新世纪学者小说创作的问题意识与叙事困境

问题意识是学者小说创作的思维前提和显要特征。格非、李洱、阎真、李陀、梁鸿、南翔、晓苏、王尧、晓风、张柠、房伟、叶炜、杨剑龙、史生荣等学者作家在小说文本融入历史之思与现实之刺，将学院知识分子特有的公共关怀和现实批判精神融入创作实践。学者的问题意识及其衍生的批判、内省的叙事形态，成为碎片化和解构主义横行的当下文坛凝聚叙事思想性和精神总体性的契机。然而就一些文本来看，学者的小说创作并不足以成为照亮现实的精神灯塔。问题意识如何参与了学者小说创作的叙事构成，又与现实达成了何种程度的融通？如何将问题意识有机激活，使之为学者小说创作提供新的思想资源或叙事模式？这些问题有待进一步梳理与探究。

一、新世纪学者小说中问题意识的缘起与生成

与其说问题意识是学者小说的重要传统，不如说问题意识与现代小说的起源和发展相伴生。按照黑格尔的理解，现代主体的建构即是将自我作为客体，通过思辨与理性把握自我。对自我与世界加以辩解与确证，这样的诉求迥异于古典思维简单的反映与归纳，它呼唤的是假设、推演与思辨，以表征现代生活的丰富与复杂。而对不确定性的追问即需要反思与批判来完成，问题和思想应运而生。回看中国现当代文学的发展脉络，五四时期东西文化之争、科玄论战风行，社会问题和国家问题亟待讨论与解决。从五四“问题小说”的“青春困惑”到乡土小说中乡村境遇与现实处境的彷徨，再到社会分析小说中关于历史与当下孕育的社会走向问题之追问，乃至20世纪40年代解放区赵树理笔下的现实群众工作指导问题，政治方向、社会发展、时代难题难免使写作成为一种服务社会及革命的方式。及至70年代末80年代初，在“伤痕”“反思”的潮流中仍不乏在意识形态牵引下，通过由理念设置图景而迫近现实问题之作。

文学创作中的问题意识恰因学者身份的小说创作，获得了向深度追溯的可能。深厚的学养、强烈的理性与批判精神使得学者作家能在预设观念和有意图解之余，从独到或深远处质询和诠释自我与世界的关系。较之同时代以知识分子为表现对象作品中将知识分子群体笼统视为颓败现实的对立力量，立足强烈情感色彩和价值评判意图的写作倾向，如鲁迅的《孤独者》《在酒楼上》《伤逝》、苏雪林的《棘心》，由觉醒个体与“生活政治”间的矛盾切入，更为深刻地挖掘了知识分子软弱性的来源，在提出“启蒙之艰难”的基础上呈现“启蒙何以艰难”。在20年代启蒙旗帜引领下高歌猛进的氛围中，理性和反思维度表现出缓进性。沈从文的《刽子手》《王谢子弟》《大小阮》、杨振声的《抢亲》《报复》《抛锚》，90年代南翔的《南方的爱》《海南的大陆女人》等作品在宏大叙事的潮流之外另辟蹊径，以独特的历史意识着眼于时代变迁与文化嬗变中平凡个体的“常”与“变”，由微观现实深入个体的精神际遇，由小人物的进退与抉择中管窥时代之悖论，现代性进程的复杂与沉重也随之显现。许地山的《春桃》《玉官》、钱锺书的《围城》、杨绛的《洗澡》、阎真的《曾在天涯》、马瑞芳的《天眼》《蓝眼睛·黑眼睛》，不拘于对社会及周边行为伦理思考的现实侧重，而是深入以文化具象、社会渊源、文化心理等更具文化积淀、理论系统及学术内涵的文化维度，在梳理问题文化渊源的基础上，尝试文化的调和与沟通，探寻问题的解决途径。

显而易见的是，问题意识总是与现实主义密切相关。新世纪以来的学者小说承袭了五四以来的现实主义传统，表现出明确的现实发问意图和文化自觉，又在与新世纪语境的互动对话中生发出一系列新的特质。那么，对新世纪学者的小说创作来说，问题意味着什么？现实怎样催生？又形塑出何种问题意识？

梳理新世纪学者小说的题材指向，大致可划分为三个范畴：其一，作为物理或人文空间、工作或日常圈层的大学及其相应衍生空间；其二，依托个人主体经历，叙写故乡风俗及故土人事的“近历史”；其三，基于当下时代背景，立足于学院本体构建的外部空间叙事。如葛亮的概括：“学者小说的发展过程，即是以‘书房’为圆心，学院经验为半径，不断出入于外部世界的文学历险。”葛亮：《书房内外——学者小说的“空间观”及对创意写作的启示》，《探索与争鸣》2022年第7期。我们在对小说文本加以归类的同时，也需对叙事本身加以发问：学者身份的小说创作为何在新世纪语境下更为集中地出现？学者作家又为何集中性地将视野投向上述题材领域，并将其加以文学化的审美表达，这种叙事的逻辑起点在哪里？事实上，学者作家叙事的起点既在故事之内又在故事之外。在故事之内是指出于熟稔和经验，学者作家往往将其安身立命的学院空间和学院知识分子形象置于历史纵深与广袤现实的坐标网络，立足特定历史场域，对“自我与世界”的关系加以重审与确证，这一特殊质询意图成为小说创作的重要缘起；在故事之外是指学者的小说创作与其职业身份、研究背景之间不同程度存在内在的精神联系和思想承接关系。

关于学者作家融问题于创作的叙事缘起，或许可从新世纪现实主义的发展样态角度阐释。经历了新时期“在荒芜中崛起、在崛起中曲折发展、在发展中新变、在新变中复兴”赵炎秋、樊祥：《20世纪30年代之后现实主义创作方法在中国的确立与发展》，《复旦学报》（社会科学版）2022年第5期。的发展过程，现实主义文学真正走上了一条“广阔的道路”。何直：《现实主义——广阔的道路》，《人民文学》1956年第9期。一方面，在社会转型尚未完成、多重主体和多元意识并存的当下中国，现实主义对复杂社会现实具有强烈指导性与合法性；另一方面，对现代主义、后现代主义某些因素的融摄，使得文学逐渐突破了专注现实描摹的传统现实主义的武装，走向“无边的现实主义”。新世纪现实主义文学也由此呈现出某些特征：其一，由“重”及“轻”的审美倾向。宏大叙事传统仍有延续，但许多作家不再与宏大社会历史问题短兵相接，而是将历史事件置于背景层面，将宏大内容做微观化书写。与此同时，日常生活书写成为现实主义创作的主要流脉，在对世俗价值的体认、寻常人物生活际遇的感性叙述中赋予其诗学化、合法化的表达意味。其二，对真实观念的重新定义。基于原初经验的未知性书写逐渐扭转已知性的写作惯性，由全知的、本质主义的、意识形态或公共经验给定的文学观念还至一种有限度的、体验化的自我认识。近年作品对某些独立而幽闭、异质而鲜活的细部体验的发现即是这种变化的重要表征。真实不再是先验设定的，而是在生命体验的摹写中被发酵增殖出来的。

这些新质在当下语境中自有其合理性，但也不可否认其映射出某些难以回避的思想上的局限。我们看到，尽管那些人与事在现象学或精神分析意义上的“切近”和“还原”之下变得清晰可感，但文学书写却离整全的现实越来越远，并逐渐走向一种故事性的现世主义，作家难以从无意识迷失中提炼出适应当代心理结构变化的方式。这种众声喧哗的文学镜像和巨细靡遗的“自我展现”仿佛一个巨大的精神隐喻——总体性价值的阙如。其背后社会学意义上的心理支点和文化逻辑是人心的虚妄和无根，即心性秩序危机问题。这种危机源于现代社会种种工具理性体的运作原则将个体纳入行政命令和市场体系管控当中，致使个体成为“物役性存在”，失去自我本真，在“抽象系统对具体生活的殖民”〔德〕哈贝马斯：《交往行动理论——论功能主义批判》第2卷，第293页，洪佩郁、蔺青译，重庆，重庆出版社，1993。之下，消隐了精神世界的复杂样态，成为丧失审慎选择与批判明辨的能力的“均值人”。进而言之，即“自我同由文化社会物质等构成的他者之间的矛盾问题”。贺与诤：《知识范式的“双重维度”——论格非的小说创作与学术思想》，《当代作家评论》2022年第6期。而矛盾的普遍化致使一种“成问题的文化”生成——人们“丧失了其高尚使命和公共责任，表面上看似‘愈来愈独立’，实际的情形则是一味地只关注处于‘离析化’状态的本己的‘狭隘化利益’”。袁祖社、董辉：《“文化公共性”的实践与现代个体优良心灵秩序的养成》，《西安交通大学学报》（社会科学版）2014年第4期。当下文学中的去中心化、碎片化、非理性的认知方式和内容，以及社会出现的“低欲望、佛系、新左翼、新自由主义等文化思潮”杨丹丹：《革命遗产、世界观与历史的修补人——〈民谣〉的三个关键词》，《小说评论》2021年第5期。很大程度来源于此。

如此问题成为当下人文学者思考的重要维度。汪晖、格非、王尧、房伟等学者在研究中都关注到当下多元文化的脆弱和有限，以及个体自我在时代面前陷入被动性、屈从性的困境。在对穆齐尔的解读中，格非格外关注当下社会多元表象下的悖论实质，指出物质社会环境下看似多元的个性更多拘于“彰显出来的某种个人色彩”，“虚伪的，孱弱的，经不起推敲的，甚至是可笑的”格非：《另一个地方，另一种状态——罗伯特·穆齐尔〈没有个性的人〉（下）》，《扬子江评论》2019年第4期。虚假个性，多元的幻象实则表征着现代自由主义文化价值面临的困境。王尧则从文学创作缺失的角度，侧面表达对自我意识麻木混沌的隐忧：“生活的格式化和思想能力的贫弱……足以让我们这一代人的故事雷同和贫乏。在这个挤压的时代中，我们能否有自己的故事和讲述故事的方式，也许决定了文学的生死存亡也影响着知识分子的未来。”王尧：《我只想做一个写作者》，《小说评论》2022年第3期。可见，对时代性精神困境发出种种预警，并试图为个体与世界的相处找到一个支点或一种状态，是许多学者进行诊断的逻辑起点，而这样的诊断为何偏偏是以文学的方式来进行？

一个重要原因在于，学术话语未能与社会现实达成有效沟通。自20世纪90年代以来，学院体系的局限性日渐显露出来。当下以人文学科为领地的知识分子沿袭着五四以来的公众启蒙意图和文化英雄心理惯性，但这只是某种好为人师的主观审美反映，他们的思想与时代、现实是不及物的。一个重要表现在于学院研究与批评的影响力面临萎缩，学术话语的输出日渐成为掌握着学术话语权的精英阶层内部的“自嗨”行为。尽管文艺社会学等研究范式的兴起验证着学院派试图以“跨界雄心”建立与现实关联的努力，但学术理论与读者间的交流仍然贫弱却是不争的事实。

当代作家评论 2023年第2期

而在大众文化几乎垄断了主流意识形态的生产功能、知识主体被生产机制分割的境况下，小说为学者群体提供了另一重向社会发声的渠道——“21世纪的中国是一个‘叙事’而非‘思想’占据主导位置的时代。在整合性的叙事与区隔化的社会空间之间，小说或许成为知识群体越过学院和市场边界的重要媒介”。贺桂梅：《“两个李陀”：当代文学的自我批判与超越》，《民族文学研究》2018年第6期。事实上，从新世纪初阎真的《沧浪之水》对“人文精神大讨论”的自觉延续，到朱晓琳的《大学之林》对世俗价值的深度探索和有限体认，到格非的“江南三部曲”、叶炜的“转型三部曲”、王尧的《民谣》、房伟的《苏门答腊的夏天》找寻知识分子精神史与中国历史变迁互见的深刻印痕，再到张柠的《三城记》、晓苏的“油菜坡系列”、於可训的《才女夏娲》、晓风的《湖光山色》对学院外部空间及民间文化立场的发现与重新厘定，写作倾向的嬗变贯穿始终。学者作家从个体自我出发沉潜至文化层面，将学院经验置于社会的、历史的范畴，从不同话语的交叉，相异文化场域的比照和碰撞、共鸣与共融中，分析与处理问题的意图，旨在呼唤和建构一种可共享于特定社会语境的“结构因果论”见〔法〕路易·阿尔都塞：《保卫马克思》，第80-92页，顾良译，北京，商务印书馆，2010。意义上的整全性意识形态，这无疑指向一种更高形式的现实主义创作追求。

二、新世纪学者小说问题意识的叙事困境

（一）知识分子的身份悖论与知识表面化倾向

无论涉足何种题材，学者作家的文本往往有着清晰的身份主体及价值本位意识，因而总能在不同程度上提供某种方式或搭建某种思想类型，这使得它们在总体走向上是清晰的。然而，灌注了清晰问题理路和逻辑走向的现实书写在学者作家美好的愿景助推下却陷入了某种叙事悖论。问题意识引导下的写作往往折射着作家把握世界与时代关键词的雄心，但当下学者面临的是微观而琐屑的生活现场和“虚无与怀疑”李洱：《问答录》，第128页，上海，上海文艺出版社，2013。的时代语境。启蒙的退场、精英意识向大众文化的退避，乃至知识分子精神原乡的幻灭，使得接续早先启蒙知识分子的总体性信念这一行为本身都值得怀疑。对总体性的企图与无法命名现实间的裂隙促生了叙事的观念性，观念体现的一个重要维度在于对知识身份的不信任及其引发的知识表面化倾向。