比兴和噪音：论迟子建《喝汤的声音》

迟子建的写史冲动未曾或已。从《白雪乌鸦》到《伪满洲国》，再至晚近《喝汤的声音》，她试验中、长、短诸种小说的包容性，发展题材和体裁的对话关系，别有可观。在前辈作家茅盾看来，历史的波澜壮阔唯有借着长篇小说的遂行，方能示现其复杂性之一二。但迟子建正题反作，以《喝汤的声音》试验短篇小说的历史容受力，既叩问虚构的能量和形态，也触及现实的体量与边界。早年鲁迅用“正传”写“庸人”，有意示范形与意的脱节，他借传主和作传方式的错位，带出了现代新意和历史反讽。20世纪90年代继起的“新历史小说”，克绍箕裘，再一次为市井凡俗之流迎来了历史中的位次，“一地鸡毛”的日常陡然有了无意之义。《喝汤的声音》可以放在这样的脉络里理解。但除此而外，迟子建也说明：毕竟世易时移，我们记录历史的方式已大不同。世纪末的文学操作，仍属意用浪漫回返的方式，再建个人与历史的血肉联系，写我家我土的故事；而新的世纪里，我们对历史意兴阑珊，极端处，只能借宗教通灵，才抓得住历史一星半点的枝节或余绪。用“喝汤的声音”应对历史的黄钟大吕，或讲史者的顿挫抑扬，迟子建的用心已尽在不言中。口腹之欲的响动，本无组织声律可言，是上不得台面的动静，但迟子建却从这卑俗的杂音中听出洞天，把脉时间的律动，缔结了一种“噪音诗学”。

一、“兴”的技艺

“噪音”的由来，首先源自结构。《喝汤的声音》篇幅小巧，但启用的是嵌套结构，故事叠加故事。这种方案多见于中长篇的形制，以楔子作引，暗藏劝世讽喻的用心。近世以来的系列小说，如《红楼梦》《孽海花》《海上花列传》等均沿用此法。《喝汤的声音》叙说“庚子俄难”，已属大题小做，可迟子建仍不惮词费，另行描画一位中年丧妻者的郁郁寡欢。“噪音”不得不由此而起。这些“冗余”的叙事，到底有何寄托？而哈喇泊的故事又究竟与“我”何涉？

在此，我们想起“诗”有所谓的“兴”法：“先言他物以引起所咏之词也。”［朱熹集注：《诗集传》，第2页，赵长征点校，北京，中华书局，2011。］借着情景、人我、物事的并置，“兴”引譬连类，不单单造出一种“话题（topic）+说明（comment）”的“兴体”，［萧驰：《论兴：一个汉语故事》，《清华学报》2020年第2期。］更是经此跨界联动的修辞思维，［见李健：《比兴思维研究：对中国古代一种艺术思维方式的美学考察》，第37页，合肥，安徽教育出版社，2003。］跃升到文本之外，发展社会文化层面的“言语伦理”或“诗用学”。颜昆阳总结说，溢出文学本位的“兴”，最终获致的是“政治上的‘讽谏’，或日常生活中的‘感通’、‘期求’与‘回应’”。［颜昆阳：《“诗比兴”的“言语伦理”功能及其效用》，《政大中文学报》2016年第25期。］“兴”一身多面，是诗体，亦是诗法，更是诗观。从“兴句”到“应句”，“兴”牵动的不仅是前后文的关系，更是个人与时代的隐秘互动。“兴”与“应”的关系，“不可以事类推，不可以理义求”，［郑樵：《六经奥论》，纪昀等总纂：《景印文渊阁四库全书》第184册，第20页，台北，台湾商务印书馆，1983。有关“兴句”和“应句”关系更细致的梳理，见吕怡菁：《“兴”的基本轮廓与其在作品中的整体意义》，《清华中文学报》2015年第14期。］从根本上构筑的是一套充满主观色彩的暗码系统。

《喝汤的声音》以“我”的悼亡伤逝起“兴”，以哈喇泊的苦难家史作“应”，个人的忧郁和历史的创伤形成“兴寄”关系。从感通的一面来看，“兴”和“应”共同关注历史的暴虐，借着追怀往事、遥念故人，引出记忆和遗忘的话题。历史学者麦小芽葬身山洪，唯“我”念念不忘；哈喇泊的家事痛彻心扉，但已少人问津。历史的湮灭，似成定局。只有摆渡人游走幽冥，穿针引线，为伤心事找到有心人。她指点人事的因缘，确立彼此联系，颇见证“兴”的本源乃在宗教的降神祭祀。［见〔美〕陈世骧：《中国文学的抒情传统：陈世骧古典文学论集》，第119页，张晖编，北京，生活·读书·新知三联书店，2015。］而从讽谏的角度看，迟子建则有心批评“我”太过执着个人得失，反而见树不见林，对近在咫尺历史的创痛视而不见。“我们”在小南山遗址品鉴文明存续的荣耀，但对时间上更为切近的暴力野蛮则一无所知。借着巫师现身抑或亡妻还魂，历史的幽暗魂兮归来。

“兴”与“应”的关系，不论相辅相成，还是相反相成，个中关键俱是对边界的僭越，如此人鬼阴阳、文明野蛮、生人熟客、大小得失，方能展开对话沟通。有心人甚至可以揣想，《喝汤的声音》取材“海兰泡惨案”，指涉的正是边境冲突问题。1858年，中俄签署《瑷珲条约》，大量满人滞留黑龙江左岸，受清政府独立管辖，为悲剧埋下隐患。1900年7月，俄人借口庚子变乱，对海兰泡的国人进行强驱渡河，刀砍斧劈，致死溺者达五千之众。［见薛衔天：《海兰泡惨案死难人数究竟有多少？》，《历史研究》1980年第1期。］同是越界起兴，文学和政治的表现，竟如此天差地别。迟子建由此点破，所谓“兴”者，既可以是“兴发感动”，也可能是“兴风作浪”。文明野蛮其实一体两面。“海兰泡”易主之后，更名“布拉戈维申斯克”，意为“报喜城”。惨烈和欢喜同样充满暧昧气息，相互关联。是此，“噪音”之不协于主调，当在于它发“恶声”，“撄人心”，报忧不报喜。

二、“食”的美学

《喝汤的声音》取景饶河小酒馆。迟子建直言，相比“江鲜大酒楼”，这里“除却价格便宜”，还“不宰客，食材好，灶火旺，掌勺的师傅个个身怀绝技，能做出令人惊艳的菜肴。而且小馆子客人常来常往，热络，活泛，可以不拘小节地高声谈笑，纵酒，吸烟，甚至放屁。还有一点，这样的馆子一般望得见后厨，你相中哪棵葱哪头蒜为你的菜打江山，可指点它们上阵，店主一定会遂你心愿”。［迟子建：《喝汤的声音》，《作家》2021年第7期。］“小馆子”和“大酒楼”并置，引出民间和庙堂的分野。陈思和早已指出，民间的特点是自在自为，但也藏污纳垢。［见陈思和：《中国当代文学关键词十讲》，第128页，上海，复旦大学出版社，2002。］小酒馆漫卷烟火，三教九流，泥沙俱下，与“民间”一说若合符节。而以“兴”法来看，“小馆子”和“大酒楼”又各自指向小说和史诗。小说捕捉变化流动的世事，生动活泼，如前者；而史诗则封闭于安全的时空边界之内，宝相庄严，不容我们指手画脚。［见〔俄〕巴赫金：《史诗与长篇小说：长篇小说研究方法论》，《巴赫金全集》第3卷，第514页，钱中文译，石家庄，河北教育出版社，2009。］在中文语境里，“小说”的始源意义更是指代种种道听途说、小道不经的信息。［见鲁迅：《中国小说史略》，《鲁迅全集》第9卷，第7页，北京，人民文学出版社，2005。］它成型于茶楼酒肆，受惠于说书人的话本演绎和听书人的互动参与。“摆渡人”穿梭此间，物色听众，兜售故事，俨然是小说发生的现场原型。从口腹之欲到耳食之论，《喝汤的声音》内嵌一套小说的“烹饪术”。

照一般的思路，烹饪和食馔，多引起时空变动的遐想，暗含乡愁和记忆的内容。感官经验连通了政经起落、风土人情，因此可以以小博大。换句话说，食的政治或艺术，多在于它有容乃大、“不知餍足”地指涉。但迟子建的“噪音诗学”，却另有关怀。比之进补，她更在意消化。张学昕已先行指出，前妻麦小芽是历史的喻体，［见张学昕、于恬：《生命里究竟什么声音最久远——读迟子建短篇新作〈喝汤的声音〉》，《南方文坛》2021年第6期。］但其实我们可以继续辨明这个奇特的名字，不妨也是一味行气消食、健脾开胃的“药食”。“麦芽”本是寻常物，但与历史合二为一，所造成寓意，恐怕多要指示“历史食伤”的问题。与其层层累累地获知历史知识，选择更合脾胃的故事启悟，是否更利吾人消化或消愁？在此，迟子建回应前辈梁启超的名句：“六经不能教，当以小说教之；正史不能入，当以小说入之；语录不能谕，当以小说谕之；律例不能治，当以小说治之。”［梁启超：《译印政治小说序》，《梁启超全集》，第172页，北京，北京出版社，1999。］她正视小说的功能，说明虚构的价值。尤其“摆渡”谐音“百度”，更让我们关心海量的信息铺排，是否强过贴身打造的故事。如此，摆渡人的角色，只意在帮个体重建与历史的感性联系，而非铺展一套面向大众的理性教育。这又是迟子建和梁启超的不同。梁启超试图做大小说，使其无所不能，而迟子建则诘问小说如何能渗入“不能教”“不能入”“不能谕”“不能治”的“化外之地”并发挥作用。小说居雌守弱，自知局限所在，反而能因势利导成其大。

小说的核心部分来到哈喇泊一家的饮食习性。因突蒙历史巨创，他们咬牙切齿，以至牙崩齿坏，不得不以喝汤度日。饮食上的变化尤其余事，关键在于残存之躯如何背负重讲历史的重责。家国的苦难，不过三代的时间，已无以为继，最后哈喇泊只能勉力将故事“讲给牲畜听”。［④⑤ 迟子建：《喝汤的声音》，《作家》2021年第7期。］世人的健忘，当然是迟子建的批评之一。回首过去，哈喇泊一家的伤痛，只剩下张雪再婚后的残疾儿，可供我们从旁追思。这个轮椅上的外姓人，说明“我们”和历史已经没了直接、完整的血脉联系。这是说国耻家恨有时而尽吗？迟子建的用心当然不止于此。“喝汤的声音”还回应佳亚特里·斯皮瓦克（Gayatri Spivak）的著名提问：“底层人能说话吗？”其实我们深知，无论能与不能，问题都预先设定底层人将如何以上层人的言说方式做出回应。如此一来，提问事实上就退化为“底层人能和上层人一样说话吗？”迟子建提醒我们，发声的方式万万千千，即使故事已无“筋骨”，只要我们立出浮标，确定边界，即使是一锅混沌的汤汁，照样可以发出自己的声响，一样能牵动与历史的共鸣。“噪音”的存在，指正我们对表达的理解，仍过分依赖上位者所给定的标准。充满反叛的提问本质上仍是“上层中心主义”的。民间自在自为，诸如喝汤、谈笑诸音，一样可以回应历史、承载责任。为无声之物发言，当遵从这些无声者自己的表述逻辑。

三、“齿”的玄学

摆渡人的讲述还未及展开，“我”便抢白，哈喇泊一家的牙齿问题，可能与水质有关：“比如含氟少，牙齿就容易变成核桃酥。”

④“我”有心为故事增加一重科学的向度，以支撑故事的可信度或真实性。但抢白旋即遭到否认，摆渡人直言：“哈喇泊的牙齿要是跟水有关的话，我这故事还能卖得出去吗？”⑤摆渡人给出合情但不合理的解释：国仇家恨，盛怒之下，连最坚硬的牙齿都不能周全。如此“夸大其词”的讲述，引出了小说或叙事的科学与玄学之争。迟子建质询写实真的可以无远弗届吗？常识以外的奇谭志怪，缘何更能牵动人心，发动情感的教育？

在此，我们想到20世纪20年代，在科学和玄学论争最为炽热的关头，精神领袖鲁迅置身世外，不置一词。以后有学者指出，其实斯人早以《祝福》一文变相参与论辩，给出意味深长的答复。［见刘禾：《鲁迅生命观中的科学与宗教——从〈造人术〉到〈祝福〉的思想轨迹》（上），《鲁迅研究月刊》2011年第3期。］故事的关键处，科学和玄学有了正面冲突：祥林嫂向“我”发出诘问：“人死了，究竟有没有灵魂？”而面对难题，“我”支吾不能答，只得落荒而逃。“我”的这一“世纪回避”为“玄学之思”留下余地。迟子建接棒鲁迅，甚至正面突破，直言“科学”并非流通的关键。种种错位的、夸张的行止才更有实际的效用。一如哈喇泊敲钟烧水有板有眼，但招致厌恶，而一旦他打破边界、规则，局面反而好转。如上所言，迟子建为小说引入萨满元素，摆渡人的所述，似杳然应对麦小芽因卷入山洪而无法说出的故事。阴阳的边界，人鬼的分别，为此有了暧昧的摇摆。小说屡屡暗示，如果摆渡人不是无所不知，就当是麦小芽附身。她对“我们”夫妇之间的习惯和暗语（“熏腊肉”）了如指掌。如此，讲故事的人夸夸其谈，做历史的人恪尽职守，科学和玄学竟一体两面。“噪音”又不得不起。

《喝汤的声音》和《祝福》的相通之处还在于，两个故事经由不断地被复述，已乏人问津。其中的原因之一，可能是祥林嫂和哈喇泊的注意点都在如何客观地再现过去。但可惜的是，这种以科学求真为准则的讲述，一旦在其基本信息被掌握后，很难不被遗弃。相比之下，摆渡人讲述同样的故事，她的侧重点则未必要说明历史如何真切地展开，而是引导我们相信自己与历史的神秘连接。换句话说，哈喇泊讲的是历史，而摆渡人有的则是故事。前者叙述父辈苦难，而后者则演绎“齿”的“怪谈”。充满程式的历史讲述，因为引入了“齿的玄学”，而造出一种陌生化的效果。阿莱达·阿斯曼（Aleida Assmanns）曾经区分记忆的术（ars）与力（vis）。在她看来，记忆术重在可靠地保存以及原封不动地取回。这是一个时间被过滤的进程，体现的是存与取在不同空间里的同一性。而记忆力则与之相反，它是重构的力量。在这股力量面前，记忆不再是一个保护性的容器，而是一种按照自己的规则行事，不断地从当下出发对过去加以评价和更新的过程。［见〔德〕阿莱达·阿斯曼：《回忆空间：文化记忆的形式与变迁》，第21-22页，潘璐译，北京，北京大学出版社，2016。］借此参照，我们可以说，玄学未必真的凌空蹈虚、信口雌黄。它不过强调如何使叙事成为一种“力”，而非“术”。