新寻根：明史见心考常变

《燕食记》是这样一部作品，人间烟火持久弥漫，雪地银驹倏忽而过，二者并不违和，或者说，它们之间形成一种莫名而巨大的张力，向古老的中国传统文化根系延伸、探寻。读《燕食记》，仿佛身处岭南的大江大河之中，传统文化的大浪一波未平，一波又起，向人袭来，不容分说。这个时候，一幕恢宏的岭南画卷于眼前铺开，动与静，显与隐，常与变在其中交织缠绕，散发着奇异的、难以言传的魅力。

葛亮为写《燕食记》做了大量的田野调查和案头工作，这的确是为写作做准备，却也是一种寻根之举。他寻找的，是中国传统文化的高光，符合民间审美理想的人格，个人的高义，处世的显与隐，面对常与变的态度，这些因素共同构成一把民间文化的解密金钥，解开了民间文化的密码。小说让人不由想起二十世纪八十年代中期，中国作家寻找传统文化之根的那段历史。彼时的寻根文学中，一南一北两位作家的呼应引人瞩目，南方的是韩少功，他的《爸爸爸》影响最大，其主旨是批判中国传统文化的劣根性，丙崽是一个文化的畸形儿。北方的是阿城，他的《棋王》中也写到“食”，主要写饥馑年代里怎样吃的情形，没有将“食”作为主题。《棋王》只是截取了王一生的一段人生，通过棋艺来讲述无为而无不为的道理，对道家文化表现出充分的肯定。现在，葛亮以“食”为镜，返身向古，让岭南的人事、历史、文化、各种知识一同激荡开来，成功实现了一次新的深度文化寻根。

一 以“食”为镜，寻找文化根系

葛亮的小说中向来不乏“食”的书写，且总与文化根系紧密相连。他自云写《朱雀》的因由之一便是与“食”有关的一个场景：南京的百年老号奇芳阁曾因经营不善，食肆的一楼被租让出去，成为麦当劳的门店。葛亮对此非常敏感，他认为这是全球化经济消长以及文化博弈的隐喻，构建这一隐喻的载体是食物，前者是孤绝的饮食传统，后者是国际连锁快餐。好在若干年后，老字号实现了“逆袭”，装修一新，恢复了原有体面 。《北鸢》中的素筵、餐食，与食相关的对话都值得细读。卢家睦于他乡坐贾行商，但讲一个义字。遇灾年时，他发放家乡食物“炉面”赈济灾民。这是对故乡与根的怀念。葛亮借昭如之口说：“老子讲‘治大国若烹小鲜’。中国人的那点子道理，都在这吃里头了。” 可见，葛亮没有拘泥于“食”，而是向中国传统文化的深处溯源。

这样一来，《燕食记》的问世就不意外了。小说扉页上引了郑玄注《周礼·天官·膳夫》中的句子：“燕食，谓日中与夕食。”“三餐制”本质上是“食”之礼制。自古至今，“食”与礼是相通的，是抵达其所属文化根系的重要路径。《燕食记》整体化用了中国古体词的结构，分上下阕，上阕九节，下阕七节，每节标题四字，有的因人命名，有的以“食”命名，也有的强调时间与历史的特殊性。这些标题让《燕食记》充盈着浓郁的古典气息。每节开头，葛亮都引了中国古代、近代文学作品中的句子来点题，有的是读者耳熟能详的，有的并不常见。引文可以看作一种互文，一种寻根的路径。它们与每节的标题、内文共同构成岭南的巨幅画卷，铺陈着中国传统文化的底色，有浓渲，亦有淡染，密处不使透风，疏处可以走马，向历史深处漫溯而去。漫溯之间，它们又化身于无形，寓色于空，犹如小说中李凤公师父的那张白纸，雪地银驹，大象无形。

小说有两条线，一条是“我”，即毛果在粤港两地寻故访旧的见闻，这一行为的本质是寻根。“我”身上明显有作者葛亮的影子。葛亮为写《燕食记》做了大量的田野调查和案头工作，小说中的“我”也在做同样的事情。“我”看历史时常常带着疑惑，这又何尝不是一个书写历史的作家的疑惑。另一条线是叶凤池、荣贻生、陈五举，也包括露露的成长与学艺之路。这条线引出的内容更为复杂：百年岭南的茶楼史、现代中国的革命史、当代香港的发展史，以及人心世相与各种文化。这一切都由“食”勾连起来。

《燕食记》中“食”的种类比较多，有各种菜系，各种品类，其中用墨最多的是素筵与点心。有关素筵的书写在《北鸢》里就有，独乐寺里清严法师接待昭如一行的就是素筵。《燕食记》上阕“贰”的标题是“般若素筵”，先写“我”爷爷与荣贻生的交集，爷爷称荣师傅为“食状元”，并题了一幅“至味”的草书中堂给荣师傅。待读者要看荣师傅如何得到状元的美誉时，葛亮却笔锋一转，写起了“我”与陈五举在广州越秀区无着庵里看到慧生和月傅牌位的事。“我”通过各种途径查阅资料，发现了由慧生拟、月傅书的般若素筵菜单，由此又勾起一段动荡时代的尼庵史。般若庵素筵中最具特色的是“熔金煮玉”，让陈赫明吃出了久违的“活气”，也让他与月傅结缘。他们的孩子便是荣贻生。陈赫明死后，月傅也难以活命，把儿子交给慧生，留了一些金器、细软和一句话：“吾儿贻生，为娘无德无能，别无所留。金可续命，唯艺全身。” 这“艺”于冥冥中延续，荣贻生后来成为一代名大按。

不论是慧生与月傅的素筵，还是荣贻生的点心，都讲功夫。陈赫明请教月傅“熔金煮玉”的做法时，月傅说“其实简单得很，无非就是舍得花功夫。” 荣师傅与“我”讨论打好莲蓉的关键时，说“至重要的，其实是个‘熬’字。” “舍得花功夫”与“熬”的意思一样。要做好莲蓉包，首先要打好莲蓉，用深锅慢火滚煮，慢慢炒，火候到了，莲蓉就打好了。叶凤池手把手教荣贻生打莲蓉，荣贻生又将这门手艺传给了陈五举。打莲蓉要费很大的力气，他们一边打，一边唱着南朝民歌：“欢欲见莲时，移湖安屋里。芙蓉绕床生，眠卧抱莲子。”这首古歌在《燕食记》中反复响起，乐声中蕴含着亘古的情感，来自民间大地的爱与记忆。

《燕食记》开篇引言为“一盅两件”，引了金武祥《粟香随笔》中的“市廛尽处有快阁，为行人茶憩之所。”一个烟火气十足的茶楼呼之欲出。金武祥写的是广州的初级茶寮，被称为“一厘馆”，后来有了稍专业的茶馆“二厘馆”。从“二厘馆”到茶楼，中间还经历了茶居阶段。茶居越来越考究，建筑多为三层，故有了“茶楼”的叫法 。茶楼，或者茶馆的功能很多，它是个窗口，窗含西岭千秋雪，透过它可以看到更为广阔的世界。《燕食记》也让人想起老舍的《茶馆》，二者有某种相似性，不同在于，老舍的茶馆是一个舞台，各色人等在其中上演着人生与时代的悲剧，而《燕食记》中的茶楼自身经历沧桑，刻着时代的风云，宛如一位不可或缺的人物。

广州得月阁是小说中一个重要的茶楼，月是典型的中国传统文化符号和审美意象，也是中华民族气节的象征。上阕“捌”“月满西楼”中，得月阁的名号差点被改为“得粤”，韩师傅带大小按师傅集体请辞保住了原名，他们“一心护月，其气浩然” 。“护月”是守护家园和传统文化的隐喻。后来，阿响，也就是荣贻生在中秋当日做出了真正对味的月饼，因为他悟出了师父叶七，也就是叶凤池给他一张白纸的含义：盐。月饼里要放适量的盐，风味才能达到最佳。白纸可以是雪地银驹，也可以是盐——百味盐当先。这个中秋，他们通过月饼中的天山岩盐成功除掉了日本间谍河川守智。河川守智接受特工培训时被注入了各种毒素，天山岩盐在普通人的身体里是营养，在他的身体里却起了反应，引发毒素扩散，导致死亡。这个中秋，市面上突然出现了久违的得月阁月饼，月饼里有宣传抗日的小纸条。也是在这个中秋，阿响和锡堃迎着月光走向了抗日战场。“月满西楼”一节实在是夺目，饮食文化、戏曲文化，民族气节全在里面了。

毫无疑问，葛亮通过《燕食记》呈现出中国传统文化中自信与迷人的一面。河川守智临死前，看到的是一轮富士山的月亮，冷而大。不像中国的月亮那样充满温暖。河川守智内心孤独，这是他从小受的教育与文化导致的。他以为自己终其一生不会被其他情感打动，出其不意的是，阿响、锡堃等中国青年让“爱”，这个离他非常遥远的字眼第一次清晰可辨，他的心蓦然松软下来。他甚至遗憾为什么自己不是正在扮演的中国人赵守智。葛亮通过对河川守智在不同文化中不同感受的对比书写，让中国传统文化滋养的情义胜过了一切，他的寻根也因此变得意义深远。

二、在考证和想象中穿透历史

葛亮长于写史，却又很少正面去写，而是通过小说人物之口或人物行动自然带出，不着痕迹。《燕食记》也不例外。葛亮写百年岭南历史时不用浓墨重彩，不着意刻绘，当笔力向一段历史迫近时，这段历史便自动打开，其间风物、世情与人心便呈现如初。

《燕食记》中的历史是以“食”带出的。小说开篇便写香港同钦楼的元老荣师傅出走了，“我”想要见他。因为“我”常去同钦楼，跟这座茶楼文化的研究项目是“我”的一个夙愿。“我”祖父曾短居粤港，在一篇旧文里写过广式点心。陈五举的阿爷赵师傅说到李鸿章来港时英国人在杏花楼设宴，说到他亲自给孙中山斟过茶。孙中山来杏花楼是为了闹革命，选择茶楼，是因为茶楼三教九流、龙蛇混杂，楼下耳目线眼众多，方便掩护及躲藏。“我”对此心有疑虑，便开始钩沉。“我”的钩沉与作者葛亮的行为几乎完全重合。葛亮说，“在漫长的整理与思考后，我决定写一部小说，以细节决定我观看时代的方式，付之于虚构。当然，在文学虚构中，我们需要考量历史的地位。” “我”先是找到一位研究香港地方史的朋友，获得了一些资料。资料证明，一八九五年，孙中山与杨衢云、何启等人确实在杏花楼草拟了广州进攻方略与对外宣言。后来，革命党人最高层会议在杏花楼包间里举行，研讨新政权建设问题。“我”与朋友一起去永利街，看到一座孙中山雕像。可见，茶楼见证了香港历史上天翻地覆的变化，香港的饮食、文化、政治均在茶楼历史中得到呈现。

葛亮总是将人物命运与历史事件自然地融在一起，举重若轻。历史风云变幻时，总会给个体生命轨迹带来冲击，尤其是动荡之时，个人遭际更是令人唏嘘。孙中山在杏花楼里出现时，赵师傅只是给他斟茶，二者的关联不是必然的。到了陈赫明这里，却因为“六一六事变”后萌生去意，屡劝兄长与孙中山讲和，渐为粤军中叶举等人所不容并除之。向锡允的立场决定了他和家人的命运。叶凤池等人是岭南民间抗日救亡的重要力量，他们的人生与时代一同起伏震荡。这样一来，人物与历史之间，“小鲜”与“大国”之间都产生了必然关联。“烽火晓烟”一节中，荣贻生、向锡堃等人走上了战场。在南雄大岭上，他们苦守着曲江孤城。荣贻生是炊士兵，遇到危急情况时，不顾一切扛起了枪。向锡堃是随军“捷声粤剧团”成员，用剧作鼓舞士气。这一笔在葛亮的创作中多少让人意外，细想一下，又是必然的。在那样大的动荡之中，一腔热血的人怎么会心安理得逃避于世外桃源。

葛亮总是先写那些普通人的经历，然后由“我”通过史料和物证来印证，让历史叙述与当代视角互相结合、补充，共同构建起百年岭南史。在叙述完抗战胜利前夕的历史事件后，“我”看着一张民国广东地图，追寻荣贻生当年参加战争时所经之处，看着从广州到梧州的曲折道路，遥想当年日寇侵华，广州沦陷后这一路的情形。一九四一年香港沦陷后，九江至沙坪的交通尤为重要，许多人通过这条封锁线进入广西。这条封锁线一直持续到一九四四年。从荣贻生回忆自己和黄团长同袍几年，可以推算出这一时间段与荣贻生参军的时间段大体重合，岭南近现代史上一段壮烈的历史就这样呈现出来了。

葛亮写历史又是牵动四两拨千斤。新时代的到来，社会的大转型在《燕食记》中都有体现，葛亮不去迎头直击现实，而是通过人物语言来呈现。谢醒策划了一个“锦餐玉食”的比赛，让露露动员陈五举参加。谢醒说到大陆开放，说到湾仔的未来与观塘大不相同。“再过几年，那里……谢醒遥遥一指，就是会展中心。到时候，人山人海，这铺头可是必经之路。” 谢醒指的地方，是香港通往大陆的必经之路，一个全新的时代开始了。

与历史书写相关的是，《燕食记》中的人物多有历史原型。向太史的府第后花园叫“百二兰斋”，由此推断出其原型是百二兰斋主人江孔殷，江孔殷是岭南的风云人物、美食家。江府的太史蛇羹是太史宴的重头戏，菊花是佐料中的主角。太史第内有花王专事种菊，蛇羹中用的是一种名叫“鹤舞云霄”的奇菊。江孔殷有勇有识，似乎更适合成为一部以“食”为主题的小说的主人公，但葛亮只让他成为荣贻生成长过程中一个不可或缺的背景。葛亮也没有把向太史塑造成一个单一的、扁平的人物，而是塑造出他的多个侧面，尤其是爱国情怀。一九三二年，在追悼淞沪抗日阵亡将士时，他撰写挽联祭奠英伟。由此又引出次年“闽变”之事，这一事件直接导致了向锡允的失踪。

此外，太史第的七少爷向锡堃的原型是江孔殷之子江誉镠，著名的粤剧编曲者，也就是南海十三郎。顾鸣笙的原型应该是杜月笙。杜月笙原名杜月生，后因章太炎建议而改名镛，号“月笙”。《燕食记》中，戴明义到邵公家做饭，做了地道的上海黄豆汤，邵公竟然一时间老泪纵横，把汤献在一个牌位前，请他已故的镛兄品尝。此前忠叔和戴明义就交流过，邵公是顾鸣笙身边的人。在太史第教画画的师父李凤公也是历史上确有其人。这些人物让《燕食记》多了一层历史的纵深度与厚重感。从美食到戏曲到战争，葛亮处理得从容淡定，《燕食记》也因此拥有了穿透历史的无形力量。