韩少功与“汨罗作家群”的形成

2000年5月，韩少功阶段性地定居湖南汨罗八景后，汨罗的文学生态也发生了明显变化，一批本土作家很快成长起来，“汨罗作家群”由此进入公众视野，一批质量过硬的作品，由此获得了在文学期刊亮相的机会 ，基层写作者以群体的面目亮相，显然和文学生态的营构相辅相成。尽管汨罗这片古老的土地，在以屈原为代表的传统文化熏陶下，一直文风昌盛，但与彭家煌、康濯、杨沫等老一辈作家对白话文学的贡献相比，汨罗新时期文学确实处于断层状态。尽管在20世纪90年代，一批年轻的写作者，也曾经进行过暗中努力，但随着90年代市场经济的铺开以及团队成员的工作变迁和生活变化，并未维持下去，曾经有过的县城写作氛围也日渐稀薄，直到韩少功重返汨罗，这种状况才得以根本扭转。深究下去，韩少功的返乡和“汨罗作家群”的形成，绝不仅仅是一种偶然巧合，而是延续了韩少功对海南作家提携和辐射的路径。可以说，韩少功的来临，为汨罗隐匿的写作群体注入了钙质并确立了主心骨，恰如杨厚均所言，“没有韩少功的‘再插队’汨罗，就没有汨罗江作家群的出现。韩少功既是汨罗江流域作家群中成就和影响最大的一位，也是汨罗江作家群形成过程中发挥了关键作用的一位”。

具体说来，韩少功对汨罗作家群的辐射，因写作主体的差异，从写作机缘看，主要有三种情况：其一，帮扶式辐射，类似师傅对学徒的提携和指导，以潘绍东为代表；其二，感召式辐射，因为韩少功知青岁月与当地居民深度而长久的交流，他对汨罗写作者具有强烈的感召力，直接影响了一些人追随他的脚步走上创作道路，以魏建华为代表；其三，渗透式辐射，在汨罗，有一批以韩少功为对象的本土批评家，他们一方面研究韩少功，另一方面又在他作品的渗透下进行创作，以舒文治为代表。概而言之，尽管他们写作的由头各有不同，但都隶属马桥方言区，是土生土长的汨罗人，对韩少功的创作有着强烈的情感认同，同时在文学资源和精神启蒙上深受他的滋养。在韩少功重返汨罗之前，这些本土作家就一直追踪他的创作进程和文坛动态，并对他知青年代留在汨罗的逸闻趣事、故人旧居极为关注和熟悉，韩少功重返故地，满足了他们此前酝酿和发酵多年的“精神偶像”情结，这种强烈的情感，强化了他们接近韩少功的愿望，也为“汨罗作家群”的形成，包孕了可能。

为了更好梳理韩少功和“汨罗作家群”形成之间的关联，本文以潘绍东、魏建华、舒文治为个案进行论述。

一．帮扶式辐射——以潘绍东为例

在刘起林提到的“汨罗六蛟龙”中，潘绍东算得上创作实绩较为突出的作家。潘绍东的代表作是《歌郎》，作品在《北京文学》2012年第9期发表后，引起了较大反响，还获得了第六届“《北京文学》奖”和第五届湖南“毛泽东文学奖”。潘绍东一直在基层工作、生活，对韩少功的文学原乡“汨罗”这块土地极为熟悉，从年龄而言，也见证了韩少功文学作品所叙述的“世界”在时代中的变迁，有机会直接了解韩少功知青生活的场域和当事人，这种因为地缘带来的便利，使得他的文学认知中，因为韩少功的标高和存在，多了一份对文学的纯粹想象和理解，也有助于他更快、更彻底地摆脱基层写作者的“习作式惯性”。尽管潘绍东此前也曾有过文学青年式的练笔，但并没有重要的作品给他留下深刻印象，他承认《歌郎》的重要性，并将此视为自己真正意义上的第一部作品。 而这部作品的出场，和韩少功有着直接关联，从这个角度看，以潘绍东代表作《歌郎》为切口，可以更好了解韩少功对汨罗作家手把手扶植的细节，以及如何从细微处营构汨罗文艺生态的过程。

潘绍东1989年岳阳师范毕业以后，第一站分到天井，算得上职业生涯的开始。第一年落在松花村，第二年到了长岭村，从1990年下半年到1991年上半年，他一直任教于韩少功当年下放落户的长岭村长岭小学。学校的很多同事，都是韩少功妻子梁预立当年任教时的旧人，他们经常谈论往事。更重要的是，不少村民都是韩少功当年下放时的熟人，他们记得韩少功知青年代的很多事情，熟悉他笔下的人物原型。潘绍东曾去看过《爸爸爸》中人物原型丙崽的房子，“丙崽死了，丙崽的房子还在，这些原型人物还在，所以听到这些东西，我本来就爱文学，会特别有亲切感”。 也正因为这种别样的经验，潘绍东由此确立了自己写作和韩少功之间的关联，“写作方面，韩老师对我来说，有一些不一样的交往，或者渊源。” 尽管他没有明言这种渊源在特殊的时空交集中所渗透的感情，但潘绍东在回忆1996年12月发生的“马桥风波”时，还是从侧面印证了汨罗写作者和韩少功的情感联系，“直到96年，《马桥词典》这个事件发生以后，我们那时候，汨罗作家群还到长乐、马桥这边来采风、声援，搞了一次活动” 。这次声援行动，在舒文治的记忆中，同样占据了重要位置。可以说，“马桥事件”在汨罗写作者心中的投影以及由此造成的感情波动，确认了这个群体和韩少功之间内在的情感基础，并由此坐实了两者之间的紧密关联。

2011年夏日的一天，潘绍东因为一次偶然机会，重拾了中断多年的文学梦，创作了《歌郎》。小说写出来后，距离潘绍东最近一次发表作品，已经过去14年。韩少功2000年阶段性定居汨罗后，潘绍东和汨罗文学爱好者一样，找机会去他那儿玩过几次，也算熟识。《歌郎》完成后，潘绍东冒昧将稿子发给了韩少功，很快得到回复，并获得了诸多鼓励，“短篇很有意思。很多地方描写生动有力，造语灵动新颖，农民言语和行状的特色出来了，对夜歌文化的发掘既有文学情趣，又有文化史的价值。” 韩少功的回信，极大地鼓励了潘绍东的信心，他按照韩少功给的意见进行修改，并求助韩少功帮忙推荐，对这个过程，潘绍东有过详细叙述，“韩老师先是应我不知天高地厚的请求推荐给一家著名大刊，等两三个月后那边回复：‘小说地方色彩浓郁，也写得老到与娴熟，但角度陈旧了，新意不够。’刚刚燃起的文学之火被这盆冷水一浇，火焰小了一大半。但我没有死心，也不想枉费我好不容易重拾笔头的那份激情和韩老师开茅拔塞的指导，便厚着脸皮请韩老师再帮我推荐一次。后半句话我没说出来——这次如果黄了，就一了百了，再不写了” 。随后，韩少功推荐给了《北京文学》，并很快得到了回音。2012年第9期，《歌郎》终于顺利在《北京文学》发表，作品以独特、久违的朴实笔调，塑造了一个痴迷乡间艺术的草根艺人“向锁龙”，“向锁龙”的出场，点燃了潘绍东年少时代深藏内心的文学火焰。

毫不夸张，《歌郎》的问世，不但对潘绍东是一件大事，对整个汨罗文艺氛围的改变也是一个转折，在此以前，因为长期浸淫县城不紧不慢的生活节奏，曾经的文学青年，都逐渐步入波澜不惊的倦怠状态，急需一个激活精神和复苏情感的契机。潘绍东在《歌郎》后记中曾提到，“再后来当乡村教师和县城小公务员，时光过得拖沓而散淡，给我任务和压力的只有本职岗位，写作则完全是一种野生野长，……” 这种随遇而安的自由状态，舒文治也有同感，可以作为潘绍东自述的一种印证，他在《远游的开始》中，也提到，“……思想总不会完全屈服于现实，臣服于肉体，自我的悬浮状态总要找到立足点和此在的证明，读书和写作对我而言，就是这个立足点和证明书吧……” 但《歌郎》的顺利发表，结束了这种状态，给潘绍东曾经懈怠的文学热情，注入了紧迫和生机，并滋生了一份信心，“我的《歌郎》发表以后，这是一个触发点，很多年，包括文治、包括蒋人瑞，就是中途没有发东西，从我《歌郎》发了以后，相当于重新启动一样。接下来他们那几个，也陆陆续续发东西了，好像重塑了信心一样。”

在此后的日子，韩少功成为潘绍东文学创作上的重要支撑，他也习惯有什么事情都找“韩爹”商量一下。2018年，王涘海征求潘绍东的意见，邀请他参加脱贫攻坚题材的创作，因为是第一次参与这么重要的题材，加上领导重视，上面看重，签约的作家在全省也只有寥寥几位，潘绍东颇为矛盾，向韩少功咨询，在获得他的支持后，立即做出了决定，“那几天确实有些纠结，自己拿不定主意，便征求朋友意见，甚至趁与韩少功老师见面的机会征求他的意见，韩老师和朋友都鼓励我不妨挑战一下自己，写作者的每一次写作都是挑战，这个何尝不是万千挑战中的一种。这样，我就很快回复王老师，我愿意签这个约”。

在汨罗作家群中，潘绍东算得上基层写作者的典型代表，在平淡的“乡镇-县城”人生轨迹中，他拥有深厚的生活经验，对本土文化有深入骨髓的了解和认知，内心积郁了很多粗粝的生活实感，但如何用文学的形式并坚信自己能够以此表达对生活的认知，是摆在他面前的真正挑战。幸运的是，韩少功的来临，助产了潘绍东的《歌郎》，坚定了他写作的信念，也开启了一个基层作家的创作通道。对潘绍东而言，他因为获得了韩少功扶植式的辐射，感受到了作为文化名人的韩少功返乡所带来的精神滋养，在写作上，终于获得了突破的契机。

拉开时空距离审视“汨罗作家群”的形成过程，可以说，潘绍东《歌郎》的出场，让士气低沉的汨罗业余写作者，看到了重新出发和聚集的可能。

二．感召式辐射——以魏建华为例

和潘绍东一样，魏建华也一直在基层生活和工作。比之潘绍东，他和韩少功之间的渊源要更直接和密切一些。他出生的地方叫古仑，父亲魏中和一直在天井公社任书记，韩少功落户天井当知青之际，正是魏中和当书记之时，在《长岭记》中，韩少功两次提到他。

魏建华童年阶段，每年暑假，都会随母亲去天井父亲那里住一段时间，他记得，“最先天井公社不是在茶场这个地方，是在长岭插队的那个地方，叫做大屋场，公社最开始建在那个地方，后来才搬出来的” 。他对知青的日常生活有些印象，“每次去天井，我最感兴趣的是那帮来自长沙的知青，他们非常活跃，讲一口在我听来蛮洋气的长沙话，穿着打扮也比乡下人时髦，举手投足都显示出一种跟乡下人完全不同的精神风貌。……所以后来，当我知道有一位在天井插队的长沙知青成为了作家，而且还是全国非常有名的作家，就感到非常惊讶，就在脑壳里努力搜寻这个叫韩少功的作家到底是谁，我想我一定遇见过他”。

在魏建华的记忆中，父亲和知青关系很好，对知青印象不错，对韩少功印象尤其深刻，在韩少功离开乡村回城后，两家始终保持断断续续的联系。韩少功回城后，曾数次返回汨罗。就如魏建华对他的持久关注和牵挂一样，“凡是登有他作品的杂志必定买下，凡是我看到的他出版的书必定收藏，还四处打探他的消息，就好像他是我的一位亲戚。” 韩少功也对知青下放地及友善待人的老书记念念不忘，“不记得是八几年，韩少功老师带着一帮长沙知青回到天井” 。“2014年6月12日，韩少功老师带着夫人专程从八景峒赶到我乡下老家看望父亲，让我非常感动” 。由此推测，魏建华算得上韩少功知青岁月的见证者，只不过因为年幼，他对童年时代和韩少功共处的光阴，没有太多印象。而魏建华父亲魏中和担任韩少功知青点天井的书记，为此后韩少功的返乡及他对魏建华的感召力埋下了伏笔。

魏建华有意识地去接近韩少功，始于1996年前后。韩少功回城多年后，曾在九十年代组织其他知青回过天井一次。县里一个叫胡子的文友提早得知消息，告诉了魏建华，他立即决定参加活动并见见已经成名的韩少功，“我为什么要去见他呢？因为我那个时候也写点东西，也渴望见到他，在这之前，我已经读了他很多小说，算是慕名前去的，那次活动很大，当时天井乡的党委、政府、包括原来茶场好多认识的人都在一起” 。

2000年5月韩少功定居八景后，和潘绍东一样，魏建华也得以拥有机会经常去拜访他。因为魏书记的原因，韩少功也去魏建华家走动，两家的交往密切了很多，也正是在这种频繁的交往过程中，韩少功对魏建华的感召力，让他重燃了久违的文学梦，他开始动手写一些东西，“或许是从小就爱好文学的缘故，随着跟韩少功老师的频繁接触，特别是在读了他的一系列小说，聆听了他许多跟文学相关的独到见解后，我感觉自己跟文学靠得越来越近，我这颗曾经想当作家的心又重新跳动起来。” 在魏建华的回忆中，他初中阶段曾偷偷写过很多小说，后来因为生计，并没有坚持下去，而是和任何乡村青年一样，按照既定的生活轨迹，成家立业、结婚生子，按部就班地在乡镇和县城中流转，过着一份平静的生活。韩少功的到来及两家的交往，悄悄改变了他的生活轨迹，“我是从和他真正交往以后开始写作的，那个时候，觉得他这么大一个作家，就在我们身边，有这么多机会和他谈话，在各个方面都受到很多启发。” 在写作《此身何处》之前，魏建华试着给过韩少功几篇小说，其中一篇叫《雷鸣炮》，是中篇小说，“我给他看，然后他就给出了指导，后来我连续地给过他两三篇小说，每个小说，他都给我回了音，不是邮件回复，就是当面给我讲了很多。”