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找钥匙”，或21世纪初知识青年主体危机一瞥

从20世纪80年代开始，青年问题再度浮出水面。“潘晓讨论”中“人生的路呵，怎么越走越窄”的感叹，暴露出青年面对新时期社会话语转换的困惑，“社会主义新人”话语对于青年的感召出现明显裂痕。90年代，整合青年的文化—政治视野逐渐萎缩，而让位于社会—经济视野，青年更多被生产—消费的经济逻辑捕获，进而催生出一种共同的“中产阶级梦”。如果说90年代通过“个人奋斗”而实现“中产阶级梦”的叙事依然有效，那么进入21世纪以后，这一叙事遭到了一定程度的瓦解。当以为高考成功就能过上中产阶级生活的想法被房价和就业现实强烈挑战后，青年的社会心理行为发生变化。学者贺照田在2012年就敏锐观察到：随着21世纪初大学扩招与社会经济扩张的人才需求之间发生矛盾，越来越多大学毕业生甚至名牌大学毕业生无法找到理想的岗位，知识青年群体的“中产阶级梦”开始动摇；伴随房价一轮轮飞涨，“中产阶级梦”分崩离析。网络流行用语反映了这一社会过程，2006年的“蜗居”，其后出现的“蚁族”“啃老”“裸婚”等词汇说明青年正付出巨大心理代价对落差进行自我调节。随着中国经济高速发展期的结束，社会需求进一步紧缩，知识青年失落感更为尖锐，对于逼迫自己“考过高富帅，战胜官二代”的社会的不满将越来越大，其精神状况和对中国国内外政治的影响将变得更加令人担忧。见贺照田：《中产阶级梦想的浮沉与未来中国——以网络流行语为中心》，《文化纵横》2013年第3期。杨庆祥的文章《80后，怎么办？》杨庆祥：《80后，怎么办？》的初稿写于2011-2012年，2013年《天涯》第6期发表删节版，题目改为《希望我们可以找到那条路》，文章旋即又以原标题在《今天》2013年秋季号全文刊出。从“失败的实感”出发，对“规避历史虚无主义”“从小资产阶级的梦中惊醒”“厘清自己的阶级”“找到自我历史发展的关节点，并与宏大的叙事关联起来”进行讨论，将目光聚焦在出身于工人、农民或者小知识分子家庭的“80后”青年的物质与精神困境。近年，这一青年群体的危机有扩大化的倾向，社会上也诞生一个个“小镇青年”“小镇做题家”“失败青年”的话题；更年轻的“90后”与“00后”青年也被裹挟在从2017年“佛系”、2020年“打工人”、2021年“躺平”“内卷”到2022年“摆烂”所昭示的情绪与困境之内。

当代小说家文珍的成长，恰恰经历了这一危机的生长、变化过程。文学内外，她同步面临青年的身心安顿问题，其创作可视为对21世纪初青年问题的表达和探索。当然，青年是包裹性很强的术语，需要分层讨论。文珍笔下的青年群体特指21世纪初部分知识青年，他们通常都有类似的成长轨迹：即80年代出生于小城市（往往是南方）的普通工人、知识分子家庭，在北京这样的一线城市上大学、就业、恋爱和生活。这些“南方小城知识青年”受过完整的高等教育，与其他“小镇青年”“农村青年”相比，相对安逸的少年时代、优越的经济条件和文科教育背景让其浪漫化、理想化和脆弱性特征更为突出，看似更加接近那终将破灭的“中产阶级梦”。

文学的起点往往引发批评家的兴趣。《找钥匙》作为文珍发表的第二篇作品，被收录在2021年8月出版的小说集中，并且这部小说集也以《找钥匙》为名。显然，这篇作品具有特殊意义。

《找钥匙》以第一人称展开，讲述一个苦闷的青年寻求身心安顿的故事。张松从美术学院毕业，日常工作是在编辑部当美编画插图——自称画匠张松。对他来说，“艺术”与“面包”是两难的命题，美院毕业后，他既无法甘心融入职场规则，又无法在艺术上真正取得成就。自我出现危机的同时，爱情便成为替罪羊。张松与女友王艳从高中就相识，但多年的感情关系已近麻木。因为与夏鱼的一时冲动，他与王艳分手，并把已付了首付的房子赠给王艳。然而他又并不真正爱夏鱼。后来王艳结婚，夏鱼也有了新的男朋友，“死党”姜小兵找了酷似王艳的太太，而他只能继续精神漂泊。小说结尾处，张松向现实生活妥协，放弃艺术，顺应了市场，但最后失去梦想的张松在巴黎蒙马特大街以油画刀自尽身亡。小说带有模仿90年代小说的学徒期特征，但却刻画了张松这一无法持存的、孤绝的自我形象。

我谁也不爱，我心底默默地道，我不爱你们任何一个。

我的生活行驶在一个荒谬的轨道上，不知道自己终究会驶向什么地方。

我只是厌倦了，突然不想再继续。

如果我真的死了，那么我值得原谅吗？我一切的谎言，自大，自恋，茫失，没有才华，都能够被原谅吗？

关于自己，我总是无比幻灭。文珍：《找钥匙》，《找钥匙》，第288-302页，上海，上海人民出版社，2021。

首先，这个自我无法从与他者的关联中获取意义，因而是空虚的。这个自我生活在自己思想的界内，与外界缺乏真正的思想交流。他很难建立起真正的爱情或友情关系，更不用说像鲁迅所说让“无尽的远方，无数的人民，都与我有关”。其次，这个自我也无法建立与自我的认同（我与“理想”之间总是存在距离），因而是矛盾剧烈、不断内耗的。“自我”分裂成行动的“客体我”和反思的“主体我”。“客体我”与“主体我”存在着巨大的冲突，在“客体我”做出选择后，“主体我”总在选择之后以反思性的态度对其进行指责。“客体我”往往会屈从于现实或欲望，而“主体我”则会站在艺术或爱情的角度对其审判。问题恐怕不仅在于“客体我”，也在于“主体我”的认知结构。学院培养下的知识体系，并不能真正指导和滋养现实生活。悲剧的前提就是年轻画家的“中产阶级梦”——左手艺术，右手面包，“高尚”的职业，“理想”的爱情。从一开始，这一梦想就显示出自身的虚妄性。站在今天的角度，我们可以揣测这一“中产阶级梦”与这一无法持存的、孤绝的自我之间，具有内在互生关系。

文珍此后的创作沿着这条路径继续前进。她未对这一主体危机置身事外，而是以内在的思考、参与式观察来对这一危机进行书写。“找钥匙”某种意义上成为其创作之路的隐喻——一种向知识青年主体的深处与出路进行不屈探索的姿态。

一、“衣柜里的人”——无行动力的知识青年主体

从2000年上大学到2007年硕士毕业，文珍长时间处于学院环境之内。写作前期，大量小说涉及爱情主题。《果子酱》讲述寂寞的异域舞娘的单相思如何毁于一旦。《抵达螃蟹的三种路径》之《相手蟹》讲述同性恋群体另类痛苦的爱，《寄居蟹》涉及爱情中的冲动与虚妄。《我们到底谁对不起谁》以闺蜜自杀为线索引出同性恋“形婚”的悲剧。《狗》让人思考“匮乏”作为爱的构成性条件的悖论。《窥红尘》中可以观察到爱与“遗憾”“误会”的缠绕关系。在作家这里，爱情被赋予了特权，仿佛是某种本真生活的显影。爱情必定是“中产阶级梦”的重要组成部分。

知识青年向往真正的爱情。在文珍这里，真正的爱情拒绝工具理性的算计。《故人西辞黄鹤楼》嘲讽了对爱情进行算计的市侩行为。农业局的李处在同学聚会上邂逅当年的女朋友。李处心如鹿撞，目睹前女友花枝招展，一身名牌，不由得算计起前女友的身价。前女友算盘同样打得很精，一听李处是农业局的，立刻对他不感兴趣，搭上另一个当年曾经寒酸现在显赫的同学。李处回家后还不死心地打探足以吸引前女友的资源。“算法”“大数据”在当代文化中一度被奉为圭臬，但其“功利性”在文珍看来是一种耻辱。

如何定义“真正的爱情”？文珍做出多样探索。《银河》讲述一场婚后私奔。主要人物都在银行工作——“银行”（及其背后的金钱逻辑）是世界的象征秩序。与《第八日》中的顾采采相似，主人公是生活中唯唯诺诺、毫不起眼的小角色。怯懦的剩女“我”与已婚的老黄，发生了心灵感应。两人私奔到新疆，瑰丽多姿的风情让人心荡神驰，但彼此心知肚明，旅程终有归期，最终女主人公以惨烈的自杀完成对爱情的殉葬。

《气味之城》隐晦地追述了一场灾难性的婚姻，为《银河》的私奔提供了注解。《气味之城》中丈夫想要寻常夫妇的井然有序，而妻子则想要“真正的爱和真正的生活”。故事从离婚之后讲起。他回到家，“迎面扑来一股非常熟悉的气息。有点花生放久了的油哈气，又有一股类似百合花腐败了的闷香。还有猫的气味。那种特有的、养猫之家多半都有的猫食猫粪以及猫本身混杂在一起的猫味”。② 文珍：《气味之城》，《第十一味爱》，第1、2页，桂林，广西师范大学出版社，2008。

房间里是她特有的香水味，一张由薄荷、柑橘和柠檬以及迷迭香与龙涎香在一起编织成的暧昧之网。“这时他才感到一阵深切的不适不舍之感。实际上过去生活的秩序早已轰然坍塌，他却好像第一次感知到一种滞后数日的、无以言喻的痛楚。”

②妻子离开的原因很简单：是丈夫退化为又懒又邋遢的俗气男子，将她拖入一个龌龊、复杂的日常生活的泥潭中。拒绝庸俗，是知识青年在爱情面前的宣言。

向前追溯，《衣柜里来的人》更是《气味之城》的前传。它描述了一次说走就走的婚前旅行，以女主人公步入婚姻为终结。说走就走的勇气，源于女主人公内心对爱情落实到现实生活的不确定性。每到焦虑或与男朋友闹别扭时，主人公就会躲进衣柜——这在文珍的小说中是一个使用了不只一次的意象。主人公“我”恐惧随婚姻到来的变化，害怕因为接纳一个足够爱自己的男人而被拖入日常生活的泥潭。三年前“我”曾到过拉萨，认识了阿卡、塔叔、二愣子等人，这次再次躲到了拉萨。众人有意撮合“我”和阿卡，然而阿卡却看穿了“我”犹豫纠结的内心。两人一路骑行前往绝美的纳木错湖，这也是“我”的心灵之旅。“我”最终确认了对男友的爱情，而回到生活洪流中。有意思的是，当把这篇小说与《银河》《气味之城》对读就会发现，女孩的未来已笼罩着阴霾——哪怕再三确认的“真正的爱情”，也将要承受世俗生活的侵蚀与磨损，随时有跌落深渊的可能。

当代作家评论 2023年第2期

文珍对于爱情的看法是悲观的。尤其对于知识青年而言，爱情总是处于绝境之中。除了爱情自身的难题性之外，部分原因还在于，知识青年常常思虑重重，这些思虑又往往天马行空，不切实际。这些知识青年对社会的认识方式，更偏爱“旅行”“游逛”，那是一种现代的、充满城市生活气息的方式，同时这种身处局外的“观光”也限制了他们进入生活的深度。《抵达螃蟹三种路径》之《大闸蟹》，是男主人公的内心独角戏。他在影视公司工作，因筹拍电视剧找前期投资，结识了投资公司考察影视项目分析专员的她。随着感情升温，他不断琢磨她的食性与性格。她不吃葱蒜韭菜，他海鲜过敏。随即更多现实阻碍其中，影视剧投资打了水漂儿，他也求婚未果。“他失去她之后总是反反复复想起那些抱在一起睡觉的亲密时刻，想得久了，觉得人应该也可以学会冬眠，隐居，遁世。两个人相拥在黑暗寒冷的山洞里穴居，像苦行僧一样逐项关闭生理机能，只剩下微弱的体温互相维持，直到热量彻底流失殆尽，两个人渐渐昏迷失去知觉，最好时间步调一致。”

文珍：《抵达螃蟹的三种路径》，《夜的女采摘员》，第103页，贵阳，贵州人民出版社，2020。我们会发现这个男性角色是内倾的、收敛的、频繁思考的，但这些思考在现实面前暴露出了明显的无效性。

知识青年主体缺乏行动性。“躲在衣柜中”既是小说《衣柜里来的人》中的经典意象，又是这些知识青年主体的遁世与逃避的某种写照。他们“沉默”“宅”“自闭”“社恐”，显得无能和被动。衣柜是房间中的阴暗角落，躲藏在衣柜中，代表从社会的压力中暂时脱离——这种赋形原理让人想起契诃夫的《套中人》。知识青年总是无法形成有力的行动——“逃避”不是合格行动，“旅行”也欠缺改变现实的力量，“自杀”固然决绝却也可以理解为一种弱者从矛盾中抽身遁逃的极端方案。从主体实践的意义上，行动的前提是自由，唯有自主的选择和行为，而非屈从于外在力量，才可称为行动。那么，知识青年主体面对复杂的生活，如何能够采取本真、主动的行动去实现理想（爱情）？这在文珍那里不是一个容易回答的问题。

二、知识青年主体危机的诸多表征

如果说，初登文坛的文珍对知识青年命运的关切多出于自发和本能，那么在完成北大创意写作硕士学业之后，这一关切就具有了自觉的色彩，其观察就更多沉落在当代历史语境之内。在21世纪，青年主体的危机暴露出新的表征。除了爱情之外，独立、自尊、优渥的待遇与自在的休闲时光，是他们“中产阶级梦”的重要组成部分。文珍从以下几重角度描述了这一梦幻的破碎。