须弥入芥子,烟霞出精神
作者: 申霞艳魏微的小说语言讲究、气质雅正,她追求韵外之致、情深旨远,她的文学追求给数据统治的“文学场”意味深长的启示。2022年年末,40多万字的《烟霞里》由人民文学出版社出版。这是魏微的“天命”之作,是自我的复活与扩大,是近距离对改革开放时代精神的细绘与“深描”。《烟霞里》呈现的是人与历史的双向互动,跨代性与同时代性错综,人物置于广阔的人“间”,非但主角田庄“在历史中成长”,母亲孙月华在舞台中央也极为活跃,着墨不多的外婆章映璋、姨奶奶章一花、姑姑田家凤、姨妈孙月亮、妹妹田禾以及背后的男性也都在历史情境和相互关联中获得参照、情感与意义,他们共筑起时代的情感结构。
一、编年结构与史诗意识
编年体是历史叙事的一种重要方式,在很大程度上已与纪传体互采众长。编年体在宋代获得长足的发展,为唐代诗人修年谱也渐成诗学研究的潮流,沉淀出一套以考据为核心的编撰年谱的方法。近代西学东渐之后,梁启超、胡适等借鉴西方的治学方法审视传统的年谱编撰,并以自身的学术实践对之进行更新。胡适指出,“若年谱单记事实,而不能叙思想的渊源沿革,那就没有什么大价值了”,年谱不仅要记载谱主的“一生事迹,还要写出他的学问思想的历史”。(1)年谱如实反映谱主的身世和著述是基本层面,还要能够通过家世、学校教育以及社会交往、游历、思想等方方面面探险谱主的精神结构与内心的欲望世界。
定居广州之后,魏微试图进入梁启超的世界,渴望以此勘探这片土地的精神传承。《烟霞里》透露了蛛丝马迹,女主田庄出版过一本专著《梁启超和他的时代》。在新书发布会上,魏微表达了对梁启超的敬意,她梳理了自己由梁启超进入他的时代、著述和“朋友圈”的读史心得。小说家读史主要在感受,感受伟大的人,感受人际与历史的互动。某种意义上,梁启超是魏微的心灵导师和致敬对象,他研究历史对“现存之实迹”的重视也深深地影响了《烟霞里》的史料遴选。梁启超给近代中国带来头脑风暴,理解来自岭南的康梁师徒,才能更深地理解中国的求变之切,进而理解20世纪末的改革开放为何选择南方沿海成为前沿阵地。在广泛阅读年谱的过程中,魏微悟到某些诀窍并立志以编年史为小说结构,具体的年表形成清晰的时间之流。灵感让脊柱兴奋地颤抖,但编年仅是灵光一缕,要融为长篇的血肉还需要抚平时代皱褶,“按照一种符合我们此刻观念的秩序,在库存记忆中进行挑选,抹去其中一些,并对其余的加以排列”。(2)《烟霞里》的前言和尾声中,作家魏微将自己降格为一个统稿润色者,将各部分的著作权拱手让给“田庄的朋友们”,这是小说家的诡计,是“假雨村言”,为“我们”全知叙事、历史资料插入、回忆调查后置叙事以及各部分的不和谐、比重不当及个别的走调做好铺垫;但也是魏微的心迹,这一切不过是借她之手,全都有据可查。
具体到对大历史的遴选,魏微参考了影响广泛的历史著作《光荣与梦想》,威廉·曼切斯特出身工人家庭,幼年剪报的习惯培养了独到的眼光和史识,他以短兵相接的方式讲述美国从1932年到1972年40年的“创业史”,这是整个世界格局发生深刻变动,不同社会制度激烈博弈的转折时代。史著从“补偿金大军”事件写起,覆盖罗斯福总统带领美国走出经济大萧条,“二战”后美国经济崛起,肯尼迪对文化艺术的高度重视,最终称霸全球,一直写到尼克松水门丑闻。史著遴选典型案例和富有时代特点的语言,并辅以摇滚乐、广告词等反映民众生活的流变与“美国梦”的万丈光芒,这种穿透“庙堂”与“民间”壁垒探求历史内在逻辑的叙事方法深深地影响了新闻界和史学界。
《烟霞里》截取历史的“短时段”,却以“长时段”的视野来审视我国的现代化道路,探询中华民族精神的深层结构。小说以田庄之眼撷取新闻史料,让历史内化于人事,以追求总体性大于史料之和的叙述效果。知青下乡与回城对应田家明兄妹的青春选择;恢复高考,田庄的姑丈赶上了;城市扩张、户籍松动,田庄家得以迁入清浦,孙月华赶上了“下海”赚外快;世界格局剧变,中国大陆与台湾通航,亲外公浮出历史的海平面,田家震荡。南方谈话吸引了田庄负笈南下广州求学,股市风浪中田庄人未到,身份证被借用先到深圳一游;1997年香港回归,2001年加入世贸,标志全球化正式开启,同年“911事件”发生,世贸大厦倒塌,与全球化密切相关的大事件并置产生巨大的叙事张力。2003年春广州发生“非典”疫情,罗大佑演唱会照旧人山人海,南方气质油然而生……这些大浪波波相连,都从我们身边涌过,以草蛇灰线的方式勾连起人物命运,千头万绪,耐人寻味。
1970年至2011年是主人公田庄的一生,亦呼应改革开放史,堪称全球化时代中国的觉醒和崛起年代。1978年5月,关于真理标准的讨论成为思想解放和精神启蒙的引线。1978年,农村家庭联产承包责任制政策的出台是启蒙思潮与乡村资源极度枯竭的现实、求变的民意等多种力量形成的合力。犹如历史学家黄仁宇从无重大事情发生的“万历十五年”中发现明代的转折,小说家亦能从世道人心中勘察历史的风吹草动。晚清孕育了五四,80年代改革的根深植于70年代的土壤之中。
编年体给小说带来一种创造性的刺激,一是将小说从唯故事性中解放出来,人物可以从故事之窗探出身子,感受时代的花香,也可隔空对话,为叙事营造氛围感,夹叙夹议夹抒情,文风活泼,意蕴灵动;二是以年谱为经能将宏大的长篇小说分解,40多万字的巨大体量被分解为41份,心理压力减轻,让善于书写中短篇的魏微驾轻就熟,得心应手,闲笔、留白各得其所;三是年谱技巧将叙事的注意力引向时间,加强历史参与度,建立了多维度、饱满的历史意识。以非常具体的年份阐释人物与时代政治、经济、文化的深层关联,新闻事件的参与增强了真实感,历史光线照亮了整个叙事空间,照亮了次要人物乃至跑龙套的角色,照亮了时代尘埃眷顾的细小角落。当然,作家的这种跨界寻求小说形式的努力本身是先锋实验所倡扬的自由精神之花,也是思想开放之果。
二、家族记忆与城乡变迁
《烟霞里》讲述了田家三代不同的进城方式,向外寻求人物与时代的同频,向内追求细节的呼应。“到城里去”是改革开放的总号角,不同方式的上城故事渐次打开。祖辈的故事被戏谑为一句章回小说的标题,“外婆远走他乡,爷爷魂归故里”,前后对比浓缩着两种信仰、两个党派、两套方案。神秘的姻缘包容了冰火两极,他们成了田庄的爷爷和外公。黄仁宇认为,“血缘关系”“性关系”“经济关系”乃人类三种最基本的关系,这也是家族小说书写的重要内容。所谓“家国同构”,即大历史落实于小日子,伦理关系、党派关系在家庭内部相互交错,古老的忠孝两难演变成信仰与血缘的冲突,如《白鹿原》里鹿家兄弟分属两个党派,《尘埃落定》兄弟相残,类似的情节成为当代家族小说情节发展的重要动力。
魏微无意对历史进行正面强攻,她以迂回的方式进入时代,几次别具意味的更名曲径通幽地抵达历史的腹地。田英俊/田伢儿看似是书面姓名和昵称,实则是两种迥然的身份、命运及认同。田英俊的名字响亮,散发着革命豪气,能登大雅之堂;伢儿随意,混含着乡村的亲切,农民像植物一样,是泥土的一部分,没有自己的历史,对名字无所谓,对生命亦无所谓。田伢儿成为田英俊实属偶然,陪东家孩子读书识字、参军,偶然的机遇却耦合历史大势。大地主李家两个儿子一个死于革命,另一个新中国成立后被革命,身处历史势能中的革命者田英俊也只能唏嘘,面对故乡他只有沉默。后置历史叙事是合目的的,而历史本身却是诡谲的。
同爷爷一样拥有两个名字的还有田庄的外婆姊妹和母亲。章家是当地的大家族,“家世必跟家族相关联,家世是纵深,家族是广度,枝繁叶茂,多子多福”。(3)外婆章映璋是县太爷家的掌上明珠,知书达理,与丈夫青梅竹马,亲上加亲,可惜历史没有站在外婆这边。一场混战,半世离乱。外婆终生受情义所累,在小姑子和家公要带她们母女撤退去台湾的时候,她惦念仍在战场上的丈夫,后来丈夫随军撤到台湾,从此杳无音信。外婆独自带着女儿守了10多年。为了免受国民党身份的连累,让女儿能够读书,外婆听从堂弟的安排改嫁,不无痛苦地嫁给七里村的孙开吉,女儿徐晓芸更名为孙月华,姓氏也连根拔起。女儿修正了身份,顺利读到初中,毕业却遭遇“文革”。孙月华知道自己的前世今生,知识启蒙的加持使她产生要做人上人的执念,在户籍制度森严的时代依然对城市有种疯狂的向往。孙月华终其一生被这种欲望所控制,用心理学解释,是残缺受辱的童年造成畸形的人生。而外婆姊妹拥有富盈的成长时代,一直葆有不大受外界侵蚀的内部世界。姨奶奶嫁给上过战场的胡广大,成为革命家属,更名章一花,从此名正言顺,但生的孩子却没有一个遗传母家读书的基因,只能穷下去。姨奶奶在乡村受穷一辈子,终日绣花,将自己的命运织进一针一线之中,到老了将自己托付给了主,找到精神寄托。
家族史的起承转合中蕴藏着一代代女性的辛劳、隐忍、牺牲与沉默。男性渴望建构伟业,女性想往安然静好。秩序是对生命力的压抑和对欲望的安放。这几乎是生命的悖论,也是改革开放的悖论。环顾历史,生命野性与秩序规训的博弈内塑一治一乱的节律,现代化渴望从这种一治一乱的周期漩涡中汲取教训,寻找可持续发展的动力和一种更高的文明。近代史是一代代寻找现代方案的轨迹。
历史选择了田英俊,他参加革命,改天换地成功,组建根正苗红的革命家庭。儿子和女儿都积极响应上山下乡政策,但兄妹的想法截然不同。聪慧的田家明热爱学习,对中国的前途和命运有自己独特的思考,渴望改变李庄父老乡亲的命运。妹妹田家凤被自己一腔青春热血所激荡,选择去边远的内蒙古插队,却在真实的困窘中自虐、绝望,迅速梦碎。革命豪情无法对抗循环往复的单调和贫穷,渴望治愈环境的青年们到底被环境修改了,个人意志无力回天。
革命也好,“文革”也好,改革也好,贯穿着20世纪,贯穿整个近代中国。地理大发现、工业革命、思想启蒙运动、贸易全球化带来了世界格局的现代转型。《烟霞里》讲述“乡土中国”如何变成城市中国、现代中国,城乡观念的剧变深深地镶嵌在字里行间。乡村的贫穷、闭塞、落后是革命的原动力,也是改革的动力。因为穷,爷爷田伢儿被动员参加革命,才会成为新中国成立后的田书记。因为穷,父亲田家明才会渴望通过上山下乡去改变父老乡亲的命运;因为穷,他们夫妇才会拼尽全力重新将家搬回清浦。穷则思变,否极泰来,穷中酝酿着变革的力量。
故乡李庄成为结构性贫穷的化身。在爷爷田书记的眼中,(乡亲)“他们一概过得寒窘,破衣烂衫,神情瑟缩”,“他们过分谨小慎微了,看他的眼神是仰视的,把他抬在高处,把自己留在低处”。(4)父亲田家明对乡村一穷二白的认识是知识而非感受:“他从五岁离开李庄,乡村记忆几近于无,只知道穷,不知道穷成那样,有饿死人的现象。”“中国的贫富之差不在东西、不在南北,而在城乡……那才是真正的底层,物质的,精神的,身份的,自尊心的,什么都见底了。”(5)李庄的家是“黄泥土坯墙,三间茅草屋”。(6)田庄在江城爷爷奶奶家与李庄父母家轮流居住,小小年纪就敏锐感觉到城乡的衣食住行全不一样。但魏微的长处是具有综合感,在江城爷爷奶奶的家里,老人的精神往下坠,田庄成为家庭的中心和活力的源泉;在李庄自己父母家里,有她和弟弟带来的希望,尤其搬到县城之后,整个家洋溢着昂扬明快的调子,歌声飘荡“在希望的田野上”。
魏微避免将贫/富和城/乡置于二元对立的位置,避免将苦难等同于道德,她以具体的生活场景召唤感受,呈现差别。数学谈论概率、比例,社会学研究结构、阶层,文学则是塑造活生生的个人,历史润化在每个人的生活和情境中。并不只在李庄才发现穷苦,清浦县城也穷,普通市民阶层的下滑与郊外农民乘改革的春风扶摇直上形成对比。穷是无相的,它能镌刻进一个人的自尊、气息与皮肤之中,烙印在人生的任何时刻,畸变为一种控制欲。穷人无所谓家世、家谱,他们像植物一样荣枯,随季节湮灭,也随春风再生。当我们不再将乡村诗意化为“桃花源”,我们才能理解改革开放的意义。
三、生死奥义与烟霞精神
田庄的成长是《烟霞里》的核心,她对出生地李庄、县城清浦、江城到大都市广州都有一种难言的深情,细腻的情感是小说的生命之源。田庄的人生地图为这一代人所共享,是中国现代化、城市化的微缩景观。《烟霞里》纵向的代际对比和横向的关系参照呈现出不同的人生、家庭以及人伦模式。革命成功后,祖母被田英俊接进城里,而五婶被丈夫抛弃,遗留乡下,两人命运云泥之别。田庄与丈夫王浪家都是阴盛阳衰的模式,王浪的父亲从事地质工作,常年在外,在妻子心中毫无地位,意外地因为儿子有了安稳的晚年。田庄父母晚年投资失败让整个家庭陷入僵局,正值盛年的田庄的猝死,与原生家庭的重负不无关联,亦与叙事人对衰老的恐惧相关,就像曹雪芹无法让《红楼梦》容纳一个重步父辈覆辙的贾宝玉。田庄周边同学、同事每个家庭都有不同的问题,共同的问题是父子代际价值观彼此抵牾,父辈要求孩子孝顺,听从安排;而子辈进入了一个崭新的现代,他们追求自我实现,个性张扬,不肯重复父辈的人生道路。从某种程度上说,这也是开放的代价,欲望被刺激,自我被放大,家庭内部的代际交替无法有序进行。逢改革开放,里应外合,观念冲突更甚,家庭失序。