孙犁《书衣文录》版（文）本考释

《书衣文录》，就是将在书皮上题录的文字，整理刊录而成的一部特殊的散文集。它是孙犁一部重要的散文作品，也是中国当代文学史、书话史上的名著，它是孙犁在特殊的历史时期创作的一种特殊的文字，可看作是他的一种日记断片。“日记的私密性叙述形式，使作家拥有了独特的话语空间，思想自由驰骋。他们跟着自己的感觉走，记事、写人，直言快语，避免了公开话语中的某些顾忌，展现了个人批评独有的棱角与风骨。”刘增杰：《论现代作家日记的文学史价值——兼析研究中存在的两个问题》，《文史哲》2013年第1期。这些文字对于揭示作家性格特质、情感世界，研究“新”“老”孙犁在精神上的蜕变具有重要的意义。新时期以来，孙犁作为小说名家、散文大师的身份越发得到学界的认可，其研究也日渐繁荣。《书衣文录》自1979年问世至今已40余年，产生了为数众多的版本，有《耕堂杂录》本（172则，1981年）、文集本（172则，1982年）、文集续编本（96则，1992年）、山东画报本（271则，1998年）、全集本（284则，2004年）、文集补订本（281则，2013年）、人文增订本（285则，2013年）、手迹本（282则，2015年）、海燕本（474则，2017年）。各版本收录情况不断变化，笔者曾与王昕详细梳理过《书衣文录》的版本谱系，文章以《〈书衣文录〉的版本变化》为题发表于《中华读书报》2020年10月20日。故版本特别多，收录数量也越来越多。就单行本而言，就有山东画报本、人文增订本、手迹本、海燕本四种。为了便于论述，本文以2002年（孙犁去世）为界，分别对孙犁生前、身后《书衣文录》的版（文）本进行分析。

一、孙犁生前《书衣文录》的版（文）本变迁：“理性节制情感”

孙犁生前，《书衣文录》就有《耕堂杂录》本、文集本、文集续编本和山东画报本四种。尽管四种版本的编者各有其人，但孙犁亲自参与了《书衣文录》的编选，时间从20世纪70年代末到90年代末，故《书衣文录》各个时期的版本以及收录的书衣文就颇值得仔细分析。

《耕堂杂录》本（1981年）收录的时间从1965年开始到1976年为止，共172则，1974、1975、1976三年孙犁所作书衣文最多。而文集本（1982年）的书衣文与《耕堂杂录》本对比没有变化，倒是文集续编本（1992年）中有38条（1966年至1980年）早就写出但作者未纳入《耕堂杂录》本。而1998年山东画报本则把孙犁发表过的书衣文271则全部收入，成为孙犁生前最后确定的版本。从172则到271则，增加的99则中既有1981年后孙犁新写的书衣文，又有在1981年之前已写成但并未立即发表的书衣文。孙犁在1986年3月4日所写的《书衣文录拾补（上）》小引中说：“前之未抄，实非遗漏。或以简单无内容；或有内容，虑其无关大雅，或有所妨嫌。”孙犁：《书衣文录拾补（上）》，《天津日报》1986年3月29日。从《耕堂杂录》本到山东画报本，孙犁的书衣文主要有三个方面的变化。

第一，披露了作家更多情感与生活的细节，这部分书衣文在作家生前删减的内容中占据很大的比重。这也是孙犁晚年生活与情感中不可回避的一部分内容，对于作家情感心理以及晚年精神人格的形成产生了很大的影响。孙犁的妻子去世后，子女已成家立业，无人料理他的生活，孙犁有了续弦之意。1970年10月，经朋友介绍，始与江西张保真女士互通来信，二人也互生好感，1971年10月，张保真来津，二人同居。但好景不长，两人结合后不久就产生了隔阂，张的行事作风，让孙犁深感痛苦，1976年初终于结束了这段关系。“这场婚变既是孙犁生活的转折点，也对其创作心态以及艺术风格的改变都产生了重要的影响。”刘运峰：《孙犁晚年的一场婚变》，《新文学史料》2014年第2期。他对此耿耿于怀，不愿过多提及。在1981年《耕堂杂录》本中，与这段往事有关的书衣文只有寥寥几则，有的不免有些隐晦，展露的均是关于二人感情生活的细节，点到为止，没有透露更多。直到其后陆续刊登出的作者有意删减的几则文录，才开始展露出事件的全貌。如1974年8月17日，有两则，《历代诗话》一条有“一、二年中，风波时起。猜疑深匿心中，遇机即暴发，恐终至于决裂。处事：明而后决，不留疑窦；行之而疑，我之大过（上册）。自寻烦恼，不能尤人。又不能达，又不能忍；痛苦将愈来愈深（下册）”。在《脂砚斋红楼梦辑评》一条中又有“深念情欲惑人，踏入时，直如黑白不辨，是非颠倒。及至脚下，感到泥泞，则有愈拔愈陷，灭裂而后已”。此两则证实，二人之间的嫌隙自1974年下半年就已经产生了。

作于1975年2月22日的《龚自珍全集（上）》中的“昨夜梦中惊呼，彻夜不安”，3月13日在《客余茶话》中记的“昨夜新纠纷起，余甚惑”，以及《七修类稿》中“近日情状，颇似一篇聊斋故事”。可见二人间矛盾已经很久，这才有了3月17日此前已辑录过的《现存元人杂剧书录》中的“有晚离不如早离之想”。3月26日《弢园尺牍》中又有“整日烦躁，晚尤甚，而艾文会来”。3月27日在《续藏书》中提到了张保真，“张为购此纸，变花样，实不雅观”。因此，也不难猜到孙犁为何事烦躁，甚至只是一张书衣纸，也引起了孙犁的不满。4月2日，又有两则，《郑板桥集》中有“三月末，家来客，二位小姐。余心不靖，意态有烦。而张以为慢，遂强打精神应付之。今日下午，二客外出，乃裁纸包书，而心中甚不平。此病态也，余当戒之”。当晚又在《梨园按试乐府新声》中有“送走二位女郎，正要情景，晚上小伙子又来探问，实令人烦”。由于二人在生活习惯、为人处世等方面的差异，张保真频频上门的访客，也加剧了二人之间的矛盾。5月份突然又有一则，《七种后汉书》中有“十四日晚，余已睡下。因事激动。及起身小解，全身寒战不已，过去无此现象。时时有伤身之忧，而又不能断然处置，后患正无穷也”。

后续刊登的内容也使得1981年《耕堂杂录》本中不甚清晰的生活片段更加连贯，有迹可循。两人于1975年4月初有离异的想法，不难推断，在《耕堂杂录》本中，1975年4月7日与4月8日的两则书衣，恐是经由此事作家生发出的感想，即《许庼学林》中“其来也不意，其去也不解，如花如露，如影如幻。晚年脆弱，非幸运也”，以及《唐代长安与西域文明》中“粘连破纸，窗外春光，映射桌案，追怀近事，心实惑之”。

孙犁是一位多愁善感的作家，也是一位对美有着执着追求的人。这种对美的追求也转化成对于爱情的浪漫与多情。自1970年二人通信以来，对张的情感投射成了作家精神和心灵上的主要寄托之一，可惜好景不长，两人性格不合造成家庭生活危机频发，冲突不断，但在感情上仍旧分分合合，难以明断，在矛盾冲突中以及情感上的反复磋磨对于作家的精神和身体造成了很大的负担，从后续补录的书衣文上可以证明这一点。直到1976年这段情感关系才正式结束，这段失败的感情纠葛郁结于心，加重了作家深沉的忧思与人生的悲凄感。1981年孙犁在《灵魂的拯救》一诗中写道：“我在爱情上的收获/是最失败不过了/我直观看人/感情用事/没有远见/不明后果/我常常从爱情的阵地上/丢盔卸甲/大败而归/甚至没有了/重整旗鼓的勇气。”这是孙犁晚年对于感情的反思与总结，而这一段故事的诸多细节均刻录在书衣文中。

第二，书衣文作为作家在特殊的时代中坚守自我的最后阵地，留下了作家椎心泣血的感喟之声与针砭时弊的愤激之语。在初版本面世之时，出于对时代语境以及作者性格心理的考虑，这部分书衣文对外隐而不发，但这些未展露的书衣文其实更真实地记录了作家思想上的流变轨迹。书衣文录作为作家特殊的日记体，保留了一片特殊年代里独立的话语空间，同时，这个话语空间的存在也展现了作家“自我灵魂”刻骨铭心的搏斗历程，“重建或者呈现了真实的历史语境”张高杰：《论现代作家日记的价值多重性》，《前沿》2010年第4期。中作家思想史的流变轨迹——“新”“老”孙犁的蜕变。从1956年至“文革”结束后，“十年荒于疾病，十年废于遭逢”，作家曾两度搁笔，直至粉碎“四人帮”，时代才为作家大胆表达自己的情感提供了广阔的思想空间。但数次的政治斗争，让孙犁成了惊弓之鸟，“进亦忧，退亦忧”，作家面对的是入世的“感性”心理与出世的“理性”行为之间的挣扎，精神上“农民式的务实，儒家的社会关怀，革命生涯中积淀的对于国家、民族的责任感”，阎庆生：《晚年孙犁研究：美学与心理学的阐释》，第158页，北京，中国社会科学出版社，2004。以及在过往的政治运动中，历经磨难，阐发深刻，沉积亦深，使他形成了敏感的“感性”心理，因此，他只能在题录的书衣文中宣泄情感。另外，他以道家思想修身养性，不理世事，在枯燥、烦琐的琐事里消磨自我，外化为一种洁身自好的“理性”行为。因此，部分书衣文言辞激烈且一针见血，但因其指摘时政，虽业已成文，但作家并未做公开发表，正是这种“理性”发挥了作用。

例如，1980年3月有一则《五种遗规》，《耕堂杂录》本出版时虽已写成，但作者并未发表，内容如下：“古代之有刑法，使民有所畏惧，岂止为统治阶级利益哉！古人有道德伦常之说，岂止便于奴隶主之统治哉？道德、伦理、教育、法则，经历史证明，乃全民之所需，立国之根本。经济、文化发展不可缺少之因素。当变革之期，群众揭竿而起，选士用人，不可拘泥细节。大局已定，则应教养生息，以道德法制教化天下。未闻有当天下太平之时，在上者忽然想入非非，迫使人民退入愚昧疯狂状态。号称革命，自革已成之业，使道德沦丧，法制解体，人欲横流，祸患无穷，如‘文化大革命’所为者。道德伦理观念，成就甚难，进化甚缓。但如倒行逆施，则如江河决口，水之就下，退化甚易。十年动乱，可作千古借鉴矣。”这段直言不讳之语，经作家思虑再三，最终还是藏而不露，因此，书衣文录作为坚守自我意识的一片心灵领地，并非甫一出场就展露出它的全貌，而是通过再三披露的书衣片段，一点一点地展现在读者面前。

当代作家评论 2023年第2期

“能安身心，其唯书乎！”孙犁对于书籍的珍视与爱重已经近乎“痴”。“文革”后的几年，他将全部的心思放在整装书籍、包装书衣甚至题录文字上，意外造就了一片心灵与情感的寄托地，而书衣文作为作家装遣旧书时发出的所触所感，以书事暗喻人事，作家人书合一以针砭时代之弊，因此不少书衣文写成后都未能在第一时间得见天日。如1972年11月的《广艺舟双楫》中有“久别重逢，如久违之石。惜君尘垢蒙身，亟为洁修整装，亦纪念此一段经历也。附记：此证余已搬回原住处，然身处逆境，居已不易。花木无存，荆棘满路。闭户整书，以俟天命”。另有1981年所作《谈龙录 石洲诗话》中“昨日报载，市人民图书馆员，盗窃书籍一千余部册，卖得二千余元（所盗卖尚有文物）。其中有《营城子》等贵重书籍，每部所得仅二元耳。藏书家将一生珍爱，献于此等人之手。仪式举行后，即随意堆放，无人负责，一至于此。早在预料之中矣。消息中有‘震损图书’一词，甚怪，书籍尚能震损乎？”书尚不能周全，亦可见人心浮动至此。将书之遭际与人之遭遇暗合，逢此遭际，书虽无怨，人却有情，这种自怜自伤的感怀之情与对时代遭逢的感喟之意，都刻录在书衣文录中。

第三，从《耕堂杂录》本到山东画报本，还有一些书衣文，基于对作家个人形象的考虑，不做公开发表。如1974年12月14日，《商务版学生字典》一条有“余识字不多，典故知识尤少。但不好查辞书。此次大部辞书失去，只留此小字典。老年多忘，愿养成遇生字即查字典之良好习惯，减少念写白字的过失”。又如《弢园尺牍》一则有“整日烦躁，晚尤甚，而艾文会来。告以病，不去。伺余用饭毕，此公之故态也。附记：此实文会对我之关心。文会已作古。求实心、热心帮人如彼者，今已难矣。余好烦，得罪好朋友，而文会不以为意，甚可念也。文会晚境寂寞，思之黯然”。在孙犁晚年自省的一些文章中，我们了解到孙犁性格急躁，好冲动，易为小事大动肝火。阎庆生在《晚年孙犁研究》中揭示了孙犁在性格和行为上的矛盾：“他固然清高、孤僻、耿介，但又优柔寡断，胆小谨慎，而因多年养成的相当厉害并泛化到待人接物的全经验洁癖，未免过于爱惜自己的羽毛。”阎庆生：《晚年孙犁研究：美学与心理学的阐释》，第18页，北京，中国社会科学出版社，2004。这种性格的特点，部分解释了个别书衣文不做公开发表的原因，这也是研究孙犁的一个“枢纽”。

总之，孙犁生前的《书衣文录》各种版本由于有作者的参与，不少书衣文并未收入。作者这样做，除了对书衣文这种从私人话语向公共话语的转换有所顾虑之外，与外部的政治环境、作者个性等也密切相关。这些未收的书衣文中留下了不少信息，对理解孙犁晚年的思想、生活、个性等均有助益。尽管孙犁生前一些书衣文陆续得到了披露，但与身后出版的手迹本相比，其生前仍有意遗漏和修改的书衣文数量非常多。因此，孙犁生前的《书衣文录》各版本均是作者“理性节制情感”之下的产物。