广采博纳 探幽发微的学术典范

1944年傅雷以迅雨为名发表了名文《论张爱玲的小说》，在此后七八十年的海内外中国现代文学研究中，张爱玲成为最热门的研究对象之一 。与此同步，张爱玲研究史上的价值分裂在时间的推移中不是逐渐消弭，而是持续发生，这一研究现象在中国现代作家研究中显得异常突兀。至于大多数的张爱玲研究泛泛所论高度趋同，真正深入的研究又多有深刻的偏见。这更是当前张爱玲研究的重大困惑。又，张爱玲研究史上的西方话语主导而鲜有质疑：“自夏志清先生以降，文学史家在处理中国现代文学时，都有依照西方文学经验进行认知、判断的‘惯例’。这对大部分作家自然是适宜的，但对于张爱玲、萧红一类小说家则不能不说有些失效。” “过于强势的西方教育背景，使当代学者们刚在张爱玲那里捕捉到几许中国文化的气息，就马上转而寻求它们的西方‘正典’资源。” 在此情境下，适逢2009年以来张爱玲全集和外集在国内相继出版，中山大学中文系张均教授积聚十数年心力的创造性研究《张爱玲传》与《张爱玲十五讲》大幅提升了张爱玲研究的水准。可以说，张均以《张爱玲传》和《张爱玲十五讲》为代表的张爱玲研究在对十余年来张爱玲新发现遗作的不断参研过程中持续更新了“张研”的面貌，突破了多年来的“张研”话语结构模式并达到了新的高度，尤其在对七八十年来张爱玲研究史的整体把握、系统梳理与对研究结论的辩证分析基础上创新了作家作品研究的范式。

一 宏观体系与微观呈现的学术通融

大凡学人治学要么从具体史料出发，有多少材料说多少话；要么建构一种论证体系，从某个理论或视角出发自圆其说。以张爱玲研究的史料发掘言，陈子善先生多年来致力于资料发掘与整理而多有所获，张爱玲文学遗产执行人宋以朗不断整理与推出张爱玲遗作，使2009年以来的张爱玲新出著作数量已远超先前，加上张爱玲与庄信正、夏志清通信辑校出版，等等。这些都成为近十多年来张爱玲研究持续繁荣的最重要基础。只是大多治史料者于文献辑轶过程中的读札类写作在交代佚文发现过程、基本内容、主题、分析人物形象及泛泛的文学意义外，所论大多囿于固有经验话语而鲜有深层意义的发现，张爱玲与庄信正、夏志清通信集的研究意义被夸大也似乎源于目下学术研究上的过度阐释与人为拔高亦非出自文本自身。

与张爱玲佚文佚作的辑校整理不同，从1940年代中期以来的傅雷、周瘦鹃、柳存仁、苏青、胡兰成、吴小如等论者的文学评介和印象式批评开始，1950年代以来，海外中国文学研究著名学者夏志清、刘绍铭、李欧梵、王德威、周蕾等的研究成果在台、港和北美学术界引起热潮，并在1980年代以来持续影响着国内的张爱玲研究。夏志清关于张爱玲文学及绘画、服饰、色彩、京剧、音乐、电影的评论兼具作为文学家的张爱玲的艺术美学贡献，李欧梵从建筑、照片、电影、时装、公共生活等上海摩登都市文化视野探讨了张爱玲在文学上推动上海摩登走向高峰的同时最大限度丰富了上海摩登的美学/现代性空间，王德威阐释了张爱玲的虚无主义通过物质主义与西学理论高度融合。1980年代以来，唐弢、柯灵、杨义、陈子善、吴福辉、陈思和、解志熙、孟悦、戴锦华、林幸谦、李今、刘川鄂、范智红等学者对张爱玲研究均做出重要推进。西学资源与本土语境、上海摩登与都市文化、都市民间与日常现代性、虚无主义与妥协主义、人的文学与自由主义、审美性与个人主义、苍凉风格与传奇写作等等，提供了张爱玲研究的新视野，成体系的研究与相应批评话语的建构为各位学者所重视且多有所获。在此基础上，多年来的传记写作与作品研究使张爱玲研究既保持着相当的热度，又在持续性的学术话语建构中逐渐走向模式化；现有研究话语体系极难被突破，研究认知趋同现象普遍，创造性的系统研究越来越少。

就张均的张爱玲研究言，注重史料发现、甄别与使用是良好的学术起点，但其研究贡献并不限于此。张均在细察张爱玲人生体验与深触张爱玲的隐秘心思基础上，逐步形成兼擅宏观研究体系的建构与微观文本细读——心理呈现的学术通融。这种建构貌似比较慢，似乎也缺乏当下部分学者的高谈阔论、纵横捭阖。只是凡学术研究，慢总有慢的好处。在张均先生这里，慢下来的研究、细出来的论断叠加一般研究者欠缺的对研究对象的深入体察，就必然收获探幽发微后的不凡学术成就。《张爱玲十五讲》并未借用当下流行的上海摩登话语、女性主义批评、摩登都会传奇论调、虚无的“世纪末”思潮等时髦的张爱玲研究话语，张均拒绝用任何古今中西思想话语削足适履般的硬套在张爱玲研究上，而是自出机杼、别出心裁地下了一番博采众长、明辨疏正的功夫。在《张爱玲十五讲》中，自1940年代中期傅雷所论以来有关张爱玲研究的70多位论者的论述与代表性观点在被勾连、评价，一部《张爱玲十五讲》首先是一部研究史。研究史构成了张均的张爱玲研究的重大基础，成为该研究展开过程中用以“左右互搏”的重要依托。在具体评点上，张均频频从先贤权威定论发现判断失据失误与言不及物处，其臧否多发精辟之论而察前人所未见，如对胡兰成、傅雷、夏志清、王德威等学人部分研究结论与研究方法予以质疑。这些基于文本阅读感受、人生与人性的变常之道、时代风潮行进、中西文学与文化的大传统而做出的判断，不是从某个抽象的话语模式或任何既定观念出发的削足适履，而是基于张爱玲人与文的实践、文本阅读感受、现代中国文学发生学、启蒙与革命及抒情主义思潮等深层次综合考辨后做出的。在具体阐释中，这些辩驳直面中国现代文学的一系列重大论题，如“人的文学”的适用性问题、创作主体经验的决定性问题、自由主义文学的贡献与限度、中国现代文学的古典传统范畴/视野/精神衍变、西学东渐过程中的融合问题、上海摩登在1930至1940年代的异质同构等重大话题。及至今日，上述话题仍是中国现代文学研究难点。张均借一个现象级作家的个案研究对上述重大论题全面做出回应，相应判断精审周至、独具只眼、辩证客观，尤其没有在张爱玲研究界长期存在的“挺张”与“倒张”之间轻易“站队”，而是积极回应“挺张”与“倒张”之争并给予充分可信的平息。这种从事实与学理出发而非从一般观念与情感出发的研究应给予肯定。张均的张爱玲研究创新了中国现代作家的研究范式，使博采众长与探幽发微作为学术范式获得了新的生命。

二 左右互搏的“虚无主义”与“物质主义”

在张爱玲研究史上，1940年代中期以来的傅雷、胡兰成，包括张爱玲在名文《自己的文章》中都揭示过张氏人与文的物质主义面相。1950年代以来，夏志清的张爱玲研究以大量篇幅阐释张爱玲基于物质主义的人生观与文学观，这些都构成张爱玲物质主义话语研究的重要起点。有关张爱玲的虚无主义研究同样在傅雷、吴小如、夏志清和张爱玲本人的论述中可找到源头，著名学者王德威的名著《落地的麦子不死——张爱玲与“张派”传人》全面论述了张爱玲人与文的虚无主义表现及实质，其中借吉尔·德勒兹所论两种文学再现方式对张爱玲的虚无主义与物质主义做异质同构分析，揭示了虚无主义之于张爱玲创作形式与生命体验的本质呈现。在将虚无主义与物质主义的结合上，张均的张爱玲研究在夏志清与王德威之间架起了一道桥梁。在虚无主义层面，张均不是简单延续王德威对张爱玲虚无主义的西学资源阐释，而是在大量中西虚无主义文学思潮的精神内核比对与深入细致辨析基础上，结合张爱玲的文学阅读史、创作实际与丰富的人生体验，上承傅雷、吴小如等关于中国古典颓废主义文学影响的判断，将张爱玲的虚无主义全面回溯至中国古典汉魏南朝时期以来的颓废主义思潮、人的自觉与明清以来主情主义文学传统等主导的中国古典虚无主义范畴，并指出西方虚无主义思潮与张爱玲文学精神的貌合神离：“张爱玲的虚无，不宜在鲁迅、卡夫卡等（西方）现代主义谱系中去寻求解释。这不是说张爱玲与鲁迅、卡夫卡等无甚关系，而是说，张爱玲小说是以中国文化为本，而西方的启蒙主义也好，现代主义也好，都是促成她的中国传统‘创造性转化’的条件。” 至于在人们熟知的《红楼梦》《海上花》与张爱玲的影响视域中，张均多有新解：“张爱玲实际上都是用巧妙、快捷的方法将人生虚无的‘真相’提示给读者，而不是让他们在层层叠叠的人生中忽然悟透生命。置之短篇小说，这当然可算技法过人。但就古典文化的博大深远而言，又不免有‘速成’之意。这使张爱玲小说有《红楼梦》之神韵，却多少有‘缩微版’甚至‘快餐版’的痕迹。” 此诚为精当之论，前人或多述影响而未言及差别，张均在考辨影响之外的比较略论别具视野。

就“天性，惶恐无助的身世之感，经典的力量” 合力促成的物质主义而言，张均对张爱玲物质主义的建构与阐释别出心裁。一般论者言及张爱玲的物质主义大都从具体的日常生活出发，多局限于饮食、服饰、购物、化妆等生活范畴，而张均对张爱玲物质主义的发现，即将张爱玲在文学之外涉及音乐、绘画、舞蹈、京剧、色彩、服饰、电影、饮食等艺术化/生活化的言说全部纳入物质主义范畴考察。以张爱玲的研究史言，物质主义不是张均的独到发现，但物质主义无疑成为张均的张爱玲研究的最重要创新。张均在对一切艺术皆物质、一切物质皆生命形式与“虚无主义者的物质主义倾向” 的论证中，将张爱玲的物质主义与虚无主义做出连番辩证考察：“虚无的世界感受，物质主义的叙事表达，由此合成了张爱玲的叙事哲学” 、“她的作品因此就获得了虚无主义与物质主义并置的叙事结构。” 这是张均的张爱玲研究的重要发现。张均的研究拓展了张爱玲文学叙事中的物质主义边界，强化了虚无主义的来源，细化了虚无主义的表现形式，重新确证了物质主义之于张爱玲文学叙事的重大意义，关于此类判断多精到之论，权举二三例子：

因此，张爱玲的写作整体上承续了《红楼梦》虚无主义的传统，而在局部上，更快意沉醉于她对繁复衣饰的个人依恋。因为，在古典小说中，对这些“物质的细节”的沉迷，被认为是虚无主义哲学的一种反转式的叙事表达。

中国人并不太去想生命，他们“集中注意力在他们眼面前热闹明白的，红灯照里的人生小小的一部”，张爱玲自己并不对生命的深渊执执追问，而是临渊一瞥，迅即转向那些“不相干的事物”之上。那里有着“人生”“生趣”，有着让人感到真实安妥的颜色。

张爱玲对民族、国家从无兴致，那仅是不可预测的乱世。在乱世岁月，她于文字中寻求的，自然不是教育或启发什么人，而是捕捉自己的“今朝之欢”

张均对张爱玲人与文精神上的古典虚无主义本质与物质主义呈现形式的辩证考察，对物质主义与虚无主义作为张爱玲人与文的丰富面相的揭示，有效、可信地回应了各种基于张爱玲部分创作实际而非深入考辨其文学与生命本质的片面论述。如针对夏志清与刘再复关于张爱玲文学价值的“历史感”与“哲学感”之争，刘再复借王国维评价《红楼梦》与《桃花扇》的“哲学、宇宙、文学”与“政治、国民、历史”的超越性与现时性的文学分野，认为张爱玲对《红楼梦》的继承“表达出连她自己也未必意识到的对人类命运的终极关怀，即超空间之界（上海、香港）与超时间之界（时代）的永恒关怀。” 针对刘再复的论述，张均指出：“刘再复实际上是将张爱玲视为‘缩小版’的鲁迅。这其实是对张爱玲莫大的误解。” 进而言之，刘再复与夏志清的学术论证几乎同时误解了张爱玲的文学精神，均未透彻理解张爱玲与现代中国社会及时代的疏离，也未认识到张爱玲与中国古典虚无主义文学传统的血肉联系。作为“一个文学史上业已完成‘经典’建构的作家”与“一个被消费的文化偶像” ，多有学人对张爱玲无条件的赞誉甚至偏好溺爱就有些天真与异想天开了，将之作为后革命时代里上海摩登的通俗消费对象与“怀旧热”的历史主体，更是剥离了张爱玲丰富的物质主义呈现后将摩登颓靡调作为上海民国风华的历史主调以夸饰之，由此沉溺其中浑然不知，继而多发不负责任的现世启示，至于1930年代以来上海摩登赖以生成的现代科学技术与文明文化基石理所当然地被视若无睹了。这些都可以从张均的张爱玲研究中获得丰富的启示。

三 别开生面的“以我观物”与心态圆照

张爱玲一生创作了数量不少的散文，散文的怀人记事功能为研究者提供了传记写作的第一手资料；张爱玲祖父张佩伦和外曾祖父李鸿章的煊赫身份，使写作张爱玲传记更易获得优于一般现代中国名人的家世背景资料；青年以来的张爱玲于沪上文坛相当活跃，且快速暴得大名以来多有友朋记述评介，以及胡兰成以《今生今世》中的专章“民国女子”对张爱玲展开的描述与想象等他者视角同样不缺；张爱玲离世多年仍不断有遗作被编校出版就已属传奇了；叠加张爱玲一生的文学写作多具备程度不一的自叙传色彩，等等。这些都为当代以来多位学者撰写《张爱玲传》提供了堪称丰盛的材料。与此同时，后革命时代的民国“怀旧热”与丰富的文化想象持续高涨使当下数量繁多的张爱玲传记走上了通俗畅销书的创作路子，具体撰写中不负责任的想象与向壁虚构成为常态。张均的《张爱玲传》杜绝后革命时代消费主义的不良诱导，坚决拒绝各种基于研究者好恶对张爱玲的“补妆”与“卸妆”。在具体呈现上，幼年及至青春以来、“沦陷时期”与“张胡”恋、赴美之后的人与文成为张爱玲人生三大阶段的侧重论述别具只眼，这些精准把握建立在张均对张爱玲人与文长期的研究基础上，进而坚持传记写作的有理有据、合情合理、以情入理的学术研究导向，以及基于人格心理学、精神现象学、精神分析学、女性主义、结构主义等宏阔的理论视野对传主心态圆照与心灵探寻上达到了相当深度，故而多见深入传主内心的体察，其中的随意评点更见出了张均的张爱玲研究的高度与深度。尤其对张爱玲相应人生轨迹的还原与生命意识的探寻因为叠加论者自身人到中年的生命体验就具备极强的感染力，那些自由出入文本内外体察张爱玲人生诸种繁华后的惊梦，在如烟往事的苍凉心揭示过程中多具触摸历史情境与反观自我的双重审美力量，历史人事通过当下人物的现时境遇而获得生命意识复活实属传奇。