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国“先锋”，应该或可能的样子

题目即指向、即趣味、即风格。就标题来看，李浩的长篇小说《灶王传奇》，两个简洁明了的双音节核心词，无论是“灶王”，还是“传奇”，都指向了世俗场域中毛茸茸的本土生活，隐含着观望与打量中国民间社会的内在诉求。但元叙事的不时介入、空间时间的魔幻交叉、形而上下的纵横捭阖，以及个体人生、社会文化、明朝历史的混杂话语，都让你看到，这部以“传奇”之名书写的长篇小说，并非简单的面向中国民间社会的通俗故事，而是李浩试图以现代先锋接通世俗社会生活的新探索，是以貌似通俗化的传奇叙事探索个体内心与现实批判的一种努力，也可谓西方现代主义与中国传奇叙事交汇融通的新创造。或也应由此追问，李浩的《灶王传奇》透露出先锋叙事的何种路向？21世纪文学的先锋之路究竟走到了何种地步？当下中国的先锋叙事又还有哪些新可能？

小神灶王与李浩式主体意识

李浩的先锋书写中，常见的是不同空间与时间中频繁出场的父亲与国王，这两类主题人物是李浩小说特有的先锋人物谱系。通过对这两类主题人物类型化、全方位、穿越性的雕琢营造，借不同体量与视角的主题书写，李浩竭力建构出独特的先锋性智识审问，进而踏出一个外在化的权力审视和社会文化批判的现代主义路标。正是因为父亲与国王这两类主题人物书写，李浩在“70后”一代作家中，形塑了自己的先锋智识书写风格。不同时代与语境中的父亲和驳杂话语场域中的国王，都是辨识先锋李浩的特殊标志。而灶王这一中国民间传统文化中最世俗化的神，如何成为小说书写（特别是对于李浩这样执拗的先锋小说家）的主角呢？李浩是不是要在前两类主题人物之外，另外营构别样的先锋主题与人物谱系呢？从《灶王传奇》中忧心尘世、关怀苍生的灶王来看，似乎显示出这一可能。

灶王是中国古代民间社会文化中最为习见的仙界小神，不少地方都有春节前祭灶的风俗。民间认为，灶王主要管理人们饮食和执掌灶火，同时监管考察和记录人间善恶，并向仙界汇报，以定来年福祸奖惩。这一普遍而习见的地方风俗，饱含着中国民间社会对基本生存要义——物质面向的饮食生存与道德面向的善恶评判——的重视。这样本土化、世俗性的仙界小神很少也很难成为现代小说（尤其是先锋性的现代主义）的主角，即便在中国古代文学中，也只有少数诗歌对祭灶风俗进行过书写，而非对灶王形象有所塑造。不过，文学需要剑走偏锋，叙事创造的先锋性也恰恰在这里，千人千面、世俗化的民间小神由此具有多向度书写的可能。于是，李浩让这一仙界小神成为传奇叙事的主角，让这个监管吃喝大事、负责善恶评判、跨越世俗与神仙两界的小神，来讲一段带有现代个体审问、历史文化审视和社会道德认知多重交织汇集的传奇故事。

在中国传统文化语境中，“传奇是指‘文备众体’‘尽设幻语’‘作意好奇’和‘假小说以寄笔端’，也就是具有综合性、虚构性、新奇性和寄托性的一类文言小说”，陈国军：《明代志怪传奇小说研究》，第5页，天津，天津古籍出版社，2006。唐传奇是其典型代表。而现代小说如何建构幻语特质、作意好奇的虚托故事，又如何能接续现代主义的个体审问，便考验着作家的功力。张爱玲在其名篇《传奇》中就认为，要“在传奇里面寻找普通人，在普通人里寻找传奇”，因此，传奇也可视为现代作家观照生活的一种审美方式。在此意义上，李浩即以“传奇”书写呈现灶王的先锋性自我审视与智识批判，灶王就此“传奇”起来，中国“传奇”也进而先锋起来。于是，小说中的灶王就携带着先锋作家“李浩式”的主体精神印记，来见识与追问世俗视域下的个体意识与社会文化。

与古典传奇小说不同，现代小说的一个重要功能就是个体经验表达与道义灵魂质询，先锋性现代小说的主题人物大都烙刻着作家鲜明的个体意识。无论是加缪《局外人》中的莫尔索、卡夫卡《变形记》中的格里高尔，还是莫言《红高粱》中的“我爷爷”“我奶奶”，都是作家经验的个性化、主体化呈现。对于执着于先锋性文学的李浩而言，如果抛开传奇小说的民间化、世俗性，把灶王视为李浩主体化、个性化的精神认知，或许可以发现这一小说角色更深地烙刻着李浩的主体意识。与此前父亲、国王形象处于被审视地位的叙事角色不同，李浩赋予豆腐灶王穷困书生的前世与此在仙界的世俗面向，这一别具意味的身份设定，投射出李浩的现代体验与主体认知。

透过灶王，李浩式的主体意识首先表现为个体存在意义的迷茫。豆腐灶王前世本是深怀悲悯恻隐之心的读书人，爱读“四书、五经，太白集、《美芹十论》、《文心雕龙》，偶尔翻过几篇《太平总集》，真是一心为功名，一心一意要做一个堂堂正正的君子，对这类‘不入高格’的传奇、志怪和笔记有着自然的排斥”。李浩：《灶王传奇》，北京，北京十月文艺出版社，2022。本文所引该小说皆出自此版本，不另注。豆腐灶王的一心功名与诗书资源都隐含着儒家身份的角色起点。此在仙界担任董家灶王后，看到前任灶王留下的诸多笔记小说，才发现“不入高格”的笔记小说很有意思，这又隐含着儒家书生意识向具有主体性的个体自我的转移。豆腐灶王前世今生的思想意识转换中，彰显着作家李浩的文人身份意识。

由于前世书生身份积淀而来的悲悯情怀与文人理想，灶王不断质问自己的身份与角色，这或许表明李浩试图借由灶王寄寓个体命运、角色担当等文人式的自我追问。实际上，无论书画创作还是交往行止，李浩都有着类似豆腐灶王一样的儒家情怀（尽管其文学观念深植于现代主义中），因此，不妨把豆腐灶王视为李浩的自我投射。豆腐灶王前世精于儒家诗书，西南堡战乱火灾后，灶王为救小冠东央西告，终让小冠重入轮回，而他在等级森严、规矩众多的仙界走了一条“人情路”，这其实就是儒家意识的内在呈现。及至在董家深陷困苦、恶臭和咒骂的日子里，读起曾认为“不入高格”的传奇志怪笔记小说，豆腐灶王开始陷入迷茫，不断追问自我存在的意义，最终认定了颇具现代性的规则与责任。深具儒家情怀的豆腐灶王，经由传奇志怪笔记小说的文化驱动，变成了规则的信奉者，这或又是灶王反思儒家人情社会后，开始向现代理性法则的转向，隐伏着李浩对当下社会的批判性审视。做了曹家灶王后，灶王享尽荣华，却离规则愈行愈远，直至曹家事变，再度沦落。经历寻常的谭豆腐家、孤苦恶臭恶毒的董家、官宦富贵的曹家，豆腐灶王终又去职候补。以神仙视角看尽人世与自我命运的流转，豆腐灶王再次迷茫，重新追问自我，更加意识到个体之弱小无力（这一认知极富主体性）。仙界赖以运行的规则颇显荒谬，而自己尽心尽职记录的善恶工作簿也被天界视为垃圾，灶王便放弃了主体性的自我认知，开始认为个体工作只是流水线式的一种谋生方式而已，显示出现代工具性的人的困惑与无奈。

灶王的迷茫困惑及至最终放弃主体意识，投射出李浩的现代个体审视与自我犹疑，也可以说是“70后”一代作家的自我认知与主体性思考，这是先锋文学从自我出发，审视个体与世界关系的重要命题。从这一点来看，灶王颇为类似徐则臣《耶路撒冷》中的“70后”群体，初平阳、秦福小、易长安等“70后”们和个体化的灶王一样，都经由个性经验书写，建构着当下时代迷茫的主体性无奈，都是“70后”一代自我意识的自觉呈现。“70后”作家中，徐则臣、弋舟、张楚、鲁敏、黄咏梅等主要从现实向度取材，具身地书写个性化的现代体验，表述属于这一代人的感性认知，形成了各具特色的人物谱系。而此前李浩始终以父亲、国王等外在的先锋视角表达智识化的个体认知，似乎一直站在高地之上远观社会，保持着疏离感。直到《灶王传奇》中的豆腐灶王出现，这个传奇性、本土化的仙界小神形象，开始寄寓着李浩更为深刻的自我审视性主体认知，从而呈现出一代人的主体性困惑与现代审问意味，结构出李浩先锋主题人物的新谱系，可谓中国式先锋文学形象的新突破。

人生与社会历史的传奇追问

在小说核心人物灶王以第一人称讲述的故事中，值得注意的还有那个可知前世与来生的“中阴身”角色小冠。战火中半死不活的小冠被灶王解救，并通过向龙王辗转求情后，地府判官保留了普通人家谭豆腐之子小冠的前世记忆，让其转世成为官宦之子王鸠盈，使小冠（王鸠盈）与现世人生及仙界建立起命运与精神的深度联系。小冠（王鸠盈）的转世经历及对前世今生的贯通认知与书写，极富人生追问的意义，显示出小说在人生哲学上的特殊意蕴。也就是说，由小冠而至王鸠盈的一身二人叙事设置，是李浩以传奇叙事来追问人生到底该如何度过的现代哲学架构，是传奇叙事带有先锋性、面向世界的人生哲学之思。

不同的思想土壤会孕育不同的人生观念与价值意识。德国哲学家叔本华认为，人生就是一场悲剧，“世界只是我的意志”，不消亡的意志是精神行为与社会行动之源，于是意志分化出繁复的欲望，人生痛苦由此而生。可能隐约暗合着叔本华的这一认知，李浩以传奇叙事将小冠前世设定为遭受欺侮、漠视以及温饱、尊严均不得满足的痛苦人生，隐含着与叔本华痛苦人生与欲壑难填的相似省思。前世小冠吃穿均受限，总是挨打受骂，还曾被诬赖偷了下蛋母鸡而被对方堵在门口痛骂，这些明晰存留于今生王鸠盈记忆中的痛苦成为转世后向死而生、欲望放纵的意志动力。于是家财万贯的王鸠盈，在知晓个体生命有限、看透人生意义后，就豪掷这有限的生命，变得“任性、乖张、完全不讲道理、让人头疼”。明知前世今生的王鸠盈认为，只有“玩够了、闯够了、闹够了”，“才不亏”这一生，还把自己前世的胆小懦弱、受人欺侮转换为今生随意射杀的暴戾。于是，这个带有阴阳双性、似乎看透世事的王鸠盈（因此具有消弭界限的后人类特质），就成为摆脱悲苦生活甚至恶意报复的生命价值观的最典型表意。

当代作家评论 2023年第2期

透过小冠（王鸠盈）一身二人、前世今生的叙事设置，李浩着实以先锋性的思辨追问着个体人生的活法、价值，及至类似于叔本华的人生之痛苦的报复性质询。李浩似乎要由此追问人性本善还是本恶的问题，也就是说，当人的温饱无法满足，尊严受到伤害，一朝得势便会滑向邪恶一端，就会从弱者身上汲取刺激和自我满足。然而需要注意的是，王鸠盈又未曾泯灭人性里的善良，他也懂事乖顺，并始终尊重灶王，及至后来不愿连累他人，为保护饥民而站出来谈判，最终被饥民所杀。这个看透前世今生的角色，暗藏着李浩对人生与人性多面的深切追问与审视，是灶王纠结难耐的心态与无法安放自己生活的现代性映照。

除了小冠与王鸠盈，叙述者灶王所讲述的故事还涉及灶王同仁交往、仙界秩序观照和明朝历史审视等，见出李浩瞩意要以这一极富传奇性的先锋叙事，含纳庞大的社会历史与文化信息。在灶王的个体生涯中，别有意味的是与田家灶王、大车店灶王及高经承三者的关系。田家灶王本是无处可去的候补灶王，豆腐灶王荣升曹府灶王后，以悲悯之心收留了他，让其帮忙做事。未料想田家灶王私藏心眼，让妻子将豆腐灶王的物品偷偷运走。其后，豆腐灶王不时发现田家灶王的鬼鬼祟祟。上天来使检查灶王工作，田家灶王因无法陪同出场而表现出不甘心。与田家灶王对照的是大车店灶王，面对豆腐灶王荣升而与其主动疏远，当豆腐灶王无处可去后又与其“再续前缘”。还有令人印象深刻的铁匠灶王，到处钉钉子，似乎要拼命留下生活痕迹。铁匠灶王每钉一颗钉子都要花费不少力气，他或许想要宣泄不满（地府的安排）、排解痛苦（西南堡大火）、表明激动（和豆腐灶王一起去上天），时时呈现出小人物在大时代中的不断挣扎与宣泄。这一系列仙界灶王显示出李浩的社会性批判，李浩以世俗化的仙界视角书写着与人间相似的复杂纠结关系，传奇由此映射着“无奇”性的民间社会。在传奇面罩下，读者可以看透与人间相似的仙界庸俗，传奇由此成为极富意味的先锋叙事面纱。

传奇叙事为小说的社会批判性建立了有效基点。对豆腐灶王与主管上级高经承、城隍的关系处理，始终无法避免难堪的仙界庸俗。前世身为书生的灶王时时审问内心，又身陷仙界庸俗话语场域无法自拔。受城隍关照进入官宦曹府后，灶王始终周旋于各种关系中，不时以美物上品侍奉主管上级。年底受命前往东岳泰山交接善恶记录簿时，忽然发现自己尽职工作、认真记录的善恶记录簿竟是堆满山脚的垃圾。灶王看到，表面堂皇主管善恶道德的审判者，背后却如此悖谬荒唐。灶王以特邀身份参加百叟宴，在繁杂程序、绚丽仙界的最高处，是谬不可及的仪式，高高在上的玉皇大帝也只是个摆设。借由传奇，那个规则中的灶王与城隍道德标准冲撞中的纠结难熬始终是现实社会与人生的投射，也是李浩以先锋性的传奇追问现实社会的必要路径。这一路径起源于中国民间传统，又接通了善政德治的中国儒家思维（城隍始终提倡自我的道德高标，其间包含着诸多虚伪面向），中间还掺杂着以规则为核心的理性思维，不难看到李浩在貌似通俗的传奇叙事中渗透着庞杂多元的现代思想。

李浩还以灶王视角来审视明朝的土木堡之变，审视帝王轮替、王侯穷奢极欲而又最终沦落不堪的悲剧。小说开头即书写了土木堡之变带来的民间灾难。战乱使朝中大臣与普通百姓的生活遭逢剧变，民间百姓如浮萍般在这浩大的历史洪流中无助沉浮，呈现的正是李浩对个体命运的尊重与珍惜，以及对历史晃荡中封建帝王制度的深刻审视与批判。进了曹府后，灶王眼见厨房内各种人等对主家官宦生涯、腌臜关系的议论，这更是一种民间视角传奇化的历史叩问。这些明朝实有的人物在灶王的视野里悉数丑陋出场，灶王与其一起发达荣耀、一起衰落困难，不难看出历史悲凉后面的社会质询与追问，也见出李浩试图以先锋性的传奇介入历史书写的新路径，是先锋本土化的中国尝试。