北京传奇：从事件到情感的跨折叠叙事及其限度

无论鲁迅的“故乡”叙事，抑或新时期以来的“寻根”谱系，以时空与记忆构筑的故事里往往贯注作家对当下现实的观察和积极回应。石一枫的长篇新作《漂洋过海来送你》，虽以骨灰盒错置又辗转追换的传奇化情节贯穿，渗于其内的则是历史、空间以及不同阶层的个人彼此交错的当代形态。作为受到文学界普遍关注的作家，石一枫逐渐建构起自身富有辨识度的文本世界，也从多方面满足了文学界的阅读期待，如被主流评论界誉为当代文学“新方向” ，或强调其“京味作家”身份 ，论证其写作手法的“现实主义” ，以及叙事过程的道德倾向 ，等等。本文侧重于将作者和小说共同对象化、文本化，从而考察作家何以在当下织就这样一个“当下”故事，在其限制性第三人称叙事中，主人公那豆作为一个“Z世代”青年，被以何种方式勾勒和想象，其中又映照出几分创作主体与文本主体的交叠与距离。应当说，介入和回应“当下”既是文本层面的叙事动力，也关联着被大国崛起、全球互联的话语逻辑定义的后革命框架，其叙事过程也意味着在动态的现实中敞开文本世界，并以在场的方式处理故事与事件、文本与情感、历史与记忆。

北京作为独特的城市空间和文化符号，始终在参与叙事，既是作为全球化都市的“北上广”的现实版北京，也是作为记忆与情感乌托邦的灵魂版北京，并连结不同身份的青年——胡同青年、海外劳工、留学生、富二代——在偶然事件中相交，将被身份逻辑折叠起来的景观和人群重新铺展。叙事中，一方面呈现了当下青年各自的“系统”之困，另一方面，在问题事件化、事件传奇化、传奇情感化的过程中，发出温和的反抗和情感价值的重申。

一、虚实互现：故事、文本与时代镜像

石一枫小说擅长以青年为线索人物，灵巧驾驭情节性、节奏感强的故事，自《世间已无陈金芳》后，其笔触逐渐由表达青春、成长的不可承受之轻，转向问题小说式的现实关照及其不可承受之重。在这个意义上，《漂洋过海来送你》（下文简称《漂洋过海》）强化了对现实的敏感性和参与意识，小说借追换骨灰盒这一戏剧化的故事，勾连起中国社会数十年的历史变迁，又将全球化、都市化语境下出现的人物与阶层，以及新的关系形态做出镜像化的呈现。其叙事始终糅合着历史与现实、立场与话语、事实与记忆的情感基调和语言上的喜剧风。

小说主要情节始于主人公那豆的爷爷、贵州籍海外劳工田谷多、革命老干部沈桦三人的骨灰盒相互错置，那豆这个胡同青年由此铺展开穿越在老工人、老革命、新劳工、留学生、富二代等不同人物、历史脉络、情感记忆之间的新传奇。随着故事的推进，一些支线故事和人物也纷纷出场：阴大夫、郑老师、姚表舅的感情纠葛，阴晴的成长经历与当下处境，姚厂长、姚表舅父子二人与酱油厂的几次转型，在资本游戏中套现跑路的黄耶鲁父亲和作为富二代/红三代的黄耶鲁的豪奢生活。相对于换骨灰盒这个戏剧化线索，上述每个人物小史都足以构成时下的剧本主体和热词，追换骨灰盒则是带有几分传奇化、戏谑性的文本设置，而这个明显的虚构性故事，又始终是小说不断推进和铺展的主线。

问题是，作者为什么选择这个故事以及为什么选择在当下讲述这个故事？其中既包含艺术上的虚实问题，也涉及叙述态度和现实视角。就前者而言，艺术创作本身即为一个虚构空间和意义空间，这不止于19世纪打破古典主义理性崇拜和形式逻辑的浪漫主张，也是文学真实性和真实感的题中之义。王国维的“造境”与“写境”，在朱光潜看来即为想象与写实，文艺“都离不掉自然，也都离不掉想象”，而境界就是要达到“情景交融事理相契”的融贯整一 。如果说老舍以知识分子的启蒙和人道主义视野关切着祥子们的命运，王朔以大院子弟的身份不无优越感地调侃体制和知识分子，刘恒以平民的“贫嘴”絮说“日常”生活的逼仄“非常”，那么，石一枫则游走在北京的胡同与大街、丛林与乡土之间，看似无所用心，却将摭拾到的时代碎片和多重面孔纳入文本，他不执着于雕刻某一块碎片的面目，而更致力于拼贴这一游戏本身。在这个意义上，石一枫的写作姿态更接近职业作家，他并非某个阶层、某个地域、某个群体的代言人，也无意以小说演绎深刻理论或艺术主张，毋宁说他更关注的是作为写作的文学或作为作品的文学。因而，石一枫往往将自己的叙事立场融于文本之内，其处理方式是温和的、相对的，既不剑拔弩张，不致尴尬，也不投入单一结论与规训，而是以特有的北京腔调近乎本能地警惕各种形式的煽情和“装”。在其叙事中，往往以人物的鲜活平凡输出真切感，同时保留置身事外的距离和旁观视角。在《世间已无陈金芳》《地球之眼》等多个篇目中，通过第一人称“我”的角色设定，观察并展开陈金芳、安小南的人生，《漂洋过海》则打破了这个人称枢纽，其效果，一方面使主人公那豆面对冲突一路开挂显得不容分说，同时，隐身于文本的叙事者则把控着一种整体性的调和与融通，而这背后也透露着作者在自身成长的后革命语境中生成的兼容性和边界感。

小说中涉及一个国企酱油厂的命运起伏，其中包括两次典型的改制。如果按照社会问题小说的写法，其间的改革与抗争难免被凸显：对姚厂长、姚表舅等改革派而言，要强调改革的顶层设计与必要性；从那豆爷爷及其同事等小人物的角度，则要表达利益受损者的困境及诉求。而在《漂洋过海》中，石一枫化阶级结构为街坊关系，将宏大政策问题纳入微观的生活视域，让这一历史转型以个人记忆的方式复述和呈现。那豆爷爷不仅是叙事的重心，更提供了一个隐性而持续有效的信任前提。于是，借那豆爷爷的回忆，呈现了矛盾的同时，也融进了姚厂长的理念、魄力，并经由“记忆”这一间接叙述，使姚表舅及其手下的暴力漫画化，在效果上弱化了对立性和冲突感。对于两次改制，作者并非要检视转型中国的边缘碎片与创伤，而是将其纳入个人记忆，作为那豆爷爷的人物前史，在文本内部调和或消解了实质性的对峙。这种处理方式本身也折射了改革世代的成长起点及其历史和认知痕迹。出生于改革开放之初的一代，其成长背景即伴随着全社会的发展共识和市场经济合法性的确立，不同于消费主义和金融资本盛行的后现代氛围，现代化无论作为经济生活形态，还是知识、价值形态，都正向塑造了这代人的生活体验和认识框架。发生在20世纪90年代的国企改制在《漂洋过海》中也作用在祖孙三代人身上，对于那豆父母而言其冲击力是直接的、转折性的，而对业已退休的爷爷来说则更多延续了作为国营厂工人配合国家政策的主体自认和行事逻辑，至于对当时的那豆，其影响更大程度是间接性、想象性的，叙事者在寻找落点的过程中，巧妙地将抵牾而纠缠的几套结构性分野导入人与人之间的亲疏伦常和道德情感上。

事件与情感的相互转化也牵引着历史语境与现实语境的彼此映现，从而使叙事在关系化的基调中推进。小说中黄耶鲁父子，一个是在海外奢侈生活的富二代，一个是金融暴雷卷款跑路的资本黑手，都是当下最易激起大众情绪的角色形象，石一枫借用了这些符号，却无意沿公众号的爆款模式渲染生发。文中黄耶鲁父亲从未真正出场，黄耶鲁则一边表现出富二代的纨绔傲慢，一边又以红三代的自我体认，抒发对象征革命的奶奶沈桦的情感认同，包括其名字黄耶鲁，他自称并非取自耶鲁大学的Yale，而是yellow的音译，以示民族认同，“咱们不是炎黄子孙吗？我比我爸强，不忘本。” 事实上，无论Yale还是yellow，这种互译本身既为全球化的印记和隐喻，黄耶鲁们的生活空间和观念空间本就是若干难以拆解的混合体，在黄耶鲁的民族情感里既包含着民族主义想象又时刻以国际大都市的北京鄙视美国贫民区，这种内化的混杂标准和外化的反抗姿态也反映在对其父既否定又依赖的复杂态度上。作者通过对这个人物从形象上像个“糯米团子”，到性格上的天真又无能，无礼又随和，不但弱化了事件冲突的爆发力，也合理化了黄耶鲁对那豆的服膺和跨阶层友情。

再如那豆与其工作酒店的同事，一个从湖南来打工的小姑娘之间，实际上涉及敏感的北京人与外地人关系这一热点话题，作者的处理既坦诚又有技巧。先借主人公说破人事格局：“在这里，人分三种：第一种自然是经理之流，他们都是北京人，因为自带‘编制’，所以不仅旱涝保收，还多少都能混个一官半职；第二种则是以那豆为代表的本地孩子，虽无‘编制’，但也是为了缓解北京的就业压力而摊派下来的；至于第三种，就是纯粹的‘社招’了，天南海北哪儿都有，管理方式也是完全的市场化。……身边这个小鼻子小眼的湖南小姑娘，每次排大夜班都少不了她，眼圈儿永远是黑的，看着就跟动物园里的小熊猫似的。” 这里坦陈了与身份相关的游戏规则，“北上广”的再中心化和优越感，以及在此格局下的等级链，但不同的身份人群的现实矛盾点到为止，在接下来的叙事中，生存问题化入生活化的场景和情谊，以选举时那豆帮了湖南小姑娘的情节，和她开了一家小店的后续做结，于是，北京人与外地人的等级链松动，同时又替换为那豆与湖南小姑娘的个人关系，并且通过共情、戏谑以及不剧烈的逆袭，从而淡化那豆作为北京人的天然优势、身份立场和情感偏向。

应当说，上述三例都自带话题性，每一个都可以以社会问题小说的方式追究下去，石一枫既巧妙征用，又选择以旁观的、温和的视角将之编织进一个更为整饬宏大的文本，它们只以碎片的方式存在，然而整个文本的主线却是一个虚构的、充满戏剧性的换骨灰盒的传奇故事。于是，在文本内外、在话题与故事之间都隐含着矛盾张力。在这里，我们可以看到文本与现实的互文性敞开，对于具有当下性的社会性问题，石一枫具有足够的敏锐度和参与意识，但并不正面强攻，而是适时亮出睿智与清醒，又不无轻浅地一掠而过。而问题的另一面在于，在当下，这些社会问题小说的因素需在石一枫式的文本传奇和万花筒式的碎片美学中清脆而含混地演绎，或者说，以虚实相生的方式才得以显现。

二、新老互嵌：人物组合的选择与塑造

以小人物作为主人公的书写，从文学史的角度，可以追溯到五四新文学及左翼文学传统，而对石一枫一代来说，这一文学传统又与一整套知识系统相叠合，成为其教育经历的一部分。从写作风格的角度，小人物的闪展腾挪和口语化铺陈，更加灵活、家常、百无禁忌，便于召唤出新一轮社会转型中的新人物和新北京叙事。

《漂洋过海》中的北京同时链接着“皇城根”的文化气质和“北上广”的现实逻辑，也正是在这样的结构里，主人公那豆一边清醒自知“小人物”的世俗位置，一边作为“北京孩子”说“咱们什么没见过”时，自负而坦然，流露着北京文化中“贵族文化的民间化” 基因，于是，经由北京这一特殊“装置”，胡同、机场、CBD、城中村既在地理意义上并置，又交汇着不同历史、风景、记忆、阶层。按后现代地理学理论的说法，后现代都市所呈现的景观是“向侧面延伸，而不是依据时间序列展开” 。在石一枫笔下，《世间已无陈金芳》讲述了小人物逆袭但终被“打回原形”的故事，《地球之眼》勾勒了一个“全球化时代的失败青年” ，到了《漂洋过海》，则是组建并激活了一个后现代的还乡故事，它将一个碎片并置的陌生节奏放置到一个熟悉的新老互嵌的关系网络中。

首先是那豆和爷爷那年枝。爷爷虽在小说开始不久便去世，却始终以强烈的存在感贯穿全篇，可以说，在一个无限空间化的时代，爷爷提供了一种有序的时间性，并以情感的方式将历史与记忆重新混融输出，叙事者借此横跨历史与现实、回忆与事件。本雅明说，“任何被遗忘的东西都是同史前时期被遗忘的东西混淆在一起的，通过无数非持久性的、变化无常的结合，不断制造出新的产物来。” 《漂洋过海》正是通过叙事的混淆交错来呈现“新的产物”。爷爷身上有胡同北京人提笼架鸟的闲逸和“玩儿的基因”，这在老舍的《四世同堂》《茶馆》、邓友梅的《那五》等作品谱系中并不少见，而爷爷不但是老北京，还是国营酱油厂的老工人，“劳模”称号刻写了其社会主义工厂体制的文化钢印，后来又见证和参与过国营工厂的两次改制，退休后与孙辈和流行话语保持着乐在其中的热情和互动。应当说，爷爷身上的积极和闲逸都透出一种被肯定过的社会身份、主体体认和内在的安稳、笃定。相形之下，作为“新人”的那豆则显得有些模棱两可：一个北京胡同的95后，职高毕业，工作是街道“为了缓解北京的就业压力摊派下来”的酒店门童，跟爷爷、父母一起住在大杂院中属于他家的“两间半”，虽然“成天在街面上晃悠”，但这种“晃悠”既不闲适也不好玩，用他的话讲“老觉得自己在被别人‘玩儿’”。这种衣食无忧而无所作为的悬浮状态，是在加速主义时代进阶中的停滞。乌尔里希·贝克从社会学的角度指出，“在发达现代性中，风险和不安脱离并重塑了工业社会的内在社会结构，以及根植于其中的对于生活样式的基本确定性”，这种风险处境“也和社会、人生及文化层面的风险与不安重叠在一起”。 如果说陈金芳是从“结局”上被认作“失败”的话，那么那豆的困境在于一种不可见的“出局”，也就是说，当年陈金芳尚有机会参加游戏，甚至一度逆袭，然而那豆甚至不具备失败的资格，也无力以职高条件进入“大厂”内卷。