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人生》后的“回退”与“夹缝”中的路遥

一、《人生》后的创作与“回退”

在《人生》发表5个月后的1982年10月，路遥完成了《黄叶在秋风中飘落》的初稿，随后在1982年12月和1983年4月两次修改了它。这篇小说最终在1983年10月发表。 从写作时间看，《黄叶在秋风中飘落》是路遥在《人生》发表之后完成的第一篇作品。更具体地说，《黄叶在秋风中飘落》是路遥承载着《人生》所获得的巨大反响而写作的，是路遥面对着人们对《人生》的热议而拿出的新的篇章。

在《黄叶在秋风中飘落》中，主人公之一的刘丽英即是一个高加林式的人物，她渴望摆脱旧有的生活环境，对现代文明有着热烈的向往。为此，她脱离了原来的婚姻，和县教育局局长卢若华结婚。但是婚后，卢若华虚伪粗暴的一面逐渐显露出来，加之思子心切，刘丽英最终选择再度离婚，回到了原先的生活轨道。

而《文学家》则在1984年第1期，刊发了路遥创作《人生》后的第二篇小说《你怎么也想不到》。在这篇小说里，路遥以一对大学毕业的情侣的人生选择展现他对“交叉地带”问题的思考。大学毕业之后，男方薛峰选择了留在城市，在一家杂志社工作；女方郑小芳则回到了家乡边陲小城，在环境艰苦的沙漠农场里工作。两人因不同的人生选择分隔两地，但彼此挂念，联系并未中断。城市生活的“旋涡”与郑小芳的不断感召，让薛峰最终写信向原先的恋人表示，自己可能会放下先前难以割舍的城市生活，回到她身边。

从题材选择和人物设置看，《黄叶在秋风中飘落》和《你怎么也想不到》简直就像《人生》的“姐妹篇”，都关注农村青年的出路问题，但与《人生》相较，两篇小说明显体现了路遥价值站位的“回退”。这不单表现在他把高加林因被人告发而导致的“被迫”回归置换为刘丽英的主动回归，把德顺爷爷对高加林的精神劝诫铺陈为郑小芳对薛峰的持续感召，更体现在人物形象设置和思考“交叉地带”问题的思想视野上。在两篇小说中，处于城市的刘丽英、卢若华和薛峰都被表现为一定程度的道德堕落者，而身处乡土边地的高广厚（刘丽英原来的丈夫）、郑小芳则被赋予了道德的光辉，郑小芳被塑造得热情、高尚、怀抱理想，高广厚则像他的名字一样善良、敦厚、心胸宽广。路遥不再发现问题、表现新旧价值观的冲突，而是在纯粹的道德伦理框架内讲述了“浪子（女）回头”与“言传身教”的两个故事，原本富有人生内涵、充满矛盾冲突的话题被简化成一种单质的道德判断。

为何在《人生》甫获成功之后，路遥即以背离于《人生》的思想和艺术方式另做新篇，其中人物的道德面貌、作家的价值站位有如此之反差，以致路遥执着探索的“交叉地带” 在这两篇小说中仅仅具有地理空间的意义，丧失了《人生》中的精神指涉与问题深度？

如果说，《人生》的耐人寻味正在于“道德劝诫”与“自我实现”间所形成的作品的结构张力， 那么在《黄叶在秋风中飘落》和《你怎么也想不到》中，“道德劝诫”的意味已全然以压倒性的势能掩盖了人物“自我实现”的诉求，令小说失去了反复咀嚼的空间。这两个中篇对于作品量并不多的路遥而言不可谓不重要，但或许正是这种艺术探索的平淡甚至退化，使得学界甚少对之投以关注。但就研究一位作家的创作史而言，这恰恰成为一个问题。是什么原因，让路遥对“交叉地带”问题的探索，在这两部小说中，突然显现出对《人生》的一百八十度转弯？ 高加林式的挣扎、《人生》审美表现的复杂性为何没有在《人生》之后的作品中持续下去，反而表现为激烈的反弹与回撤？这是路遥“交叉地带”题材的作品所隐含的一个问题。

二、究竟是“败笔”，还是刻意为之？

对于路遥在《人生》后创作中的这个现象，有评论者曾经感慨：“对于已写作过《人生》，拥有一定创作经验的路遥，却居然出现这样的败笔，这说明，作家潜在的思维定势具有多么顽强的惯性力量。” 宗元所说的“思维定势”的“惯性力量”，指的当是路遥早年所受文化教育和早年创作经历在其创作思维中的深刻烙印。

关于这一点，现有的研究已逐渐展开，杨辉的《路遥文学的“常”与“变”——从‘〈山花〉时期’而来》就集中探讨了这一问题。要言之，路遥是在20世纪60年代成长起来并在70年代初开始发表小说的作家，“十七年”文学和“文革”文学的某些价值观念和文学模式深刻地影响了路遥，并被他带入了80年代的创作中。诚如杨辉所言：“诸多文学史家所指陈之‘新时期’与‘十七年’及‘文革文学’间‘根本性’之‘断裂’，在路遥文学中并未发生。” 因此，确如其他研究者所说，在这两部作品中，“路遥再次延续了‘十七年’文学中主流文学的价值取向：集体和国家的利益是最高的价值指向，个人的理想追求只有与集体和国家的利益关联在一起时才能得以实现”。 高广厚的形象塑造，郑小芳之于薛峰的理想训导，都以一种道德训诫的方式压抑了自我实现的内在冲动。

用“思维定势”来解释“‘交叉地带’的隐含问题”当然不无道理，但思维惯性的影响应该只是在隐性的层面发挥作用，难以造成全盘的殊异。这一说法的关键在于将两部小说艺术探索的回退视作路遥无意识、不自觉而产生的创作滑坡，情况是否真的如此呢？

我们知道，在路遥的创作历程中，编辑王维玲曾起过重要作用。正是他向路遥约稿并热情鼓励、指导修改，才有了《人生》这部作品。 在《人生》大获成功之后，王维玲一直鼓励路遥写作《人生》的下部。在1982年12月15日写给王维玲的信中，路遥如此答复对方的一再约稿：“首先给您解释一下，我新写完的这篇作品，我自己很不满意，加之快七万字了，我不好意思寄给您，您将来会知道我说的是实话。《青年文学》我一定要写稿的，否则我对不起这个刊物对我的关心。” 这里所说的“我新写完的这篇作品”，从时间上看正是指的《黄叶在秋风中飘落》。路遥为什么说“您将来会知道我说的是实话”呢？或者说，王维玲何以能知道路遥所说的“我新写完的这篇作品，我自己很不满意，加之快七万字了，我不好意思寄给您”是实话呢？历史已显出了答案：这封信之后不久，在《小说界》杂志向路遥约稿之后， 路遥便在该刊上发表了这篇小说。如果王维玲关注路遥，看了路遥新发表的作品，他当然便能知道路遥所言不虚了。

由通信可见，路遥对于《黄叶在秋风中飘落》的艺术局限并非“无意识”“不自觉”，他清楚地知晓这篇小说写得不理想。但令人疑惑的是，路遥没有复刻《人生》的发表过程，将新写的稿子寄给王维玲请他指点，他在自己不满意的情况下就选择了让稿子匆匆发表。按理说，王维玲对路遥有知遇之恩，他所在的《青年文学》也是发表作品的良好平台，如果路遥接受王维玲之邀，再次和青睐自己的老编辑携手打造新的作品，不是没有可能在《人生》之后再创新高。路遥不单没有将稿子投给王维玲所在刊物之心，甚至连寄给王维玲一阅的打算都没有；换言之，要改变《黄叶在秋风中飘落》的艺术缺陷，于路遥而言，非不能也，实不为也。

三、历史问题与“避祸修正”

路遥何以要在《人生》的成功之后，刻意回退？这是一个亟待回答的重要问题。

回到《人生》发表的历史时刻，可以发现社会上对这部作品的议论并非肯定之音的独白，而是正反两方的热烈争论。 虽然不少评论者都肯定路遥塑造了一个复杂立体的高加林形象，但也有一些声音将高加林指认为一个“利己主义者”或“个人主义者”。比较有代表性的如《文汇报》1982年10月7日刊登的曹锦清的评论文章。评论者严厉地批评了高加林“没有看到千百万青年正从事着伟大的事业，并从中吸取奋斗的力量”，含蓄地指出高加林在对待社会分工问题上具有错误认识，心灵深处埋藏着“利己主义倾向”“资产阶级个人至上的倾向”，并认为对于高加林在恋爱问题上表现出的“渗透着资产阶级毒素的腐朽思想”，小说“同情有余，批评不够，这是令人遗憾的”。 曹锦清的文章是付诸文字的批评的代表，而那些没有付诸笔端却广泛存在的声音从董墨的回忆文章中可以看出。据董墨所言：“有一种未公开的意见，认为路遥《人生》中的高加林，是法国司汤达《红与黑》主人公于连的翻版，是个典型的资产阶级个人主义者。有人在某些会议上，没有这样公开明确地提出问题，却对高加林的所作所为提出了不少质疑，认为这些问题值得思考……云云。” 路遥对评论界的反应一直是相当关心的，据张新龙回忆，他第一次见路遥时，路遥正拿着一张报纸在看，“那是一张《文汇报》或者《光明日报》，上面登载着关于《人生》的大篇评论”。 对于评论界的这些负面说法，路遥也是颇为在意的。在1983年1月25日致李炳银的信中，路遥说道：“我知道，我的这两篇作品尽管读者给予了很大的热情，但官方与批评界的态度有一定保留，因为这两篇作品（指《人生》与《在困难的日子里》，笔者注）我是想追求一些东西，冲击一些东西的，似乎显示了一些非主流的倾向，因此恐怕有些领导同志不太习惯。关键问题是我没直接迎合一种需要。”而在1983年8月20日的信中，他再次说道：“我总觉得评论家对这部作品似乎不好说话（？）。” 面对评论界对《人生》的态度，路遥显然感受到不小的压力，而这些压力对作家的写作行为可能产生的影响还需结合一些历史问题来思考。

多本路遥传记都记载了路遥在20世纪60年代后期积极投身“造反运动”的事。“造反派”头目的标签和“武斗”事件中一起人命案的牵连，使路遥在之后多年一直生活在历史的阴影中。60年代末和70年代初，路遥想要参军和投报心仪的大学都曾因此而未能如愿。 直到1985年6月，中国作协陕西分会对路遥过往的行为做了最终定论， 这一十多年来的遗留问题才算最终得以解决。

可以说，在80年代初期，路遥一直倍感压力，十分小心谨慎地对待官方的政治导向。在1980年2月1日致好友曹谷溪的信中，他就提醒对方：“目前政治局势变动很大，请你谨慎一些。” 在80年代的很多作品如《不会作诗的人》《在新生活面前》《痛苦》乃至《人生》中，一些明显的“赞歌”话语即是一种安全装置，它们以脱离于文本的突兀面貌存在，起到某种程度的“保护”作用。 在这种情势之下，当《人生》面临官方的“保留”态度，当高加林被贴上“个人主义者”和“利己主义者”的标签，路遥不说是提心吊胆，至少也是顾虑重重的。就在《人生》发表的前一年，文艺界还发生了《苦恋》被批判之事，同年中，“反‘左’批右，检查涣散软弱状态，批判资产阶级自由化，《扯‘淡’》问题，《也谈突破》问题……一个接着一个，全国文艺界都在开会开展批评与自我批评，检查和改变软弱涣散状态，作家们普遍心情困惑和忧虑”。 路遥必然也感知到了文艺界早春时期的乍暖还寒。无论如何，负面批评的存在始终意味着某种危险，它会不会一步步升级，演变成更大规模的事件？更为棘手的是，在《人生》一举成名之后，过去与路遥结怨的人也加重了对之发难的攻势，不断有人向路遥所在单位甚至陕西省委宣传部写告状信。直到由中间人领着路遥亲自给有关人士道歉，告状风波才就此停歇。 这种麻烦之于此刻的路遥，无异于给他的担忧火上浇油。

我以为正是这种境遇，让路遥出于“避祸”的考虑和“修正”的需要，写出了《黄叶在秋风中飘落》。他试图以一种完全皈依传统道德的方式，消解《人生》所显露的自我思想的尖锐性，掩藏锋芒，表明立场，从而规避可能潜藏的风险。而选择让其在一家不那么有名的刊物低调发表，则进可解自身麻烦，退则算闲来之作。

再来看路遥写作《你怎么也想不到》这篇作品时又处于何种境遇之中呢？据《路遥年谱》，这篇作品写于1983年8月，和路遥修改《黄叶在秋风中飘落》仅仅4个月之隔。在《路遥年谱》1983年的“谱前”部分，可以看到这样的信息：“8月10日 中国文联在北京举行主席团扩大会议，讨论和部署学习《邓小平文选》。会议要求各地文联及协会联系文艺界实际，努力纠正文艺领域内的资产阶级自由化倾向。”此后，在1983年11月，“清除精神污染”问题正式成为文艺界的议题。 这是《你怎么也想不到》写作之时的时代语境。而在路遥自身，据高建群回忆，1983年期间，路遥正被麻烦缠身。虽然所为何事文章没有详说，但这一麻烦必然涉及路遥的前途。这从高建群安慰路遥的话语“充其量是回到延安来吧”中可以看出。 从省会城市西安回到延安，这是路遥所不愿意的，一心想要做出大事的路遥必会极力避免此一情况的发生。 综上，结合时代语境与自身处境，在这样的关口，路遥在创作方面选择了收敛锋芒，防止因思想的“越轨”而再生事端——尽管从今天看他的保守和收缩已远远超过了所需的程度——如此我们可以理解《你怎么也想不到》在价值观念和审美表现方面对《黄叶在秋风中飘落》的“故伎重演”。