花城》杂志“身体力行着‘百花齐放’、‘古为今用’的方针”，格外重视历史小说的理念（如创刊后，在短短几年内，先后发表了5部中篇历史小说：《三人行》《天京之变》《李清照》《太极宫轶事》《立储》），［见吴秀明：《向历史的纵深处开拓——〈花城〉五部中篇历史小说读后》，《历史文学》1983年第1期。］自然也便继承了相关的文学资源。

为了办好刊物，花城出版社与广东省社会科学院历史研究所在1984年年初联合召开座谈会，广泛征求意见，来自广东文史学界的李晴、黄彦、张磊、刘斯奋等人参加了会议。有关这次座谈会情况，《羊城晚报》《历史文学》曾发表过纪要，参会者除了对《历史文学》创办之于推进历史文学的重要性达成共识外，还就历史真实与艺术真实、真实性与思想性、评价原则与标准等有关理论与实践问题展开讨论。有的参会者还从全球化立场畅想了刊物对世界史、经济史、科学史，乃至华侨史、港澳史的拓展，眼光可谓开阔。［两次座谈会相关情况，见舒大沅整理：《重温过去 认识现在 开创未来——〈历史文学〉座谈会纪要》，《羊城晚报》1984年2月12日；本刊编辑部：《〈历史文学〉座谈会纪要》，《历史文学》1984年第3期。］

《历史文学》在1984年9月，邀请10个省市的历史文学作家，召开了一次有关历史文学创作的会议，在第1、2两期出版的基础上，明确将刊物定位为“正式成为专门发表历史文学作品的大型季刊”。对此，与会者之一、时任《新民晚报》记者的曹正文多次在其回忆文章中提及：“当时参加笔会的作者有写历史小说的作家任光椿、杨书案、刘斯奋、林贤治等人，姚雪垠与写过《陈胜》的刘亚洲因忙，特地写了信请假。”［曹正文：《徐兴业谈“宝庆路3号”》，《文化名宿访谈录》，第125页，上海，上海书店出版社，2018。］据有人回忆，会议期间，还草拟了给时任广东省委书记任仲夷的一封信，提出以《历史文学》为平台，在广州成立全国“历史文学学会”的建议，希望得到省领导的支持。由于种种原因，学会成立之事不了了之，但它从一个侧面反映与说明该刊当时确有雄心勃勃的开创新局面的初衷。

从已出版的为数不多的10期《历史文学》来看，该刊忠实地履行了创刊时的承诺。它办刊的持续时间虽不长，却办得用心，也很有自己的特色。这不仅表现在封面、插图古朴典雅，别具历史感与审美品位，更为主要的是所载作品的题材内容、文体形式、艺术风格丰富多样，并且在注重创作同时不忘批评、理论探讨，还刊发“历史小说篇目辑览”，为进一步研究做学术积累。就宏观的文学思潮而言，此时的历史文学与80年代初中期的反思文学大体趋近，人们习惯于从“十七年”时期的“阶级论”中获得对它的批判性认同，或从较远的五四那里寻找其资源脉络。在思维观念上，它所选载的作品整体上更近似或偏向于以姚雪垠《李自成》为代表的“历史现实主义”理路，一定意义上，它可视为《李自成》类作品向新历史小说、文化历史小说转换的“中间物”，或曰过渡的产物。

概言之，《历史文学》在80年代犹如耀眼流星一般的短暂存在，既有它自身的缘由，也有某种深刻的历史必然性。它的落幕不无遗憾，除了经济与影响力等原因外，还与其当时所处的从传统向现代、从阶级性向人性、从政治向文化转换的特殊的时间节点有关。它所折射的历史认知问题，及其与80年代后期至90年代兴起并成潮流态势的文化历史小说、新历史小说，还有影视改编戏说风之间的转折与分野，也从一个侧面反映了用思想解放来疗愈整个当代文学的有效性和有限性。

二、文体形式与历史观问题

与七八十年代创办的所有大型文学刊物一样，《历史文学》自1983年创刊开始，就十分推重史诗性的长篇小说，尤其是与反封建的时代主题相契的作品。毫不夸张地说，史诗的外壳与反封建的内核相辅相成，已成为它的灵魂与主旨所在。

这里所谓反封建，诚如曹文轩所归纳，相对于“批判国民性”与“文明与愚昧的冲突”，

［曹文轩：《中国八十年代文学现象研究》，第24-25页，北京，北京大学出版社，1988。］

它能更明快与大面积地覆盖新时期文学。而对史诗性的注重，不仅体现了该刊对长篇小说的重视，还在于它对整体历史对象所做的无所不包而又充满高度自信的审判式的叙述，它对封建专制与人性、阶级冲突与民族矛盾等一切“现实关系”的观瞻，能充分反映与体现人们对历史“本质化”的理解，有助于推动历史文学的宏伟叙事日臻开阔与深邃。《李自成》及其研究之所以能成为“显学”，正是因其严格遵循着“农民的起义与农民的战争，是历史发展的真正动力”之要义，与亟须建构中国当代宏大历史叙事的时代氛围契合。这一判断也在一定程度上成为80年代的共识。受《李自成》影响，不少作家都将目光投向有关斗争与救亡的“大历史”，他们往往以充沛的政治激情、广阔的视野、超长的篇幅，竭力挖掘并放大阶级矛盾与农民起义的历史意义，突出其在历史进程中的主体乃至独尊的地位。徐兴业的《金瓯缺》、杨书案的《九月菊》、凌力的《星星草》、蒋和森的《风萧萧》、顾汶光的《天国恨》等都在此列。与此相似或相近，《历史文学》也正基于这样的认知，选载了李晴的《天国兴亡录》、刘斯奋的《白门柳》、黄茂初的《沧海恨》、端木蕻良的《曹雪芹》、张之的《红楼梦新补》、褚同庆的《水浒新传》、左云霖的《风流天子》、李联海和马庆忠的《孙中山传》等作品，并且在每期封面“要目”及“开卷语”中加以推介。

李晴此前发表于《花城》杂志的中篇历史小说《天京之变》，主要讲述太平天国上层统治集团的蜕变与内讧，曾以题材的尖锐与描述场面的惨烈在当时社会产生较大反响。而与《天京之变》相比，他在《历史文学》上连载4期的《天国兴亡录》，则充分发挥史诗文体异中见同而又同中有异这一构架模式的优势与特长，铺陈了洪秀全从做山村塾师到应试不中、被西洋人布道，而后与乡绅冲突，继而走向武装对立清廷道路的生平，其间囊括了对清末民间疾苦、社会百态，以及对洪秀全早年与阿桃青梅竹马之私人情感的朴素呈现。李晴纵横捭阖，娓娓道来，勾罗织网的雄心与漫笔，恰如每一章开头所引诗句，于历史与文字的结合中描绘农民起义发生的前因后果，虽则笔触细腻，所聚焦的仍是人民史观、阶级斗争与历史进步论。与李晴的原创写作不同，褚同庆的《水浒新传》属于名著改写。该作若干章节在《历史文学》刊登的同时，附有作者自撰的《我为什么要写〈水浒新传〉》，具体列出改写《水浒传》的六大原因，尤以1949年前、1949年后、“文革”后这三阶段的思想变化追踪自己的创作观念，为我们了解作家的思想原动力提供了便利。其中，他特别提到，1960—1975年，自己深受马克思列宁主义与农民反抗地主阶级的思想影响，保留并发扬原作中民主性、革命性的精华，删减封建糟粕的内容，使之贴近“农民起义的史诗”，所以对主角宋江受招安的情节视为不必要，写到梁山泊英雄排座次即止。这反映了当时作家普遍存在的共性问题：对农民起义缺乏完整的认知。因为过分夸大农民的“动力”作用，回避了他们身上固有的历史负荷，反而折损了历史真实性和反封建效力。这是应该引以为戒的。褚同庆在“文革”后又对先前的改写再做修改，通过宋江合伙受招安时的叙述突出受招安与反招安两股力量的激烈斗争。新时期初历史文学从“让步说”“周期率论”到自我扬弃与超越的历史观的进步。它也从一个侧面说明，文学经典作为“第三生产”，它的“历史性主题”及其价值的实现，内在地具有传播学的要求，它改写什么、怎样改写，是由时代决定的，而绝不是多此一举的重复性的劳动。［见杨矗：《文学经典的“构成”及时代新变》，《文艺报》2022年4月20日。］