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非虚构小说”、“元叙事”技法与经验破碎时代的文学表达

在谈到文学作品与现实的关系时，余华曾有一个著名的说法，即“签约说”：“与现实签订什么样的合约，决定了一部作品完成之后是什么样的品格。因为一开始，作家就必须将作品的语感、叙述方式和故事的位置确立下来。也就是说，作家在一开始就应该让自己明白，正在叙述中的作品是一个传说，还是真实的故事？是荒诞的，还是现实的？或者两者都有？”[1]这段话还可以这样理解，那就是，读者阅读一部作品之初，也必须沿着这一“合约”所设定的方向展开，否则便可能走入岔道，或南辕北辙。即是说，我们有必要从小说叙述所设定的“期待”入手把握作者的意图，以展开有效的阅读。

鲁敏的《金色河流》（文章主要以《收获长篇小说·2021年秋卷》中的小说版本为论述对象，以下同）大体上可以看成现实主义之作。就内容而言，《金色河流》处理的是大家并不陌生的资本原始积累题材，及其因之而起的原罪与（自我）救赎、审判与宽恕等主题；这方面的作品，近些年并不少见。但因为这一题材或主题包裹在颇具冲击力的形式探索中，小说的主题在彰显出来的同时也被暗中颠覆。从这个角度看，似可认定这是一部内含自我解构的文本，或者说是未完成的文本。说其未完成或自我解构是因为小说以颇似“元叙事”的暴露技法，讲述名叫谢老师的主人公/次主人公写作过程中的收集资料、构思及其心路历程的演变，临近结尾，谢老师计划中的文本并没有创作出来，小说就此终结。因此可以说，《金色河流》在主题表达和形式探索上各行其是，颇有彼此颉颃、互相拆台之势。要想整体把握小说，有必要从两个方面的对立统一的角度展开，而不只是执其一端。而也正是两个方面的奇特耦合，使得《金色河流》颇不同于近些年来与此相关的大多数小说。

一

通常，“元叙事”技巧用在小说的写作中，旨在凸显作品的虚构性以打破其制造出来的真实的幻觉，但《金色河流》似乎恰恰相反。“元叙事”技巧，在这里是制造真实性的幻觉的必要手段。如果说“元叙事”的核心要义在于变真实幻觉为虚构并暴露小说的写作过程的话，“元叙事”技巧在《金色河流》中主要表现为“红皮本子”和本子中的“素材”及其编号，以及写作构思的裸露。谢老师想写出一部关于资本原始积累的罪恶的大书，因此而锁定了小老板穆有衡，并投靠到他的麾下。这一投靠，被谢老师自己解释为卧薪尝胆，所谓“不入虎穴焉得虎子”。因此，在给穆有衡服务办事的同时，他潜心收集穆有衡的相关材料，并一一记录在案。这一记录本就是“红皮本子”；里面记载着一个个零散的素材，并且编了号，比如“素材99”。而至于说“元叙事”技巧是制造真实幻觉的手段是因为，这些素材乃谢老师自身亲历和观察所得，其真实性不容置疑；它们一经作者之手植入《金色河流》之中，便具有了真实幻觉的营造之功：其以编号的形式出现，似乎更能彰显日常生活的琐碎和无序之本质。因此可以说，小说文本中谢老师的角色看似无关紧要，时时都是陪衬，并不决定主人公的行止，他只是一架传声（传达穆有衡所交给的任务）的机器和中介；但恰恰是这样一个中介，构成整个文本的关键。

只是意外的是，随着谢老师材料收集的进一步展开，他对穆有衡的认识也逐渐深入，至此，他也从穆有衡人生的批判者和旁观者（甚至偷窥者），一变而为同情者和认同者。小说着重展现的，正是这态度的转变过程。不难看出，素材的搜集过程与认识过程之间构成某种对应关系。从小说的叙事来看，素材总共当有117条，最后一条即“何吉祥之死（素材117）”，但小说中呈现出来的只有26个素材。这出现的26个素材与作为整体的117个素材，这出现的26个素材与缺席的91个素材，它们之间的内在关系，使得小说中素材的收集和编号[2]，一方面表明了小说形式的“元叙事”特征，同时也是在指向某种叙事。

大体上看，小说有几重开端。第一重是素材的收集顺序上的开端。无疑，素材是按照素材1、素材2……这样的顺序依次排列的，以至于素材117。在这个序列中，素材1无疑是开端，素材117无疑就是结尾了。这样按照数字顺序的排列，是收集材料的过程的体现，换言之，这样排列出来的，只是素材，而不是小说。小说的写作是要打破这样的排列而做一番叙事处理的。因此就有了第二重开端。这一重开端是以素材出现在小说的秩序为标志的。在这一秩序中，素材既是打乱了顺序的，也是不全的。其第一个出现的素材是“眼泪水（素材99）”，最后一个素材是“何吉祥之死（素材117）”。在这一秩序中，有两点需要注意。其一，即为什么要从“眼泪水（素材99）”开始，以“何吉祥之死（117）”结束？这样安排的意图何在，如何其中包含有意图的话。事实上，按照福柯的话说，这样的安排，就是《知识考古学》中所谓的“陈述”或“声明”了，也即这背后有其意图在。其二，小说中呈现出来的只有26个素材，那么没有出现的91个素材是什么呢？而且，从小说呈现出来的这26个素材中，其素材序号最靠前的，不是素材1，而是素材3“西瓜壕道”。这些素材在小说的排列顺序是99、8、78、48、35、100、64、69、71、72、3、18、34、102、74、40、32、50、29、105、19、110、114、38、39、117。从这些素材出现在小说的顺序来看，可以发现，素材的排列是与小说的叙事秩序联系在一起的。即是说，对这些素材在小说中出现的顺序，需要结合小说的叙事来理解。

这样也就有了第三重开端，即小说叙事的开端。小说从穆有衡第一次中风开始叙事，一直写到他死亡，和死亡后遗产的处置情况。小说之所以要从穆有衡中风开始叙述，显然是有作者的意图所在。其意图表现在，这样就可以很好地回顾人生了，即给穆有衡回顾、反思和思考死亡提供了条件：他不需要再去打拼去赚钱了，他只要回顾就可以了。中风后的穆有衡，身体上的行动不便，恰恰给他心里的活动提供了最大的便利。这是穆有衡人生的分水岭。

穆有衡人生的另一个分水岭是“何吉祥之死”。在小说中，“何吉祥之死”是作为最后一个素材出现的。因此可以说，作为围绕资本积累书写这一主题展开的素材序列，其真正的出发点和开端其实是最后一个素材：真正构成理解穆有衡人生的关键点，他后半辈子的辉煌人生都可以追溯到这一时间节点，但也同样是这样一个节点，也决定并影响了穆有衡后半辈子的内心，他的忏悔和救赎之路。这是构成穆有衡人生的另一个开端，属于小说的第四重开端。就穆有衡的辉煌人生都必须追溯到这一时间节点而言，其所涉及的是所谓的资本原始积累命题。这是小说的第五重开端。这一开端，才真正是谢老师感兴趣和最想知道的。他之所以愿意投到穆有衡的麾下，就是想弄清楚对方的资本原始积累过程的秘密所在。但问题是，随着对穆有衡资本原始积累秘密的开端的探索、慢慢解密和揭秘而来的，是谢老师的态度的转变。他从开始对穆有衡的批判、抗拒和好奇，转而为感同身受、同情和最后的认同。

从这个角度看，小说以穆有衡中风开始展开，也隐含了第六重开端，即谢老师人生观、世界观和价值观的改变过程。如果说何吉祥之死是穆有衡的人生的重要转折点的话，穆有衡的中风则显然是谢老师的“三观”转变过程中的转折点，其开端事件可以追溯到早年对穆有衡工厂的调查，而后是以卧底的身份进入穆有衡的家庭和事业中，想以穆有衡为原型写出一部关于资本与原罪的大书来，但随着穆有衡的中风的发生，谢老师的思路几经多变，先是“金钱原罪史（思路一）”，而后是“宏大、复杂、时代之子（思路二）”、“穆有衡和他的儿女们（思路三）”，最后是“最热门IP（思路四）”。思路的转变，正表明了谢老师对穆有衡的认识的渐趋深入、态度上的犹疑不决和情感上认同的产生。但也正是这种思路的转变，可以说，使得谢老师最终并没有写出文本来，因为，面对这种复杂的现实人生，任何单一角度的介入，都可能是一种误读和片面化的处理。因此，最好的办法可能就是不加预设和不掺杂主观色彩的并置呈现，即“最热门IP（思路四）”。这也最终表明，这些素材所显现出来的是一个个破碎的零散的经验，无法重构。谢老师眼中的文本无法完成，可以看成是无法重构的表征。

因此也就提出了一个难题，即在这样一个经验破碎的时代，如何重构生活的总体性。这一难题的提出，建基于以下三方面的考察：第一，有无这样的生活总体性存在？第二，小说中缺席的91个素材与在场的26个素材之间的关系问题。第三，素材与素材之间的关系问题。从小说叙事中看，那91个素材出现或不出现，那26个素材在这里出现或在那里出现，其实是分别不大的。因为，即使这117个素材全部罗列在小说中，即使117个素材按顺序出现，就能完整重现、重构或再现穆有衡的一生吗？显然，这个问题是要大打问号的，且不说在谢老师那里有着前后4种思路的转变。

如果说全部的117个素材在穆有衡那里是以穆有衡的完整人生为摹本的话，这些出现在谢老师那里的素材其实就已经是打碎了的经验了，因为，它们作为“可以辨认的碎片”[3]，只是以谢老师的眼睛所观察、发现的先后顺序，被按1、2、3……117这样的方式排列，彼此相连的素材与素材之间其实并无必然的联系。因此，问题就成为，如果穆有衡的人生是一个完整的有机整体的话，这117个打碎了的经验素材能否重构穆有衡的完整人生呢？本雅明的《译作者的任务》一文告诉我们，这似乎是一个无法完成的或者难度极大的任务[4]。小说隐去了穆有衡人生中的91个素材，这样的人生呈现是否会是不完整？如果是完整的话，那么也就意味着缺席的素材（或经验）并不影响穆有衡人生的完整性。如果是不完整的话，这种呈现就只是一种呈现，并不想呈现穆有衡人生的完整性。小说以在场的26个素材的呈现告诉我们，不论是哪种情况，都意味着如下这一点，即，经验的完整性都从来不是前提和必要条件；总体性如果存在的话，其重构从来都只是凸显和遮蔽的双重结合，与效果的获得密切相关。

二

明乎此，就可以展开资本原始积累及其相关问题的探讨了。谢老师的四个思路无不指向资本的原始积累，以及相关联的原罪与救赎、审判与原谅这两个命题。如果说这两个命题是谢老师所念兹在兹的中心议题的话，那么与这些问题联系在一起的，则是关于“人”的认识难度问题：“人”是否是一个有深度的存在？我们能否真正认识一个“人”？哪一个阶段的人生才是其真实人生的体现？

在小说中，与谢老师的这一多变角色关联在一起的，还有穆有衡的二儿子王桑。谢老师想充分深入穆有衡的内心中去，王桑却表现得相反，他自成年后一直都在拒绝进入穆有衡的世界：他想以叛逆和抗拒的姿态显示自己的存在自足性。如果说穆有衡的中风给了谢老师以更进一步认识穆有衡的机会的话，这一中风事件也使得王桑不得不开始直面父亲的人生。虽然两个人的立场不同，但有一点是一致的，那就是，随着他们对穆有衡的认识的不断深入，他们的态度由开始的抗拒、批判，经由触动而转变为最后的认同。小说所着重表现的就是这一过程。如果说，小说有其内在的总体性的线索的话，这就是总体性的线索。客观地看，这一过程使得如下这一难题被提出，即作为个体的“人”的认识难题。在小说中，这既是困扰谢老师的命题，也是穆有衡资助的孤女河山一直充满了好奇的问题：穆有衡到底是一个什么样的人？他为什么一直不计后果没有功利地资助自己？

正是在这个意义上，穆有衡的中风事件才成为关键点。他们对穆有衡的认识的转变，都发生在穆有衡中风之后。中风之前，他们所有人（包括穆有衡的二儿子王桑和王桑的妻子丁宁）对穆有衡的态度都集中在怀疑或不信任这一点上。事实上，甚至连穆有衡自己也是在中风之后，开始对自己有了全新的认识。这一中风，使得穆有衡有了大量的时间，开始回顾和总结自己的整个人生。通过回顾和自述（穆有衡以录音的方式记录下他的回忆过程），穆有衡逐渐加深了对自己的认识。此前的他忙于打拼和挣钱，指向的是自身的外部世界和行动能力，即实践命题；这一回顾使他从外部转向了内心，即认识命题。重新认识的结果，就是做出了一个重大决定，即立了一个奇怪的遗嘱。如果两个儿子不能在他死亡前生下子嗣，他的财产将全部捐出。此一遗嘱表面看似荒谬，其实指向或构成为此前人实践生的扬弃。如此种种，其实是指向关于“人”的认识论难题。

在这里，谢老师的第四个思路“最热门IP”具有症候性。如果说前面三个思路的变化，正相应地代表着其中的某一角色（即批判者、旁观者和同情者）的话，第四种思路的出现，则表明“人”的认识论难题的凸显。所谓“最热门IP”即“财富、死亡、兄弟、背叛、遗嘱、智力障碍者、孕妇、孤儿、失败者，齐活儿吧，把他那货真价实的一生，虚构成无影无形的生产力，沉重往事化作春风扑面而来，原罪与救赎并作花朵枝头乱摇。最终让穆有衡这个名字被人们记住。”[5]这看似后现代似的并置与杂陈，其实是告诉读者，我把所知道的重要信息都告诉你们，虽然有些零乱和琐碎，虽然有所遗漏，我不想去做判断了，也无法做判断，你们自己去做判断吧。

如果说谢老师自始至终都想通过他的观察和素材收集，力图呈现一个完整的穆有衡的形象的话，《金色河流》为什么没有从谢老师投到穆有衡的麾下起笔？或许我们还可以换一种方式提问：通过这一时段的书写，能否完整地呈现出穆有衡的形象来吗？这一时段的穆有衡的形象，能否真正代表穆有衡的形象？同样，我们还可以这样提问，中风之后穆有衡的自我救赎的渴望，是否只是中风之后才产生？此前他的自我救赎的渴望，及其相关行为，是否都只是某种掩饰？可以说，上述问题的出现，与小说以穆有衡中风到死亡这一段时间作为“观察时段”，和谢老师竭力揭开穆有衡的原始积累的秘密之所在这一设想，两者之间存在的内在缝隙息息相关。而事实上，小说似乎也并不在意其真相的揭示，小说似乎只想表明，当一个人有了自我救赎的真实渴望，并付诸行动；当一个人在做这些事情时，其真诚性不容怀疑；这时的他，就是真实的和真诚的，就值得充分尊重和肯定，甚至可以说值得认同。这其实也是谢老师逐渐产生的感受和体会。在陪护穆有衡的过程中，谢老师的态度不知不觉中发生了改变：“谢老师厌恶地翻了个身。他不喜欢这样，完全把他们（他们指穆有衡的两个儿子、儿媳和河山——引注）当个‘东西’似的去搬弄。尤其有总（即穆有衡——引注）昏迷后，他好像自动就接手了穆家似的，莫名地有种家长心态，他得关切他们每一个人，虽然他纯粹是个外人……”[6]。