探寻有宽度和厚度的“可能性”书写

李浩是一位具有远大艺术雄心又十分执着的作家，他崇尚“智慧之书”，特别善于在小说中埋藏机巧，使其繁复多义。因此，李浩的小说都不是就事论事之作，对有宽度和厚度的小说的多种“可能性”书写，就成为他孜孜以求的理想目标。他最新出版的长篇小说《灶王传奇》就很好地体现了这种追寻。

一、文化的宽厚度与可能性

《灶王传奇》显示了李浩丰沛的想象力和虚构能力。故事以中国民间家喻户晓的灶王为视点，讲述了灶王在仙俗两界的所作所为、所见所感、所闻所触。灶王作为仙界的最基层的小仙，具有沟通仙俗两界的身份，其最主要的职责是对俗界人间进行道德鉴察，然后在每年腊月二十三去仙界述职，报告自己所管辖家庭的善恶表现，因此民间有糖瓜祭灶，希望灶王爷“上天言好事，下界保平安”之说。灶王的这种特殊身份给了李浩极大的想象空间，李浩言：“大约是十年前吧，我想到‘灶王’与他的承担，当时就令我兴奋不已。”金赫楠、李浩：《“寓言化写作”的深度和它“自成一体的天地”——关于长篇小说〈灶王传奇〉的对谈》，《芳草》2021年第6期。这种兴奋源于李浩期待着并有能力将灶王塑造成一个具有宽度和厚度的角色。李浩首先把灶王当一个活生生的“人”来写。灶王不仅富有正义感和同情心，又深谙仙界的处世之道。他工作认真勤恳，行事内敛低调，颇得城隍老爷等仙官的赏识。他作为仙界灶王的唯一代表受邀为“昊天金阙无上至尊自然妙有弥罗至真玉皇上帝耄耋百叟酬老宴下界诸仙观礼宾”，也充分说明了他是灶王里的模范。

同时，灶王又不是凭空想象出来的，李浩基于中国道教文化及民间传说建立了《灶王传奇》的神仙谱系。在道教文化谱系中，素有一尊二祖三清四御五老之说，但李浩并没有严格依此营构小说的神仙谱系，而更接近《西游记》中所描述的神仙谱系。玉皇大帝和王母娘娘是天宫的最高统治者，主管天、地、人三界万事万物。城隍是玉帝在下界的管理者，土地和灶王都隶属于城隍管理；而地府的最高统治者是酆都大帝，以下为判官、牛头马面、黑皂吏种种；另外龙王、高元星君、小茅真君等也俱属于这一神仙谱系。从参见玉皇大帝百叟宴观礼宾中的三官大帝、十方天尊、北斗七星君、南斗六星君、四大金刚、四灵二十八宿等神仙的名号看，《灶王传奇》是深深植根于中国传统的民间文化的土壤里的，是地地道道的“中国故事”，而写出真正的“中国故事”也是李浩的自觉追求。李浩曾言：“在这部《灶王传奇》写作之前，我就早早给自己设定：一，讲故事；二，用标准的中国语言，尽可能地简洁白话。”金赫楠、李浩：《“寓言化写作”的深度和它“自成一体的天地”——关于长篇小说〈灶王传奇〉的对谈》，《芳草》2021年第6期。可见，《灶王传奇》是李浩讲述中国故事的一部“自证清白”之作。这就是《灶王传奇》与那种张扬、极端甚至是炫技式的书写相较，显得比较平实、规矩乃至传统了许多的缘故。

然而，李浩的“中国故事”，又是自成一格、不落俗套的。李浩非常不屑于那种照猫画虎般的“现实”叙写，那种叙写除了就事论事，没有任何增殖意义。李浩的“中国故事”是“一竿子捅到底”式地从小说的源头说起的。李浩认为：“在古代，无论是西方还是东方，最初的文学都是‘神话’，是一个能够影响人类日常而使人类显得弱小无力的宏观世界，它的里面充满着奇异、‘飞翔’和怪力乱神，充满着令人惊艳的不凡想象。”李浩：《“现实”的可能性》，《长城》2020年第1期。

于是李浩在这部《灶王传奇》中回到了源头，从神话传说、怪力乱神写起，因此中国古代小说中的传奇、志怪成为李浩格外钟情的对象。周新民发现了《灶王传奇》对传统文体形式诸如杂史杂传、志怪、传奇的征用，但同时又说李浩的征用在某种程度上也改造甚至消解颠覆了这些传统文类，因此《灶王传奇》是传统与先锋的并置。见周新民：《“传统”与“先锋”的并置——读李浩〈灶王传奇〉》，《芳草》2021年第6期。我觉得这种说法有道理，但也有把传统与先锋对立起来的嫌疑，在一定意义上混淆了先锋小说产生的特定语境。20世纪八九十年代的先锋派虽然颠覆消解传统，但这个传统主要指向的还是现代以来几乎固化的现实主义传统，并不涵括神话、志怪、传奇等。先锋小说常常运用的魔幻、寓言等手法，除了受到马尔克斯、博尔赫斯等人的启发外，中国传统文学中的神话、传奇、志怪等难道没有潜移默化的影响吗？我觉得李浩的先锋性其实也是一种对机械反映论和庸俗社会学所固化了的所谓现实主义文学及其理念的反叛，他在对诸如马尔克斯、博尔赫斯、卡夫卡、君特·格拉斯、卡尔维诺、舒尔茨等人的西方现代派文学研读中，接通了中国文学古老传统的暗道，他惊异地发现，中国文学古老传统中的神话、志怪、传奇、魔幻，不仅隐含着中华民族基因密码，也隐含着人类共有的基因密码。所以，李浩不完全是从形式方面来征用这些文类，而是从文化上全面审视和激活它们。志怪、传奇、神话都是作为文化形态熔铸在《灶王传奇》里面，从文化的角度看，小说就有了无比深厚的根须，给人无限遐思的空间，实现了意义增殖的可能性。

二、寓言的宽厚度和可能性

《灶王传奇》不仅仅是写灶王的传奇，在灶王故事的背后还有更加宽厚的潜在文本。也就是说，灶王的故事属于显文本，而在显文本之外隐含着一个超级潜文本系统。如此一来，《灶王传奇》实际上是一部多重指涉的寓言化小说。

寓言是一种古老的文体形态，但它又是不断发展变化着的一种文体形态。我在这里所说的寓言化小说，主要是指一种“言在此而意在彼”的隐喻形态的小说，而这个“此”和“彼”，不是通常认为的那样，寓言本身“此”只是一个传递意义的工具，作为“彼”的转译或理解一旦实现，寓言就失去了自身的价值。寓言化小说，本文“此”的意义并非不重要，恰恰相反，本文“此”必须是饱满的、有趣的、自成体系的。就像一只点燃的蜡烛，如果没有蜡烛的光源，照亮黑暗的光晕就不可能存在。从这个意义上看，《灶王传奇》显文本的故事本身就具有趣味性、游戏性和自足自洽性。在显文本的灶王故事中，灶王作为功能性人物，勾连仙俗两界的空间维度。主故事第一层是灶王与仙界官场的日常工作事务，如他与城隍及高经承、仓大吏等的关系，他与龙王的来往，他与地府魏判官及其属下的关系，他与高元星君、小茅真君以及天宫、东岳七十二司诸衙门的工作关系，他与同事饼店灶王、铁匠灶王、田家灶王以及土地公公等的日常交往。主故事第二层则是灶王在俗界几个家庭里的故事，如小冠—王鸠盈的故事、董氏田家故事、曹府故事。而副故事则是“明朝那些事儿”：土木堡事变、夺门之变，以及后来的石亨、曹吉祥谋反案等。把“明朝那些事儿”作为一个历史时期的时间之维，也隐含着时间上的古今维度。据李浩言，把故事放在明朝土木堡之变时期来写，“它其实是随机性的”。金赫楠、李浩：《“寓言化写作”的深度和它“自成一体的天地”——关于长篇小说〈灶王传奇〉的对谈》，《芳草》2021年第6期。这是否意味着，这个历史背景是不确定的，是个可变量，可以指称任何历史时期（时代）？如此看来，《灶王传奇》的时空建构，就成为一种立体交叉的“仙俗—古今”的复调式结构方式。

在第一层叙述中，灶王“我”作为仙界官场最基层的官员，他既有原则性又不失灵活性，在他对城隍、龙王等的一一造访中，凸显了他的为官“为仙（人）”之道。当龙王通过灰衣河神希望“我”为龙王编写一出文过饰非乃至歌功颂德的戏剧时，善拍马屁的田家灶王替“我”满口答应，而“我”心里虽有不适，但也半推半就，并未提出不同意见。还有背袋土地对“我”的造访，无非是来向“我”行贿，希望“我”能为他的官职晋升向上疏通关系。看来这仙界官场也是一个“仙情社会”。

不仅如此，这个仙界官场还是一个机构林立、部门臃肿、人浮于事的“官僚”机构。小说详细描写了“我”到东岳泰山送验灶王记事簿的经历。为通过东岳七十二司的年检，自然是摩肩接踵的排队，因为误漏了一个城隍护房的“押角印”，不得不明日再来重新排队审验。七十二司，司司盖章画押审核查验，不断地排队、等候、盖章，凡十几日，要经历无数的白眼和冷脸。这些机关看似认真负责，各司其职，程序严苛，然而，“我”和铁匠灶王无意间发现了一个惊天“秘密”。他们看到了什么呢？“灶王记事簿。一册册，一本本的来自各地的灶王记事簿。它们杂乱而拥挤地堆积着，从罗汉崖的崖下一直堆上来，把整个山脚都堆满了。”李浩：《灶王传奇》，第196页，北京，北京十月文艺出版社，2022。原来经过如此严格审验查核的天下灶王记事簿，就这样被随意堆放在山野间，任凭风吹日晒雨淋，没有哪个仙官去看顾，哪怕瞄上一眼这些基层灶王辛辛苦苦认真记录下来的心血。在这里，李浩反讽性地揭示了仙界官场触目惊心的荒诞闹剧。众仙官们都在兢兢业业地按照规章惯性工作，都在真诚地搞形式主义，却没有人真正地为“仙民”负责。

当代作家评论 2023年第2期

仙界官场的荒诞还体现在各级官员不时地下界搞大检查，特别是朝觐时的各种仪式。小说第15章详细描写了天宫金碧辉煌、霞光万道、富丽堂皇的豪华气象。天庭等级森严，天规肃谨，众仙臣代表们仪容肃穆，行为齐整，他们在朝拜玉皇上帝和无极圣母之前，先要经历天庭容仪教化司和仪礼俱答司9天的培训教习。这种仪式上的高度步调一致、整齐划一，充分显示了仙权的威严和专横。然而，“我”无意间发现天庭驿馆床梆的内侧有一枚无用的钉子，这枚废钉子是否寓意着威严肃穆、整齐划一的天庭内部，也潜藏着不易察觉的“危机”呢？

《灶王传奇》的第二叙述层是灶王“我”在民间的几个人家的日常故事。“我”与小冠的故事贯穿始终。在“我”的帮助下，小冠得以投胎到通州的官宦富户王家，成为少爷王鸠盈。由于无意中救了龙王一命，小冠在投胎过程中得到特殊眷顾——保留前世的记忆，且可以跨越仙俗两界见到原来的灶王。成为王鸠盈的小冠迅速成为一个官二代纨绔子弟。也许因为前世贫穷，王鸠盈身上还残存着善良的种子，他沉溺于吃喝玩乐，乐于恶作剧，自知短寿便不娶妻生子，最终，为保灾民不被血腥镇压，只身前去谈判而被乱民杀死。小冠—王鸠盈好像一面镜子，从他身上，我们实际上看到了另一个纨绔子弟——曹家二少爷的影子。这位曹家二少爷吃喝嫖赌、残害民女的恶劣品质似乎比王鸠盈更多更著，以至于连累家族被满门抄斩。小说写到的“我”在董氏田家和曹府曹家担任灶王，构成了鲜明的对比：一边是贫病交加、悲苦惨凄，一边是锦衣玉食、穷奢极欲；一边是咒骂、恶臭、生不如死，一边是日日笙歌、夜夜豪宴。这种“朱门酒肉臭，路有冻死骨”的超级贫富不均，是灶王“我”的深切体验。

第三叙述层（副故事）讲述“明朝那些事儿”：土木堡之变，夺门之变，石、曹谋反等故事。这些故事不是“我”亲历的故事，是通过其他灶王们的闲谈海聊间接表述出来的。明朝统治者妄自尊大，盲目自信，固执专断，刚愎自用，导致土木堡之变。数以十万计的明军几乎全军覆没，瓦剌军乘胜袭扰，致使生灵涂炭，民不聊生，英宗被俘，使自宋朝靖康以来的中华民族再次蒙羞。于谦英勇抗敌，扶景泰皇帝上位，励精图治几年，但在扶立太子问题上，景泰皇帝私欲尽显；徐有贞、石亨、曹吉祥又出于私欲助力英宗夺门之变，于谦等人被腰斩；后来又有石、曹谋反被抄斩，牵连甚广。在这里，李浩虽然只是把这段历史当成背景来略写，却通过明朝朝野这些惊心动魄的权力争斗，浓缩了历代封建专制王朝历史残酷性的一面。

李浩特别善用“镜子”来辅助故事的讲述，而在《灶王传奇》中，实体的镜子虽然不存在了，但无形的镜子却依然存在。灶王就是一面大镜子，透过这面大镜子，我们看到了镜中复杂多义的景象，成为寓言化小说的寓意所指。我们在会心领悟中嘿然一笑，暗暗惊叹于李浩深沉的反思精神和凌厉的批判锋芒。

三、生存的宽厚度与可能性

作为寓言化小说，《灶王传奇》的寓意指向不是固化的，而是不确定的、繁复多义的，不同的读者可以从中发现不同的意义生发点。你可以从中发现那些你熟悉的现实，也可以发现那些陌生的超越于现实之上的东西。尽管李浩反对那种镜子式的模拟现实的作品，但并不妨碍李浩小说中充盈的现实主义精神，这种现实主义精神，李浩称之为“现实感”：“我们所要的现实本质上更是现实感的，它是通过虚构而达至的真实，它可以不完全地取自生活而需要对生活进行‘仿生’，让它看上去就像是生活生出来的那样，看上去，就是已经发生过或正在发生的‘生活’。”李浩：《“现实”的可能性》，《长城》2020年第1期。也就是说，李浩笔下的现实是经历过作家主观化合后的现实，带有明显的变形、虚构、综合化特征，因而更具理性色彩。然而，这也并非意味着李浩的小说属于某种哲理性小说，对于这种类似于奥威尔《1984》那样的小说，米兰·昆德拉曾不无调侃地说：“奥威尔所告诉我们的东西，用一篇论文或一本小册子可以说得一样好（甚至好得多）。”③④⑤ 〔捷克〕米兰·昆德拉：《小说的艺术》，第12、37、44-45、18页，唐晓渡译，北京，作家出版社，1993。而“小说的灵魂，它存在的理由，就在于说出只有小说才能说的东西”。③只有小说才能说出的东西是什么呢？“小说考察的不是现实，而是存在；而存在不是既成的东西，它是人类可能性的领域，是人可能成为的一切，是人可能做的一切。小说家通过发现这种或那种人类的可能性，描绘出存在的图形。但是再说一遍，存在意味着‘在世之在’。这样，人物和世界双方都必须作为可能性来理解。”④所以说，《灶王传奇》的最大寓意应该是对存在的诗性勘探。将人的生活和生存状态全面地呈现出来，寻求有宽度与厚度的存在场景，进而写出存在的多种可能性，这是李浩小说一直以来的追求。